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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老人王盛榮是中共黨史的活化石，牽起了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這次全會只開了一天，卻吵得一塌糊塗，最後王明一批人上了台，又導致羅章龍宣布該全會“非法”，另立中央。這裡從浩瀚史料中擷取一鱗半爪……
◆高伐林
我很幸運，在王盛榮老人以百歲高齡去世前半年，跟他一起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下午。但他還是將許多秘密帶進了永遠的靜默。（高伐林攝）
帶回莫斯科新精神
1931年1月7日只舉行了一天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黨史上屈指可數的幾次最重要會議之一——王明在這次會議上台，而且對這次會議合法性的質疑，導致羅章龍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中共瀕臨分裂的邊緣。而對當時尖銳複雜的中共內部、中共與共產國際的矛盾火上澆油的，正是恰在這時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盛榮等幾人。
說來話長。前一年，1930年，李立三實際控制的中共中央（工人向忠發擔任名義上的總書記）竟然膽敢挑戰共產國際。用黨史專家楊奎松的話說：李立三是“第一個敢以中國革命號令莫斯科的中共領導人”，如果不是1930年6月突然冒出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線”，前中山大學校長米夫未必可能冒着極大風險跑到上海來，不顧一切地把他過去的門生王明扶上台，使中共墮入更可怕的災難。
本來當時共產國際正在反對布哈林，總的觀點是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到了“大規模階級搏鬥”時期，要求各國共產黨將反對右傾、反對“調和態度”列為主要任務之一。但中共黨內左傾走得更遠。1930年4月7日，李立三在政治局會議上設想中國的“十月革命”，提出“中國革命必然可以推動世界革命的爆發”。6月11日李立三推動在中央會議上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部署全國暴動。
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德國“毛子”（注1）羅伯特得知後，在與李立三等人秘密會面時，明確表示不同意中共領導層對時局和任務的分析，也不同意李下發這個決議。中共領導層致電共產國際告狀。遠東局隨後通知說，共產國際回電認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動計劃脫離實際。共產國際7月並通過了批評李立三路線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李立三等人不服氣，8月1日和3日兩次開政治局會，認為國際“錯了”，討論和部署全國暴動——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將到來的全球“決戰”，李立三自主承擔起指導世界革命的重任。他提出：中國黨應當負起責任求得國際了解：“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幾十萬中國工人回中國進攻；暴動一勝利，蒙古就應回歸祖國，成為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向忠發也十分激動地說：“今天證明我們不僅充分執行國際的路線，並給國際以很多的幫助。這決不是表功，而是事實。”
這兩次政治局會議記錄按共產國際的規定交給遠東局，李立三等人對莫斯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大不敬，頓時就在外國“毛子”中引起震動。由於翻譯原因，李立三有些說法被演繹成向共產國際赤裸裸的挑戰——“需要改變共產國際的路線，需要為此同共產國際作堅決的鬥爭”。這種口氣讓遠東局驚異到了極點，更何況，李立三還以命令式口吻，要求蘇聯和蒙古出兵中國，向世界帝國主義宣戰！
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的矛盾急劇惡化。共產國際讓周恩來和瞿秋白趕快回國糾偏，貫徹共產國際7月中國決議案。9月下旬，中共中央終於冷靜下來，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承認“中央的策略與工作布置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不過，對8月初與遠東局大吵和要求蘇聯出兵等問題，向忠發、李立三隻是很簡單地表示了歉疚之意，完全沒有估計到事情的嚴重性。
就在局面已扭轉之際，共產國際態度突然變了。
不像今天有手機、互聯網，那個年月交通和通訊十分不便，中共與國際的互動，有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滯後效應。周、瞿回國時，共產國際還沒有看到8月上旬政治局會議記錄。當這個記錄一擺到共產國際執委的辦公桌上，大樓裡面馬上炸了鍋。對“立三路線”的定性頓時升級，指責為“半托洛茨基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甚至認為“不但是路線問題”，還在“組織上”“進行反國際的鬥爭”。
上海這邊，周、瞿回國後貫徹國際7月指示、在9月舉行三中全會、採取措施糾正“立三路線”；
莫斯科那邊，卻根據8月中共政治局會議記錄對“立三路線”上綱上線，10月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給這種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以致命的回擊”；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對這個指示還蒙在鼓裡，11月16日才收到——信息傳遞的時間差，造成了雙方的心理差。
此前的11月上旬，在莫斯科清黨中過了關的“二十八個半”中的王盛榮、陳昌浩、凱豐等五人回國抵達上海。他們臨行前，青年國際負責人沙發洛夫專門召集他們談話，聲色俱厲地大談中共的盲動錯誤，斷言中共走上一條對抗共產國際的“立三路線”，性質嚴重！你們回去務必要同之堅決鬥爭。
王盛榮等到上海還沒有同中央領導人接上關係時，先對王明等透露了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這個新精神。王明大為興奮，認為有了上方寶劍，一變原先支持三中全會的態度。據博古回憶，同為留蘇學生的沈澤民趁在中宣部工作之便，將共產國際指示信偷偷拿給王明他們看了，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串連起來，大反黨中央在“立三錯誤”問題上的調和主義；還與黨內另一派別的何孟雄、羅章龍等，相繼提出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中央，在中共內部鬧起了一場大風波。
周恩來對於王明等人發難，開始摸不着頭腦，過了十來天，接到共產國際10月指示信，他才恍然大悟。既然三中全會沒能狠批“立三路線”，共產國際與三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在眾多不滿立三路線的幹部心目中，政治局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動搖了。王明和何孟雄這兩派人對中共中央幾乎所有決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裡，整個上海地區黨的工作一時間幾乎完全陷於癱瘓。用周恩來的話說，“鬧得一塌糊塗，焦頭爛額”。
約12月上旬，前中山大學校長、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實際負責人米夫，秘密來到上海。這樣高地位的領導人親自冒險來華，在中共與莫斯科關係史上是頭一次。因為，像8月初那種公然對抗莫斯科的現象，共產國際成立十多年來可以說絕無僅有。周恩來、瞿秋白帶着莫斯科旨意回國，竟聽之任之，新的中央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改造，讓共產國際大為惱火。莫斯科決定除搞掉李立三外，還要拿瞿秋白開刀。
在這種情況下，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商量，於1月7日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此前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進入了政治局。
圖為1938年中共中央部分主要領導人在延安合影。左起，前排：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從照片上，人們很難想象，在此後30年裡，毛澤東的這些戰友都被整得死去活來……
進言制止延安整風擴大化
別看王盛榮已經有六十年跛腿史，他年輕時卻多才多藝，在延安時是個出名活躍的人物：打球、溜冰、游泳、跳舞樣樣會。
據李耀宇《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當代中國出版社）所說：楊家嶺上的“體育明星”是王盛榮，他在蘇聯留學時學會滑冰，把滑冰鞋帶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他飛快地在人群里穿過。王盛榮說：“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夠連成一片，我可以用一個小時從延安滑到延長。”延安到延長有160多華里，大家不信，說他吹牛。
而據傅炯業的《風雨人生》所說，“延安一些跳舞的女性都喜與他搭伴翩翩起舞”，他卻為此得罪了江青。在一次中央機關的新年舞會上，“中央首長几乎都到了”。“延安的同志都知道，主席夫人江青的舞跳得好，但她對舞伴是很挑剔的，她看了滿場的舞姿後，選王盛榮為舞伴，由於王盛榮的舞姿有俄羅斯風味，瀟灑自如”。江青對王盛榮說：“跟別人跳舞是拉黃包車，跟你跳舞是騰雲駕霧。”在舞會中，一支又一支曲子江青都要他陪。“向來對事物觀察細微又善於處理各種關係的周恩來感到有些憂慮，他拉過王盛榮小聲說：盛榮，要注意影響，江青同志是主席夫人。就這麼一點，王盛榮心領神會，於是開始迴避江青。”江青是多麼聰明的人物？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傷害，罵了一句“不識抬舉的東西”便離開舞場。從此以後她再不搭理這位延安的“舞蹈王子”王盛榮。
《風雨人生》並非嚴格的歷史書籍，其中許多說法太像“演義”，無法求證，聊備一格。
《風雨人生》中還說：1942年春，擔任中央管理局副局長的王盛榮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任高級班的黨支部書記。當時主持黨校整風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保衛部長康生，提出一個“搶救運動”的口號，大搞逼供信，黨校好幾百人被打成叛徒、托派，三百多人被關押。王盛榮對此非常反感，很想找個機會向毛澤東匯報。
有一天，他見到陳雲，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講了出來，幾天后，陳雲通知他：毛主席想當面聽聽你的意見。當天他就去見了毛，竹筒倒豆子將康生大整幹部的情況做了匯報。“毛主席非常重視，找來黨校副校長彭真了解情況。彭真說：王盛榮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隨後毛提議舉行一次黨校高級幹部會議，“王盛榮被點名作了發言，他擺的情況讓人觸目驚心。”於是“促使中央下了決心，延安整風一定要防止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還說康生因此被免職，調任山東省委副書記。
這篇文章將“搶救運動”剎車的主要功勞歸於王盛榮，讓人哭笑不得，而說康生因此被免職，更毫無憑據。查楊尚昆回憶錄：“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後來，從莫斯科回來的孔原和馮錫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報告了實際情況……像這樣去說的不只孔原一人，從莫斯科回來的還有好幾個人也去跟毛主席講。不久，毛主席讓康生離開延安，到晉綏去搞土地改革。”或許，“從莫斯科回來的還有好幾個人也去跟毛主席講”，其中就有王盛榮吧？
《風雨人生》還將“文革”中王盛榮遭難也聯到江青與康生身上，說是因為江青嫉恨，而康生在延安也被王盛榮得罪，他們要抱私仇以解心頭之恨，於是合謀“報了這一箭之仇”，就更只能姑妄聽之了！
注1，1929年共產國際遠東局成立後，中共領導內部對這些代表都稱為“毛子”，按照其國籍，稱其為“俄國毛子”“德國毛子”“波蘭毛子”等等。參見《佐爾格案件》，F.W.Dekin著，聶崇厚中譯，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79－80頁。
補記：王明有功於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
王明在中共黨史上算得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但許多人不知道，他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有一分功勞，於1950年負責主持制定了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
王明在延安失勢後，毛澤東要他分管婦女工作，後來又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在毛澤東心裡，婦女、法律之類事務屬於邊緣，安排王明去管，實際上是變相“打入冷宮”。
王明推動成立了女子大學，創辦了《中國婦女》雜誌。解放戰爭時期，他領導一個班子完成了制定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1949年9月，王明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中央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兼法制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於是毛澤東順理成章地要他領銜起草《婚姻法》。
據說，《婚姻法》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秘書記錄。他一口氣述了17個小時，邊述邊改，形成23000字初稿。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員會向會議提交歷經41稿、共8章27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起草經過報告。會議通過了這部《婚姻法》，毛澤東隨即發布中央政府主席令，於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本文包括附件，均收錄入《歷史塵埃》（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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