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專家黃道炫指出：全世界批評蔣介石的人批評得最到位的就是蔣介石本人，他曾經給自己下過斷語：因循寡斷、取巧自誤。準確得不得了。他不斷地反省自己，不斷地批評自己，然後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這個大概就是蔣一生的特點吧


    老高按：關於國民黨為何在取得抗戰勝利之後僅僅三年，就丟失了在大陸的政權，敗退台灣？對上個世紀中國近代史上這一最重大事件之一的深層原因，已經有了很多分析探究文章，涉及各種角度和領域。這裡我想介紹一位近代史學界的後起之秀黃道炫的答問，雖然是一家之言，可備一格。這位出生於1966年，還不到天命之年的學者的幾本書，近年來很受學界重視。他在此次回答中的不少觀點，我不以為然，姑且存疑，有待進一步廓清和寫出。但這篇文章，肯定是很值得我們一讀的。


從蔣介石看國民黨為何會失去大陸

黃道炫，共識網


    嘉賓簡介：黃道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主要從事民國史、中國革命史研究。主要作品有《蔣介石與中國文化》、《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等。

    【蔣介石最推崇的是王學】

　　問：您在蔣介石研究中另闢蹊徑，研究他的“精神世界”。那麼您認為，在蔣介石的成長經歷里，有哪些經歷是深刻影響了他，並且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的？

　　黃道炫：影響一個人的成長首先是早期教育。蔣介石的早期教育和當年的大部分中國人不太一樣，他出生在浙東地區，得外來風氣之先，和同齡的中國人相比，教育程度是比較完整的。既有西方的教育，比如生物、格致、地理這些課目，又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他基本上還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領域、主流的教育體系裡長大的，他大概算是傳統教育和近代教育都接受過的一個人。
　　因為出生在浙東，同樣是浙東餘姚人的王陽明對他影響至大。精神世界裡，他最推崇的是王陽明，雖然 “事功”上他推崇曾國藩。跟“事功”的曾國藩相比，王陽明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傳統中的所謂“全才”。所以，蔣介石內心裡真正最認可的其實還是王陽明。對曾國藩，蔣介石內心是有批評的，他在黃埔軍校時期曾明確批評過曾國藩，但是對王陽明，很少看到他有批評性的話語，唯獨一次就是抗戰後期，他讀到顏元、戴震，痛自反省，說我要早讀這個的話，就不會沉溺於心學的流弊。這句話恐怕對王陽明有所批評的，很少的一次。
　　除了地緣因素造成的王陽明崇拜外，留學日本的經歷也構成了他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留學日本對他一生的刺激可能是最大的，他在日記里寫，在日本的時候坐船、坐電車，都看到日本人捧着一本《王陽明全集》在那兒讀，當時很納悶日本人怎麼去讀這個，讀中國人的書，後來他自己讀了，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全心全意地拜服王陽明。蔣介石自己的解讀是去了日本，從日本那裡獲得王學，回歸傳統。但我覺得，他在日本這段經歷，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很多影響，比如日本人的整潔、文明、規矩。這個影響，從蔣一生包括後來的新生活運動中，都能看到影子。新生活運動的藍本應該就是日本。
　　蔣介石經常講他在日本的經歷，比如他在日本的時候洗冷水澡，並把這個習慣保留了一輩子。還有，他也常提到日本教官檢查衛生，不是簡單的看一看，會到桌子下面去摸一下，如果有灰就不合格，這不是表面管理，真的做到了最細，這是他經常會講到的。他還會經常講到當時兩個出去考察的人，一個是李鴻章，一個是伊藤博文，李鴻章出去看了“器”，伊藤博文看到了“制度”，所以日本後來就從西方引進了政治、軍事、社會制度，李鴻章只是拿回來一些大炮、船，那是沒有用的。日本對他的影響可能有很多很多方面，當然最後這個方面，他好像也沒做到。他和李鴻章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再後來，當然就是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對他會有影響。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包括汪精衛、胡漢民他們，在精神、思想上對他來說都是導師級人物。這些人都是很有智慧的，閱歷很廣，讀書也很多，他們都不是一般的革命黨，不是純粹靠武力做革命的，因為國民黨本身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武力黨。 我想這些恐怕在他一生里影響會相當深刻。

　　問：宋美齡對他的影響呢？

　　黃道炫：我想不會有太大影響，他和宋美齡結婚的時候已經四十來歲了，四十來歲的人，思維已經成型。而且我們現在經常會說宋美齡是“下嫁”，其實是下娶還是下嫁很難說。他娶宋美齡的時候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宋美齡又是誰呢？一個待嫁女？宋美齡的一些背景更多是因為成為了蔣夫人，才會發揮作用，如果不是蔣夫人，她算什麼？如果說宋美齡會對蔣發生影響，那倒也許會是正面的，但是恰恰宋美齡能夠對蔣發生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那時他已經成為政壇領袖，已經是高度自信的一個人了。雖然夫妻之間肯定會對對方產生一些影響，但是顯然被高估了。

　　問：是的，您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駁宋美齡嫁給蔣介石是“政治婚姻”。

　　黃道炫：不太認可所謂的“政治婚姻”這種說法，所謂“政治婚姻”完全從事后角度來看，如果從當時的角度來看，哪裡是對等的？當年中國也不大可能找到對等的婚姻，因為是男權社會嘛。

　　【全世界批蔣介石最到位的人恰恰是他自己】

　　問：您剛才講到蔣介石在事功方面非常推崇曾國藩，毛澤東也是很推崇曾國藩的，只是後來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把曾國藩說成是“曾妖”。他們兩個人為什麼會推崇曾國藩，對推崇曾國藩有什麼異同呢？

　　黃道炫：這恐怕是有不同的。毛推崇曾國藩和蔣推崇王陽明應該差不多，毛和曾都是湖南人嘛，鄉黨之見，我想當年中國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出生在那塊，你的視野中最早出現的就是當地的一些傳說、一些故事，蔣聽到的是王陽明，毛聽到的就是曾國藩，從小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成長過程中這種印象會有很深入的刺激，當年的國內輿論又這樣推崇曾，小時候的印象和文字的言說一印證就會更加加深他的印象。我想毛對曾國藩的推崇可能就是一個很樸素的情感，未必會有太多的理性上的抉擇，因為他也就是年輕的時候推崇曾，那個時候思想還是處於比較混沌的狀態。思想成熟後，他很少提到曾國藩，我們沒法判斷毛對曾國藩的內心真實態度是什麼，沒有辦法解讀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推崇曾。
　　蔣雖然推崇曾國藩，但是他內心對曾是有看法的，曾經批評曾近於偽，當然這是早年，後來就不提了，早年恰恰可能反映他真實的內心世界。在那個時代，佩服曾、左、胡的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絕大部分人都會這樣，所以不管是蔣佩服曾、左、胡，還是毛佩服曾、左、胡，一點都不奇怪，這就是當時的一個普遍想法。只不過他們倆有名氣了，大家就會注意到，而更多人根本就不會被大家注意。

　　問：您還比較過毛澤東和蔣介石的讀書習慣，您說蔣介石是讀經的，毛澤東是讀史的，不同的閱讀傾向造成了他們什麼樣的性格影響呢？

　　黃道炫：其實很難說到底是他們的性格、思想不同導致他們一個讀經一個讀史，還是說讀了經、讀了史造成他們不一樣的性格，或者說這兩者之間是相互貫通的，這很難說。
　　但起碼在剛開始做出這種選擇的時候，還是顯現了他們的天性。我覺得人天生的成分有的時候可能會超過後天。他們兩個的閱讀習慣或許就源於先天。蔣也讀史，但是中國史很少讀，他會讀外國史，比如他想了解土耳其革命，會讀《土耳其革命史》。中國史好像我真的沒有在他的日記裡面發現記錄，毛讀史是越到後面越讀中國史。這個只能作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去了解。
　　無論是天性還是後來受的教育，蔣介石確實都比較注意“規矩”，戒慎恐懼，這也是每一個觀察者都注意到的，“自省”在他的日記反覆說到。全世界批評蔣介石的人批評得最到位的就是蔣介石本人，他曾經給自己下過斷語：因循寡斷、取巧自誤。準確得不得了。他不斷地反省自己，不斷地批評自己，然後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這個大概就是蔣一生的特點吧——批評進行時。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是做得最好的。所以他讀經，經書反求諸己、慎獨，就像後來中共所謂“狠斗私字一閃念”，把自己的“私念”扼殺於萌芽之中。這是蔣一生思想顯明的特質。
　　毛是一個非常講求實際的人，經世致用，這大概是湖南人思想的一個特徵，湖南第一個拿得出手的大家王夫之就是，這個確實有地緣傳統在裡面。所以他大概對經學這些東西是不感冒的，毛無拘無束，更注意吸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問：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裡說毛澤東走到哪兒都帶着《水滸傳》、《隋唐演義》這些東西，他特別愛看古代造反的小說。

　　黃道炫：對，他讀小說。有次講話還舉例說“唐朝的時候，李淵有一個兒子叫李元霸”，李元霸是不存在的，是小說中的人物。

　　【“集中主義過甚”是蔣介石對俄國的批評】

　　問：蔣介石也看馬列著作，他對馬列著作其實還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還是持批判態度，他是怎麼批判這些著作的？

　　黃道炫：因為國民黨是革命黨，孫中山他們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都很振奮，蔣介石也非常振奮，都覺得找到了知音。他們不知道俄國革命到底是什麼革命，反正是革命，他們是革命，我們也是革命，革命革命，心心相印。蔣在1920年左右，學過一段時間俄語，準備去俄國。當時，孫中山讓他到陳炯明的部隊去幫助陳，蔣介石在陳的部隊呆不住，就說現在像我這樣的人到哪兒都一事無成，也許去俄國還可以做點事，其他地方都做不了什麼，當時去俄國是他最大的心願。他學俄語，剛開始也非常有決心，發誓一定要堅持下去，但是堅持了兩三個月，依然是沒有下文。
　　1923年，孫中山組考察團赴俄，蔣介石當團長去了俄國，實現了他的心願。剛去俄國的時候非常興奮，讀馬克思就是那個時候。但是10月份以後就很少讀了，後來就開始讀小說，比如《西遊記》之類的，也讀一些革命心理和革命技術的著作。他為什麼10月以後就不讀馬克思了呢，日記裡面好像也沒有講到過。倒是講到過對俄國的判斷，還有就是回國以後給廖仲凱寫了一封信，批評俄國“集中主義過甚”，認為這樣下去社會有被禁錮的可能。這是他的一個判斷。
　　這個話怎麼去理解呢？其實我們後來看蔣，他也一點沒有不集中主義過甚，後來的一些黨、軍建制、做法，起碼有仿效蘇俄的成分。他是對“集中主義”有反感呢，還是對“過甚”有反感，這個“過甚”怎麼判斷？他是說蘇俄過甚，還是只是覺得，從當時中國角度看有問題？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判斷僅僅因為在蘇俄遇到一些事情的刺激，還是讀了後覺得馬克思主義有問題，也很難說。在國內學界，比如楊奎松老師認為蔣從蘇聯回來以後很長時間裡對蘇俄保持着好感，後來的國共分裂和蔣的思想發展沒有什麼太大關係。楊老師這種看法當然可以繼續討論，但是起碼我們從他在蘇聯的一些經歷，判斷他那個時候對馬克思主義已經產生牴觸。
　　政治人物的話語體系是很複雜的。比如，蔣介石在蘇聯的確感到“集中主義”有些問題，但是他未必認為就是我不需要的。即使有弊端我也可以拿來用，這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會做的事情。就像暴力，很多人感覺到暴力有問題，但一點也不影響他使用暴力。

　　【成敗決定了政治人物的地位，這正是歷史的殘酷】

　　問：尼克松評價蔣介石，說他面對毛澤東，他曾經的優點都變成了致命的弱點。您是如何理解這句話的？蔣介石的優點在哪裡？弱點又在哪裡？

　　黃道炫：我們經常會說另外一句話，一個人的優點就是缺點，缺點就是優點。我們講到蔣介石的規矩，規矩是優點還是缺點？說它是優點的時候，可以說“中規中矩”，說是缺點的時候，可以說“規行矩步”。蔣介石做決策的時候經常會有多個方案，會考慮到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備案還可能有N個，這也是政治人物通常會有的。這不是很好的措施嗎？但如果要批評他，也可以說因為方案太多所以優柔寡斷。最弔詭的是不同的兩個人做同樣一件事情，成功的那個人做的就是優點，失敗的那個人做的就是缺點。
　　政治人物，其實更多是成敗決定了他的命運，決定了他的地位，決定了他的一切。我想這就是歷史的殘酷，現實的殘酷。現實社會中我們無數次會聽到：成功者不受譴責，失敗者不必申辯。歷史也一樣。並不是認同，而是無奈，每一個人都是記憶共同體的一分子，能做的很有限。

　　【研究共產主義運動，不能不看到精神信仰的力量】

　　問：國共內戰之前，雖然蔣介石是當時的全國最高領導，實力遠大於共產黨。但是他的反對者毛澤東卻看得非常清楚，他曾說過，國民黨比共產黨困難的多。您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困難是指哪些困難？

　　黃道炫：其實蔣在1945年抗戰結束以後已經感覺到困難了。45年底他在日記里說過，現在這樣一個爛攤子，繼續打仗不知道如何支撐。蔣知道有困難，但是他不知道危險會有多大，會帶他向何方，所以他還會努力、奮鬥，去尋找另外一種可能性。這大概是蔣的一個態度。
　　毛說蔣介石更困難，肯定也是給下面打氣，但是我想除了打氣之外，毛的內心裏面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他是有自信的，而且這個自信有根據。1936年共產黨奄奄一息的時候，蔣也不一定就可以把共產黨給徹底消滅。到1945年，共產黨已經有100多萬部隊，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根據地，這個時候戰場上的暫時勝負真的未必那麼重要。這一點我高度認同毛的判斷。
　　當然，兩黨都遇到不少問題，國民黨遇到的問題共產黨也都遇到，經濟的問題共產黨也同樣遇到，打仗要財政支撐，共產黨同樣需要財政支撐，照樣通貨膨脹，照樣糧食不夠。當然國民黨確實有一個“接收”帶來的問題，他要承擔作為中央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包袱會比共產黨大，可能遇到的問題相對會多一點。但是包袱處理好了也是財富，畢竟地方大，後方充足，共產黨相對來說後方還是狹小。

　　問：毛的自信的底氣來自哪裡呢？

　　黃道炫：來自他自己。我曾經說，國民黨碰到共產黨，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其他什麼介石，最後的結果大概很難改變，因為你碰到的對手太強大了。張軍長說的：不是國軍無能，是共軍太狡猾。不是說國民黨怎麼怎麼樣，蔣介石怎麼怎麼樣，而是因為對手太強大了，強大到無以復加。30年代國民黨以一個全國性政權，在江西這麼狹小的地區，花一兩年的時間還沒把共產黨徹底消滅掉，共產黨太強了，這支政治力量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這是毛親手打造的政治力量，是毛在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大框架下，一步一步打造起來的，所以他對這支力量太清楚了。

　　問：您在《張力與限界》這本書裡就寫了當年在蘇區是怎麼動員的、怎麼組織起來的，可以看到，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真是非凡。但這股力量從何而來的呢？

　　黃道炫：我覺得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
　　它首先是一個世界性運動，不僅僅是中國的，馬克思1848年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不到幾十年，歐洲就成為了一個廣大的共產主義運動場所，先成立巴黎公社，然後成立第二國際、第三國際，迅速就成為一個全球化的運動。50年代以後，在東歐、蘇聯、中國甚至美洲、非洲，這樣廣大的地區里形成了一個全世界的共產主義浪潮。包括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基本上都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基礎，甚至動搖到西方的主流國家。
　　這樣一個運動，勢頭太兇猛了，其他政治運動沒有辦法比擬，它的出現肯定不是偶然的，應該是代表了近代以來的一個大趨勢，即人文主義革命這樣一個對人的平等、自由願望的追求的釋放。共產主義革命經常批評代議制民主，認為那還是限於代理人的民主，而共產主義是全民的徹底的民主，它追求的是權力不斷向下釋放，從精英向普通人釋放的過程，比資產階級革命又是革命性的推進。其次就是原始資本主義確實還是有一些問題，恰恰在人的復興時代又碰上人的壓榨，共產主義是對這樣一種壓榨的反動，這個要求又是符合人文精神的。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的興起，這兩點至關重要。中國又加上了一個所謂的民族存亡的壓力，這些因素，使得一些人選擇徹底改變，選擇共產主義，我想這大概真是大勢所趨。
　　當年比較有想法的知識分子，比較叛逆、比較願意去思考的，大都會傾向共產主義，雖然叛逆者在人群中永遠是少數，但這些人能量大，常常是關鍵少數。很多知識分子抱着信念和理想，抱着獻身的態度選擇了共產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首先是在觀念形態上被接受，再加上共產國際的直接促動，慢慢形成燎原之勢。知識分子是革命的發動機，而他們又大都懷抱着信仰，其力量常常超出常人的想象之外。最明顯的就是打AB團，在那麼恐怖的狀態下，共產黨內部也沒有整體譁變的現象出現，很少看到因為肅反導致共產黨內部垮掉的現象，什麼力量在支撐。舉個例子，王實味被打成了托派，他找蕭軍，讓蕭軍為了革命，承認錯誤，加入共產黨。他即使被打成托派，遭受這樣一個困境，仍然在想着怎麼去保護這個黨。
　　我們現在很難理解這些人的想法，但是當時確實有這樣一批人，特別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幹部。他們最不被信任，但是他們最信任共產黨。我們現在回頭了解當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如果我們不看到這種精神信仰的力量，就沒有辦法理解共產黨，也無法理解共產主義運動，這個重要性可能會超出我們的想象。當然，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已經沒有那個時代的背景和環境了，從歷史中簡單尋找資源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歷史使人明智，明智就是準確把握自己的時代。

　　問：前不久復旦的唐小兵老師在《重訪中國革命》中，跟您表達了差不多類似的意思。

　　黃道炫：唐小兵的文章是從道德的角度解讀，當然也很有意思。不過共產主義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概念，它是超越於道德之上的，是一個終極性的信念，比道德判斷更加嚴厲、更加絕對。道德是可以選擇的，信仰不能選擇，就像信仰上帝一樣，做出這種選擇以後你就不能背叛它，約束力要強得多。道德存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存在各種理性判斷，信仰的要求比道德更高。

　　【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鬆散組織並面臨着理論悖論】

　　問：日本投降之後，蔣介石的個人威望曾經到達歷史頂點，那為什麼短短三年之內就被共產黨打敗，您認為蔣在哪裡失分最多？

　　黃道炫：講到國民黨的失敗，很自然就會想到抗戰之後的接收。當時勝利來得非常突然，雖然國民黨44年就開始成立為戰後接收做準備的一些機構，也開始做一些計劃，但是國民黨的計劃永遠停留在紙面上，效果非常有限。到45年接收，國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官員，去了就是一方大員，完全是個人化的，制度沒有也不可能存在，那真是個個捧着尚方寶劍。
　　長期戰爭狀態下的緊缺，導致人性的貪慾，在一個突然完全失控的環境裡，行為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可以想象有什麼樣的後果。這些接收大員的心態也很微妙，他們覺得自己是堅持抗戰的英雄，到收復區，覺得收復區的那些百姓是日本人控制下的“良民”，道德優越感十足。他們高高在上，百姓無論現實還是道德上都理應低到塵埃，壓榨居然還有道德上的懲罰意義，攫取在良心上甚至都可以不受責難。在一個現實、制度、良心都完全沒有約束的背景下，又經過了八年的禁慾，大部分人面對這樣一個環境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絕對是魔鬼一樣的舉動。
　　從中國政治及文化的邏輯出發，假設我們自己當時身臨其境，會不會也是那個魔鬼，很難說。接收是一個勝利狀態下的悲劇，這個悲劇隨着國民黨戰爭的失敗，又會不斷地被提起，不斷地被記憶，因為順着這條線索，最方便解釋後面發生的一切。

　　問：您曾說道，蔣介石的失敗，尤其是他個人意志在下層的貫徹不下去，不能簡單的歸結於他個人，也與國民黨及其政府的理念、結構、治理方式有關，您認為國民黨在理念、結構、治理方式方面跟共產黨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黃道炫：大家都知道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軍政就是戰爭時期，戰爭結束進入訓政，訓政按照孫中山最初的設想是四到五年，所以28年形式上統一全國以後，當時計劃是在1934年左右進入憲政，36年搞了一個《五五憲草》，標榜要施行憲政。國民黨還是朝“憲政”這樣一個終極目標奮鬥。雖然這個目標並沒有實現，但是憲政這條路國民黨是會走下去的，這樣的目標確實還是會帶來一些微妙的影響。舉個簡單例子，國民黨的宣傳控制，也禁書，但是我們知道當年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宣傳左派思想的書大家可以看到。19356年出版的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裡說，“現在的大學教授，如果書櫃裡沒有放幾本辯證法、唯物論的書，大家會覺得你過時了”。國民黨的禁書的效果十分有限。但是它確實禁，也確實有一批禁書名單，為什麼做得有限？原因當然很多，代價衡量也是一個。需要成立機構，配備人員，拿出資金。做這些事情是要花錢的，政策的實施需要人力和財力作為保障。國民黨捨不得付出那麼多錢和那麼多人，起碼他要面對一個悖論：成立了機構，招募了人員，拿出那麼多錢，可是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在訓政綱領、訓政狀態下實施的，過幾年就要行憲，行憲以後禁書這個事還會存在嗎？將來該怎麼收場？所以國民黨的這些措施一頒布，理論上就面對着馬上要消失的問題。
　　國民黨面對着現實和理念之間的兩棲狀態，對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困惑。很多黨員、包括國民黨高層他們會感覺到這個困惑。我們經常看到蔣介石動不動打個電報就說要找陳立夫、陳果夫，罵他們怎麼管禁書的，這麼明顯的反動言論你們沒看見嗎？經常要到蔣這個層級去批評下屬，然後下屬才會去干預一下。其實國民黨很多人本身就是抱着民主理念入黨，壓根兒就不贊成禁書、控制言論這樣一種做法，你讓他去做，他是沒有多大積極性的。

　　問：歸根到底還是國民黨是一個很鬆散的組織。

　　黃道炫：國民黨的建黨就是集聚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這樣一些組織，抱着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的目標成立起來的。推翻滿清政府是它們最大的公約數。而孫中山的建黨理念是“民治、民有、民享”，百分之百的西方邏輯，這個也是19世紀盛行的邏輯，國民黨是在這樣的組織基礎和理念基礎上建立的黨，黨的性格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養成了，這和共產黨是完全不一樣的。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強調組織的嚴肅性，強調紀律，雖然有不斷發展的過程，但是一開始就有的，而且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親自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兩黨在這點上完全不一樣。
　　整個來說國民黨應該說是一個秉持西方理念，西方組織形式的一個政黨。後來孫中山雖然有所改變，但是黨的性質也沒有徹底變化。國共合作以後有些嫁接，把一些蘇俄的理念嫁接到國民黨的枝頭上。我們知道嫁接的東西往往是水土不服的，而且共產主義這一套組織系統要發揮作用，理念是一個基礎性的因素，國民黨在這點上根本不具備條件。蘇俄那套東西在國民黨裡面起的作用應該有限，不能過分強調國民黨後來的蘇俄化。

　　【蔣介石兼具軍人和文人的精神】

　　問：王鼎鈞回憶錄里有提到，他逃去台灣後(1953年)，看到一篇蔣介石的奇文，在文章里，蔣介石提倡用“愛”去反共，他說，愛是永遠不會為恨所掩蓋的，而且只有愛，終於可以使恨得以消滅。面對中國大陸，他宣示：我們要用愛去使他們覺醒，用愛去使他們堅定，用愛去使他們團結，讓愛去交流，讓愛去凝固，讓愛結成整個民族的一體。您認為，是什麼能讓即便已經被中共趕到台灣去了的蔣介石還有如此的思想？

　　黃道炫：政治人物的內心很難說。28年的時候，蔣介石講以恨為基礎的革命最終會導向暴力，他的批評和後來一些人對共產黨的批評很相近，但是他內心怎麼想的真不知道。如果蔣不是國民黨領袖，而是共產黨領袖，他會怎麼做，也不好說。有時候個人造就一個黨，有時候黨也會造就一個個人。
　　他後來講“愛”，我想和接受基督教應該有關係，也跟他的個性有關。早期，他在東征、北伐時，每打一場大仗，都會讓人將將士的遺體收集起來，統一建一個公墓。他在日記里經常會記錄他催促建公墓，這是很人性化的一個動作。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他有殘忍的一面，這也是中國政治人物通常有的現象。所以他講這些話，內心世界到底是怎麼樣的還真搞不清楚，我想更多的可能還是他覺得從這方面攻擊共產黨是最有效的，然後就這麼說了。倒是感覺隨着時間的流逝，他的內心世界有變化，有的人越老越狠，但是更多人隨着年齡的增長，內心柔軟的一面會慢慢滋生出來。另一方面和信基督還是有很大關係。蔣信基督應該是在30年代中期，信基督教以後，殺人就比較少了，以前一旦發現部下執行不力，可能就槍斃。但是到30年代中後期以後，比如抗戰的時候雖也槍斃過一些將領，但是已經少很多，40年代以後更加少了。總體說越到後期，他的殺心越少，所以到50年代講愛，內心世界裡的愛可能真的會比20年代多一些，多多少也很難說。
　　至於這是不是一篇奇文，我想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吧，王鼎鈞認為是，也許有人認為不是，當然中國人認為是的肯定居多。

　　問：您還曾說，蔣介石的軍人氣質後來改變了國民黨，但國民黨的文人氣其實也在薰染着他。這句話又該做何解？

　　黃道炫：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文人黨，發動軍隊、建立武裝的要求一開始並不是那麼強只是機緣巧合，書生鬧事成功了，不僅結束了滿清王朝，還成就了一個政治力量，但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終究難成氣候。蔣的出現應該是個異數。蔣不是老黨員，沒有什麼功勳，又沒有什麼人格魅力、理論建樹，為什麼會在幾年之內就迅速成長為國民黨領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民黨軍事方面人才太少了。
　　辛亥以後，孫中山意識到國民黨需要做一些改變，不能僅僅靠筆桿子，開始利用陳炯明、許崇智這些人，但是後來證明這些人各有各的想法，孫中山駕馭不了他們。這個時候蔣介石出現了。蔣日記里提到一件往事，孫中山很不喜歡陶成章，蔣介石判斷孫中山想把陶成章除掉，但孫中山是文人領袖，不可能說這種話。於是主動擔起這個責任，派了一個殺手把陶成章給刺殺了。他日記里寫道，之後從來沒有跟領袖說起過，領袖也從來沒有問過，但是從此後，領袖看他就不一樣了。他得到了孫中山信任。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蔣介石這個人很有心計，知道功成不居，知道怎麼去面對領袖。當時還只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就已經如此老辣。
　　當然更重要的是22年的陳炯明反孫事件。他去中山艦護衛孫中山，徹底奠定了兩人關係的基礎。後來孫中山得到蘇俄的支持建立軍隊，蔣肯定是不二人選，這是毫無疑問的。國民黨這麼一個基本沒有武裝、文弱的政黨，在蘇俄幫助下建立起了武裝，而且這個武裝又奇蹟般地發展起來，兩年多的時間，把全國的一半拿下來了，成立全國性政權，這種速度真是罕見的。到了這個時候，蔣自然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作為軍界崛起的這樣一個政治領袖，他當然會把他的武人氣質帶給這個政黨。強調行動，強調執行力，強調果決，強調勇氣，強調獻身，強調奮鬥。我想這些和汪精衛他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之後，跟蘇聯決裂，這對於國民黨來說要有破釜沉舟的決心，這個大概也就只有蔣才能做出來，如果是汪精衛或許就是另外一個局面。這是他對國民黨的改變。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蔣的成長過程中，這些文人領袖對蔣也是有影響的。因為蔣本身愛讀書，又碰上這些領袖，耳濡目染，蔣一生手不釋卷，和國民黨的文人氣不能說沒有關係。他日記里提到，經常坐軍用飛機往來各地，當時的軍用飛機非常顛簸，一路嘔吐是常事，但是氣流相對平穩的時候，他就在飛機上看書，閒書，比如《桃花扇》之類的。他看小說的記載基本就是在飛機上。這是蔣和一般的軍人不一樣的地方。
　　蔣為什麼能夠在那個時代崛起？如果僅僅是一個軍人，很難做到，僅僅是個文人肯定也做不到，他兼具兩者。既有軍人的勇敢、果決，又有文人的見識、理想、宏圖大略。這兩者兼具才會有後來的機會。

　　【不一樣的蔣介石的出現就是蔣介石研究的新氣象】

　　問：您認為，在目前的蔣介石研究中，有哪些新氣象？又有哪些不足之處？

　　黃道炫：研究是一個不斷遞進的過程。最早對我產生深刻印象的就是楊天石老師的中山艦事件研究，回復到歷史原態下去考察問題。這些年來蔣介石的研究，大部分是把他作為一個歷史現象去探討的，我想在這種基礎上做出不一樣的結論，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不一樣的事實都很正常。同樣一個資料，解讀都不一樣，我們去看《蔣介石日記》，看完後，大家都說沒有改變自己心目中的蔣介石形象，可是這麼多看《蔣介石日記》的人，原來對蔣介石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大家都說沒改變，就是每一個人都會從蔣介石日記里看到他所希望的蔣介石。這都是歷史研究的本然現象，如果所有人都看到一樣的蔣介石那才奇怪。不一樣的蔣介石的出現，在蔣介石的研究中就是新氣象，就是一個好的變化，正常的歷史就是這樣。作為歷史探究而言，所有的話題都不會讓我感覺到驚訝，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都是歷史中間的過程而已。
　　蔣介石研究的不足，就是定位。我想近代史的研究中這是個普遍問題。怎麼去看待一個歷史人物，怎麼去看待一個歷史事件。研究者還是高度不夠，比如對蔣，我們就很少會把他放到近代歷史乃至更長久的歷史長河中去對做一個評判和理解，這種努力有，但很少。這是我們歷史過於重視資料，比較忽視理論探求有關。當然把時間拉得遠一點，就會涉及到整體判斷，就會觸及到一些問題。還是祈諸來者吧。

　　問：在目前的一些新的研究中，很多人都在爭論可能西安事變沒有我們說得那麼重要。對此，您怎麼看？

　　黃道炫：怎麼說呢，歷史常常出現蝴蝶效應，單純從一條線索推，可以把任何事件都說得非常重要，因為都是有關聯的。西安事變通常就被作為一個歷史節點言說，當然會誇大，誇大後邏輯上也都成立，沒問題。如果拿出另外一個事件也許也可以建立起這樣的邏輯。當然西安事變確實比其他事件特殊一點，因為不光牽涉到蔣的問題，還牽扯到中日戰爭的問題。中日戰爭對於後來的國共之爭當然會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如果沒有事變，中日戰爭就不會爆發嗎？也不盡然，打不打又不是中國可以決定的。歷史的描述常常環環相扣，這種環環相扣常常只是因為講述的需要人為建立起來的，事實並不一定那麼合乎邏輯。問題是無論寫歷史的人還是讀歷史的人都很追求邏輯，人生就是追求圓滿的過程，歷史自然也不能例外，邏輯可以滿足大家追求自洽的心願。

　　【共產黨發展的關鍵還是在抗戰期間】

　　問：現在學界對國民黨為什麼會失去大陸有各種各樣的討論，比如高華老師就覺得是軍事上的失敗，劉統老師認為是組織上的失敗。但您似乎目光更往前一些，認為30年代在蘇區搞的一系列運動就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黃道炫：中共的組織力量的確很強，但我也沒有那麼誇大共產黨的組織效果，正如我在《中央蘇區的革命》這本書最後寫的，再強的組織能力一樣有限界，跨不過時代的鴻溝。
　　談論國敗共勝，主要應該從勝利者來找原因。共產黨確實太強大了。當然我也高度認同高華的軍事說，畢竟戰爭首先還是要在戰場上解決問題。
　　但是，共產黨強大可以讓它不垮，卻不一定可以導致獲勝，不垮和獲勝這中間還有很長的路。從不垮到獲勝，最關鍵的還是抗戰的過程，共產黨在華北的發展，奠定了它的力量。談論共產黨的成功，釐清共產黨抗戰期間如何堅持和發展，是關鍵的關鍵。到45年國共之爭的時候，起碼可以說共產黨已經不會輸給國民黨。一旦國共兩黨成了可以一較高下的對手，以共產黨的能力，國民黨就很難贏了。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大勢已定。
　　共產黨在抗戰初期為什麼發展起來，當然是審時度勢的結果，共產黨本來就有打游擊戰、搞根據地的想法。抗戰初期的時勢讓願望成真。當時的華北基本是空心地帶，國民黨中央在華北沒有力量，雖然調了一些部隊過去，很快就垮下來了，38年初的時候，日軍的主力部隊迅速越過華北平原南下，河北、山東大片的領土處於統治真空狀態。冀中當時有十幾個縣根本就沒有日本人來過。剛開始，中共對開展平原游擊戰也有顧慮，只是試探性的動作，東進縱隊五百人去河北，幾個月就發展到幾萬人，38年4月軍隊發展到12萬人，這12萬還是有編制的部隊，不包括改編、收編的游雜部隊。這個就是天上掉下的餡餅。這個基礎對於共產黨後來發展的意義超乎想象。中共在華北的武裝39年20多萬人，40年40多萬。
　　到了40年就比較艱難了，日本人開始頻繁掃蕩，40-42年是最艱難的時期。這個時候正規軍從40多萬減少到20多萬，冀中整個變成了游擊區。
　　但是共產黨之前打下的基礎仍然還在，首先是建立了軍隊。其次打下了基礎。比如冀中雖然失陷了，但是冀中的部隊大部分都跑出來了，而且留下了很多地方武裝，最關鍵的就是發展了大批黨員。所以一直冀中雖然被游擊了，但是共產黨一直在那裡活動，這是共產黨很厲害的地方，它能夠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持續性地堅持下去，不散不垮，這個國民黨真的做不到。有了這樣的基礎，到1943年下半年形勢發生變化，中共很快又在華北捲土重來，這一次，中共在華北不僅僅看到了抗戰的曙光，某種程度上已經看到奪取政權的曙光了。
　　歷史就是這樣，有機緣巧合，終究還是事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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