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破”—“立”2.0升級版的文革模式，除形式上更為激烈，措施更為極端，內容與其1.0版並無二致，不僅理論上錯謬，實踐上也進入死胡同，其失敗已是註定而不可避免。也因此，它不僅是毛澤東晚年個人的政治悲劇，更是使整個社會走向動盪的國家悲劇


　　老高按：2016年，是“文革”爆發半個世紀，也是“文革”發動者、領導者毛澤東辭世和“文革”落幕40周年。這是個大日子，不少海內外團體、媒體和學者正在籌備研討會、徵文、辦展覽、出書。9月我曾經轉貼過楊繼繩的長文，就是對“文革”新探索的具體成果之一。
　　此前我曾簡要介紹過，對“文革”的性質，長期以來學界和民間爭論很大，“上層文革”與“下層文革”（或曰“人民文革”），“一種文革”和“兩種文革”，等等，各有依據。對“文革”的肇因，也有三種解釋，分別對應三個結束點：
　　“三年文革論”（1966年到1969年4月九大舉行為止），強調文革的發生，源於社會衝突——九大前後，大規模社會造反運動被壓下去了，文革實際上就結束了；
　　“十年文革論”（1966年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強調文革的發生，根子是權力爭奪——“四人幫”被抓，毛澤東和文革派系失敗，文革最終分出了勝負；
　　“十一年（或十二年）文革論”（1966年到1977年中共十一大或1978年十一屆三種全會），強調文革的發生，焦點是路線分野——從繼續革命路線最終被放棄，中共轉到實現四化的路線，才是文革的結局。
　　文革史家（包括西方的文革史家）對文革的本質、動因等等，一直爭論不休。上面所簡述的三種觀點，只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三種動因也並不是截然分開，學者們只是分別強調其中某個側面，認為其更是文革的主要根源。
　　今天介紹蕭象的長文《毛澤東發動文革新探》。此文啟發我的一點是：應該從動態上、從與他人的互動上分析毛澤東如何決心發動“文革”。另外，此文提出了過去往往因其很早就落馬而淡出人們研究“文革”視野的彭真。
　　“文革”在萬維博客上是大家樂於討論的熱點話題，希望能讀到更多的新探索文章，把我們親身經歷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理清楚。


毛澤東發動文革新探

蕭象，《領導者》2015/8 總65期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問題的回答，涉及的不僅是對毛澤東晚年複雜思想的一次深入探尋，同時也是對當代中國一節重大歷史發生原因的重要揭示。一直以來，關於毛澤東何以要發動文革，朝野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主流的官方解釋是反修防修，非主流的民間說法是打倒劉少奇。兩種說法各有所據，分別從“政治理想”與“權力鬥爭”的角度立論言說，不無一定的道理，但卻存在明顯的疏漏，在具體的史實上缺乏足夠而令人信服的解釋力，前者無法說明一場冠冕堂皇的運動何以會密謀於暗室而起始於躲閃，後者也不能解釋為何為打倒劉少奇而把整個社會弄得天翻地覆。顯然，歷史需要新的解釋，在現有答案的背後還埋藏着尚未人知的歷史因素有待挖掘，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原因需要進一步探尋揭示。


　　上篇

　　我們從毛澤東圖謀倒劉談起。毫無疑問，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初肇因，也是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目的。1970年12月毛澤東在回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提問“你是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十分坦率地表示在“1965年1月”（1）；而在致劉少奇於政治死地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又有過“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的指稱。這不僅點出了兩個重要的歷史時間節點，讓人們由此得以窺測到毛澤東圖謀倒劉從最初起意到定下決心的心路歷程（2），也使這一可能讓人猜測而爭辯的歷史話題不復懸念，而無所剩義。
　　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毛澤東既於1965年1月決心倒劉，將會以何種方式打倒劉少奇？在中共黨內近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毛澤東歷經的黨內鬥爭大大小小數不勝數，憑藉雄才大略無一不是將對手擊敗而傲然勝出，最後成為最高領袖，從而積累了無比豐富的鬥爭經驗；戰爭年代姑且不提，僅是執政之後就處置過1953年高、饒與1959年彭、張、黃、周兩起重大事件，採用的都是黨內鬥爭的方式。以黨內鬥爭方式解決黨內矛盾衝突，這是中共一以貫之的政治傳統，毛澤東屢用不爽，已是得心應手，瞭然於胸。對付劉少奇，亦自當駕輕就熟，一循慣例，以同樣方式予以處置。
　　從被稱為文革導火線的姚文元評論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這一運思的曲折運用。在這篇由毛澤東授意江青組織撰寫、經毛親筆三次修改的文章中，當年發生在毛、劉之間關於農村包產到戶的路線之爭，藉由對1961——1962年所謂“單幹風”與“翻案風”的批判，被巧妙地提出，並設置成為文章的核心與“要害”。毛、劉路線之爭是黨內諱莫如深的一節敏感歷史，惟黨內高層少數人了解內情，其他外人無從知曉。因此，這篇文章真正面向的讀者對象與其說是社會大眾，毋寧說是黨內高層。它是毛澤東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假借批《海瑞罷官》向黨內釋放的政治信號（3），旨在告訴黨內同志，是到了需要清算劉少奇的時候了。
　　果不其然，姚文元文章如石擊水，在黨內高層引起強烈反響（4）。然而，這種反響不是如毛澤東所設想的那樣為黨內同志們的正面回應，而是對文章敏感內容與文章背景的狐疑、猜測與反感所引起的對文章的強力抵制。抵制最力者是毛一度給予重望的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彭真。
　　彭真出身於劉少奇北方局舊部，是劉的一員大將，但同時也是毛澤東的忠實擁戴與追隨者。在1962年引發毛、劉發生嚴重衝突的問題上，彭真是站在毛的一邊，堅決支持集體經濟，反對包產到戶的，亦即在此一問題上是與劉相對的（5）。毛澤東選擇這一重大歷史敏感問題作為倒劉鬥爭的切入口，黨內當年對於這一問題的立場態度及其現實可能反應毫無疑問是一個重要考量，彭真的堅定立場讓毛有理由把他劃入屬於值得信任與期待者之列。
　　但事情的發展卻恰恰相反，彭真的反應與表現大大出乎毛澤東的意外。我們不能確定，彭真當時就讀出了隱藏在姚文背後的真實意圖，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名正直而敢負責任的高級領導，彭真憑其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敏感到了文章的“不同凡響”，出於維護中央權威和北京市的尊嚴（中央明文規定發表公開點名批判文章須經中央批准，上海未經中央批准，發表批判北京副市長文章意味着挑戰北京）而對姚文進行強力抵制。
　　關於彭真抵制姚文的具體情形，眾所周知，此處不贅。惟彭真抵制姚文及後續行為對毛澤東的激怒影響及其產生的思想心理變化不可不察。這是使毛澤東倒劉鬥爭發生轉向的催化劑與關節點，也是毛澤東所以發動文革的觸發點。
　　毛澤東組織發表姚文，目的就是挑起黨內矛盾，揭開鬥爭蓋子，進而打倒劉少奇，而彭真和北京方面的行為無疑是在掩蓋矛盾，捂住蓋子，與毛意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如果說彭真最初的排拒與抵制，還可以以一時不能覺察領會毛澤東隱藏在姚文背後的深意為解釋，毛澤東亦不妨暫且以認識問題而觀察之，但在1965年12月下旬毛澤東借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等談話，明確表態支持姚文，指出“要害”問題之後，彭真依然固持己見，一意孤行，聯手陸定一於66年2月制定出台與毛談話精神背道而馳的《二月提綱》，在毛看來那就不是簡單的認識問題，而是態度立場問題了。
　　彭真是忠誠的擁毛派，文革後復出，對毛的維護堅定不移。他在文革前夕的行為表現的確有讓人感到意外之處。其實，從姚文發表到垮台之前，彭真有過多次與毛澤東接觸的機會，即使在《二月提綱》制定之後，彭真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毛與其也有過幾次談話。晚年彭真幾次說道：“文化大革命很複雜，我心中有數不好講。”（6）彭真文革未始即被打倒，所謂“心中有數不好講”，是否意指毛與其談話涉及劉少奇問題，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從後來黃永勝提供的一個背景幾乎完全相同的案例，我們或許能一窺毛澤東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行事方式，而獲得某種啟示。

　　1970年廬山會議，黃永勝留守北京。毛澤東寫下《我的一點意見》之後，黃被急召上山，徑見毛澤東。此時，毛、林矛盾激變，氣氛十分緊張。毛召黃談話，目的不言而喻。但毛卻話語模稜兩可，旨意含而不露，黃永勝回憶說，毛澤東跟他談了很長時間，“一會兒講井岡山，一會兒講幾次路線鬥爭，一會兒又講文化革命的重要性，還有林副主席怎麼好怎麼好，中央文革哪裡哪裡不對，哪裡哪裡對。”“但他又不明說，就是繞着彎讓我猜，”“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我倒是猜到一點點，似是而非，可這個事能靠猜來處理的嗎？萬一猜出問題就是天大的事！”“最後要我表態，我就說了這句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知道毛澤東不高興了”。“他大概是要我學謝富治，跟着江青屁股後面跑”。“他要是明說，我倒也會聽令而行”。（7）
　　黃永勝當時在黨內的位置與重要性與文革前的彭真幾無二致，毛召其談話的政治背景與文革前夕亦頗為相似。據此，我們不妨推想，彭真在文革前夕或也遭遇過類似的談話情形，所以才有“心中有數不好講”這一說。只是“天意從來高難問”，由於毛澤東的高深莫測，故作神秘，說話模稜兩可，拐彎抹角，用謎一般的語言考驗屬下的悟性與忠誠，讓屬下自己領悟猜度，彭真不想也不願往最壞的方面去猜想，結果不僅自身不保，被早早清除出局，且激怒毛澤東而改變了局勢的發展。
　　彭真在黨內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是除7位常委之外政治局委員居首的要員，中央書記處是他協助鄧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他的這一行為表現對毛而言無疑具有了非常的意味：一、彭真與北京方面違命抗旨，跟自己作對，讓其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大權旁落”的懷疑得以證實；二、倒劉鬥爭節外生枝，部署受阻，不能如期貫徹推行。毛自是怒不可遏，嚴厲譴責“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指責“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對整個局勢的判斷也因此發生了改觀。這一情形正如恩格斯論及歷史發展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
　　從65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文章，毛澤東倒劉鬥爭正式拉開帷幕算起，到66年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會議，時間過去了4個月。表面上思想界文化界意識形態領域圍繞批判《海瑞罷官》風生水起顯得很是熱烈，但實際上與毛澤東所設想的相去甚遠，倒劉鬥爭不見眉目，倒劉部署無實質性進展。“政令不出中南海”，倒劉圖謀受阻礙，這在毛澤東49年以來可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毛澤東不啻是憤怒，更有震驚。
　　他第一次這麼明確而切身地感到彭真妄自尊大，不聽使喚，感到北京成了獨立王國，中宣部變為閻王殿。64年以來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向黨內發出警告，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黨內已形成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大程度上這自是出於倒劉圖謀的一種嚴重說法與暗室想象，多少有些虛張聲勢、誇大其詞與危言聳聽的意味，而當彭真及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違命抗旨”惹得毛龍顏大怒時，其行為在毛眼中無疑就是修正主義的現行表現，就是典型的一群當權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聳聽危言成了事實，暗室想象變為真實，如此，呈現在毛澤東面前、亟需他解決的已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打倒劉少奇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了以中宣部與北京市委為表徵的一個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官僚體制問題。這一問題一直以來讓他困擾不已、擔憂不已，如今以一種觸目驚心的嚴重形態暴露出來，與倒劉問題一樣成為眉前之迫。

　　在這裡，我們需要宕開一筆，就困擾毛澤東的官僚體制問題略着筆墨，稍作回溯。官僚體制，一種維繫國家行政管理與權力運行的體系與方式，它引起毛澤東的嚴重關注並作為批判性思考對象的乃是始於1956年。這一年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的相繼爆發，震撼了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讓社會主義國家一黨專政的權力模式受到嚴峻挑戰。毛澤東深為震驚，由是意識到中國需要從以蘇為師轉為以蘇為鑑，不能重蹈斯大林覆轍，但又不能走西方民主的路子，如此，需要另闢蹊徑，獨樹一幟，既要防止權力濫用，又要堅持民主集中制。於是，毛澤東開始思考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建設道路的方法。
　　從蘇東事件毛澤東看到了制度問題的重要性或者說嚴重性，但並不認為斯大林現象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原因，僅僅視其為斯大林個人專斷的作風問題；（8）而波匈尤其是波蘭所以鬧事乃是因為那裡黨政官員存在嚴重的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的禍害。從而認定，以官僚主義作風為表現特徵的官僚主義是影響執政黨與人民群眾密切關係的主要原因，它的嚴重存在不僅影響黨群關係，製造社會矛盾，更危及到政權的穩固。（9）
　　毛澤東將官僚主義視為影響執政黨與群眾關係的主要因素，從延安整風的成功經驗獲得啟示，決定用整風的辦法來治理官僚主義作風，消除官僚主義現象。從1957年初始的整風（因局勢風雲突變，整風方始即轉為反右）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年期間，這種以思想批判與行政整治兼具的整風（即鬥爭）形式來克服官僚主義的思想糅合於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理論得到不斷擴展和深化，構成毛澤東晚年政治思考的主要內容，也是其運用於抓綱治國的主要方式與手段。隨着國內形勢與黨內矛盾的變化發展，鬥爭冠以的名目也由“官僚主義”換以“修正主義”或“官僚主義者階級”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不管名目怎樣變化，其整治內容均為有悖於毛澤東思想的思想行為，其指向對象大都是黨內中下層那些掌握一定權力的官僚主義者。
　　然而，儘管毛澤東把官僚主義作為影響黨群關係與產生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給予嚴重關注，並採取系列措施大力整治，農村進行四清，城市展開五反，但功效不顯，治絲益棼。黨群關係仍舊對立緊張，社會矛盾依然尖銳突出，“官僚主義”、“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等各種風氣與現象，不僅沒有得到有效克服與消弭，在毛澤東眼中反而愈演愈烈，愈來愈嚴重，甚至發展蔓延到了中央黨政機關（10），以至令滋生這些現象的官僚體制變得更為頑固和僵化，成為了毛澤東心中最大的隱憂。
　　除了對頑固僵化的官僚體制的憂慮，毛澤東心中另有一情結，對其晚年政治思考構成重要影響，或者說它本身就是毛政治思考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就是對中國社會未來建設的烏托邦構想。這一構想與毛澤東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詩人氣質與性格密不可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的橫空出世，就是這一構想的鮮明體現與實踐嘗試。前者全民煉鋼的狂熱體現了毛澤東欲帶領中國短期內趕英超美、爭做國際共運盟主的政治雄心，後者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組織形式，亦工亦農亦兵亦學亦商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體現原始共產主義精神的公共食堂，寄託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小農式的烏托邦理想。大躍進運動的慘敗，給毛澤東當頭棒喝，使其不得不放棄經濟建設的狂飆突進。但毛澤東一直沒有放棄對中國社會建設的詩意構想（11），在毛心中，“六億神州盡舜堯”、“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美好圖景，亦工亦農亦兵亦學亦商的生產生活方式，代表了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對生活的美好願望與嚮往，不僅是正確的、可欲的，而且是偉大的、可行的；既然是正確的可行的，有朝一日一定要將其形之於世而大行於天下。
　　正是因為這樣一種歷史因素與背景，1966年3月中下旬當毛澤東在倒劉鬥爭受挫而被激怒時，他那強悍好鬥、愈挫愈勇、“愛做一些驚世駭俗、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的“戲劇性”性格（12）被徹底地調動了起來，長期以來他積壓在心中對官僚體制的深惡痛絕和對中國社會的未遂構想也一併被喚起，被激活。其結果，恰如馬克思在論及歷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對歷史發展所起作用時指出的，歷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13）於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在憤怒、震驚、痛恨、激動與興奮等諸多激烈而複雜情緒的驅動下，毛澤東做出一項驚人決定——將黨內的倒劉鬥爭推向黨外，發動全國人民參入其中，徹底清算劉少奇及其路線，以天下大亂到達天下大治——開展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


　　下篇

　　毛澤東因倒劉圖謀實施受阻被激怒，將原本用黨內方式解決的倒劉鬥爭推向黨外，從而發動文革，這是我們根據歷史邏輯和毛澤東思想與心理分析而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這一結論意味着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倒劉鬥爭受阻而憤激反應下的臨時起意，而非經深思熟慮的預設謀劃，與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著《毛澤東傳》提出的毛澤東在發表姚文元文章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已經下定”（14）的說法頗有不同。下面我們將從歷史語言現象解讀和歷史文本分析的角度，對此進行進一步論證與說明。

　　（一）、毛澤東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詞的歷史時間。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柯林伍德指出，“歷史知識沉澱於特定觀念”。金觀濤與劉青峰在《觀念史研究》一書中認為“觀念是用固定的關鍵詞表達的思想”（15）。據此，“文化大革命”無疑是用於傳達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段特定歷史及其思想的固定的關鍵詞。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動者與領導者，從其使用“文化大革命”這一關鍵詞的時間，我們可以判斷作為指涉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的“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思想觀念)在毛澤東頭腦中形成的時間。
　　那麼，毛澤東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文化大革命”這一關鍵詞的呢？我們發現，姚文元文章發表後，“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出現在毛澤東的話語中是在1966年的3月下旬。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批判《二月提綱》，批判彭真和陸定一。3月28——30日毛澤東對康生等人連續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毛嚴厲批評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壞人就要解散，”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要求“現在必須進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義。”“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我們面臨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文化大革命。”（16）
　　就筆者閱讀範圍，這是毛澤東組織發表姚文元文章，發起倒劉鬥爭以來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這一詞語。毛澤東首次使用關鍵詞“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時間毋庸置疑地向我們透露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信息，這就是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是在66年3月中下旬在毛澤東心目中才開始出現形成。而此時距離發表姚文已過去四個多月，如算上組織撰寫姚文過程時間已有一年多。這就意味着，在實施倒劉鬥爭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甚至在發表姚文元文章之後的數月間，毛澤東還未及想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他頭腦中對這一運動尚未形成一明確概念。
　　在此之前，我們注意到，毛澤東是用“階級鬥爭”這一詞語來指稱當下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倒劉鬥爭的。即便在3月20日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第一次杭州會議）上，毛澤東談及當前文化領域的批判鬥爭時仍說道：“這是一場廣泛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展開的面很廣，請各大區注意一下。”（17）

　　（二）、為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對“文化（大）革命”一詞的流變與使用情況稍作一番梳理如下：“文化革命”，作為一普通名詞， 1950年代初就出現在了《人民日報》上，當時毛澤東也不止一次地使用過“文化革命”。如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講話說道：“現在我們在革什麼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無知的命，叫文化革命。”又如1957年3月20日在上海發表的講話中說：“在我們面前的新的任務就是建設，建設也是一種革命，這就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但顯而易見，彼時的“文化革命”與“技術革命”屬同一語境，具有“革新”、“創新”和“建設”的意味，與後來之“文化革命”有相當大的語義上的差異。
　　1962年中宣部對“文化革命”作出一個定義，稱“文化革命”為：“革文化落後的命，革資產階級思想的命。”（18）“文化革命”被注入政治意涵，人們在此意義上開始使用這一詞語。1965年下半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逐漸成為政治熱詞，開始較高頻率地出現在中央黨政文件和高級領導講話中。如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多次出現“文化（大）革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這樣一段表述：“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領導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不僅在“文化革命”中加上了“大”字，而且將其意義提到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的高度，與半年後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表述幾無二致。此文件由中央於1966年元月批發全國，作為文化領域工作的指導綱領。
　　又如，周揚1965年11月29日在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發表講話，其中一小標題為：“文藝戰線的鬥爭和文化革命的形勢”。周揚這樣說道：“最近這次（指64年以來——筆者注）文藝戰線上的批判和鬥爭，可以說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文藝整風，是延安文藝整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可以預言經過這次鬥爭，我國的文學藝術，又將躍到一個新的階段。現在，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已經到來”。周揚講話發表在66年1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
　　不難看出，在當時的高層，已自覺地、較為常見地用“文化革命”或“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來統稱和概括1964年以來興起的文藝界的批判鬥爭與文化領域的破舊立新。這就意味着，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觀念，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文化革命”在1964——1965年之間開始形成。如此，也就意味着，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運動之前，已然存在另一個“文化革命”——一個思想文化領域的“文化革命”（19）。
　　十分耐人尋味的是，當中央文件和報刊不斷出現“文化（大）革命”詞語之時，正是毛澤東組織發表姚文元文章，緊鑼密鼓倒劉之際，而很早熟悉並使用過這一詞語的毛澤東反倒對此熟視無睹，視而不用。這恰好說明在此一階段毛澤東運籌帷幄的是如何用黨內鬥爭的方式打倒劉少奇，而未及想到發動文革運動這一着。
　　使得毛澤東決定將倒劉鬥爭從黨內轉向黨外而發動文革的，是前述彭真對姚文的抵制和制定出台與毛意背道而馳的《二月提綱》。《二月提綱》除了內容拂逆毛意，其“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署名也刺激了毛澤東，引起他的嚴重聯想，因而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運動形態的“文化革命”來反擊為劉少奇等所控制的思想文化領域觀念形態的“文化革命”。（20）3月11日彭真在聽取許立群匯報上海宣傳部長楊永直請示“學閥”是否有所指時，在答覆中對上海市委的嚴厲指責，當是促使毛澤東橫下心來發起文革運動，燒沸文革這壺開水的最後一把火。3月28日毛澤東聽到康生匯報彭真對上海的這一指責時憤然說道：“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21）

　　（三）、假如毛澤東在發表姚文元文章、正式發起倒劉鬥爭之時，就開始了文革的設想，也就是假如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經過深思熟慮，有過一段時日醞釀的理性行為，那麼這樣一場規模空前、涉及全國、動員全民參與的宏大運動，事先必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安排或綱領性文件。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一個計劃安排，綱領性文件倒是有一個，但只要稍加考察就可以看出，這個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純粹是一偶然的產物，因為它是專為批判《二月提綱》而應運而生，而非預先對文革設想的量身定製。毛澤東三月中旬提出批判《二月提綱》，月底提出開展文化革命運動，中央隨即成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起草《五一六通知》，顯而易見，沒有《二月提綱》，就沒有《五一六通知》，也就沒有文化大革命。這就進一步從歷史文本的角度證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臨時起意，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並非如《毛澤東傳》所言，65年11月毛澤東就定下了決心。

　　此外，揆諸既往歷史，但凡毛澤東發起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均是有言在先，向黨內先打招呼，讓執行者有充分的時間做好準備，如1957年的整風，1963年的四清，都是提前向黨內發出告知。文化大革命規模更廣，意義更大，事先更應向黨內吹風透氣，但卻行而不預，事發突然，未見與黨內同志有任何商量便獨自徑直宣布。這固然可以解釋為對中央一線的不信任，但這一運動源於倒劉的密謀意味與臨時起意的緊迫倉促性質也自不言而喻。
　　總之，無論是歷史語言時間解讀，還是歷史文本分析，或毛澤東的政治習慣，都清楚地證明，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倒劉圖謀受阻而憤激反應下的臨時起意，具有明顯的情緒成分與非理性因素。這種憤激反應下的臨時起意從而製造出一個更大的動作，在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並非絕無僅有，而是有例可循。1957年的反右便是如此，反右是整風運動的突變與轉向（22）。文革也是，它是倒劉鬥爭的突變與轉向。倒劉是蓄謀已久，文革屬臨時起意，是倒劉的延展與擴大。如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從1965年1月決意倒劉到1966年3月決心發動文革此一階段的心路歷程，看到倒劉鬥爭與文革運動二者之間的微妙關係，也就回答了何以一場冠冕堂皇的運動會密謀於暗室而起始於躲閃，又何以為打倒劉少奇而把整個社會弄得天翻地覆。
　　雖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憤激反應下的臨時起意，具有明顯的情緒成分與非理性因素，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它之所以發生又具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與背景因素。它是毛澤東1956年以來欲以中國特色制度創建獨立於世，從“破”與“立”兩個層面改造中國社會，因不得其願而鬱結於心、耿耿於懷、念念不忘的一次強烈訴求與表達，集中反映了一位以人民意志代表自居的領袖人物對與其獨斷專行的政治個性格格不入的官僚體制之“破”和對充滿烏托邦色彩的理想社會之求的不羈壯心。
　　正是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具有雙重的目的，除了打倒劉少奇而權力重組這一預設的近期目標，加入了打破官僚體制而實現社會重構這一新的遠期目標。
　　就前者而言，在毛澤東並非難事，以毛之威望和權謀，拿下劉少奇不會比當年延安整倒王明更難。邱會作就認為，“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按常規，用舉行中央會議的辦法是可以解決的。”（23）這就是說，其實無需採用激烈的文革形式，照樣可以達到打倒劉少奇而重組權力的目的。而所以逸出常規，使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者，一方面與毛澤東為維護個人權威與尊嚴而不惜代價地大亂天下的好鬥性格有關，另一方面當是毛澤東作為說一不二的最高權力者能夠毫無節制而可以為所欲為的政治體制使然。
　　就後者而言，社會重建，包涵着“破”與“立”的兩個方面，這在著名的毛澤東1966年致江青的信和“五七指示”中有充分表述。但需要指出，社會重建之破舊立新並非毛澤東為文革而創，不過是其前十年努力所創建“破”—“立”革命模式的強化，是“破”—“立”模式1.0版到2.0版的升級。那麼，2.0升級版的革命模式能否實現毛澤東心中目標而讓其如願以償呢？
　　我們知道，以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的官僚作風為主要表現特徵的官僚主義，是任何設官而治的社會中都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24）。這一現象伴隨權力而衍生，其本質問題為權力問題。當毛澤東嚴重關注並提出以整風方式克服、消除這一現象時，其真正擔憂的其實是掌握權力的革命者被糖衣炮彈腐蝕擊倒問題，也就是權力的異化與腐敗問題。“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是英國人阿克頓針對權力本質所做出的最精準的判斷，也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關於政治經驗的一條不易鐵律。毛澤東1956年讀到阿克頓的這一名言（25），自是清楚權力趨於腐敗的這一本質，且早在1945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關於中共能否擺脫“其興也渤、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律時，就提出過“民主新路”的說法，所以，對於如何防範應對權力異化或腐敗這一關乎政治的核心問題也就是根本性問題，毛澤東似應有一種符合預期的正確認識與方法。
　　但歷史呈現給我們的卻是，毛澤東將官僚主義及權力產生的腐敗現象視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獨特現象，視為階級鬥爭在新時代出現的新動向、新反映，以獨樹一幟的整風方式來努力消除這一現象，而對高度集中的權力本身置於不顧，放過不問。這種高度重視對官僚主義的整治卻從不言及對權力約束的做法，結果便是讓大大小小的單位掌權者得以在不知不覺的權力腐蝕中喪失革命的意志與立場，走向革命的反面，然後在一場集中整治的運動中又被當做運動對象而拉於馬下，如此循環反覆，形成掌權—腐敗—階級鬥爭這種封閉而無法走出的國家治理模式。毫無疑問，這樣的一種治理模式其實質無異於緣木求魚，捨本逐末，舍權力約束之“本”，逐官僚主義現象之“末”。因此，儘管毛澤東視之前效果不彰為措施不力而決定採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動用更加嚴厲的手段，在更為廣泛的範圍開展階級鬥爭，但它除了帶給國家原有結構的大破壞，造致社會的大動盪，絕無可能達到預設之目的，則不言而喻。
　　同樣，毛澤東關於理想社會的構想之不達不立，亦自不容說。因為這種亦工亦農亦兵亦學亦商的生產生活方式的社會構想，“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的、在分配上大致平均的社會，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26）它源自於小農經濟的烏托邦思想，仿效於戰爭年代的軍事建制，在人類主流社會進入向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1960年代，明顯是一種歷史的倒退，與人類文明社會發展背道而馳，反向而行。
　　毛澤東“破”—“立”2.0升級版的文革模式，除了形式上更為激烈，措施更為極端，內容與其1.0版並無二致，不僅理論上錯謬，實踐上亦進入死胡同，其失敗已是註定而不可避免。也因此，它帶來的不僅是毛澤東晚年個人的政治悲劇，更是使整個社會走向動盪的國家悲劇。

　　注釋：

　　（1）《毛澤東年譜》卷6 （1966——1976）頁357
　　（2）參見蕭象：《從分歧走向分裂——毛澤東倒劉之史跡考察》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52636214.html
　　（3）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5頁417
　　（4）據《王力反思錄》，姚文發表時中宣部副部長姚溱連夜打電話給跟隨鄧小平在三線視察的王力，說“有重要文章，要馬上看。”王力即叫人送來文匯報，讀後“覺得很重要”；又據顧保孜《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正在外地開會的彭真“當即囑令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11月10日的《文匯報》”。
　　（5）見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載《領導者》2013/4總第51期
　　（6）同注釋5
　　（7）黃正：《 軍人永勝》頁550
　　（8）參見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此文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寫成。
　　（9）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3 頁463、466、467、468
　　（10）1965年12月27日在中央四清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引自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下）
　　（11）見毛澤東《五七指示》，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
　　（12）白魯恂：《毛澤東心理分析》時代出版國際公司2009年 頁52
　　（13）轉引自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頁345
　　（14）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3版 頁2364
　　（15）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 2009年 頁4
　　（16）這段涉指文革的談話，不同版本文字表述各有所不同，本段文字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頁625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5 頁569
　　（18）《龔育之自述》頁276
　　（19）參見蕭象：《“文化革命”，從一種詞語到一場運動》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22117922.html
　　（20）楊成武參加第二次杭州會議返京後告訴邱會作，會上毛主席決定，要反擊他們（劉少奇）正在領導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毛主席還說“彭真迫不及待地搞一個《二月提綱》，是沒有什麼事可做嗎？”“他們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就做決定，發指示。這是什麼問題，大家想想吧。”——見《邱會作回憶錄》（上）頁432
　　（21）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6 頁66
　　（22）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3頁462
　　（23）《邱會作回憶錄》（上）頁431
　　（24）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年 頁20
　　（2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26）王年一:《大動盪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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