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需要一个皇帝，还不只是寻个主子管理自己，令自己活得踏实的缘故——这样理解依旧还是将他们想得善良了。他们的更大目的是要找一个主子引领他们作恶，使他们从单独作恶的惧怕中摆脱出来，变成一种集体的行径。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逃避法律、良心与天意的惩罚
老高按：最近数年来，“文革”回潮的迹象日益明显，为“文革”评功摆好的言论也在网络上急剧增多。有人说，用不着担心，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其实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不满，向权力和资本权贵发泄怨气，并非真的要发起回到“文革”的运动。我承认这种说法确有道理，但是，对为“文革”评功摆好的言行若不及时澄清、驳斥，我还是担心，会模糊历史焦点，积非成是，真正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一团乱麻、一潭浑水，使遭受了旷世浩劫的中华民族，到头来不但没有得出应有的惨痛教训，反而重蹈覆辙。
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文革”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给后代留下那个反文明、反人类的时代的真实残酷记录；一方面也需要对那些歌颂“文革”的言论，认真加以探究、剖析和揭露。明年就是“文革”发动整整半个世纪（1966～2016），我期望能以此为契机，掀起知识界乃至全民反思“文革”的热潮，读到真正深刻地揭示“文革”的好文章。
此前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绍过活跃于“博客中国”网站上的作者李吉诃德，今天我又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文革的叫街与叫卖》，虽然还是不脱他嬉笑怒骂的文字风格，但所谈的问题却远为严肃，他逐段批驳《文革适应中国国情》。转贴于此，供各位参考。前面几段，讽刺挖苦的分寸未免有点过分，读者大可跳过不看，但后面逐段批驳，时有入木三分、切中肯綮之论，值得我们深思！
文革的叫街与叫卖
——读湘江潮的《文革适应中国国情》
李吉诃德，博客中国
股市一片惨绿，我就着意去寻些“飘红”之物，算是一种视觉与心理的调理。正遇上湘江潮的文章扑面而来，席卷了我的眼睛——《文革适应中国国情》，很灭绝的定位，很生物的结论，我就想看看“湘江潮”里到底浮游着些怎样的物类。
其实这种“红文”通常好找，你只需顺着“湘江潮”、“浪淘沙”、“昆仑山”之类特色“路标”望去也就是了。“文革”中这类“艺名”最多，当时还叫“战斗队”，什么“风雷激”、“云水怒”、“野战炮”、“触灵魂”……个个让你感到药不能停的战斗气息与将病情进行到底的革命豪情。最近又看到一个“枪林逼”，很黄很暴力的样子。据说是出自毛泽东的一首词，我没有什么“文字洁癖”，对这类东西还是格外受用的。
今天再说“文革”，依旧有种“旧病复发”之感。那是一个全民撒了癔症的年代，人们之所以不觉自己有病，是因为大家全都一样，并无差别。正像是一个“国家级精神保护区”，显得反常的倒是少数的精神正常者。自然他们同样不能幸免，被病人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从“文革”的暗狱走出，至今已近四十年。好在“一万年太久”，“文革”的“永世”不过十年光景，毛泽东的“万岁”也只是八十三年而已。如果今天竟还有人沉湎于“文革”情结不能自拔，只能证明了他的病情太深，用情太过，很适合做上三楼的“终身楼长”。
本来《文革适应中国国情》就是一篇胡话文章，湘江潮又是一个化名，所以看与不看，评与不评都似乎意义不大。况且这类文章常有两个通性：一是瞪着眼说瞎话；二是造谣向来不打草稿。而我之所以看了又评，也无非两个意思：一是想让他好歹眨眨眼睛，打打腹稿。谎话可以照说，活动活动眼球心眼儿总是好的。既可以表示自己是个活物，而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顺便听听世人的想法，不要一头扎进浴缸里的“湘江潮”，还要喊“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然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我很了解他们的个性，就是你希望他们这样，他们偏就那样，说一不二，实际很二。因为他们有若干不可抗拒的理由，比如“绝不能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绝不接受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等等。“文革”中有一道“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力也最愚蠢的一柄武器。偏是赶上敌人狡猾，专捡着坏的东西反对，好的东西拥护。比如他们反对摧残人性、祸害文明，我们便只能丧尽天良、毁坏一切；他们拥护国民福祉、思想自由，我们便只好鼓吹贫穷、钳口洗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特么上当了。假如我们不入“阶级敌人”的圈套，情况或许就会好些，至少大家各走各路，总不至于走到崩溃的边缘。当然这只是后话，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方针，无论如何都要选择贫穷与迷信。因为贫穷有助于洗脑，洗脑有助于迷信，迷信有助于统治，一根束缚人民的死链条就这样形成了。湘江潮们若生在“文革”，不过是这根死链条上的一环一扣、一钉一铆而已。现在他们想将一个个自己再重新连成一根链条，谈何容易。
我所以看了又评的第二个原因就在那些没有经历“文革”又较少鉴别力的人们，或许对比了湘江潮与我，他们就会对“文革”有一个大致的认知，不至于被这些“潮人”的“睁眼瞎话”所蛊惑与蒙蔽。许多今人或许并不知道，中国还曾有过这样一个以红色为主调的黑色悲剧或黑色喜剧的时代。置身其中，你会有乾坤颠倒，生命错乱的感觉。你不会感到自己是人——当然你也一定不会是神。因为神只有一个，是毛泽东专为自己打造的牌位——只会感到是条动物。极少一些是能吃到肉食的豺狼虎豹，更多一些是能吃到草料杂粮的猪马牛羊、鸡鸭猫犬，而最低一等就是那些自给自活的兔鼠蛙雀、蜂蜓蚁蜢之类。他们处在社会“食物链”的最底端，“文革”时，他们也叫“地富反坏右”以及“狗崽子”。如果以形象比喻，文革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动物园”。与“自然动物园”不同，她是一个被百般规划、高度控制、严苛管理的动物园。与之相比，奥威尔那个“动物庄园”实在过于天真可爱了。既是“庄园”便有人性，而“文革”从来鄙视这些，她要建立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动物园。如果谁对此心生向往，倒也不妨穿越回去，或者就近过去朝鲜解瘾。她是世上仅存的“社会动物园”的一个活标本，有与“文革”中国类似的制度背景、统治方式、意识形态及行为准则。当然所谓“类似”就是仅供参考而已，毕竟时过境迁，世代更迭，中国的“红太阳”早已陨落，朝鲜的“新太阳”冉冉升起，尽管都是“太阳”，却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出于比照方便，我将原文附在下面，加注标号，逐段点评。好在现在有了复制粘贴，不过弹指的事。我且贴且评，且断且续，反正闲着也是淡着——
原文①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世界没有，唯中国有。回避这个国情，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文化革命是开辟有人类以来，人民群众文明革命之先河，为人类社会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抑制暴力，纯洁思想文化领域，发扬人民民主文明革命的崭新道路，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形式的伟大创举。这一文明革命的原则永存，其万丈光芒将照耀千秋。
评：湘江潮通篇少有的一句准确的话，就是他的第一句。文革确是“史无前例”，确是“世界没有，唯中国有”。以史而论，勉强可以攀比一下的也只有先朝的焚书坑儒、连坐制、文字狱等，自然与“文革”的集大成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如此怎能不“史无前例”？“世界没有，唯中国有”也是真的，放眼望去，仅就人类与文化毁灭者而言，希特勒更重外战，波尔布特更重内斗，斯大林尽管“内外兼修”，算是毛泽东的导师，但他的专长却在于杀人，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作品——诸如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竟保持了一些意外的尊重。如此看来，能将本民族文化与文明一毁十年，几近毁坏殆尽，且“每隔七八年”还要再毁一次的人物非毛泽东莫属。
湘江潮起步便为“文革”拉拢“文化”、“文明”、“民主”等等，我以为他该首先搞清什么是“文化”、“文明”与“民主”，之后再来贴签儿挂牌儿。固然对于同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但总不该差到人与非人的程度。“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反文化、反文明、毁灭文化、毁灭文明的旷世之灾。五千年不够一反，还要搭上所有引进的文化与文明，直毁到“一家争鸣”、“一花齐放”，毁到只剩下“红宝书”、“样板戏”、“忠字舞”、“语录歌”……的地步。如果湘江潮竟将无文化或者“毛文化”当成“文化”，将打砸抢当作“文明”，将大字报、大批判当成“民主”，那也只能说明湘江潮的思维与本性还处在半人阶段，还有另一半需要他进化完成。
从“文革”中被戮害摧残的知识分子以及被劫掠毁坏的书籍文物，便可以看清所谓“文化”与“文明”的真相。倘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塔利班与ISIS大概就算是当代的“文明之师”了。
“文革”是毛泽东启动的一次毁灭性程序，所谓“群众运动”正是以他们作为武器互斗斗人，互残残杀，如狼奔豕突般去实现毛泽东所预定的规划。“文革”是独裁政治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不同于斯大林依靠秘密警察，而是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一场“大清洗”。林昭的“万言书”是死罪，易道均的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也是死罪；国家主席的“反动”是死罪，普通青年的反抗也是死罪。“文革”始终充斥了红色恐怖的“文斗”“武斗”，无法无天的“大串联”，无恶不作的“破四旧”，冤魂积绕的“学习班”、“批斗会”……湘江潮说“文革”是“抑制暴力”的“崭新道路”，这应该算是他的一个独家“发现”，就像“发现”秦始皇开创了民主政治先河，朱元璋开创了多党制，袁世凯开创了联邦制一样，尽管较为抢眼，却也是无知或者变态的缘故。
文革是制造暴力、纵容暴力、鼓吹暴力、实施暴力的“全套”运动，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文攻武卫”，由“清理阶级队伍”到“一打三反”，其间的凶死冤死者无计其数，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一样的天文数字。
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是电影，“文革”却是实况，是“真刀真枪玩儿命了”。武斗青年打出来的血，五类分子悬起来的命，李九莲们被穿透的舌头，张志新们被切断的喉管，都可以当作文革“抑制暴力”的证据放在湘江潮面前，使他知道血是红的，命只一次，舌头是用来讲话，喉咙是用来呼号的。倘若他没有经历“文革”，至少应该去读读历史。历史明鉴：中国的革命与造反倘不见血，就一定是“反革命”或“假革命”，所以类似湘江潮这样的“洗地者”若在文革也未必可以侥幸。
原文② 文化大革命，根本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从更高的层面看，是中华民族一场异常广泛深入地以马列毛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普及运动。由于这个新文化的核心是造反有理——反压迫，反剥削。因此，文化革命，又是一场弘扬真正的普世价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伟大群众性民主运动。说到底，文革就是告诉了全国乃至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个真理：人民造反有理。
评：“文化大革命”是剿灭文化与人性的一次政治祸乱，自然这样的祸乱也不妨打着“主义”或“新文化”的名义，正像贼喊捉贼、盗诩有道一样——倘不如此，如何窃得更多，抢得更多？
贼多内敛，不会强说自己有理——“偷书贼”孔乙己只能算是个例。强盗却不同，他们的信条是“你的都是我的，抢的都是我的”。无论是“革命”的幌子还是“反压迫”的招牌，都是为了这种信条服务的手段。贼的特点在暗，盗的特点在明，一个长于阴谋，一个长于阳谋。而当手段升为“理论”，便是“造反有理”；当贼盗合二为一，便是“文革”。
说“文革”是“民主运动”，也使我对“民主”有了一个“更高层面”的认识，就是中国的“民主”其实早已隐藏于历史何止千年。如果将发动与操纵群众造反称为“民主”，那么早在陈胜吴广便有了“民主启蒙”，到了李自成洪秀全，简直就是“民主社会”了。以“文革”时中国人普遍的境遇，物质之贫匮、道德之衰丧、思想之桎梏、言论之钳口，几乎无以复加。湘江潮或许以为高叫“最高指示”、“早请示晚汇报”就是“言论自由”，终日牛马劳作、吃糠咽菜就是“当家作主”，相互检举揭发、出卖亲朋就是“革命大义”吧？可惜全不是。
造反与民主本就没有一点关系，目的无非是要了这个旗号保卫毛泽东的王位，巩固他的专权而已。在“文革”那个穷困贫瘠、民不聊生的时代，究竟谁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与剥削者？首先不是“美帝”“苏修”，他们固然有力有心，却鞭长莫及；也不是隔海隔空的蒋介石，他是有心无力，捉襟见肘；自然更不是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走资派”，他们已是心力全无，自身难保。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与剥削者正是毛泽东及其权力集团，是他们将中国与中国人视为名下私产，任意损害消耗，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怕是湘江潮们最不愿承认与承受的事实，他们依旧会絮叨起毛泽东的“心系百姓”、“朴素亲民”，什么“旧鞋子”、“补丁衣服”、“困难时期不吃肉”等等。这就是典型及永远的奴隶腔。也不必赘述毛泽东在思想意识上对中国人的绝对奴役，即便是物质生活，他也拥有着绝对特供下的衣食住行，一个穷国倾其所能为他完成的私人定制，大到行宫专列保障体制，小到毛瓷毛烟毛版书籍，这些才是他的生活常态。旧衣旧鞋之类显然并非因为简朴，只是喜欢舒适而已。所谓“困难时期不吃肉”原本就未必真实，即便真实又能说明什么？或是出于御医的建议，或是御厨又调做了其他，或是“朕”就不想吃肉，如此而已，但作为宣传却只有一个样子，就是“忧国忧民”了。
当毛泽东禁止别人的贪欲，而自己却腐败到“朕即国家”，那与吃什么穿什么，不吃什么不穿什么又有何关系？在关注民生，造福人民方面，毛泽东必定是个不及格的统治者。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力求将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将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而在中国，则是将所有人一概变成无产阶级，并以此达到“人人平等”。自然这其中有毛泽东更深的用意，就是贫困与愚昧更利于他的统治。
尽管湘江潮将造反标签为“群众性民主运动”，又将这种“运动”标签为“真正的普世价值”，但我想还是有必要为他做个解词：所谓“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应当共同遵循、参照的价值尺度及行为准则。压迫一定不属于普世价值，但革命与造反也同样如此，不属于普世价值，否则人类便会进入到一种恶循环，只能将其归入动物界弱肉强食、相残相杀的“普世价值”了。
一言以蔽之，“文革”就是真正的压迫者与剥削者利用权力、宣传与迷信蛊惑大众去剿灭那些被诬陷的“压迫者”与“剥削者”的一次邪恶运动。扒开它的瓤子，除去阴谋、构陷、野心、愚昧、屠戮与摧残之外，绝少价值与人性的毫光——尽管她将自己包装得那样辉煌灿烂。
原文③ 文化大革命冠以“无产阶级”，表明要以无产阶级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的新思想新文化，去反对统治阶级奉行的剥削有理的落后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时期很长，一套完整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始终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又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长足地发展，没有形成比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所以，尽管中国人民已经解放了，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还占着统治地位，封建主义残余势力随时有可能沉渣泛起，导致党和国家彻底变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要革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反修防修。是一场人民群众反抗走资派（官僚）和“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封建士大夫派头的所谓大学者大专家）的压迫，争当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人民民主的文明革命运动。文革，高度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造反精神。
评：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农民造反常会沦为一场灾难，原因即在结果，无非两样：一是将一切推倒重来，之前销毁殆尽，之后又毫无建树；另一个则是原样承接，将自己变成前朝一样败坏，或者更甚。两个貌似不同，实质一样，就是使一切回到最初最坏的地方。
以前的革命多反前朝或是同朝之敌，而“文革”则是将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通反一遍。不仅内斗，而且对外，普天之下，惟分敌友，而区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支持与反对毛泽东思想。以“文革”之眼，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或许这就是湘江潮所谓“普世价值”的成因吧？——只是可惜，这样的“真理”未行几十年便被中国以及世界抛弃了。
毛泽东为“文革”划定了三大主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前一个土生土长，属中国“特产”，后两个则是纯粹的“舶来品”。尽管三者因“文革”变得相关，却毕竟各有定义。湘江潮倒不拘泥，将其一顿乱点，于是“封建主义残余势力”便成了“导致党和国家彻底变修”的根源，而一直被作为指定“标靶”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成了“封建士大夫派头的所谓大学者大专家”。其实也不必挑剔他概念的混杂，逻辑的短路，就当按照大概意思囫囵来看，也一样能够感到到处的梗塞与坑陷。
说“文革”是一场灾难，一次历史的倒退，并不只在她的反这反那，而在她是用一种更坏更恶的方式反这反那，其反对与反法还不及所反之物。比如“反封建”，对物，就是打砸抢烧，就是“破四旧”；对人，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五花大绑、钳口切喉，就是“戴高帽”、“挂破鞋”、“土飞机”、“阴阳头”……而不反的封建，倒是“文字狱”、“清君侧”，或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替代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再如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以贫穷反对富足，以“毛主席说”反对天赋人权，以桎梏反对自由，以“社会主义的草”反对“资本主义的苗”。再有“反修防修”，两个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修正”者，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确立“威信”及“领袖”地位而彼此攻讦谩骂，正像五十步与百步的较量，终于演成了一出隆重浩大、劳民伤财的滑稽戏。
“文革”的“反帝反修”多是游行集会、发发社论、喊喊口号，对美苏只是伤及皮肤，于筋骨无碍。文革的内斗才最为深入持久，因而真正受害的惟有中国与中国人。
原文④ 文化革命全国大办“五七干校”，很显然，不是为了让工人农民去进行劳动锻炼，而是为了让各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去与工农相结合，体验劳动生活。所以，文化革命冲击比较大的是封建官僚士大夫文化，等级、特权观念与专制思想。几千年来，皇帝、官僚和知识分子总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当老爷，而文化革命让全国的包括最高领导者在内的几乎全部官僚和全部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比较扎实地同工农兵结合、并受了他们的一次教育。所以，他们中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官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朝有权在手，便发号施令。成了三十多年来否定和妖魔化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在他们灵魂深处作怪的是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否定和妖魔化文革后的几十年里，官僚士大夫文化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大肆泛滥。极少数人大搞封建等级特权，大行封建专制，打压劳动人民群众。拜师磕头、买官卖官、官官相护之风盛行；佛寺、道观一时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僧尼成群，封建迷信活动泛滥。仅四川峨眉山一座山，就有大大小小佛寺、道观几十座，大的佛寺、道观，一座就拥有僧众或道士数百人。党内的许多官员和“精英”，纷纷到佛寺烧香拜佛，挥霍钱财捐资“火供”。
评：“五七干校”是变相的劳改，如同上山下乡是变相的劳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针对知识分子，后者是针对知识青年。“文革”有话“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就要整肃与“知识”可能挂钩的一切人。但向深处看，两样又都是毛泽东为了解除人们的思想危机与现实危机所做的权宜之计，自然在外包装上需要打上“相结合”、“再教育”的“理想”字样。
当一种不仅毁人性，而且灭天理的教条思想还不及“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思想时，如何实现“教育”以至“再教育”？只有通过强制劳动。为什么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知识分子固有的思想，也包括态度——就是湘江潮所说的“派头”。在“文革”中，独立思想是有罪的，独立的“派头”也是有罪的，于是需要“彻底改造”。其实大多数被改造者哪里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原本就是人下之人，只是因为不甘再将“人”字去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命运。
为什么贫下中农不能接受知识分子的“教育”以至“再教育”，或是相互“教育”呢？难道知识分子的思想竟比根植于几千年封建土壤的农民还要落后？显然不是。问题的本质在于这是毛泽东推行愚民政策的必然，因为只有愚民才便于统治，才能确认他的至高无上。任何怀疑与异见皆于自思想，因而需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的基础就是每个人没有思想，或只有一个被控制与灌输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洗脑；另一个就是劳动。劳动消耗人的体力，减免人的欲求，占有人的时间，分散人的意志，最终使人们在毫无意义中失去一切。
毛泽东想要各个社会等级“平等”起来，这种所谓“平等”该以谁作为基准呢？显然不是以上，甚至不是取中，而是向下，使所有人向下。这是由人而物的一种过程，不得不说毛泽东的所谓“理想”使中国及无数中国人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与真正的价值。
有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种新的教义，有了毛泽东这样一尊新的教主，延传了几千年的宗教及偶像自然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作为代表的佛道二教在文革中的命运可想而知，拆寺庙、砸佛像、烧经书、斗僧道，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文革”过后，所有被损坏的就会修复，人性如此，宗教亦然，所以佛寺道观的香火复燃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湘江潮的反应。否定“文革”是历史的选择，“文革”的真正否定者是绝大多数心智正常的中国人，而非湘江潮所指那些“拜师磕头、买官卖官”者。中国人只是不想再让自己与后代生活在水深火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如果非要做什么“弄潮儿”，将众人裹挟在“XX潮”里，不惜千百万人葬身鱼腹，化为冤魂，那么也不妨就来一次“公投”，看看究竟有多少人弃绝“文革”，有多少人愿意回去。
其实湘江潮们也不必遗憾“重庆模式”的破败，如果实在按捺不住，求虐若渴，我倒可以给指几条明路。比如自我放逐，去到中国最艰苦、最贫困地区，做最繁重的苦役，过最黑暗的日子，感受最绝望的境地。三年之后回城，我去农副品批发站接你；或者也可以偷偷渡过鸭绿江，去那里感受专制之妙、领袖之恩——当然途中被打死打伤也是体验“文革”的一部分。司马南不是渡过去了？张宏良也渡过去了，所以现在请你也渡过去。一直向前游，不要朝两边看。去吧，游过去就能融化在红色的“主体思想”里。慢游不送。
原文⑤ 正如“喜剧人生”网友所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连根拔起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强烈灌输大众以平等意识，改造国民成民主公民的历史性运动。“文革”，不仅运筹帷幄于当代，更高瞻远瞩于民族的继往开来！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思想枷锁。
评：湘江潮说到的“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事”，在我看来并非事实，甚而胡言。倒是毛泽东的自评“我一生干了两件事”更为靠谱一些：一是将蒋介石赶到台湾，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人；二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者需是将人们从外族或本族统治者的压迫中拯救出来，并不施加以新的奴役。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不是一个解放者，倒是一个彻底的奴役者。作为外族入侵的日本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赶走的，毛泽东与共产党只是辅助者，并非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对这点存异，只需翻看一下历史，或者更简单些，看看日本人向谁投降即可。蒋介石打赢的是外战，毛泽东打赢的是内战。倘若以湘江潮的观点定论，则至少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我们曾经被谁奴役；二是我们的结局如何。在毛泽东治下，中国人所受到的压迫与桎梏是怎样的情状，之前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言。
说毛泽东“解放了9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思想枷锁”，我以为是湘江潮的眼脑结构一起出了病灶，生了变异。我只知道他为9亿中国人强加了一道思想枷锁，以当时中国的情况，只能有一个头脑，即毛泽东的头脑；一种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一个声音，即“最高指示”；一条道路，即毛泽东所指引的路线。好在未如湘江潮所愿，将“他们的子孙后代”一并捆绑。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思考、发声，走自己的道路。
一般而言，文化的枷锁是无形的，但“文革”时的文化枷锁却是有形的，就是无数人的被封口扼喉，以至折脊断命。林昭遇罗克张志新们被打出的曾经孕育了珍贵思想的脑浆就是证明，那些圣徒般的面容哪是湘江潮们可以体味与瞻仰的。他们只配挂着精神的枷锁，正像“文革”的遗老遗少，在岁月与回忆里由“红小兵”变成“红中兵”以至“红老兵”，去过着他们乌合般的生活。
原文⑥ （毛泽东）晚年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就是这句“造反有理”了。作者坚信，这个看法肯定是他一生中思考时间最长，得出结论最肯定的一个真知卓见。如果说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与归纳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是大自然的进化法则，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方方面面的进化规律，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网友“喜剧人生”：高僧明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转世化身）
评：倘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以及社会进化的一种规律，我还比较认可。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算是哪门子“大自然的进化法则”，还“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方方面面的进化规律”呢？莫非最早的一群猴子就是齐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变成类人猿以至后来的湘江潮的？
事实证明，革命并非无罪，而是有罪，甚而成为滔天大罪。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对外政策，就是“输出革命”，其结果就是造成别国、别民族的灭顶之灾。“红色高棉”幸存的刽子手与S-21监狱的髑髅山可以证明。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就是暴君，就是暴徒，他们总要找出些冠冕堂皇的“法理”“道义”来为自己辩护，以达到“出师有名”、“替天行道”的效果。“造反有理”便是其中之一。但我想总要有一个标准，一种评价，就是之前讲过的两点：我们曾经被谁压迫；造反的结局如何。
果然就是“喜剧人生”，刚把佛道鄙视一番，便又将“高僧”请出“明示”，要他说“毛主席是文殊菩萨转世化身”。这种“活学活用”十分典型，证明了湘江潮们的一斑本性。
我记得这个“菩萨转世”说几年以前便有了，理由倒也古怪，就是毛泽东的男生女相以及中年生痣、不长胡子之类。恰好当时也为这事写了一点，链接如下，http://lijihede1794.blogchina.com/882679.html，算是本文的一点补充吧。
原文⑦ 以“喜剧人生”网友的这个评价，衡量文革，是大致准确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生前利用晚年的有限生命，用他的智慧和全部心血，为中华民族注入的崭新的生命基因，为中国乃至全人类无产者精心铸就的一把护卫自身权利的宝剑，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伟大发现和伟大创举，是使新中国跳出中华民族历史周期律的一条根本出路。
评：好一套“歌颂体”，简直可以适当改动拿去谱曲，成为“红歌”了。这样的文体在“文革”较为时髦，尽管器宇轩昂，却依旧不过是誉词的堆积与连篇的空话而已。
当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于是，就有了1957年“大鸣大放”的“民主”以至1966年“大字报、大批判”的“民主”。1957年的“民主”将中国知识分子扫荡一遍，1966年的“民主”更将所有中国人再扫荡一遍。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政治黑暗、经济崩溃、文化荒芜、道德败坏的时代。毛泽东曾说：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也幸好他没有活到第二个“七、八年”，否则“历史周期律”大概也会崩溃。
原文⑧ 如果没有文革，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也许早于前苏联就被彻底改变了颜色而浑然不觉，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无数先进分子起来反抗今天的压迫剥削现象，就不会有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就不会今天有此伏彼起的红色大潮滚滚而来。这一国情真实而不可阻挡。
评：人应该学会正视历史，而正视的基础就是诚实。任何斜眼歪心者都会将历史看偏，这不是历史的问题。
历史固然是死的、过去的，但人们不能仅从纪念堂的屋顶回望，还应该看到活生生的世界与未来。中国除去股市，依旧没有“变色”，但这分明不是毛泽东的作用——那时他已过世，正一步步走下神坛；也不是“文革”的作用——那时她已结束，正在成为被人唾弃的一页。而真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邓小平，这一点湘江潮不会“浑然不觉”吧？
尽管一味大谈“文化”、“文明”之类，但我知道湘江潮毕竟不是一个“文化人”，是不是“文明人”我不好说，还要亲眼见到才行。比如约到一处，我说一句“将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愿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他不跳起来抽我耳光，就说明了他是一个“文明人”，否则也就只有“否则”了。我先声明一下，我远未到80岁，承受力也还不错，所以湘江潮下手无妨。我只是不希望他叫上“同志加战友”韩德强，我怕那时我倒搂不住手脚。
我知道湘江潮是个化名，或是一个“革命群众”，或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湘江”自然是与毛泽东的湖南有关，“潮”也自然不是“心血来潮”或其他什么“来潮”，而是指的“革命浪潮”。
大概除去湘江潮等，没有什么正常人会将“文革”当作一份国家荣耀、历史亮点，而只会将它视为国家之耻、民族之灾。我想人们之所以沉默以至回避，不同湘江潮那样高调亢奋，还是为了要脸的缘故。就像没有人会把疤瘌当作LOGO炫耀一样。
人在“湘江”里浸淫久了，脑子不免就会进水。所以我跟这样的“潮人”讲理大概也是枉然。但我之前说了，我的看与评全与他无关，我是为了那些没有经历“文革”或被他们蒙在鼓里的人们。
总结“文革”，便不能不总结中国人的人性。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任何暴君与魔鬼都是值得敬畏的，而任何爱与宽恕又总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那些压榨、控制、愚弄、迫害他们的人才被奉为神道。这就是愚昧与迷信的必然。毛泽东就是“文革”时代的最大迷信，他之所以要打破一切旧的迷信，正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迷信。愚人自然是不知这些的，他们还只是半人，DNA里带着历来的奴性基因罢了。
中国人常需要一个皇帝，还不只是寻个主子管理自己，令自己活得踏实的缘故——这样理解依旧还是将他们想得善良了。他们的更大目的是要找一个主子引领他们作恶，使他们从单独作恶的惧怕中摆脱出来，变成一种集体的行径。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逃避法律、良心与天意的惩罚。纳粹军官、苏联的秘密警察、“文革”中的闯将、红色高棉的刽子手，凡所有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接受组织指示”的作恶者皆在此列。
“文革”是一种“全民犯罪”，无数罪恶与罪人固然可以用时间与沉默对待历史，但依旧还有王克明、张红兵、温庆福、刘伯勤等等试图以忏悔来正视自己的罪恶。忏悔者的可敬不只在于自我反省，而是在为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整体罪恶求得救赎。我不知道湘江潮在“文革”中的作为，他或他们不会忏悔，其实也无需忏悔。倒是这样执意为“文革”辩护下去才是他的价值所在。因为越是辩护，人们也就越发清晰。套用“文革”的一个老词，就是“反面教材”。
或许还有些人幻想着回到“文革”，自然不是去做牺牲，而是去做凶手与害人者。他们向往“文革”，是因为可以在那时“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但我告诉他们：死了这份心吧。不要看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者流热衷为“文革”招魂，那些不过是夜郎自大与叶公好龙的双料杂拼而已。若真到“文革”，他们会是最早领教“革命”滋味的人。什么理由呢？张宏良显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司马南则是“里通外国”、“美国特务”；孔庆东呢？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孔老二第73代“孝子贤孙”，他若不是“封建余孽”谁是？
相关图文：
评价毛泽东成了一座“烂尾楼”
“文革”大量个人和家庭悲剧不为人所知
“文革”宣传品：是垃圾还是文物？
追查文革中公安部长之死的两个版本
毛泽东在武汉遇险之谜正在多方揭开
“文革”中谁向毛泽东推荐召回邓小平
毛主席到底是奢侈还是节俭？
快速扫描上个世纪的八个羊年
《紅都女皇》事件：极品谣言还是顶级乌龙？
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