尽管中共的创立者之一是苏俄派来的特务，尽管南昌起义的筹划阶段打下了苏联烙印；但是，南昌起义最后却是在国产国际并未明确批准、甚至含蓄表示不赞成之下而独立发动的。起义领导人为“独立”付出代价，受到处分，但是，中共的党军毕竟从此诞生
◆高伐林
在我上篇博客《关于南昌起义我刚刚知道的故事》后面，有网友跟帖说：“只要共产国际哼一哼，（中共）总书记都可以被拉出来抽嘴巴”。这话未免过于夸张。不过，中共确实是由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策划成立的，这在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吧。这样说，并不否定中共的成立有自己国家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要，也不否定诸位中共建党先驱的奋斗精神和开创功勋，只是陈述史实而已。
尼克尔斯基是个什么人？
在中共官方认可的《建党伟业》影片中，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有两位外国人，他们实际上就是来中国创立中共的钦差大臣：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就说明，即使最擅于制造历史记忆黑洞的中国官方，也无法抹掉中共创立时的外国痕迹。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另有学者提出尼科尔斯基（一译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参见朱泽春《略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查马林是共产国际正式代表，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而尼克尔斯基很长时间都查不到其真实身份，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干脆不提尼氏，即便提，也只是承袭包或张的说法，关于他的情况则一无所知。
此人前来，总有个正式身份吧？没有身份及相应的证件，如何取信于中国建党先贤？中国人总不至于因为路遇一位外国人，听他忽悠就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舍下身家性命，为争取中国解放而跟政府对着干吧？！
很长时间，苏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也说不清道不明。直到近年，俄罗斯和蒙古学者终于查到尼氏档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长倪兴祥和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徐云根两人合写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评》（出处：中国网文化中国）中透露：
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任务主要是：1、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2、担负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3、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华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而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
——原来前来中国创立中共的两人之一，是一个苏俄特务！我的天！ 倪兴祥二人的文章没有谈到尼克尔斯基的结局：1938年，在斯大林展开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当成间谍枪毙。
苏联人参与策划武装起义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条加入条件中的第17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不过，中共政党的创立者之一虽然是苏俄派来的特务，但是中共的军队，却是独立自主缔造的：尽管南昌起义的筹划、发动阶段，打下了苏联（共产国际）烙印；但是，南昌起义最后却是在国产国际并没有明确认可、甚至含蓄表示不赞成之下而发动的。
如果说建党是中共登上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幕，1927年，已经进入了第二幕，洋人主角换了人：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
罗明纳兹曾多次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要发动起义。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曾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的描述：“由于罗明那滋（即罗明纳兹，又译罗米纳兹——老高注）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即布留赫尔的化名）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张国焘回忆，商讨时，布留赫尔建议最好能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行动，那样的话将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否则，“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义后该怎么办？布留赫尔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是革命的中心，工农群众觉悟较高，而且南下广东东江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来自苏联的援助，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图举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尔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你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这些回忆和文件说明，在南昌起义的策划阶段，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都直接参与。
不仅南昌起义的策划有洋人直接参与，而且整个部署，都是报共产国际审批的（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其实，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对中共发号施令，用《红灯记》中李铁梅的话来说，“不拆墙，也是一家子！”——对中国的事儿，苏联从来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
斯大林的潜台词
就在上述密商的同时，莫斯科答覆了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请示。这个答覆，却大出中共党人意外。
张国焘回忆，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会上，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覆：“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
紧接着，罗明纳兹语锋一转，板起脸孔教训张国焘：“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中国大陆《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6期，刊登徐元宫的文章《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证实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并进一步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徐元宫的文章说，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覆，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覆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从这封7月25日覆电来看，斯大林的潜台词相当露骨：变相地劝阻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条件（至少，中共对此是充满期待），但覆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给予援助；其二，在暴动前，谁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呢？斯大林却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和“否则”——让中共自行决定。徐元宫说得一针见血：万一暴动失败，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承担；一旦暴动成功了呢，则是莫斯科指导有方！
莫斯科为何严禁苏联顾问参与？
张国焘于7月27日到九江，30日到南昌，一路上他只能奉命向中共有关领导人传达莫斯科的7月25日密电。
7月25日密电发出后仅过了四天，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了一封密电，再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即布留赫尔、也即加伦）去养病”。电文中还提到“伯纳”，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四天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如果说，第一次密电发来时，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一方面向中共领导人传达，并要求在华的苏联顾问不得参与，一方面他们自己还是与中共领导人商讨，对起义出谋划策；那么，第二次密电发来，他们就必须在组织上严格服从，不得参与中共起义了。
——曾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В.Е.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
——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
——曾担任叶挺的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道，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
为什么脸变得如此之快？数天之前，罗明纳兹、布留赫尔等不是都积极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吗，为何莫斯科下了这样的禁令？以致罗明纳兹都为自己出尔反尔而感到难堪，说“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前引张国焘转述）。
这是因为，莫斯科感受到了中国和国际上对苏联极其不利的舆论。
此前的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没收了所有贵重物品和大量文件档案，更逮捕了在大使馆和苏联驻华机构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事件的严重性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中，有大量的苏联当局暗地鼓动、支持中国革命（主要还是支持国民党）及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情报的证据，这让苏联极为尴尬。莫斯科一方面紧急照会北京当局，指责其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查抄所获苏联文件，是为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要求北京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立刻归还所有文件资料和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所有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果然，后续事态接踵而来。
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作为因应措施，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签名及负责人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在这种到处都要“抓黑手”“抓后台”的国际气氛下，苏联极其担心授人以柄，不愿驻华军事顾问卷入南昌起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徐元宫的文章根据解密档案文件，为苏联这种态度列出了另外两条原因：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莫斯科长期以来轻视中共，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没有多少信心。
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
中共自己的党军毕竟从此诞生
当时苏联驻华的顾问为数不少，国民革命军的各支部队都有，他们多执行了布留赫尔传达的莫斯科的指令，对八一起义厕身事外。只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的М.Ф.库马宁——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没接到。
生于1897年的库马宁，这年才30岁，他是前一年秋天派来广州的，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纪功”。根据曾担任过布留赫尔的参谋长的А.В.勃拉戈达托夫将军后来回忆，库马宁从1926年起担任李宗仁的军事顾问。当时，“国民革命军分成了三路大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包括两个方面军：江右军（南京方面军）和江左军（安庆方面军）……江左军也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七军、第十军和第十五军），由李宗仁将军指挥，顾问是М.Ф.库马宁。”（А.В.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而据曾任叶挺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说法，库马宁，是在贺龙部第20军。
捷斯连科写道：“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那应该是7月27日？——老高注）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М.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起义部队于8月3日离开南昌南下，开往广东方向，一路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库马宁被俘虏，监禁一年（一说八个月）后才获释返回苏联。回苏联后，库马宁曾撰文记述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辑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人员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根据上述史实来看，南昌起义确实是中共独立地领导和发动的，既独立于国民党（虽然南昌起义时还是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也独立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没有获得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武器弹药接济，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位库马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早在1927年，中共就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闹独立了。实际上，后来很多年，共产国际对中共仍然在指导方针上、领导人事上说一不二，直到共产国际自行宣告解散。而这一次，中共之所以敢独立做出决定，说到底，还是因为莫斯科的7月25日密电，从苏联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意见非常“全面”，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这就等于“授权”中共自行相机处理，而中共的决定，是发动起义。
起义的领导人为这个“独立”付出了代价，后来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谭平山甚至被开除党籍。但是，中共自己的党军，毕竟从此诞生了。
相关文章： 关于南昌起义我刚刚知道的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