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間：毛澤東和張國燾雙方都有責任，雙方都說謊，雙方都不擇手段。“草地密電”不是天使和魔鬼的分水嶺，只是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非常可能，張國燾沒發過“密電”，但的確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毛澤東可能編造了“密電”，但他對張想用武力併吞中央的判斷並不離譜
老高按：旅美學者馮勝平對考證毛澤東和中共黨史事件上了癮，今年2月又拋出一篇《“草地密電”：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講的是中共黨史上一樁著名的疑案：1935年9月9日，長征途中，張國燾到底是否寫過一封要“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馮勝平文中將之簡稱為“草地密電”）？
這封電報，在中共檔案中一直沒有發現。毛澤東死前斷言有這封電報，誰也不敢說沒有。但毛死後，兩個元帥爭執不下：徐向前說沒有，葉劍英說有（長久以來，人們以這封電報被葉截獲首先報知毛澤東，來解釋他雖沒有戰功，卻當上了元帥），而直接經手人都否認。
馮勝平探究這個問題，有其有利條件。他與張國燾的部下、時任四方面軍電台總台長宋侃夫的兒子宋曉蘇相熟多年，宋曉蘇講過、也提供過很多關於當時情況的史料；馮也與葉劍英的養女戴晴相熟多年。他這篇文章，給他們都看過，還給國內專門研究長征問題的夏宇立看過，經他們提出質疑和推敲之後再反覆修改。
馮勝平的結論，就是文章標題上的八個字：“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草地密電”是子虛烏有，是毛澤東編造的，但是當時的情勢，毛澤東所擔心的張國燾下毒手，又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張國燾的八萬吃飽喝足、裝備完整的軍隊，一旦翻臉，對付毛澤東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結局就是用腳後跟也能料定。毛澤東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這麼逃之夭夭總得對全黨、全軍交待個說得過去的理由，“草地密電”於是焉橫空出世，一骨腦賴在張國燾頭上。
證明電報之“無”，這不是馮勝平的功勞，此前多位當事人和研究者，都已經証明了這一點；馮勝平的功勞，在於証明電報之“有”——我這裡說的“有”，不是真有電報，而是真有可能、真有理由、真有危險。
馮勝平最近在多篇文章中都強調了“邏輯”的重要性。在這篇文章中也說：
凡天下事，必有邏輯。研究一段歷史，不僅要看有沒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邏輯。有史料，無邏輯，可能就是錯；無史料，有邏輯，真相也許就在其中。……本文的目的，是根據已有的史料，對“草地密電”的來龍去脈做一個儘可能合乎邏輯的解釋。
對這一觀點，我持保留態度。至於他還將“邏輯”與康德所說的“人類內心的道德律”畫了等號，我更表示質疑；甚或，他在此文中斷言“歷史必須經得住邏輯的檢驗”，而不是“邏輯必須經過事實的檢驗”，在我看來是站不住腳的。
順便說一句，宋侃夫長達數萬字的回憶在中國大陸的官方雜誌上發表了，但是對關鍵的一段，當局做了馬賽克處理。馮文中引用了這一段的文字：
據宋侃夫回憶，卓木碉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會場上方掛着“反對毛、周、張、博向北逃跑”的橫幅。“會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長工、邵式平、羅炳輝等同志講話，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幹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呢？特別是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李卓然也細聲細語講了不少。會議由何柳華（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記錄，事後刊登在張國燾主辦的《幹部必讀》上。會後他們都升了官，李成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員，何當上了第二中央的組織部長。”
這一段中幾個大喊口號、發言批毛的人，在中共黨刊上刊出時，都以×××代替。
“草地密電”：查無實據，事出有因
——毛澤東的政治交代
馮勝平，共識網
1960年9月，毛澤東在中南海告訴斯諾：1935年9月9日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當時黨內面臨着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1）
分裂的原因是一份電報。關於這一天，《毛澤東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寫道：“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另背着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的電令，趕到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2）
當天晚上，毛在紅三軍團駐地阿西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家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率領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次日凌晨，紅三軍團倉促脫離右路軍主力，向俄界進發，與駐紮在俄界的紅一軍團會合。據《年譜》記載，毛“在離阿西時，見到帶領軍委縱隊趕來集中的葉劍英，告訴他情況緊急，不能在此停留，應立即向俄界前進，與紅一軍會合。”（3）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出走的原因是避禍，防止一、四方面軍武力衝突。隨着黨內高層北上南下的爭論日趨激烈，毛相信，統兵八萬的張國燾隨時會對兵力不足一萬的中央紅軍下手，搞武力兼併。
分裂結果是：四方面軍全部加一方面軍一部（五軍團和九軍團）約八萬人隨張國燾南下，跟毛澤東北上的部隊不到七千。隨左路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也同張一起南下。
七十九年過去了，人們一直在找這份導致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的“密電”。為了這份“草地密電”，有人丟官，有人丟命，也有人飛黃騰達。毛澤東在世，“密電”問題是黨史禁區，無人敢碰；毛去世後，從徐向前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密電”提出質疑。
筆者遠居美國，在史料的占有上與國內黨史研究者無法比肩，有的只是思想的自由和距離的優勢：無需揣摩上意為稲梁謀，不必保持政治正確，又遠離黨內派系恩怨。不在廬山之中，有時反而可以見到廬山的全貌。
凡天下事，必有邏輯。研究一段歷史，不僅要看有沒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邏輯。有史料，無邏輯，可能就是錯；無史料，有邏輯，真相也許就在其中。“草地密電”一案，至今撲朔迷離，不僅史料缺乏，當事人也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據已有的史料，對“草地密電”的來龍去脈做一個儘可能合乎邏輯的解釋。
歷史必須經得住邏輯的檢驗。邏輯在人心中，在人性中，是“人類內心的道德律”（康德語）。事實可以偽造，邏輯不行。
1.毛澤東、葉劍英對“草地密電”的說法
第一個把“密令”公之於眾的人是凱豐。1937年2月27日，在《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一文中，凱豐寫道：“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中），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4）
按照凱豐的說法，“武力解決中央”是下面幹部的口號，張國燾講的是“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如果說“密電”在凱豐那還是流言，毛澤東則把它提上政治局會議，成了對張國燾的正式指控。1937年3月，毛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張國燾“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背着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5）
1971年8月28日，9·13事件前夕，毛澤東再次談到“草地密電”：“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裡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6）
兩次講話的區別在於：71年版的“草地密電”點明是發給陳、徐二人，而不是像此前所說只給陳昌浩一人——大權在握，此時的毛澤東已不需要分化張國燾舊部，也不再考慮徐向前的感受。
這裡人們再一次看到，歷史隨人的地位改變而改變。
葉劍英生前很少談及“密電”，大概原因是“偷看”形象並不光彩，而“偽證”流言更令人尷尬。《葉劍英傳》引述葉的回憶說：“（1935年9月）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裡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電報裝進口袋裡。過了一段時間，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後很緊張，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菸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來了。’我趕忙跑回去，會還沒有開完，陳昌浩還在講話，我把電報交回給他，沒有出婁子。”（7）
以上是官方正史對“草地密電”的解釋。毛澤東、葉劍英的敘述天衣無縫，珠聯璧合。問題在於，毛、葉的故事只是一面之詞，電報案的當事人都否認這個故事，不承認“草地密電”的存在。
2.當事人對“草地密電”的說法
張國燾（1897-1979年）：不承認發過“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密電。1937年3月底，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密電問題，張當即否認，說：“發展到陷害總司令和武力解決革命同志，如果這樣做便是反革命了。”（8）對會議提出的其它問題，如肅反、反對中央、阿壩會議、殺害胡底等，張都承認是自己的錯誤，但兩個問題他拒不承認：一個是曾中生之死，說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個就是“用武力解決中央”。
一、四方面軍會師以來，張國燾有拉攏幹部的行為，有爭權的舉動，也有看不起中央的表現，但一般來說並不跋扈。兩軍有矛盾，但至少在張看來，矛盾還沒有發展到必須兵戎相見、武力解決的地步。會師時一方面軍的狀況是：“官比兵多，兵比槍多，槍比子彈多。”見此情景，張主動給一方面軍補充物資和兵員，並請一方面軍幹部到四方面軍任職。這些做法的善意，是很難否認的。在處理兩軍關係時，過分的往往是凱豐、張聞天這些國際派人物。他們公開指責四方面軍“軍閥主義”、“土匪主義”，從而挑起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陳昌浩（1906-1967年）：從未就“草地密電”問題表過態，但卻為此負罪終身，最後自殺。合乎邏輯的解釋是：如果確有此電，而他又沒有執行，他應是紅軍的功臣，中央的救星。陳終身不提此事，是因為此事無法提，不能提：說有“密電”，對不起良心；說沒有“密電”，對不起領導。無奈之下，性情耿直的陳昌浩只能保持沉默。
他原本不是這樣。陳昌浩曾是四方面軍的軍神！軍神之譽，源於四方面軍戰士中廣為流傳的故事：一次，紅軍俘獲了一架國民黨迫降的飛機，飛行員還沒反正，陳就命令他升空，一手用槍頂住飛行員，一手往下面的國軍陣地扔迫擊炮彈。另一次，時任總參謀長的倪志亮在電話中沒有聽出陳的聲音，罵了一句粗話，陳策馬趕回司令部，用馬鞭狠狠教訓倪志亮……
說到陳昌浩的霸道，徐向前回憶說：張國燾肅反是，“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陳昌浩同志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9）
依陳昌浩當時的性格，如張國燾真有“密電”，他會執行，不會坐視中央離開。
1937年3月，西路軍祁連兵敗，陳昌浩堅決要求徐向前和他一起離隊，回延安去為西路軍的覆滅討一個說法。“回去和中央鬥爭”，（10）這是陳昌浩平生說的最後一句硬話。
五個月後，陳昌浩歷經磨難，回到延安，以西路軍最高統帥的身份承擔了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屢經批判並被撤銷一切職位，他從四方面軍總政委，變成了抗大一名教員。1939年，陳同周恩來、鄧穎超一起赴蘇聯治病。“行前，陳昌浩專程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熱情有加，還破例送了幾塊大洋，這在當年，是了不得的關懷。可是，令人震驚的是，前些年有人從解密的前蘇聯歷史檔案中，竟然發現了從延安來的致斯大林關於處置陳昌浩的電報。時間剛好就在陳昌浩甫抵蘇聯時。可斯大林不為所動，陳昌浩逃過一劫。”（11）
眾所周知，延安和國際之間的電台聯繫由毛澤東親自控制。延安為什麼要致陳昌浩於死地呢？是怕他為西路軍兵敗去莫斯科告狀還是怕他泄漏“草地密電”的真相？抑或兩者都有？
從1937到1967年，整整30年，陳昌浩在無數場合懺悔自己的“罪行”。無論在徐向前家中，還是在訪問湖北故鄉時，面對許多昔日的戰友、部下，當時共和國的將軍、部長們，陳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對不起你們，西路軍，死了那麼多人，我的過錯，我的責任。”鞠躬謝罪，抱拳作揖，成了他人生最後的定型。
1967年7月30日，得知妻子被捕入獄、李立三自殺並目睹彭德懷被批鬥，陳昌浩在家裡服安眠藥自殺，時年61歲。死後沒有留下骨灰。
儘管陳昌浩終身不提“草地密電”，但他的後人並不想保持沉默。1951年，陳昌浩的兒子陳祖濤在北戴河告訴同他一起養病的阮若瑛：“沒有這樣一份電報。”（12）2013年，陳祖濤的兒子陳奇文透露，他父親曾與江澤民一起留學蘇聯，在江任總書記時，請他派人到中央檔案館查詢電報的下落，回答是沒有。（13）（“請他派人”這句話說得有點含糊：是陳祖濤請江？還是江澤民請陳？根據上下文，應該是前者正確。——老高注）
徐向前（1901-1990年）：否認看過張國燾的“草地密電”。1982年，徐在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等的訪問時說：“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14）
徐向前這裡說的“一般人”，指的是呂黎平。1979年，在署名文章《嚴峻的時刻》中，呂聲稱是他譯出“密電”並將其交給了葉劍英。呂這樣回憶“密電”內容：“×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復。”（15）
2011年2月，軍史專家夏宇立在《炎黃春秋》著文，駁斥呂黎平的說法。他寫道：“紅二方面軍老戰士、曾任昆明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陳靖曾當面質問和批評呂黎平。陳靖說：‘我問呂黎平：你一個作戰科的副科長，怎麼能看到屬於機要科的密電？按紀律規定，你是不能跑到機要科串的。呂回答：是幫助翻譯。我說，這可能嗎？還有，給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你怎麼能看？這是犯紀律的！電報又不是給葉劍英的，你怎麼還能給他呢？呂黎平支支吾吾，無言以對。這都是不可能的，編得漏洞百出，還說怎麼送給毛澤東。收發報的兩方面，誰都說沒有。呂黎平是捏造出來的。還說是人家讓他說的。’‘如果真有的話，1937年批張國燾批得那樣厲害，連桃色新聞張國燾如何摧殘16歲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來了，怎麼不把這拿出來？1938年張國燾出走，開除黨籍時怎麼也不拿出來？’‘怎麼出來的呢？葉劍英把呂黎平找到北京，談了一次話，呂黎平就開始講了。’”（16）
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和葉劍英的名譽，呂黎平顯然做了偽證。
宋侃夫（1909-1991年）：否認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時任四方面軍電台總台長，宋的責任之一是給張國燾譯電。他在回憶“草地密電”時說：“不久，張國燾又發一封電報給徐向前、陳昌浩，上寫‘指人譯’（有時也寫‘親譯’），即讓我譯。此電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堅決南下，不僅河不能過，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臘子口一帶被堵，敵情於我不利，希望你們力爭中央和你們一起南下。徐、陳當即回電（此電也是我譯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還是北上為好，不要為此事內部發生分裂。接到徐、陳這封電報後，張又給他們發去一封電報，大意是：望你們勸說中央南下，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不要隨同他們一起行動。電文語氣十分堅決，由我親自譯好發出，十分機密。此電報是否就是後來所說葉帥拿給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電文中沒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如執迷不悟，堅持北上，則以武力解決之’等字樣，王子綱同志也不記得有此內容。此電是經我手發出，別人是不清楚的。”（17）
“至於有人說張國燾給陳昌浩發過一個電報，”宋侃夫繼續說：“對中央要‘武力解決’。當時我主管機要電報，收發報都要經過我，我不記得發過有此內容的電報。”（18）
宋侃夫的回憶，再次證明“草地密電”子虛烏有。但是，宋提到的那封“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的“語氣十分堅決”的電報，後來也沒有出現。歷史，如人生，永遠有欠缺和遺憾。
廖蓋隆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廖遵囑給葉帥寫了信，但他沒有回信。（19）
3.“草地密電”：查無實據，事出有因
綜上所述，非常可能，並沒有毛、葉所說的“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封電報。所謂的“草地密電”，就是張國燾1935年9月8日發給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要他扣留軍委縱隊的電令（以下簡稱“扣電”）。電報全文如下：
“才芳：甲、九十一師兩團，即經棱磨直到馬爾康、卓克基待命，需經之橋則修復之。望棱磨、康貓寺路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將所率人馬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復處置。朱、張”（20）
張國燾下令在必要時扣留軍委縱隊，葉劍英時任軍委縱隊副司令員，有理由相信他看到這封電報，並給了毛澤東。在8、9兩日所有電報中，這是最有可能引起毛澤東警惕的一封：既然昨天可以下令扣留蔡樹藩，為什麼明天不可以下令扣留毛澤東？既然張國燾已決心不惜用武力對付軍委縱隊，他對中央採用同一處置辦法，亦在情理之中。
細讀現已公布的紅軍電報，筆者的結論是，非常可能，葉劍英並沒有作偽，毛澤東也沒有說謊；他們只是移花接木，把“扣電”（即9月8日電——老高注）說成了“密電”（即9月9日電——老高注）。查無實據，事出有因。文革中轟動一時的“紅都女皇”案是把兩本書說成了一本書，這次則是一封電報被用了兩次。
更使毛澤東緊張的，是陳昌浩、徐向前9日突然改變態度，轉而支持張國燾南下。按照紅軍的規矩，總政委有軍事行動最後決定權。9月8日，張國燾電令右路軍“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21）只是出於對中央的尊重，張沒有斷然下令，而是繼續同中央協商。9月9日凌晨2時（根據上下文，這裡說的應該是“9月9日深夜”，即9月10日凌晨——老高注），張發一封長電，詳細辨析南下之“利”和北上之“弊”。電報最後說：“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如何？立候示尊。”（22）
張國燾還在那裡“立候示尊”，毛澤東這邊已經不辭而別了。倉促中丟下幾百傷兵，並對四方面軍放了警戒。顯然，毛預感到危險，認定張即將對中央動武。
多年後，彭德懷在自述中說，9月9號那天，他曾向毛澤東建議必要時扣押陳昌浩、徐向前作為人質，“主席想了一會兒，答曰：不可。”被毛否決後，彭又去找周恩來提出同樣的建議，仍舊無效。（23）
毛澤東沒有採納彭德懷扣留人質的建議，但他不會不明白，既然彭都會這樣想，張國燾又何嘗不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平心而論，毛澤東草地夜遁，只是為了以防不測。如果說有什麼錯，那就是他把對手想得太壞了，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實，張也並非君子，他殺曾中生、許繼慎、百雀園肅反、秘密處決徐向前夫人……前車之鑑，使毛澤東不得不防。這，也許就是毛不辭而別的唯一正當理由。
對草地分裂的情景，邱會作有如下的回憶：“1935年9月9日，葉劍英參謀長匆匆地從司令部那邊到我們這兒來了，沒多久，各位中央領導人被叫到毛主席那裡，像是開會議事。”下午兩點左右，通訊員跑來到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員那開緊急會議。“會議開始後林伯渠說，左路軍到了阿壩，中央要他們迅速來和我們會合，一起北上。張國燾說沒有糧食，河水大漲不能徒涉。他還電令徐向前、陳昌浩停止北上，準備南下，態度非常強硬。中央剛開了會，認為徐、陳會執行張國燾的命令。我們走為上計，行動要快。只要我們向林彪的一軍團靠攏了就主動了。具體行動方案是：1、中央決定立即北上，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如不願走，我們就和紅一軍團、三軍團北上；2、行動前絕對保密，對外說是明天上山打糧，先不告訴紅四方面軍的人，讓他們先跟着走。過了水磨坊之後（那兒駐有紅三十軍部隊和紅軍大學），再向他們宣布我們的行動，走留聽從其便；3、對四方面軍不願走的人不准強迫、打罵；4、我們現在就秘密做準備，凌晨三時準時出發。”
“我返回後立即三科開會，布置任務，分頭去收帳篷、綁行李、裝擔子、備馬、做飯，緊張的樣子我歷歷在目，完全是受到威脅要立刻離去的緊急措施。”（24）
邱會作這裡提到的“態度非常強硬”的電報，應該就是宋侃夫說的那封“語氣十分堅決”的電報。
4.“草地密電”是毛澤東的政治交代
惹不起，躲得起，道不同不相為謀，本不失為解決矛盾的一種方法，問題在於毛張都是斯大林的學生，堅信鬥爭哲學；他們窩裡鬥，相隔千里也要斗。
讀分裂後雙方往來電報，發現更好鬥的一方，還是毛澤東。9月10日，張國燾致電中央：
“甲、聞中央有率一、三軍單獨東進之意，我們真不以為然。
“乙、一、四方面軍已會合，忽又分離，黨內無論有何討論，決不應如是。只要能團結一致，我們準備犧牲一切。一、三軍刻已前開，如遇障礙仍請開回。不論北進南打，我們總要在一塊，單獨東進恐被敵擊破。急不擇言，幸諸領導幹部三思而後行之。候覆示！”（25）
回應是中央一系列措辭嚴厲的復電。10日電斷言：“南下是絕路”；（26）11日電宣稱：“中央已決定右路軍通歸軍委周副主席恩來同志指揮”；（27）14日電再升級，譴責張國燾南下是“逃跑主義”和“沒有戰略出路的罪惡行動。”（28）
被激怒的張國燾開始反擊。10月5日，張在卓木碉召開紅軍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29）被共產黨自己通緝，這在毛澤東還是第一次。
據宋侃夫回憶，卓木碉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會場上方掛着“反對毛、周、張、博向北逃跑”的橫幅。“會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長工、邵式平、羅炳輝等同志講話，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幹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呢？特別是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李卓然也細聲細語講了不少。會議由何柳華（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記錄，事後刊登在張國燾主辦的《幹部必讀》上。會後他們都升了官，李成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員，何當上了第二中央的組織部長。“（30）
60年代初，毛澤東見到何長工，說：“草地上那件事我早忘了。”何心領神會，繼續謙虛謹慎。
中共黨史對卓木碉會議諱莫如深，因為它涉及到太多人對毛澤東的背叛。此時是毛政治生涯的底谷，“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張國燾和他的八萬部隊，卻不料事與願違，丟掉（紅一方面軍）三分之一的部隊，還搭上了朱德和劉伯承。草地分裂，是一場七千對八萬的對決，毛失去的，不僅是軍隊，更是人心。
中央不辭而別，幾百名被丟棄的一、三軍團傷兵會怎麼想？原一方面軍五、九軍團的三千士兵會怎麼想？留在左路軍的一方面軍高級指揮員會怎麼想？有“活不繳槍，死不丟屍”軍規的四方面軍八萬官兵又會怎麼想？不言而喻，要挽回人心，毛必須對中央的出走做一個政治交代，給紅軍一個“說法”。
如果張國燾隨後真有危害中央的舉動，毛澤東的不辭而別也就有了理由。然而以後發生的情況是，除了發文告、打筆仗，張國燾還真沒有採取任何危害中央的舉動。雖然後來的人們斷言：北上是生門，南下是死路，但就當時來說，北上南下的利弊並不清楚。以部隊減員為例，四方面軍南下，經百丈決戰失利，三過草地，一年後會寧會師時仍有四萬人馬，而中央紅軍北上不到兩個月，減員已達一半，只剩三千餘人。（31）此外，北上的目的是靠近蘇聯，需要通過渺無人跡的大沙漠——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哈達鋪看到一份報紙，知道陝北有紅軍，毛才決定去陝北。由此可見，北上比南下更不靠譜，基本上是毫無目的的流竄。
1935年10月卓木碉會議張國燾另立中央時，一、四方面軍的實力對比大約是1比20（四千對八萬），毛澤東處於絕對劣勢；1936年10月會寧會師時，這一比例升為1比4（一萬對四萬）；1937年3月西路軍兵敗後，這一比例再升到1比2（一萬對兩萬）。加上二方面軍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毛此時在實力對比上已超過張，掌握了對黨和紅軍的實際控制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髮動整肅張國燾運動，在黨內高層拋出“草地密電”，為中央在草地的不辭而別做了一個政治交代。
5.“草地密電”經不起邏輯的檢驗
多年來，對“草地密電”的質疑從未間斷，首先是因為它不合邏輯。儘管有毛澤東的斷言和葉劍英的證詞，人們總覺得此事過於蹊蹺，違反常識。
以時間先後為序，那些認為有“草地密電”的人，至少應回答以下八個問題：
為什麼不在1935年9-10月兩軍分裂、張國燾另立中央、開除毛澤東黨籍並通緝時公布“密電”，以證實分裂的責任不在中央，而在張國燾？
為什麼不在1935年11月張浩（從共產國際）回國、調解一、四方面軍分歧時拿出“密電”？
為什麼不在1936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到“密電”？
為什麼不在1936年7月任弼時介入調停時拿出“密電”？
為什麼不在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寫入“密電”？
為什麼不在歷次黨的有關決議、歷史文件中披露“密電”？
為什麼所有當事人（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和宋侃夫）都否認“密電”？
為什麼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說：“毛澤東同志拿‘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應付張國燾這位野心家”？（32）
每當毛澤東提及“密電”，總顯底氣不足。畢竟是偷來的鑼鼓，能不敲就儘量不敲。寧都會議被周恩來奪了權，毛澤東他老人家像祥林嫂，念叨了一輩子；而“草地密電”這麼大的事，自己幾乎“當俘虜”，他一生中就說過兩次，一次是1937年，另一次是1971年。如真有其事，以毛的性格，應該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才對。
對“草地密電”問題，人們爭論了近三十年，迄今尚無定論。一般認為，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草地密電”如果存在，草地分裂的責任就在張國燾；否則，毛澤東和葉劍英的人格就會破產。在紅軍分裂問題上，誰負責任？誰在說謊？誰不擇手段？取決於有沒有“草地密電”。
但歷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間：雙方都有責任，雙方都在說謊，雙方都曾不擇手段，恐怕是更公允的答案。“草地密電”不是天使和魔鬼的分水嶺；它只是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非常可能，張國燾沒有發過“密電”，但的確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同樣，毛澤東可能製造了“密電”，但他對張國燾想用武力併吞中央的判斷並不離譜。畢竟，作為中共最高權力的競爭者，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張國燾。
毛張相爭，是權力之爭，更是個性之爭。由於資歷、經歷相同——毛張都是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他們的歷史碰撞不可避免。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從這個意義上說，草地分兵對紅軍未嘗不是一件幸事：與其廝殺於疆場，不如相忘於草地。這樣分手，至少還留下了以後見面的餘地。否則，如果一、四方面軍真的兵戎相見，日後必然勢不兩立。20年後北京授銜儀式上，恐怕會少一半的將軍。
結論，沒有“草地密電”，只有一份對紅軍草地分裂事件的政治交代。
注釋
1，劉統：《北上：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新華網，2004年7月12日。
2，《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471頁。
3，同上，471頁。
4，凱豐：《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1937年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138頁。
5，《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471頁，666頁。
6，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華文出版社，2002年，340頁。
7，《長征的艱險歷程》，葉劍英關於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問題同軍事科學院幾位同志的談話要點。中國共產黨新聞，1982年3月12日至4月2日。
8， 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分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9，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明報出版社，2011年10月版，116頁。
10，同上，416頁。
11，夏宇立：《史說長征》，前方出版社，2010年7月版，681-682頁。
12，阮若瑛與筆者的談話，2014年2月18日。
13，宋侃夫之子宋曉蘇與筆者的談話，2014年2月16日。
14，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黃春秋》，1993年第一期。
15，呂黎平：《嚴峻的時刻》，《解放軍報》1979年5月1日。
16，夏宇立：《長征“密電”問題考：武力解決中央毫無根據》，陳靖與筆者的談話，2001年7月22日。《炎黃春秋》，2011年2月10日。
17，宋侃夫：《紅四方面軍電台始末》，齊特整理，未刪節版，轉引自宋曉荻博客，2012-02-02。
18，宋侃夫：《紅四方面軍電台始末》，齊特整理，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5月30日。
19，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黃春秋》，1993年第一期。
20，《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46頁。
21，同上書，45頁。
22，同上書，48頁。
23，彭德懷：《彭德懷自述》，202頁。
24，程光：《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80-83頁。
25，《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51頁。
26，同上書，52頁。
27，同上書，55頁。
28，同上書，58頁。
29，《紅二、四方面軍北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年11月27日。
30，宋曉荻：同上。
31，夏宇立：《史說長征》，前方出版社，2010年7月版，696頁。
32，洛甫：《整風筆記》，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0頁。
（2014年2月22日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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