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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老人王盛荣是中共党史的活化石，牵起了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只开了一天，却吵得一塌糊涂，最后王明一批人上了台，又导致罗章龙宣布该全会“非法”，另立中央。这里从浩瀚史料中撷取一鳞半爪……
◆高伐林
我很幸运，在王盛荣老人以百岁高龄去世前半年，跟他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但他还是将许多秘密带进了永远的静默。（高伐林摄）
带回莫斯科新精神
1931年1月7日只举行了一天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党史上屈指可数的几次最重要会议之一——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台，而且对这次会议合法性的质疑，导致罗章龙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共濒临分裂的边缘。而对当时尖锐复杂的中共内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矛盾火上浇油的，正是恰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盛荣等几人。
说来话长。前一年，1930年，李立三实际控制的中共中央（工人向忠发担任名义上的总书记）竟然胆敢挑战共产国际。用党史专家杨奎松的话说：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如果不是1930年6月突然冒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前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未必可能冒着极大风险跑到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门生王明扶上台，使中共堕入更可怕的灾难。
本来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反对布哈林，总的观点是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到了“大规模阶级搏斗”时期，要求各国共产党将反对右倾、反对“调和态度”列为主要任务之一。但中共党内左倾走得更远。1930年4月7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6月11日李立三推动在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部署全国暴动。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德国“毛子”（注1）罗伯特得知后，在与李立三等人秘密会面时，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共领导层对时局和任务的分析，也不同意李下发这个决议。中共领导层致电共产国际告状。远东局随后通知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脱离实际。共产国际7月并通过了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李立三等人不服气，8月1日和3日两次开政治局会，认为国际“错了”，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全球“决战”，李立三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几十万中国工人回中国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地说：“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
这两次政治局会议记录按共产国际的规定交给远东局，李立三等人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顿时就在外国“毛子”中引起震动。由于翻译原因，李立三有些说法被演绎成向共产国际赤裸裸的挑战——“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何况，李立三还以命令式口吻，要求苏联和蒙古出兵中国，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
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急剧恶化。共产国际让周恩来和瞿秋白赶快回国纠偏，贯彻共产国际7月中国决议案。9月下旬，中共中央终于冷静下来，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对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歉疚之意，完全没有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
就在局面已扭转之际，共产国际态度突然变了。
不像今天有手机、互联网，那个年月交通和通讯十分不便，中共与国际的互动，有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滞后效应。周、瞿回国时，共产国际还没有看到8月上旬政治局会议记录。当这个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执委的办公桌上，大楼里面马上炸了锅。对“立三路线”的定性顿时升级，指责为“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认为“不但是路线问题”，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
上海这边，周、瞿回国后贯彻国际7月指示、在9月举行三中全会、采取措施纠正“立三路线”；
莫斯科那边，却根据8月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对“立三路线”上纲上线，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对这个指示还蒙在鼓里，11月16日才收到——信息传递的时间差，造成了双方的心理差。
此前的11月上旬，在莫斯科清党中过了关的“二十八个半”中的王盛荣、陈昌浩、凯丰等五人回国抵达上海。他们临行前，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共的盲动错误，断言中共走上一条对抗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性质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之坚决斗争。
王盛荣等到上海还没有同中央领导人接上关系时，先对王明等透露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这个新精神。王明大为兴奋，认为有了上方宝剑，一变原先支持三中全会的态度。据博古回忆，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趁在中宣部工作之便，将共产国际指示信偷偷拿给王明他们看了，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大反党中央在“立三错误”问题上的调和主义；还与党内另一派别的何孟雄、罗章龙等，相继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在中共内部闹起了一场大风波。
周恩来对于王明等人发难，开始摸不着头脑，过了十来天，接到共产国际10月指示信，他才恍然大悟。既然三中全会没能狠批“立三路线”，共产国际与三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干部心目中，政治局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动摇了。王明和何孟雄这两派人对中共中央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整个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用周恩来的话说，“闹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
约12月上旬，前中山大学校长、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米夫，秘密来到上海。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来华，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史上是头一次。因为，像8月初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竟听之任之，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莫斯科决定除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
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商量，于1月7日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此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了政治局。
图为1938年中共中央部分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左起，前排：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从照片上，人们很难想象，在此后30年里，毛泽东的这些战友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进言制止延安整风扩大化
别看王盛荣已经有六十年跛腿史，他年轻时却多才多艺，在延安时是个出名活跃的人物：打球、溜冰、游泳、跳舞样样会。
据李耀宇《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所说：杨家岭上的“体育明星”是王盛荣，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他飞快地在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160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
而据傅炯业的《风雨人生》所说，“延安一些跳舞的女性都喜与他搭伴翩翩起舞”，他却为此得罪了江青。在一次中央机关的新年舞会上，“中央首长几乎都到了”。“延安的同志都知道，主席夫人江青的舞跳得好，但她对舞伴是很挑剔的，她看了满场的舞姿后，选王盛荣为舞伴，由于王盛荣的舞姿有俄罗斯风味，潇洒自如”。江青对王盛荣说：“跟别人跳舞是拉黄包车，跟你跳舞是腾云驾雾。”在舞会中，一支又一支曲子江青都要他陪。“向来对事物观察细微又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周恩来感到有些忧虑，他拉过王盛荣小声说：盛荣，要注意影响，江青同志是主席夫人。就这么一点，王盛荣心领神会，于是开始回避江青。”江青是多么聪明的人物？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骂了一句“不识抬举的东西”便离开舞场。从此以后她再不搭理这位延安的“舞蹈王子”王盛荣。
《风雨人生》并非严格的历史书籍，其中许多说法太像“演义”，无法求证，聊备一格。
《风雨人生》中还说：1942年春，担任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的王盛荣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任高级班的党支部书记。当时主持党校整风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卫部长康生，提出一个“抢救运动”的口号，大搞逼供信，党校好几百人被打成叛徒、托派，三百多人被关押。王盛荣对此非常反感，很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汇报。
有一天，他见到陈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几天后，陈云通知他：毛主席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当天他就去见了毛，竹筒倒豆子将康生大整干部的情况做了汇报。“毛主席非常重视，找来党校副校长彭真了解情况。彭真说：王盛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随后毛提议举行一次党校高级干部会议，“王盛荣被点名作了发言，他摆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于是“促使中央下了决心，延安整风一定要防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说康生因此被免职，调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将“抢救运动”刹车的主要功劳归于王盛荣，让人哭笑不得，而说康生因此被免职，更毫无凭据。查杨尚昆回忆录：“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锡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搞土地改革。”或许，“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其中就有王盛荣吧？
《风雨人生》还将“文革”中王盛荣遭难也联到江青与康生身上，说是因为江青嫉恨，而康生在延安也被王盛荣得罪，他们要抱私仇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合谋“报了这一箭之仇”，就更只能姑妄听之了！
注1，1929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后，中共领导内部对这些代表都称为“毛子”，按照其国籍，称其为“俄国毛子”“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等等。参见《佐尔格案件》，F.W.Dekin著，聂崇厚中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79－80页。
补记：王明有功于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
王明在中共党史上算得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但许多人不知道，他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一分功劳，于1950年负责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
王明在延安失势后，毛泽东要他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在毛泽东心里，妇女、法律之类事务属于边缘，安排王明去管，实际上是变相“打入冷宫”。
王明推动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一个班子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1949年9月，王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于是毛泽东顺理成章地要他领衔起草《婚姻法》。
据说，《婚姻法》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秘书记录。他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形成23000字初稿。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历经41稿、共8章27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起草经过报告。会议通过了这部《婚姻法》，毛泽东随即发布中央政府主席令，于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本文包括附件，均收录入《历史尘埃》（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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