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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眼前的王盛荣，这位中共历次党内残酷斗争的幸存者，绝口不提那一次又一次腥风血浪，那些姓名曾经被绑在一起的其他“二十七个半”伙伴，似乎都已经从记忆中抹去，他心目中，只有胜利的豪情
◆高伐林
如果说王盛荣是中共党史上资格最老的健在者，可能并非夸张。他是74年前中共第一届军委——当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活得最久的一位委员。史载：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宣告成立，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象谦（即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一届中革军委，出了六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
中共第一届军委委员、党史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唯一在世的王盛荣老人，度过自己百岁寿辰。（王小齐提供）
中央军委委员·游击队长·七大代表
中革军委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至少在名义上）。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中革军委在扩大红军、壮大武装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王盛荣在苏区红军建设和战争上究竟有哪些作为，今天已不可考。但是报告文学作家傅炯业在《风雨人生》（载《月牙为证》，武汉出版社）中却娓娓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932年，上海地下党经费紧缺，毛泽东指挥樟州之战弄到了一批银行巨款，决定派人送往上海。第一次派人带两万美金，结果此人携款潜逃，人财两失；第二次又派人带两万美金，同样也不见踪影。第三次，他们决定派军委委员、苏区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去，邓颖超亲手将装有3.5万美元的箱子交给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带到上海交给陈云或杨尚昆手里。他带着几个人从江西出发，经广东、香港，躲过无数次盘查，终于分文不少地将钱箱交到了杨尚昆手上。
笔者在有关党史和团史文献上还查到：王盛荣在于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毛泽东、博古、刘少奇、张闻天、陈云、朱德、周恩来等其他74人平起平坐，都是主席团成员。他还担任过兴国县委书记。
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到陕北后最初一段岁月，王盛荣主要从事的是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当过团中央军事部长和中国少先队总队长。经廖承志做媒，他在陕北与红四方面军的“川妹子”赵明珍举行婚礼，花了五毛钱买了包瓜子、沏了一大壶茶，来贺喜的主要是他的共青团同事：胡耀邦、冯文彬，以及赵明珍的战友刘英（张闻天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等人。
抗战烽火燃起，中共派了大批干部到武汉。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长江局群工部长的董必武，点名向延安要来在武汉土生土长的王盛荣，委以群工部“高级联络参谋”的官衔，负责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打交道。王盛荣于1927年离开故乡，十来年之后带着妻子重返江城，夫妇俩却实在不愿干这种特别需要“讲风度”“讲气质”的雅活。王盛荣出身于武汉武昌区汉阳门外一个贫寒渔民家庭，到参加革命时是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纱厂童工，他觉得自己没有金刚钻，实在难以胜任这种瓷器活，耐着性子一边与权贵们周旋，一边三番五次向董必武和长江局书记王明诉说。董必武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同意他去河南游击区，担任一支三百人的游击队的政委。
当过中共中革军委委员、团中央军事部长，来带三百人的游击队，无论如何这个官是太小了。但他不在乎，有仗打就好。那时这一带失散的红军散兵游勇不少，王盛荣将之收容、整训，壮大队伍。据傅炯业《风雨人生》中的叙述，王盛荣当了游击队政委之后，指挥队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胜仗，伏击歼灭了附近一支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的千余人土匪队伍，缴获了三百多枝枪，游击队壮大到两千人，改编成新四军第八团，他担任了豫南特委书记兼八团政委。后来刘少奇到河南，对王盛荣的工作给予肯定，报长江局任命他为河南省委副书记。李先念1939年元月来竹沟组建新四军支队，自任司令员，王盛荣任政委。从这时开始，这两个湖北佬建立了数十年的交情。但是王盛荣没多久就被调回延安，在陈云主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央管理局的副局长。
王盛荣的女儿遗憾地告诉我说，父亲与胡耀邦、伍修权等人合影的老照片，可惜都在姐姐手里，只能以后再给我看了。
一位现居美国、熟悉王盛荣的轶事的朋友告诉我：中共七大代表中本来没有王盛荣。但到了开会时，他拿着笔和纸要进会场。门口警卫说：你没有代表证，不能进。他说：我进去听听，学习学习！警卫遇到他这样的老资格，哪敢拦？赶快去报告毛泽东。毛对王也无可奈何，笑说他要听就让他进来吧。王盛荣就天天来旁听，听到最后，也就成了“七大正式代表”。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在前，中央决定将东北作为工作重点。王盛荣也想到东北去建功立业，虽然毛泽东得知后说：还是留在延安吧，他的工作由我来安排。但他还是软磨硬磨，陈云只好同意，王盛荣带了80多名干部和一个连离开了延安。一路上战事频繁，他们边打边走，经内蒙、绥远、热河、察哈尔，到达嫩江时，竟已经有了一个旅的兵力，王盛荣担任了政委，这个旅一举攻克了齐齐哈尔，他担任了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一声枪响，他应声倒下
1946年冬天，内战已经打响，上级不会忘了王盛荣这样的“狠角色”，下令调他到第五纵队当政委。要离开齐齐哈尔了，得告个别，一天下午，他举行一个干部大会交待工作。正在讲台上讲得兴起，突然一声枪响，王盛荣应声倒下！全场顿时哗然。
20年后因策划“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闻名全国的聂元梓，当时担任齐齐哈尔城关北区的区委副书记，正在现场听报告。她在回忆录中说：
……他受伤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们在楼上开会，楼下的战士擦枪，枪口朝上，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子弹飞出来，穿过楼板，打到王盛荣的腿上。当时我们看到王盛荣受了伤，不知道子弹哪儿来的，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从外面打黑枪。后来才知道是警卫战士误伤。王盛荣穿着大皮靴，他到苏联去过，从苏联穿回来的皮靴，里面是毛的，一受伤，靴子里的碎毛和子弹一起钻进伤口，化脓了……
傅炯业说：黄克诚听到枪击市委书记的恶性事件，大为震怒，当时正是国共拼杀极为残酷的岁月，他怀疑这个警卫员是国民党特务，要枪毙了他。倒是王盛荣为他求情，说他不会是故意的。警卫员拣了一条命，前往医院磕头感谢王书记的大恩大德。
妻子赵明珍当时身怀六甲，得知丈夫受了重伤，匆忙赶来，泪如雨下。王盛荣安慰她说：命丢不了，顶多丢一条腿吧。他不幸而言中，真的丢了一条腿。当时兵慌马乱，医疗条件奇差，好不容易取出了子弹，却因为消炎药极缺导致伤口化脓感染。大夫说，左腿实在保不住了。他一咬牙：“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
在他住院治疗期间，赵明珍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就是这次开车带我去见她父亲的女儿王小齐——这个“齐”字，打下齐齐哈尔的印记。
伤养好，虽然拄着双拐能走路，但是不能到野战部队去冲锋陷阵了。他被改调到东北局军工部当政委，组织生产武器，立下汗马功劳。
南下后官越当越小
年轻时的王盛荣叱吒风云了好些年，但是那一颗走火的子弹，打断的好象不是他的腿，而是他的翅膀，日后就逐渐运交华盖了。
1949年6月，王盛荣奉林彪之命南下。他不是只身启程，而是带着军工部的一半人马、十几辆卡车、三个医务站，再次来到家乡武汉。林彪对他吩咐的任务是：在武汉继续抓军工生产，保证一百万的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
林彪这时已经率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打到了衡阳，而时在武汉的李先念正为军备给养窘困而焦头烂额，听说王盛荣带来一大批人员物资，便打起了主意，以“老战友”的名义求援。傅炯业在《风雨人生》一文中写道：“王盛荣念竹沟之情，又想支援李先念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便慷慨地给了李先念一个医务所，几辆汽车，几桶汽油。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援犯了一个组织错误，他应该请示林彪，因为这个军工部归林彪管辖。”林彪得知后，十分恼火，见到王，他说：“你跟李先念的生意做得不错哇。”令其写检讨。王盛荣并不买帐，索性“跳槽”，到了属于地方的中南工业部，当了第一副部长兼中南有色金属管理总局的局长，妻子也调过来担任人事处长。
建国之初，王盛荣接受周恩来交代的任务，组织生产一万吨钨砂出口苏联好换回机械设备、国防用品，他发现矿区的机械设备与运输车辆严重不足。正在这时他得知香港有一千吨被蒋介石冻结在那里的钨砂，便冒出个主意：卖掉这批钨砂，换回急用的汽车，好生产更多的钨砂。王盛荣请示周恩来获得了同意，用这批钨砂换回了一百辆大货车，一百大桶汽油，矿山如虎添翼，终于完成了向苏联年出口万吨钨砂的任务。
没想到，这笔“千吨钨砂”交易被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抓住，说他是“大贪污犯”，够得上全国典型，于是下令把他抓起来，抄了家，还将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闻讯却将信将疑：当年他将美金巨款安全送到上海，不像是个贪财够判死刑的角色啊？
毛泽东去问周恩来。傅炯业说：“总理说，王盛荣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就这样，王盛荣没有遭到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结局”，“终于不了了之”。
笔者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出版社）：“1952年3月7日政务院发布命令，给予违法失职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武汉市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王盛荣、周季方以撤销职务并逮捕法办的处分”。另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关兴在《党史党建》杂志发表的文章称：“1953年3月7日（应为1952年——高按），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等因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敌我不分，以至腐化堕落等错误，被撤职依法逮捕”。看来，情况并不像傅炯业所述那么简单。
王盛荣在监狱里蹲了两年五个月，他没写一个字的交代检查。但是党票丢了，由部级降到了副处级，他明明不良于行，上级却调他去干一桩苦差事——到中南建筑工程局当工程处副处长。
毛泽东两次伸以援手
1957年，毛泽东到湖北视察，不知怎么一来想起了王盛荣，问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都茫茫然不知所对。见领袖这么关心，赶快叫省委秘书长王良去查，才知道王盛荣降级之后正在筹建汉阳轧钢厂。王良亲临现场去找他，只见王盛荣瘸着腿和工人一起干活呢。
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把王盛荣安排到省冶金工业厅当厅长吧，享受副省级待遇，恢复党籍。圣旨一下，王盛荣一下又由副处级连跳六七档，直升到副省级。
第二年赶上了“大跃进”，王盛荣到襄樊、到宜昌视察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看到土高炉遍地开花，大批森林被毁，炼出来一堆堆派不了任何用场的废铁渣，忍不住要说点真话、泼点冷水。有心人搜集他与“大跃进”不合拍的言论向省委汇报，王盛荣就成了与省委唱对台戏的典型。据他自己回忆：1958年省冶金厅开了他18次批判会。而他这样的“老资格”久经沙场，莫斯科清党、苏区肃反、延安整风……什么没见过？不仅不检讨，18次批判会他拍了18次桌子。人们口诛笔伐一起上，揭批他的大字报一直贴到了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人的洪山宾馆。
那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王盛荣一不做二不休，拄着拐杖直闯洪山宾馆，找总书记邓小平讨说法。在宾馆里见到了很多官居要职的战友，纷纷请邓小平给王任重打招呼，放王盛荣一马。还真立竿见影：本来省冶金厅当天就有一个批判他的大会，主持者接到上级通知，批判会立即取消了。
“文革”风暴刮起来，这下王盛荣在劫难逃，虽然他已经不是当权派，对翻来覆去的运动也退避三舍，但还是无端地被卷到旋涡里了，突然有一天，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刷满了大标语：“揪出苏修特务王盛荣！”“打倒‘二十八个半’骨干王盛荣！”群众涌进他的家“搜查罪证”，将他全家扫地出门。随后他突然被抓走，在长达十年里，到底是死是活，被关在哪里，家人亲友谁也不知道。妻子赵明珍也难逃厄运，先被拉上台批斗，后被捕入狱，送到沙洋农场劳改；两个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学院、在军队里搞技术工作的儿子，都被转业，女儿也挨了斗。
到底王盛荣触犯了什么天条？人们从“北京来电”的大字报上得知：身居党内第四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讲了一番话：湖北有个王盛荣，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追随王明，是“二十八个半”的一员……“历史罪行”是王盛荣被捕入狱的远因，近因则是他的一桩“现实罪行”：被莫名其妙地挂上了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北、决、扬”，硬被说成是“黑后台”。
查“北、决、扬”的领导人鲁礼安《仰天长啸》回忆录，其中叙述了唯一的一次，他和七八个学生去王盛荣的住宅拜访的经过：“我们有自己办事的原则，”我对王老说，“我们不会向谁要钱，更不会写恐吓信的。”王老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叫原则？你们还信那个呀？我告诉你们吧，原则这东西，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肥可瘦，可方可圆，可有，还可无嘛！”我们一听也都呵呵地笑成一团……鲁礼安说：“这个‘多可论’我们当时曾视之为谬论，直到遭难后才醒悟到，此论实为王老经历长期党内斗争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王盛荣为这个“多可论”受到的批斗十分残酷。鲁礼安回忆“听见从一个号子里传出一阵怒气冲天的叫骂声”：“老子犯了什么罪？……操你们八辈子的先人！老子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你们的老子只怕还在穿开裆裤呢。混帐王八蛋，整到老子头上来了！”但鲁很快就听见甬道上响起嘈杂的脚步声、钥匙响声、开门声，不一会便听见王“哎哟、哎哟”痛极才发出的声音……
出乎所有人意料，看似风烛残年、被斗得心力交瘁的王盛荣居然顽强地挺过了十年囚禁。傅炯业在《风雨人生》一文中披露：许多年后，人们听说是毛泽东派徐海东大将捎给王盛荣的一个口信，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傅炯业写道：徐海东见到被关押的王盛荣，支开其他人后谈了约20分钟，说：“你的处境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要我给你捎个口信……主席讲，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再说，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王当即老泪纵横，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你，我王盛荣不会轻易倒下去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特意来对王盛荣捎口信？为什么要派徐海东而不是派其他人？为什么只讲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真是毛的授意，还是徐“假传圣旨”？查徐海东除了同为湖北佬，在各个时期中他的经历与王盛荣都没有交集的渊源——虽然很可能彼此相识。这一传言无法得到其它来源的佐证。
谁笑到最后
王盛荣的平反出狱最终还是得亏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胡耀邦与王是在苏区从事青年团工作的同事，又参加过王与赵明珍的婚礼，当垂垂老矣的赵明珍上京来向他申诉，他当即允诺要上报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尽快平反这一冤案。随后，邓、叶都发了话，中央组织部也专门发了文，王盛荣终于恢复了自由。他的女儿告诉笔者：那时年已72岁的父亲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是被人背回到家里的……
王盛荣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在平反之后，居然看到了中共举行十二大、十三大……一直看到了十六大！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眼下竟是孙子辈的人在执政掌权了。他的长寿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绞尽脑汁探究的秘密。
为了便于照顾，经子女们安排，他从77岁时，就住到了医院。20年多来，他在医院安之若素，每年春节都是子女亲人陪他在病房度过。他先后三次心脏病发作，一次甚至发作了严重的下壁心梗，是在医护人员治疗护理下，才有惊无险。
王盛荣虽然只有一条腿，但极爱户外运动。90岁以前，他几乎没坐过轮椅，早上5点钟出门，在医院花园的小路上走来走去；近几年，腿脚不利索了，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他去的地方更远：去梨园广场，更远的九女墩、沙滩浴场……
他的女儿告诉笔者：父亲爱说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很长时间，王盛荣自己洗衣服，自己擦皮鞋，不让别人代劳。他一直用凉水洗脸、凉水擦身，后来医生下了禁令，才改为温水。他每餐总要吃三两个菜，但量都很小：一点鱼、一点蚕豆、一点西红柿，饭也就吃一小团。他爱喝绿茶、经常喝蜂蜜。还多年坚持氧疗，每天要吸12小时左右。
九九老人对我试着讲述一段故事：“美国带了六个省的军队来跟我们打仗，彭德怀有板眼啦（武汉方言，意即有本事），头一天夜里，带了人摸到美国的司令部里去了，一下把他们都活捉了！……你不信？现在去看呐，他们的俘虏都还关在那里呢，可不少哇！”过了几分钟他又讲起这个故事，但是“美国带的”已经变成“六国”军队。在他的脑海中，苏区反“围剿”、朝鲜战争都压缩到一个平面……
眼前的王盛荣，无欲无求，宠辱不惊，让笔者不由得吟起《三国演义》开卷的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位中共历次党内残酷斗争的幸存者，绝口不提那一次又一次腥风血浪，更不再谈那些姓名曾经被绑在一起的其他“二十七个半”伙伴，似乎都已经从记忆中抹去，他心目中，只有胜利的豪情。
王盛荣的后辈们对老人祝贺百岁寿辰。（王小齐提供）
（本文包括附件，均收录入《历史尘埃》，明镜出版社）
相关文章：
王盛荣访谈（上）：“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
王盛荣牵涉党史几件大事的传闻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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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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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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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6-30 18:0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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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洞宾好！你说的没错。我也查过徐海东的生平。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在王盛荣1967年被拘押之后到他1970年3月去世之前，这两年多内他去过湖北（毕竟，徐海东是湖北黄陂人），但他见王的可能性比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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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洞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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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6-29 20:0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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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人们听说是毛泽东派徐海东大将捎给王盛荣的一个口信，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傅炯业写道：徐海东见到被关押的王盛荣，支开其他人后谈了约20分钟，说：“你的处境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要我给你捎个口信……主席讲，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再说，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王当即老泪纵横，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你，我王盛荣不会轻易倒下去的。”
和博主一样，此段存疑。
徐海东（1900-1970），建国后，大部分时间养病，是九大钦点的代表，还是少数的担架轮椅代表。文革中他去武汉，一谈20分钟，身体吃得消吗？
以下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徐海东身平大事年表：
1946年8月，在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
9月，从山东到大连市休养。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又连任两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疗养期间，写了几篇重要回忆录。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后，从大连回到北京。
1958年，病情稍有好转，到湖北参观访问，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向编委会提出，一定要写党、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1962年，红二十五军战史编成后，又一次累得大吐血，病危九天。
1969年4月，带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0月25日，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行“疏散”到河南省郑州市。
1970年3月25日，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含恨逝世于郑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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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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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6-29 18:2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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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lisp21：你说的没错，为这名字，我饱受环保人士的抨击。不过，这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就留着它当个反面教员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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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s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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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6-29 14:2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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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家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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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6-29 08:3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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