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青年论坛》不过是一朵小浪花，有人曾评价，这个杂志让人记得住的就是两篇谈自由的文章，一篇是创刊号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那篇《为自由鸣炮》；一篇是1986年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那是这篇代表作惟一一次在中国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也巧，两人的名字差一个字
老高按：2013年9月，老校友李明华到美国来探亲旅游，给我看一篇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杂志《青年论坛》办刊经过的文稿。当年，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本科毕业生和博士，是这份杂志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为这份前后共出版了14期的双月刊（从1984年底到1987年初）奉献了最多的心血、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当然，所谓“风险”，在事过30年之后看来，也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现在进行时”过程中，威胁和抉择都是实实在在的坎儿。
当年我也曾经为这本杂志付出过一些辛劳，也多少担了一点风险（记得有段小插曲，是接替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一把手的宋德福，1985年年底时查问：《青年论坛》的封二，标出“鸣谢”，其中称得到团中央等等机构的支持，团中央是谁表态支持了？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人表态支持，该刊就是冒用团中央的名义！后来我就此做了口头说明，才不了了之了）当然那就更不值一提了，明华心细，凡对《青年论坛》做过贡献的都一一写到，也不忘在此文中提了我一笔。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文中提及很多当年一起办刊者、文章的作者，后来沿着不同的、方向、轨迹，今天已经有了迥然相异的坐标，感慨系之。谁能预料，其中竟有人拥有了多少百万、多少千万乃至多少亿身家，甚至有人成为毛泽东的外孙女婿，有人在党政权力机关升到高位掌管一方重镇，也有人长期默默耕耘，很长时间我都未得他们音讯，看李明华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巍然成家；也有人流亡海外（我知道的至少就有五六人之多），有时见面或者通信，他们与我也会一起怀念起《青年论坛》时期的青葱岁月。想起那时不为名不为利还担风险担责任的日子，都不由得感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出现过多么明朗、多么充满希望的前景！
明华后来在武汉呆不下去，拿到哲学博士之后，就挈妇将雏、全家移民去了广州，重起炉灶，最后在广州社科院担任了领导职务，现在虽然已经退了，但仍是几个学术团体的头面人物。人还在国内的矮檐下，此文中有的话，在我读来，说得就不够痛快，但我是充分理解的。我想将这篇文章发在《新史記》上，问他，文中是否对武汉大学校友着笔过多，是否能再充实扩展一下，着眼于更广阔的作者和读者队伍？明华说，这篇文章的用意之一，就是为祝贺武汉大学校庆120周年，将来再来回忆与此相关的更多的人与事吧。于是，我就也照原样发表在《新史記》第16期上了。
说到底，在中国“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青年论坛》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有人曾对我说，经过30年时光的冲洗，比较苛刻地评价，杂志让人记得住的就是两篇谈自由的文章，一篇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为自由鸣炮》；一篇是胡平那篇分为上、下，在兩期杂志上登载的《论言论自由》——这是胡平的这篇代表作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在中国大陆的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也巧，两人的名字就差一个字。
不管怎样，今年（2014年）是这本杂志创刊30周年，在博客上发表明华的这篇文章，以志纪念。
《青年论坛》呼唤自由一鸣惊人
李明华，《新史记》16期，2013年10月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界诸家蜂起、激情澎湃的时代。在这思想大潮中，由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青年学子主办的《青年论坛》杂志，成为一代年轻人指点江山、纵论国是的平台。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华中师范学院（后为华中师范大学）院长章开沅先生对来访的美国朋友说：“你们要了解中国年轻一代在思考什么，可以读读《青年论坛》杂志。”时过30年，重新翻阅这份仅存续了四个年头、只出版了14期的刊物，仍感受到当年理论风云激荡、思想潮流奔涌的盛况；同时，也使我回忆起当年武大诸位师长学友对这本杂志的关心、支持和厚爱。
胡德平助了一臂之力
我于1982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编辑部工作。不久武大经济系79级王一鸣、哲学系79级饶建国也来到编辑部，我们成为同事。我们这几届学生，都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在武大校园受到爱国强国、改革振兴的浓厚氛围的熏陶，满怀国是民瘼、复兴理想，以及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在珞珈山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听了哲学系陶德麟先生的演讲，他关于实践标准的翔实论证和严密逻辑，彻底征服了我和其他同学。在那个时期，同学们课余谈论的话题，很多都是关于真理标准、国家前途方面的。
《青年论坛》就是诞生于这个时期，杂志的创刊还有一段历史的机缘。
1984年初，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来到湖北，他的身分是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驻湖北特派员，兼驻湖北联络组副组长。有一次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有关改革的会议，我和王一鸣参加了。我们见到胡德平也在会上，就以两个人名义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介绍我们的身分和准备办一家研究改革的青年理论刊物的设想，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在此之前，我们这几个武大校友多次商量过办刊的事，已先后给湖北省委和社科院党组递交了创办刊物的报告。
左起：胡德平，湖北省委秘书长吕乃强，本文作者李明华。
宣传部会议两天之后，胡德平约我们到整党联络组下榻的东湖宾馆谈话，非常亲切地询问有关情况，表示支持我们的办刊设想。记得当时还谈到一些细节，包括解决刊号和启动经费等。很快，胡德平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打了招呼，希望省委支持创办《青年论坛》。钱运录非常热情，刊号立即批了下来，省财政厅拨了5万元启动经费（后因经费不够，胡德平通过钱运录又追加了5万元）。湖北社科院哲学所的李步楼、贺绍甲是胡德平在北大读书时的校友，我和王一鸣多次与胡德平见面，就是他们二位居间联系的。
振聋发聩的一炮
经过物色编辑人员、组稿、编辑文稿、封面设计等紧张工作，《青年论坛》杂志于1984年11月出版了创刊号。创刊号发表了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一炮，《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新华文摘》等报刊纷纷转载，自由之声一时传遍了中国大地。
杂志是双月刊，14期杂志共发表约250多篇文章。“前辈寄语”专栏有李泽厚、章开沅、董辅礽、卓炯、于光远、刘道玉、周韶华、陶军、黎澍等长辈名家撰稿；其他作者，除王若水、杜维明、白桦、冯天瑜、雷祯孝、张志扬（墨哲兰）等年岁稍长一点，几乎全部是当时40岁以下的年青人，还有不少是在读的大学生。这里列出部分作者名单：周国平、周其仁、冯仑、陈东升、邓晓芒、易中天、丁宁宁、郭齐勇、黄克剑、伍新木、黎鸣、许苏民、赵林、胡平、夏勇、鲁萌、陈家琪、朱正琳、甘阳、郭树清、曹远征、杨念群、梁治平、高伐林、朱征夫、毛振华、李晓明、于可训、蔡崇国（沉扬）、何宪、朱嘉明、杨炼……这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青人，其中很多日后都成为理论界、思想界、政界、文学界、企业界的翘楚，名震天下。正是这些作者，使《青年论坛》一纸风行。
我们编辑部几位同仁，当时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设想：“要让《青年论坛》成为各级领导和青年学子的案头必备书”。不过当时杂志影响之大，也超过一般人所想像。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
《青年论坛》双月刊创刊号。
其一，1986年杂志征订数近4万册，而当时各省市办的理论刊物，一般发行量只有2000至3000册，4万册无疑算是天文数字，而且大部分是高校学生自费订阅——可敬的这些穷学生们！。我们在1986年5月号发了“启事”：“本刊1986年1月号、3月号及1985年合订本已全部售完，请读者一定不要再汇款来。”
其二，《青年论坛》在全国各大城市共设立了十几个记者站，这些记者站我们没有给一分钱，全部是年青人自愿工作（当时还没有“志愿者”这一概念），他们不辞劳苦地为杂志做宣传、开座谈会、组稿、办发行。
其三，全国有50多家报刊报道、介绍了《青年论坛》。
其四，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看到《青年论坛》杂志，托当时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找编辑部拿了全套刊物送北京。2013年5月，中国的门户网站之一网易上刊出一张吴官正的照片，他手边正是一本《青年论坛》杂志。
《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刊登过一则关于《青年论坛》的介绍：
《青年论坛》是改革潮流中诞生的我国第一家面向广大中青年的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它是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由一群青年理论工作者负责编辑出版，以改革创新为旗帜，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特色，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体化的问题，研究当前青年中带普遍性的各种思潮和重大理论问题，为广大中青年提供讲坛。
《青年论坛》设有改革研究、改革前线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西文化比较、当代社会思潮研究、青年学者小传、各地报刊青年论文文摘等栏目。还有：专门介绍国外社会科学成果的“他山石”专栏；反映青年理论新动向、帮助青年寻找学术同仁的“嘤鸣园”专栏；批判封建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想的“箭响林”专栏；对传统观点发表不同看法的“反弹琵琶”专栏等。内容活泼轻松，有长久保存价值。
《青年论坛》自己是这样定位的：
《青年论坛》将以青年一代的蓬勃朝气、敏锐思想和创新精神在社会科学界独树一帜。《青年论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理论创新、突破；在文风方面，反对繁琐考证，反对新老八股，提倡朴实、清新、尖锐、活泼的文风。
这些都表明了《青年论坛》的办刊宗旨。
一本杂志集结了一批煽风点火人
我要再说回珞珈山。武汉大学孕育了这本杂志，武大的校友支撑了这本杂志。
《青年论坛》编辑部的骨干，多数是珞珈山学子。除我和王一鸣外，还有王绍培、陈刚、王振亚。王绍培，是我在老斋舍的室友，我是哲学系78级的“长者”，而绍培入学时还只有十八九岁。这小伙子聪明过人，很少上课，成绩不错，写得一手好文章，还下得一手好围棋。毕业后分配到汉阳扁担山旁的一所中等学校任教。调他到编辑部来，还真费了一番周折。从一所偏远的中等学校调动到省社科院，首先是学校不放人，我就找校友帮忙。当时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哲学系77级校友梁亚莉、在武汉市人事局工作的哲学系77级校友胡继堂，都帮忙做了工作，甚至还请市委主要领导发了话。绍培来到编辑部后，大展其才华，杂志上署名“如搬”、“工一”的文章，都是出自他之手，还有几篇重要的编辑部文章，也都有他的参与。《青年论坛》的经历，大概也为王绍培奠定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他后来做过深圳一家著名刊物《街道》的编辑，现在是《深圳特区报》的主笔。
陈刚，武大中文系毕业，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当他把他的诗作拿给我看时，令我拍案叫绝，加上他那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我想这文学编辑就是他了。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重头的文学稿，基本上都是经他之手组来和编辑的。还有王振亚，武大法语系毕业，留了一脸络腮胡子，也在编辑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发挥了不少作用。
稍晚一点来到杂志社的蔡崇国，是我在哲学系的同级师弟，毕业后在一所大学教书，杂志创刊之后，他兼任杂志社副社长，负责创收。蔡崇国不仅搞经济活动，也是一位写手，《青年论坛》上以“沉扬”的名义发表的《论1957年》、《论1966年》等文章就是出自他的手。
还有两位女士必须提到。一是周晓佑，1985年7月来到杂志社，担任副社长，主管杂志发行工作。虽然她到杂志社时还不是武大校友，但杂志停刊后到武大读了政治系插班生，因此也是珞珈山人。
周晓佑为杂志的发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她的到来，使杂志的发行有了根本的好转。记得有一次安排她去吉林大学建记者站和搞发行，那是一个冬天，她和杂志社另一个女孩孙之芯乘火车北上，为了节约经费，她们坐的统舱（火车的统舱是怎么回事，我有点茫然。一直认为只有轮船有统舱，记得七十年代时火车的短途慢车，跑一些郊县的，有用货车改建的车厢，但这是八十年代从武汉去东北的长途班次呀，不懂。——老高注），在火车上冻得发抖，俩人互相抱著取暖，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到1986年底，当邮局报来订户数达到近4万时，周晓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另外一位王麓怡，杂志社招聘的编务，她本人不是武大校友，但她是武大老校长王世杰的后人（王世杰曾做过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我把她也列为珞珈山人。王麓怡不事张扬，踏实做杂志社的细活，编务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还有几位，《青年论坛》的创刊元老、骨干邵学海，以及后来加入的陈兵力、喻承祥等，另有一位对《青年论坛》忠心耿耿、与杂志社共进退的退休老太太黄逸筠（她被聘为杂志社的会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初杂志社只有我和王一鸣是国家事业编制，可以从社科院领工资，杂志社的性质是是自负盈亏，这样才有自主权，可以自行决策和自行招聘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是没有保障的。即使如此，全体工作人员的改革激情都发挥到极致。有些读者看到我们的杂志，感到印刷质量太差，有点像非正式刊物，殊不知我们是找的最便宜的印刷厂，尽量节省成本。
《青年论坛》工作人员。左起：王麓怡、周晓佑、陈兵力、王绍培、李明华、陈东升、喻承祥、王一鸣、刘有源、贺绍甲。
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也都是作者。王一鸣任社长兼副主编，执笔写了不少文章，《时间学引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杂志上以“韩小年”署名的政论、评论，都是编辑部同仁的作品。如《当代中国的主题》，以王绍培为主笔，我写了最后一节。《对富裕与公平的思考》是王一鸣与武大哲学系79级韩志伟合写的文章。我作为杂志主编，除了确定编辑思路、组织各方稿件，也写了一些文章，影响较大的有：1986年3月号署名“青平”的《论对资本主义的开放》，1986年11月号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写的《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以及与王绍培等合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1986年3月号，署名“本刊特约评论员”）等。号称“秀才”的王绍培，在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深邃隽永的杂文随笔，他参与写作的评论文章，也都别有文采。中文系毕业的青年诗人陈刚，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诗的现代主义宣言》，对当时喧嚣的诗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编辑部成员以武大毕业生为主，与武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加上湖北社科院在东湖边上，离武大不到三公里，我们经常骑自行车来来往往，到武大组稿十分便利，所以《青年论坛》的作者很多是武大的师生。更为主要的是，这期间武大校长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他用改革开放的新教育理念治校，培育了一大批思想活跃、观念先进的学子，珞珈山成为思想解放和创新的摇篮。当时风行一时、反映当代大学生精神风貌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就是以刘道玉治下的武汉大学校园为背景，而这部电影的作者，是武大中文系在读的学生喻杉。改革创新的思想观念滋润了《青年论坛》，武大当然地成为杂志的稿源地。
经济体制改革是《青年论坛》的重要内容。经济系青年教师伍新木、陈志龙非常热情地为杂志写稿。伍新木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改革的系统工程和关键》，很有远见地预言了我国改革历程关键环节，启发了读者的思路。陈志龙分两次在创刊号和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极富探索性的新经济政策》上篇和下篇，详细介绍了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作者是主张中国改革应采取更灵活、宽松和更市场化的政策，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陈天生、陈志龙、伍新木、张在元几位青年教师还联名写了《关于创办内地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个设想，若干年后在中国各地已成为现实。
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也都积极写稿，杨再平先后写了《方兴未艾 气势磅礴——改革综述》、《来自垄断的威胁》，表现出敏锐的眼光，特别是后面一篇文章，击中了改革的软肋，作者所提出的警示，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省思。杂志开设了“国外管理学名著提要”栏目，经济系研究生杜越新在这个栏目中先后介绍了德鲁克的《有效的管理者》、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等著作，这是国内较早对西方管理学的引进。我记得当时开设这个栏目是“因神设庙”，先有杜越新的提议，然后编辑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专门为他留出了版面。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外经贸部工作的陈东升，在1985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发展建设经济学的几点浅见》，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陈东升日后成为中国著名企业家的思想端倪。他先后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等知名企业，捐给母校的资金数以亿计，应该是有著特别的商业头脑和价值理念的。
来自经济系的文章还有：卢建《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曹远征《经济运行失控意味著什么？》，胡昌荣、毛振华《城市功能的产生和城市产业结构简论》，何宪《国家资本主义新议》，刘有源《人才管理体制设想》，余元洲《改革与国家经济职能》，周铁虹《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空间形式略论》等等。
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可能意味著一生的宿命。卢建日后参与中央关于财经问题的决策，是否与那篇通货膨胀的文章有关？曹远征日后成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是否早在经济运行失控那篇文章中就已露出端倪？我不得而知。
自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主旋律
《青年论坛》为人们所记忆，成为中国改革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以及决定它生死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为自由民主呐喊，高举人文和人道的旗帜。
《青年论坛》停刊多年之后，武大哲学系毕业生杨海文写过一篇纪念长文：《〈青年论坛〉：记忆为何如此艰涩？》，他在文中统计了《青年论坛》上发表关于自由的文章篇目：
1.胡德平：《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1984年创刊号；
2.於可训：《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青年论坛》1985年第2期；
3.沈大德、许苏民：《自由的命运及其他》，《青年论坛》1985年第3期；
4.凯明：《关于自由的三则对话》，《青年论坛》1985年第3期；
5.陈恒六：《为学术自由呼号》，《青年论坛》1985年第3期；
6.远志明：《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青年论坛》1985年第4期；
7.王增浦：《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青年论坛》1985年第6期；
8.胡平：《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9月号；
9.闵琦：《出版自由与马克思》，《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10.《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这种状况，只能出现在80年代前期。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怀念那个改革激情燃烧、思想之花绽放的时代。
围绕著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政治体制改革、价值观变革等主题，武大学子为《青年论坛》提供了丰富的稿源。
《青年论坛》的创办人与负责人李明华。2013年摄于访美期间。（高伐林摄）
前面提到的编辑部几位武大同仁的文章：《当代中国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对富裕与公平的思索》等，表明了编辑部的思想倾向。
来自武大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啸鸣（李晓明）《改革中的社会与变革中的价值观》，赵林《现代人生观的多元化和相对化倾向》，黄克剑《关于〈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若干问题》、《从狮身人面像到斯芬克斯之谜——关于“人”的痴想》，沉扬（蔡崇国）《论1957年》、《论1966年》、《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朱征夫《也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沈晓冰《现代人的观念》，雷祯孝、王卫思《当代中国改革者思想状况分析》，本刊北京记者站（以武大学子为主）《刀近喉头》，本刊武大记者站《挣扎，然后腾飞》等等。杨海文列举的《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一文，作者于可训是武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武大之外的作者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力作，如许苏民《人的现代化》，王润生《论社会决策中公正原则的尺度》等。
文化方队阵容最强
《青年论坛》所发表的文章中，学术性思辨性最强、文字表述最精彩的是关于诗学、美学、文艺学、西方哲学、文化学方面的篇目。这里有最强的作者队伍：杜维明、邓晓芒、易中天、郭齐勇、赵林、黄克剑、甘阳、陈家琪、张志扬、鲁萌、朱正琳、白桦、周国平、彭富春、杨炼、张汝伦……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理论的山峰，聚集在《青年论坛》便成为一脉群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即是武大学子。邓晓芒、易中天合作的《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分上下两篇在两期杂志上发表，人们在他们成名之后的作品中仍然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影子。之后邓晓芒又在《青年论坛》上发表了《自我意识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述评》，易中天发表了《艺术起源与审美超越》，可以看作是对前文的延伸。
在文化研究方面，30多岁的郭齐勇有著超前的眼界，他在《青年论坛》上发表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勃兴》和《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评介》，是对“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早期“文化热”的高屋建瓴的俯瞰。日后郭齐勇成为中国哲学史界的领军人物，这两篇文章也可以算作是奠基之一。黄克剑当年在武大哲学系读研究生，以强记、善辩、妙笔著名，前述关于人的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及《中国文化的儒学战略——读张之洞〈劝学篇〉》，都是见解独到、文笔犀利之作。另外，还有彭富春《艺术与情感表现》，周民锋《试论中西思维方式发展的两条路径及其趋势》、《论精神生产》，宋致新《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歌》等文，都值得一读。杜维明、周国平、甘阳、张志扬、冯天瑜等大家，佳作纷呈。
《青年论坛》的200多位作者，我在这里不可能都提到。多年之后，偶遇当年杂志的撰稿人，我便会自豪地说：这是我的作者。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青年论坛》的青年作者，自有青年的不足，从上述一些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思想正处在孕育、启蒙、探索、脱缰阶段，特别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方面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振臂呼吁、激情呐喊，表达为国为民、复兴中华的赤子之心，而缺乏冷静的学理学术分析和论证。这正是那个时期一代热血青年的时代特点。关于这个问题，李泽厚写的《破“天下达尊”——贺〈青年论坛〉创刊周年》一文中非常尖锐地指出来，但大家就是大家，李泽厚并没有对年青人求全责备，他看到年青人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他有著殷切的期待。这是李泽厚第二次为《青年论坛》写文章，第一次是创刊号上的“前辈寄语”，而这篇《破“天下达尊”》，除了在《青年论坛》1986年1月号上发表，同时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发表。依我之见，《破“天下达尊”》是李泽厚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
各地志愿者的前世今生
在编辑工作之外，有几件事还应该提一提。
前面说到，《青年论坛》在全国各大城市建了十多个记者站，这些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记者站为杂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北京记者站是最为出色的一个。
北京记者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陈东升，武汉大学经济系79级毕业生。记者站成员，武大校友有高伐林、曹远征，另外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季思聪，人民大学的远志明，北京社科所的胡平，《人民日报》的吴学灿等。《青年论坛》上有不少重头文章，都是北京记者站约的稿；我的很多朋友如冯仑、陈恒六等，都是通过记者站认识的；我们到北京找人、办事，都依赖记者站；记者站还筹办了几次非常重要的座谈会；杂志在北京地区的大量发行，记者站功不可没。多年后陈东升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
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外经贸部工作。当时，湖北有一个学术刊物叫《青年论坛》，我被委任为这份刊物驻北京记者站站长。我每天骑著一辆女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中央党校等单位之间采访，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到宿舍。这份兼职工作连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很累，但我却总是乐呵呵的。
陈东升说这话时身分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的董事长，泰康人寿的董事长，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没有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2013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同时也拜访了陈东升。他仍然满怀激情谈起当时的情景和思潮，当然也谈现在，并送我两本书：《一锤定音》，陈东升写的关于嘉德的历程；《九二派》，记录了90年代以来，包括陈东升在内的风云一时的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形象。
在陈东升因故离开北京一年期间，北京记者站由高伐林代理站长。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是80年代初中国诗坛上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之一。高伐林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把《青年论坛》的筹备情况汇报给团中央有关领导，并得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洪等人的批示。北京记者站举办的几次大型活动，高伐林多参与组织。早在珞珈山读书时，全国13校的大学生社团跨校联合自办了一个文学刊物《这一代》，他是创刊号（同时也是终刊号）的编辑组组长。他把《这一代》的浮沉与《青年论坛》的兴起相联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发表在《青年论坛》1986年9月号。
作品主人公·义务校对员
《青年论坛》1985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亚屏、绍培写的报告文学《向大海》，文章的主人公是艾路明。黄亚屏、王绍培、艾路明，都是哲学系78级的同窗学友。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艾路明穿了一条游泳裤，救生圈上绑了一些食品饮料，从武汉的长江边下水，顺流而下，向上海漂去。一帮朋友沿著长江岸边，隔一段路程给他一些补给，陪著他向大海走去。历尽千辛万苦，艾路明终于游到了上海。《向大海》记叙的就是这一段经历，这无异于一场水上长征。
艾路明的壮举震撼了80年代的年青人，昭示了一代英杰的骁勇风貌。但有人说，艾路明只漂了半条长江，要漂就漂全程，那才是英雄。艾路明真是条汉子，1986年，他准备好粮草，打算乘火车去云南，在长江发源地下水，漂完另半条长江。《青年论坛》全体同仁为他的豪迈气概所感动，赞助他一条橡皮艇，以防水中不测。橡皮艇前端写著：青年论坛号。艾路明到云南后，准备从虎跳峡下水，当地人坚决制止了他，只好绕过虎跳峡开始漂流。长江上游不比下游，到处惊涛拍岸，乱石崩云，险滩漩流，风云莫测。晚上在荒野上岸时，甚至碰到狼群，艾路明燃起篝火自卫。每到一处有人烟的地方上岸，艾路明就拿出笔记本让人签字，以示证明路过。冲破万般艰难险阻，朋友们在武汉迎接了艾路明的胜利到达。
今日，艾路明已是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几十万几百万地捐款给母校，可仍然是一脸的憨厚。前几年我见到他，向他要一张名片，看见他名片上的头衔是洪山区某某村委会主任，原来他为了改变农村面貌，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坚持选他做村委会主任，已经连任两届了。这就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青年论坛》就是反映了这一代人的风貌。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一个人，他叫何亚斌，比我小一两岁。何亚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统计局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青年论坛》杂志，于是爱不释手。他读得十分仔细，看到心爱的杂志上有不少错别字，便不能忍受。其实我这个主编也为杂志的错别字头疼，我在《江汉论坛》做了几年文字工作，深知校对之难。老编辑们常说，校对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错别字扫了还有。针对《青年论坛》错别字问题，我订了十分严格的经济奖罚制度，记得有一次罚得王振亚快哭起来。但校对是一门专业，需要有长期的文字修养才能胜任，不是下决心做好就能做好的。正在这时，何亚斌写来一封信，首先表示非常热爱这本杂志，谈了不少心得。然后毫不客气地批评杂志的错别字，并一一指出错在哪一页哪一行，非常认真。最后何亚斌提出，他愿意担任杂志的兼职校对，完全义务，不收分文报酬。我非常高兴认识这位新朋友，立即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编辑部增加了何亚斌这位新成员，校对工作也就主要由他承担。一些年后，他到湖北鹤峰县挂职当县长，后调回省统计局任副局长，我们之间一直保持著亲密的朋友关系。
应运而生，倒运而终
《青年论坛》1987年1月号（总14期）于当年年初按时出版。其实在1986年底杂志就已经编辑好，出厂后将邮局发行的部分寄运到北京邮政总局，剩下一部分放在编辑部用于零售。我们抓紧完成这些工作，也是因为空气有些紧张，大家预感到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
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紧接著，上面来指示，宣布《青年论坛》“停刊整顿”。湖北省社科院派出一个工作组，对《青年论坛》逐期逐篇进行审查。根据上面指示，已发出去的1月号杂志要全部追回上缴。在社科院要求下，我们派邵学海到北京邮政总局截停发行（院里原派一位副院长带邵学海一块去，后副院长临时决定不去）。邵学海磨磨蹭蹭，争取时间，尽可能让邮局把订户的杂志全部发出。到北京后，邵学海找邮局说明此事，邮局工作人员漫不经心，根本不当回事。邵学海放心了，回社科院也有个交代。武汉这边，我们将放在编辑部的一些杂志连夜转移到东湖路的一间出租屋，地点只有我和周晓佑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后来社科院派人搜查，也到东湖路去观察了，一直没有找到“窝藏”的地方。
“停刊整顿”进行了一段时间，编辑部各位也积极准备复刊。不久，北京一位领导人发话：《青年论坛》的后台已经倒了，还整顿什么。意即胡耀邦已经下台，《青年论坛》用不著再整顿了，停刊拉倒。说胡耀邦是《青年论坛》的后台，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有这个后台，《青年论坛》经济那么拮据（先后只有10万块钱的老本），一句话不解决了？事至如此，大家断了复刊的念头，各自寻找出路。这是最痛苦最困难的时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深切的感受。
《青年论坛》部分编辑与作者。前排左起：王绍培、邵学海、周晓佑、万虹、王麓怡；后排左起：许苏民、黎鸣、黄克剑、李明华。
师长递给我一只救生圈
经过大会小会整顿，我仍然“态度不好”，同时也考虑如何走出下一步。正在此时，郭齐勇劝我报考武大博士研究生。郭齐勇是我本科时十分佩服的同班师兄，毕业后他继续读硕士，然后留武大任教。这一年他报考了萧箑父先生的博士生，并给我寄来武大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我思量再三，决定报考陶德麟教授的博士生。陶先生当时是武汉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镇。而我是被“整顿”者，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甚至有人不敢和我说话。陶先生是清楚地知道《青年论坛》的境况的，他愿意收我吗？为慎重起见，我拜访了陶先生，说明来意。陶先生一点也没有犹豫地同意我报考，我非常欣慰。这好像是我在大海中快要沉没时，有人递给我一只救生圈，而递救生圈的人本身还冒著风险。这就是武大，这就是珞珈山。
当时还有两位我非常敬重的武大教授，为我报考博士生写了推荐信。一位是萧箑父先生，中国哲学史界的泰斗，老先生用两页纸密密麻麻写了推荐意见，不仅肯定了我的学术成绩，还在政治上做了正面评价，后面还盖了私章。另一位是王荫庭教授，中国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首席专家，我本科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也是我到湖北社科院工作的推荐人，这次又为我写了推荐信，信中对我的学术成果做了很高的评价。这就是武大，这就是珞珈山。
接下来就是抓紧时间复习，日夜兼程，准备考试。整顿的大会小会仍然在开，我则思想开小差温习功课。
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以较好的成绩通过考试，并已收到武大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后，社科院却不放人事档案。原因有两个：一是《青年论坛》整顿还没有结束，二是《青年论坛》有一笔官司还没有了结。关于这笔官司，是蔡崇国担任副社长搞创收时，经营不善惹下的，当时还在审理中。
没有人事档案，我不能到武大报到。眼看已经过了开学日期，事情还没有解决。在省委举办的国庆宴会上，陶德麟先生对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却不能入学，请钱书记出面。钱运录问：博士生是谁？陶先生说是李明华。钱运录说：哦，那是我的朋友。
1987年12月，我迟到3个月，到武大研究生院报到。
三年之后，我揣著哲学博士文凭，怀著复杂的心情，告别年迈的母亲和姐姐哥哥弟弟，告别我生活了41年的江城武汉，告别珞珈山，举家南下羊城。
复刊无望，余波荡漾
文章到这里该结束了，不过还想补充几点。
我离开武汉之后，王一鸣等为《青年论坛》复刊做了不懈的努力，到北京找过胡德平，写过几份要求复刊的报告，可惜均未成功。2004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20周年的日子，原《青年论坛》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一些作者，齐聚北京，胡德平也参加了聚会。老朋友见面，大家都十分高兴，每个人都题了词，诸位畅饮畅谈，回忆当年，抒发感慨，也提到复刊的事，但都无能为力。
2007年，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生杨帆以《〈青年论坛〉研究》为题，写了硕士论文。2013年上半年我才得知这个情况，于是到处打听杨帆毕业后的去向。后辗转得知她的联系方式，看到了她的硕士论文。论文对《青年论坛》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首先介绍了杂志的缘起概况，并对篇目文本、编辑作者读者队伍作了分析，还谈到杂志社的人事管理、经营管理等，最后分析了《青年论坛》的历史地位。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第一部对《青年论坛》进行系统研究的文本。在此之前，湖北社科院情报所的研究人员张劲帆，早在80年代中后期即开始收集《青年论坛》的相关资料，对我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采访，也对其他人进行了采访。由于是即时性的现场素材，而且张劲帆本人与《青年论坛》工作人员是本院同事，交往密切，所以他掌握的资料应该比较确切。后来张劲帆写了一本《〈青年论坛〉浮沉录》，十几万字，遗憾的是他移民去了澳洲，这本书稿也没有在国内出版。
2013年4、5月份，杨海文发邮件给我，说北京李频正在写中国期刊史，需要《青年论坛》的有关资料。海文把我推荐给李频，并提供了李频的联系方式。我正好5月去北京开会，于是约了李频，共交谈了两次。李频是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教授，承担了《中国期刊史》新时期部分（1949年以后）的写作任务，介绍《青年论坛》就是任务之一。我去北京之前，海文已将手头收藏的十期《青年论坛》杂志交李频在广州的学生复印，并转寄北京。海文所缺四期，我就带到北京，给李频复印，同时我还给李频带去了其他一些有关《青年论坛》的资料。《中国期刊史》是国家出版部门的一个大项目，将在2015年中国出版物诞生200周年时面世，历史如何评价《青年论坛》，那可能是后一代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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