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思想解放運動初期，發生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武大中文系七七級同學倡議，北大、人大、北師大等十幾所大學同學響應，聯合創辦了一個學生文學刊物《這一代》。這件事在當時石破天驚，不僅在共和國歷史上前無古人（“文革”期間大串聯成立跨校組織和出版跨校刊物那個特殊年代除外），而且迄至今日，後無來者。而《這一代》由武漢大學七七級同學主編出版了創刊號之後，也就偃旗息鼓。
但這件事，30年來並沒有被忘卻。前幾年，官至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小說家陳建功，在北京報刊上以整版篇幅回憶當年經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家新、北京愛迪爾公司老總張樺等多人，或上電視，或上報刊，從不同角度反思這一事件；現在正值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徵集畢業30年回憶錄文集，這件“本年級大事”自然也將成為其中的重頭戲；而恰巧這兩天，我又接到北京一家著名周刊的主力記者的信，稱這件事已經列為該刊的一個重點選題，將採訪包括我在內的當事人……看來，在不少人眼中，此事是有重評、反思的價值的。
我的同學張樺已經寫過一篇相當全面的回憶文章，題為“這一代與《這一代》”，我曾在我的博客上轉載。這次為了我們年級的回憶錄，我反覆重讀他這篇文章，並提筆作些必要補充，順便也寫下一點我的看法。 
《這 一代》封面本來是這樣設計的，可惜只印了紅色，剛開始印黑色時，印刷廠接到了上級指示，拒印了。所以後來絕大多數讀者拿到的雜誌，封面上只有“這一代 1979.1”。像此圖這樣完整的只有幾本，就留在我們幾個編輯手裡做紀念了。經過30年無數人翻閱，我保存的這一本色澤已經黯淡了。當時剛出爐時十分搶眼呢！（高伐林攝並記）
張樺的回憶從根到梢說得相當全面，但還是漏掉了一些應該交代的情況，另外有些情況，是他並不太清楚的。這裡我做一點補充。 ◆聯合主辦《這一代》第一期的13校學生社團，以筆劃為序，印在了封底，名單如下： 中山大學中文系《紅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大學生》 北京大學中文系《早晨》 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秋實》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初航》 西北大學中文系《希望》 吉林大學中文系《紅葉》 武漢大學中文系《珞珈山》 杭州大學中文系《揚帆》 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我們》 南開大學中文系《南開園》 南京大學中文系《耕耘》 貴州大學中文系《春泥》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發起人選擇聯合主辦的對象，莫不是有點“好高騖遠”的傾向？高——學校的名望高；遠——都是相隔千里的外地大學，武漢本地的呢？例如，歷史也頗為悠久、在中原也頗有聲譽、與武大有瑜亮之爭情結的華中師範學院（後來改名為華中師範大學），我們甚至想都沒有想到要串聯他們的中文系學生社團；更近在咫尺、就是樓上樓下的距離的我們武大中文系七八級的學弟學妹，當時也組織了文學社團，也有自己的油印刊物，也沒有進入我們的聯合名單之列。而後來，正是他們中，出了一個名滿天下的優秀女作家方方。 現在反思起來，唉，我們這些年輕和不算年輕的學子，虛榮心甚至勢利心，真不是一點點！ ◆《這一代》創刊號的編輯部由八人組成：於可訓、王慶存、趙譽泳、陳晉、王家新、王東升、張樺和我。這個編輯部成員，就是我們武大七七級學生刊物《珞珈山》編輯組的原班人馬——本來也是稱“編輯組”的，印在《這一代》封底的“創刊號執行編輯”這一欄時，不知怎麼，“組”就升格為“部”了。可能也有虛榮心作怪？或者，希望在13校的同人面前撐一撐場面？ 至於《珞珈山》編輯組又是怎麼產生的呢？是系領導和輔導員等老師們在我們入學不久指定的。 八人的分工，我記得是完全按照傳統文學媒體的分類而來的，老於、老王負責小說，老趙、王家新負責詩歌，王東升負責散文，陳晉負責評論。張樺身為副組長，除了對稿件內容過問較少之外，其它幾乎所有事務，包括非常繁重瑣碎的外聯、印刷等等，都由他負責了；我擔當組長重任，主要起統籌、溝通作用。這既指編輯組內部的溝通，也涉及與年級同學（當時年級有黨支部、有兩個班委會）、與校、系兩級黨團、行政和學生會的溝通，甚至還有一些是與校外官方機構的溝通。 我們八位編輯的思想傾向是有差異的——趙譽泳在其回憶文章中有所涉及。總的來說，年長一點的如老於、老王偏於慎重；年輕一點的如王家新、張樺偏於大膽。我的年齡居中，又處在組長位置上，不能不協調；而我又因為是校、系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要顧及的方面更多，又時常接受校系領導耳提面命，不能不竭力顯得更為“老成持重”——這就是“世故圓滑”的近義詞吧。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一代》“闖下大禍”，驚動了中南海（下面我將介紹），參與其事的我們八位編輯，難免心中惴惴。但我們的下場都還不錯。八人中，有五人都被年級黨支部發展入黨。在畢業分配問題上，系領導更沒有對跳得最高的幾個人——我們編者及寫出犯忌詩歌的作者，因為《這一代》問題而有任何責難和另眼看待。 對比其他大學同學的遭遇，就更清楚我們校系領導這樣做是多麼不同凡響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學的領導，對《這一代》視為洪水猛獸，在同學中追查與我們的聯繫，甚至大搞“人人過關”，要求“說清楚”三個問題：從誰那兒得到雜誌？傳給了誰？是否宣揚過雜誌的觀點？ 貴州大學、西北大學、杭州大學等好幾所高校參與聯合主辦《這一代》的同學，後來告訴過我，他們被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則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甚至還以開除學籍相威脅；許多人的畢業分配都受到影響，明明很有才華者卻被分配到了無法施展的單位，檔案中或許還被記上了一筆，多少年難以翻身……與我們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別。而其原因，不正是因為這些學校主政者，與武大校領導相比，尤其是與先任常務副校長、後任校長劉道玉的境界、膽魄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麼！ 在畢業分配時，有些用人單位把參與《這一代》看成“嚴重政治問題”，要進行專門“外調”。劉校長得知後，幾次表示：請他們來找我“外調”好了，我來和他們談。辦學生刊物是學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證明這些學生都是好學生！這些同學，畢業分配都到了所謂黨政要害部門，寫出所謂“問題詩歌”的作者，也都沒有因此而耽誤前程。 ◆張樺文中藏頭露尾地說到《這一代》“驚動數位最高級領導發表嚴厲批評”，“從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負責人嚴厲地批評《這一代》”，我們當時身為學生，當然不可能與聞高層領導確切地做過哪些批示，有過何種教誨，只是不斷聽到各種小道消息。記得印象最深的一個傳言就是：1979年年底全國城市治安會議上，列為“影響安定團結”的第一條，是北京的“西單民主牆”，第二條，就是13校學生跨校主辦《這一代》。還說我們被中共中央調查部（國安部的前身之一）列為重點調查對象…… 半年後，1980年8月，我在參加詩刊社“青春詩會”期間，曾去北大拜訪武漢老鄉、當時在北大經濟系就讀的張煒。時任我們武漢大學學生會主席的胡樹祥，是張煒的中學同學，要我去北京後找張聊聊。張煒當時是北大學生會主席，也是全國學聯副主席，現任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那次他親口告訴我幾個月之前的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北京市直機關負責人的大會。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其中有段話：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裡邊有沒有共產黨員？支持那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甚至於還是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如果不立即徹底改正，就必須受到黨的紀律處分！”（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張煒當時就在人民大會堂里聽報告。他告訴我：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手上揮舞的（張煒強調：他看得很清楚），就是一本《這一代》！ 我們當然心知肚明：《這一代》哪是什麼“秘密刊物”？但是，在鄧小平這麼聲色俱厲地講了之後，知情並聽取過我們匯報、支持過我們的有關領導不便出面澄清，我們當然就更不便將這些領導抬出來給自己卸責了！ ◆張樺很有“歷史意識”——就在為《這一代》出刊折騰得焦頭爛額之際，他居然忙中偷閒，整理出來一篇《也許這就是中國文學的未來——寫在籌辦〈這一代〉的日子裡》，以十多篇日記的形式記載了經過。從這個標題，隱隱可見引領未來文學潮流的野心。這篇紀實到了今天，真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史料——或許進不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但一定可以進中國當代學生社團史、學生運動史，或者，中國改革開放史。 張樺文中談到景曉東（1976年天安門詩歌《告別》的作者，當時是復旦大學《大學生》雜誌負責人）的批評：第一期雜誌的內容“過激了”、“過急了”，這一意見，我也曾聽到更多關心我們的師友用不同的語言表述過。第一期的作品，側重在直面現實、干預生活，而在重視文學創作本身的規律、推動多元創作，確實不夠，用王家新的話說：雖然上大學後“現代主義”已開始對我們起作用，但籌辦《這一代》時，我們則一致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這本雜誌殘缺（張樺已經解釋過：很倒霉，被中途停印的，恰恰並非更過激的作品，卻是體現題材、風格多樣化的作品），更突出了其缺陷，加深了人們的誤解。 此外，反省起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我們——首先是我——太急於造成“一炮打響”的轟動效應了，太想迎合爭先恐後看誰說得更大膽的情緒了，確實陷入了誤區。我們看了那麼多各校學生刊物，深知大學生的作品，固然多在水平線之上，但是銳氣有餘，才力尚缺，要想拿出一大把在藝術上獨樹一幟、一鳴驚人的作品，幾乎不可能；那麼這個民間雜誌，要想一創刊就名震四方，打響名號，也打開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的影響，就只能寄望於在思想、政治上“初生牛犢不畏虎”、勇闖禁區了。須知那個年代，民眾、讀者、大學生，看重的都不是藝術創新，而是思想解放。正如當時引起巨大爭議的軍隊詩人、作家白樺（電影《苦戀》的作者，我還看過他任編劇的大型話劇《今夜星光燦爛》，是寫左傾機會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湘鄂西蘇區肅反的悲劇，以幾個同為18歲的紅軍戰士為主線，感人至深）所說：在台上朗誦詩，吼出一句“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就能贏得如雷掌聲…… 而這，又跟我的另一個誤區有關，這就是執着於“這一代”這樣的集合概念，在潛意識中，總是想象着、期望着：這一代人，聚成一股洪流，“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着祖國的大地，背負着民族的希望”，浩浩蕩蕩，萬眾一心，去衝擊中國的專制、封閉、腐朽、保守的意識形態桎梏…… 大錯！這一代思想解放，衝破“大一統”的枷鎖，難道應該走進名目不同的另一種“大一統”？難道這一代不正應該破除“擰成一股繩”的迷思，高懸“多元化”的旗幟，創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讓思想自由遨遊、讓創造力恣意發揮、讓個性充分舒展的空間？這才是中華民族能夠和平崛起、能夠匯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人間正道”！ 歷史是無法改寫的。今天有這樣的認識，已經無法糾正我們當年的幼稚、失誤。這裡寫下這些，只是為自己留下一點“人性的證明”，也希望為後人提供一點前車之鑑。 相關文章： 張樺：這一代與《這一代》（上） 張樺：這一代與《這一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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