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这里我们看到严谨，也看到逻辑的欠缺。没有逻辑作工具，国人只能堆砌史料。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物证，逻辑足以为证
老高按：酷爱琢磨中共党史、尤其擅长从“无疑处发问”的独立学者冯胜平，过去几年，已经屡次撰文，对中共党史上的若干问题找出疑点，力图扫荡谎言、廓清真相。他在今年2月出版的《新史記》第24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去伪寻真的矛头，指向了“文革”期间全国追谣的“《紅都女皇》事件”。
这个事件，简单地说，是1972年美国女学者維特克访华，江青想利用她给自己树碑立传，长谈60多小时。后来当局发现香港出版了一本《紅都女皇》，內容“低级下流”，认定是維特克著作的中文版，毛泽东对江青震怒，写下了“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的狠话批示……
冯胜平考察这个事件，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的有关考证和推理，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索性在这期杂志上组织了一个专题，将有代表性的各方意见集中起来，供读者从更多侧面了解有关背景。这些文章有：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张颖）
张颖当时受外交部委派全程陪同維特克访华，是最了解她与江青对谈情况的亲历者。她的这篇回忆，侧重反映周恩来对此事的处理。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范思）
范思就是維特克英文著作《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的中文译者，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中文书名改为《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显然是为了适应中文读者早就熟悉“紅都女皇”的说法，实际上英文书名，跟“红都女皇”八杆子打不着。
注意，維特克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是1977年，即毛泽东死后出版的；而中文版是在毛泽东死后30年，才在香港出版的。
《维特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丁凯文）
党史和文革史专家、独立学者丁凯文的这篇长文，侧重介绍维特克其人其事，揭示一位有才华的美国女学者，如何被无端地卷进中共高层党内斗争。
《江青是奉康生之命接近毛泽东》（师哲口述，李海文著）
此文节选自九州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2015年2月。列入这一专题，是因为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毛、江关系的历史背景。
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新史記》24期的这一大组数万字的专题文章，包括冯胜平长文的全文。
下面，我节选冯胜平的文章，在此推荐给读者。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红都女皇》一书根本不存在
冯胜平 专稿，《新史记》第24期
维特克其人
维特克生于1938年，本科就读于加州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维特克娘家姓希特（Heater），前夫是汉学家魏大可（Charles Witke），维特克之姓当来自前夫。与魏大可离婚后，她嫁给了著名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这段婚姻最后也以离婚结束。
维特克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极具杀伤力。张爱玲在1977年初版的《红楼梦魇》里，曾提及几年前在柏克莱见到一位“漂亮的教授太太”，她研究中国人的侠女崇拜，想听听张的意见。张对她的漂亮长相印象深刻，说“面貌是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她”。（注1）这位太太有许多名字，其中一个是维特克。
1972年，已是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维特克访华，并对江青进行了长达60小时的采访，1977年，维特克根据采访记录出版了英文版《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书。（注3）
1973年，风传有人在香港出了一本《红都女皇》，此书进入大陆，在党内高层引起地震，成为打击江青集团的政治武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就是维特克江青传的中文版。
据朱和平回忆，爷爷朱德读过《红都女皇》后，感到事态严重，将书呈送毛泽东。（注4）有亲历者告诉笔者，叶剑英也拿到此书，并让这位亲历者抄录。（注5）另一说法是，有关部门从香港得到《红都女皇》，审读比对后得出结论，此书就是维特克写的江青传的中文版，随即呈报中央。据说，毛读后针对江青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注6）
“文革”后，曾全程陪同维特克访华的张颖辟谣，说《红都女皇》和《江青同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张颖写道：“当时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注7）按张颖说法，香港《红都女皇》一书与《江青同志》无关，但其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维特克
“阴谋论”的假设
与《红都女皇》谣言传播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维特克洽谈，希望她不要为江青写传。维特克后来回忆：“1974年1月，何理良（黄华夫人——笔者注）再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传记内容，……问我是否记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并提出给我钱换取我照他们指令办的承诺，我自然拒绝了。”（注8）
“某些中国高级官员想要禁止的，”维特克继续写道，“正是他们的美国对手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办公室秘书，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合作伙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会谈记录和我个人笔记复印件。”维特克没有同意合作。（注9）
笔者30年前（那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老高注）在普林斯顿大学写博士论文，曾读过英文版《江青同志》。联想到“文革”中《红都女皇》传言，深感困惑：那些下三滥的流言，怎么会以维特克江青传的名义登堂入室，成为朱德、叶剑英等人的案头读物，并引起毛泽东的震怒？
从任何意义上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都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绝非地摊文学可比。然而国人感兴趣的，似乎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坊间的谣言。自维特克访华以来，各种版本的“红都女皇”故事在民间流传，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却无人问津。此书近30年后才有中译本（2006年在香港出版），至今仍没有一篇像样的评论。
把党内矛盾捅到海外，再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反馈，影响国内政治，《红都女皇》开了先例。（此前所谓粟裕、彭德怀“里通外国”，纯属栽赃陷害。）这一手法“文革”后逐渐普及，如今已至炉火纯青。可以说，利用境外媒体放风，影响操纵国内政局，已成为党内高层斗争的一种定势。
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物证，逻辑足以为证：一本1977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书，毛泽东不可能1973年在中国读到，并作出批示。
1972年8月10日，周恩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注10）
深受《西行漫记》影响的江青当然愿意见。于是，在外交部安排下，维特克对江青进行了六十多个小时的采访。据张颖回忆，十几万字的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阅改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
反覆考虑后，周恩来向江青建议：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复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以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江青坚决反对，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注11）
1972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注12）
“已经请示毛主席”这七个字是关键。毛泽东显然不满意江青的谈话，所以命令工作停止。如果真有什么“批示”，应该就是此时毛的反应，对此周恩来是知情人。
而“阴谋论”的假设是：国内工作停止，国外并没有。没送给维特克的记录，暗中送给了香港某地摊文人，遂有《红都女皇》一书在香港横空出世。至少，按照张颖关于“两本书混淆”的说法，人们有理由这样猜想。
毛泽东于1976年过世，不可能得知1977年《江青同志》英文版出版。
江青的政敌所为
1992年，宦国苍在美国中文《时报周刊》发表文章，重提《红都女皇》事件。文章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情况。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注13）
对宦国苍转述的维特克这番假设的“阴谋论”，张颖立即做出反应，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注14），张颖“高度”评价维特克的学术能力：“她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中文报纸也看不大懂……近代史她知道些，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说一窍不通。”（注15）
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张颖断然否认中国政府曾高价向维特克收买版权：“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与维特克有过接触的人士核实，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我想如果用头脑思考一下，就知道这种谣言绝对是无稽之谈。”（注16）
笔者部分接受张颖对维特克“阴谋论”的反驳，因为维特克“阴谋论”除推理外并无证据，但买版权一说却绝非“无稽之谈”。此事不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序言中提到（“提出给我钱换取我照他们指令办的承诺”），也被华国锋证实。1976年10月12日，华在接见马天水时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注17）华在另一次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她谈话，……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注18）与“维特克的假设”一样，华的指控也没有根据。
在追查谣言过程中，人们曾问《红都女皇》的资料从何而来。张颖否定了接待人员泄密的可能性。联想到当时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背景，不排除它是江青的政敌所为：他们以此向江青发难，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集团。
一般认为，《红都女皇》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混淆？谁又希望它们混淆呢？雨果说：“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砸人的是真正的恶人。”是有人授意炮制了《红都女皇》？还是“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砸人”？如果是前者，谁的授意？如果是后者，谁又是那个“真正的恶人”？
无论答案如何，能从《红都女皇》谣言中得益的，只有林彪军人集团和周恩来官僚集团，但当时林彪已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押，他们的残余党羽并不控制外交、情治系统，无力导演这么一场大戏。有动机、也有能力导演此剧的，非周恩来官僚集团莫属。
周恩来绝地反击以求自保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安排采访、谈话泄漏、坊间流传，到送交朱、叶案头，直至最后上呈毛泽东，都需要有人运作。更有趣的是，这边忙著传播伪书，那边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却在与维特克谈判，要她不要出版真书。如果说《红都女皇》事件是谣言，那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谣言——它动用了国家机器。
当时掌握国家机器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当然不是谣言的作者；同江青一样，他也是受害者。不仅如此，毛的“批示”还成为谣言的一部分，在民间广为流传。一生之中，毛这是第一次被人玩弄，玩得很惨，到死也不明真相。猫真的是老了。
有人说，周恩来不是那样的人，不会做那样的事。的确，以周之性格，他不会策划《红都女皇》事件，正如林彪不会制定“571工程计划”一样。但林彪不做，不等于他儿子不做；周不策划，不等于他部下不策划。泥人尚有土性，唾面自干不符合人性。周服毛泽东，但不服江青；从心底里，他讨厌这个女人。如果周没有参与制造谣言，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不是没有动机，是没有魄力。江青是毛泽东的影子，只要毛在一天，周就不会冒险造次。一旦毛撒手人寰，别说周，就是华国锋那样的“老实人”，也容不了江青。（注19）
回顾“文革”，清查“5·16” 运动和追查“红都女皇”谣言，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周恩来绝地反击、以求自保的杰作。平心而论，周政治上无意害人，但一旦被迫出手，其谋略之深，手段之辣，康生之流望尘莫及——1931年轰动上海的“海棠村灭门案”，顾顺章一家九口被杀，即由周一手导演。
1967年，打倒刘少奇后，极左派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时周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有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叫“5·16”，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著红旗反红旗。当年9月，毛批示：“‘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注20）有了尚方宝剑，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查“5·16”运动，造成“文革”中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桩冤案，牵连人数达千万以上。事后知道，“5·16”一案纯属虚构，除北京几个学生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
同样，林彪事件后，军人势力下降，周恩来权力上升，引起毛泽东不安。在毛默许下，江青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在外交部批“投降派”，在文艺界批宋江，在党史界重提“伍豪启事”，目标都是周恩来。面对威胁，周的某些部属，不愿坐以待毙，有意泄漏江青—维特克谈话内容和毛的“反应”，给江青制造“新闻”，上点“眼药”，当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展开了追查“红都女皇”谣言运动。
江青是毛泽东的影子
自己造谣，又自己查谣，是《红都女皇》事件的蹊跷之处，也是谣言制造者的高明之处。查谣从外交部系统开始，参加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首当其冲。通过全国性查谣，江青会见维特克被毛泽东训斥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此种手段，有些类似当今演艺界明星自编自导的绯闻，不同的是，明星只是利用媒体造谣和辟谣，并没有能力动用国家机器查谣。
江青不是《红都女皇》谣言的制作者，但无疑是最积极的传播者。被谣言激怒，江青狂热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谣言。她至死也不明白，谣言止于智者，不止于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查谣，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造谣传谣。
“文革”后期，人人自危；朝秦暮楚，老鼠跳船。康生临死前通过王海容、唐闻生揭发江青，材料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得知王、唐二人接近邓，毛大为不快，用当年批陈伯达的口吻批评王、唐，说他们是“小老鼠”，“看到我这条船要沉了，就溜走了。”（注21）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邓小平也是周恩来官僚集团一员，虽然他与周有矛盾——毛用他们相互制衡，但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非常可能，没人炮制、也根本没有什么《红都女皇》。周恩来什么都没做，他给毛泽东看的就是江青和维特克谈话被整理出来的记录。毕竟，记录送到国外发表之前，周有责任向毛通报。在上海被美国水兵调戏，与毛“共同指挥西北战役”……江青所讲的这些情节，足以使毛震怒了——不需要再派人到香港去编一本《红都女皇》，从江青60小时的谵语中摘录几段就足够了。所谓“香港出书，传回国内，引起毛震怒”云云，只是民间演绎出来的故事，口口相传，成了“事实”。
细读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满篇看到一个“蠢”字。这是一个倔强而虚荣的女人，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她偏执、多疑、有被迫害幻想，声称林彪“不仅设计了许多计划暗杀毛泽东，而且想除掉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他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草图，策划攻击和爆破，一次性杀死我们。”她告诉维特克，在那段时期，林彪秘密地控制了毛和她的住所，在食品里逐渐添加有毒物质，他们生病了，并不知道病因。她的病逐渐发展到神经系统，影响大脑和记忆，直到最近才恢复过来。（注22）对底层民众，江青不乏同情，曾救过两个死刑犯的命。他们通奸杀人，并不知道这是犯法。（注23）
在书的结尾，江青开始谈武则天、吕后，说原始共产主义就是母系社会、女人做主。毛泽东看出端倪，说：“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做人大委员长，自己做中央委员会主席。”（注24）随著毛健康情况恶化，江青不思退路，反而准备接班。此时的她已不是狂，而是妄了。被权力陶醉，江青陷入幻觉，忘记自己只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消失，她也将消失。
毛对书有过批示？
据朱和平回忆：有一天，朱德秘书送来一封关于江青的信。“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应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注25）
军科院教授范硕少将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说：《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外交部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范硕坚持自己曾看到过毛的批示。（注26）
叶永烈的《江青传》实现了穿越。他说，“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注27）他不知道，毛去世时，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尚未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有更具体的描述：“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注28）
尽管有以上各种“证据”，笔者仍对毛泽东的“批示”存疑。这不仅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没有收录这一批示，更因为它不合逻辑。凡天上事，必有规律，凡人间事，必有逻辑；规律在万物之中，逻辑在人心（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中国传统治史注重证据，却忽略了逻辑的力量。胡适说：“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注29）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严谨，也是逻辑的欠缺。没有逻辑作为工具，国人只能堆砌史料。
事实胜于雄辩，逻辑强于事实；事实可以伪造，逻辑不行。
如果毛泽东有批示，
1）为什么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华国锋不说？他做的就是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2）为什么1881年公审江青时不说？当局那时急需要把江青与毛泽东切割；
3）为什么除范硕将军外，再没有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么重要的批示，不可能只传达给范硕一个人。
非常可能，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示并不存在，它只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另一个美丽的故事。
根本没有港版《红都女皇》
至今仍不知道，是谁出版了《红都女皇》；人们甚至不知道，《红都女皇》这本书是否存在。迄今为止，尽管有许多关于《红都女皇》的文章，却没有人——除张颖自称外——读过这部影响深远的书。非常可能，流传了40年的这本书，其实并不存在。
为考证《红都女皇》谣言的来龙去脉，笔者查阅了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皆未发现此书，因而怀疑整个事件是个乌龙；在得知严家祺、丁凯文、余汝信等“文革”史专家也没找到此书后，怀疑进一步加深；最后，笔者向“文革”资料权威宋永毅求证，得知他曾专门查阅过香港图书总目录，根本就没有《红都女皇》这本书。（注30）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红都女皇》是一个极品谣言。谣言在“文革”后期流传如此之广，几达家喻户晓，以至于几十年之后仍有人认为自己读过此书，其实并未读过。在这一点上，我与朋友笑蜀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都坚信自己看过《红都女皇》，记忆中书也一模一样：小开本，印制粗糙，约八、九万字。直到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记忆错误：我们读的书是《“红都女皇”事件之谜》，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乐欣。
值得一提的是，乐欣1986年的《“红都女皇”事件之谜》和张颖2004年的《外交风云亲历记》，应系出自一人之手。书中情节、段落甚至引语一字不差，张颖若不是作者，也是材料提供者。问题在于，既然记录稿已经全部封存，张颖又怎能在书中大段引述江青—维特克谈话细节？对此该书作者乐欣的解释是，一位接待人员把一份记录埋在花盆里保存下来。但2004年的《外交风云亲历记》没有这一情节。更令人费解的是，张颖声称“读过”香港版的《红都女皇》，但对其内容、出版社、作者却只字不提。隐约之间，我感觉她没说实话，似乎有某种难言之隐。当然，不排除记忆错误——我们可以记错，人家为何不可？
为什么《红都女皇》谣言流传至今？因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一个好的谣言，必须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有根无据，闻风杀人。维特克采访是根，《红都女皇》是据。在政治不透明的时代，谣言只要符合民意，往往比真话更有力量。维特克采访江青，写《红都女皇》，引起毛泽东震怒，批示：“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故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后期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没有人不喜欢这个故事。
作为《红都女皇》事件的权威，张颖认为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40年来，无人读过《红都女皇》这本书，书却活在人们记忆中，好像人人都读过。
不仅谣言可以骗人，记忆也可以骗人。人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心理出于自我保护机能，总是删除那些不愉快的记忆。
三个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
2）所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示”是伪造的；
3）根本就不存在《红都女皇》这本书。
“那我手抄之蓝本，是神马呀？”我的那位朋友不解，就是她，曾在1975～76年间为叶剑英抄录《红都女皇》。她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每每见面，叶出口的第一句话总是：“有消息么，他怎么样了？”
我回答这位朋友：“就是手抄本，不是书。如果你手抄之蓝本是一本正式出版物，那就更好玩了：那只能是有人在小范围内印了一本书，专供叶、朱、毛等人参考（上当），就像袁克定的《顺天时报》。书在达到目的之后被销毁，没有留下痕迹。再仔细回忆一下，你抄的是不是一本书？”
“我只记得那房间、那不甚明亮的光线……”（注32）
注释：
1，宋希于《她，美女，《红都女皇》的作者》，《羊城晚报》，2013年6月30日。
3，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
4，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5，亲历者与笔者的谈话，2015年1月16日。
6，维特克《红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译，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中文版说明。
7，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页。
8，同注6，第13页。
9，同注6，第13页。
10，同注7，第195页。
11，同注7，第315页。
12，同注7，第318—319页。
13，同注7，第179页。
14，同注7，第179页。
15，同注7，第208页。
16，同注7，第330页。
17，华国锋，引自《丁凯文谈维特克采访江青风波》，《记忆》第64期，2010年12月12日。
18，华国锋，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版。
19，“文革”中，毛泽东曾多次称称华国锋是“老实人”。
20，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21，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22，同注6，第364页。
23，同注6，第254页。
24，同注6，第461—462页。
25，朱和平，同上书，第257页。
26，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
27，叶永烈《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73页。
28，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0—851页。
29，胡适，引自汪金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读胡适的两封佚信》，新浪博客，2005年6月27日。
30，宋永毅与笔者的谈话，2015年1月16日。
32，亲历者与笔者的微信，201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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