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十年前，1980年，中國冒出一份十三所大學學生文藝社團聯合主辦、自編自印、自己發行的刊物《這一代》，雖然出了第一期就夭折了，但說得蝎虎一點，這一期“震動朝野”。我有幸參與其籌備和出籠的全過程。當年搭檔張樺寫了一份關於此事的回憶文稿，紀念那段如火如荼的歲月
高伐林按：1980年，北大、人大、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十三校的學生文藝刊物《這一代》創刊號，是激動人心年代的一個浪花。記得刊物辦了第一期就夭折之後的那年夏天，我去北京參加《詩刊》社舉辦的第一屆“青春詩會”，抽空去未名湖畔見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張煒，張煒告訴我，他那年元月16日參加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黨政幹部大會，鄧小平在會上長篇演講。講話中間，鄧小平批評民辦刊物時，聲色俱厲，手中還拿起了一本刊物——他在會場中間坐着，看得很清楚，那本刊物，就是一本《這一代》創刊號！
當時我聽張煒講也聽得心驚肉跳。事後我找出鄧小平那篇講話，已經經過了中央許多大筆桿子的整理潤色了，其中的這段話還是充滿了騰騰殺氣：
……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絕不允許任何人背着黨同這些人發生聯繫。……舉例說，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裡邊有沒有共產黨員？
其實，小平同志太抬舉我們了：《這一代》其實根本不是“秘密刊物”。是武漢大學黨委批給我們的2000元學生科研經費，是經武漢市委宣傳部長批准，在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的印刷廠排印，武大中文系黨委還安排了幾位教授給我們當顧問。但是因為其跨省市、跨校的串聯性質，因為其創刊號上作品格外銳利的鋒芒，引起了宣傳、公安、安全（當時還沒有成立國家安全部，負責這一攤業務的是中共中央調查部）、青年、教育、文藝等等各級機構上上下下的高度關注。
關於籌備和辦理《這一代》，確實有許多故事可講，有時間應該寫出來。我還記得，雜誌發行後，當時讀者來信之多，出乎我們的想象，只能用“暴風雨”來形容。我們編輯組有專人負責回復聯絡，也保存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但畢業多年，輾轉遷徙，可能現在都散失了。交換來的各校學生刊物，我的同窗好友、當時的副主編張樺手中保存了不少。2007年北京電視台邀張樺去做節目，他帶去《這一代》和不少各校學生油印雜誌，引起節目組和其他嘉賓很大的興趣，紛紛傳看和拍照……
我收到張樺的一份關於此事的回憶文稿，貼在這裡，紀念那段如火如荼的歲月。
這一代與《這一代》（上）
張樺
【作者說明】此乃我當年為“高校文學經典讀本叢書”武漢大學卷《櫻花樹下的家》（少兒社出）所寫的一篇回憶錄，同書中還收錄了安東的小說《大海不屬於我們》、胡曉暉的散文《九華漫記》、王家新的詩《在山那邊（外六首）》，前兩篇都出自《這一代》。
既然今年是紀念恢復高考30年，各家媒體都77級長77級短的，我也將此冷飯端出，湊個熱鬧。其實這篇文字本是高伐林邀我一起寫的，起碼標題及開頭部分的立意都出自其創意，只是後來他出國，而又有人非約我拾遺不可，這才有了此文。
張樺 2007.6.27於北京馬甸
《這一代》首次籌備會在北京舉行時合影。前排左三為張樺。（張樺提供）
關於這本（嚴格講只有半本）被稱為1980年自由化高峰標誌的大學生民辦（嚴格講是半民辦）刊物，許多如今立場觀點已經不同的參加者卻有着共同的看法：
畢業於中山大學，出國又回國後又出國的蘇煒曾說：辦《這一代》是他大學時代過的最有趣的事；
另一位現已經高居司長，天天領導屬下批判“自由化”的昔日同學也發表過類此言語，只不過他把“有趣”改稱“浪漫”。
想想也是，從長春到廣州，從南京到西安，13所綜合大學素不相識的中文系學生，卻忽然實現了“革命大聯合”，自己編，自己印，然後自己賣出16,000本雜誌，其黑市價居然漲到5元一本，超過雜誌上標價0.45元的10倍多——這還是1980年的價格。
而且當他們聲明要繼續時，又有數十所大學要求同甘共苦，如果不是有關領導及時英明制止，天曉得以後諸期又會如何？僅此一期，便驚動數位最高級領導發表嚴厲批評，又數十位半高級領導發表嚴厲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有更多位不高級的當事者們，既有人因此殺入文壇成為新星至今燦爛，也有人因此畢業分配受挫落落寡歡；既有人因此看破紅塵而封嘴於政，也有人悟得玄機後在官場上一路順風。
當然，這一切都離不開1979年，如果未來評選本世紀（20世紀——高注）中國幾大風雲年代，大概眾多尾數為9者都會榜上有名，而對新中國及其未來而言，1979年作用可能尤為卓著。它不同於任何目標為變換社會形態的革命，然而革命並不盡然偉大，不被稱為革命者也未見就不壯麗。
這一年從年頭到年尾，對剛剛走出麻木的中國人來說，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伴有一小股惶惶不安的騷動或者說希望，似乎知道第二天一早醒來時註定會有爆炸性新聞光臨，但又難猜它究竟是什麼。在黨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不少人公開批評毛老人家晚年的錯誤；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關於張志新慘死引起的“誰之罪”的思考；另一個女人王守信被揭露和被處決；五屆二次人大會議在十年動亂後第一次通過法律，而且一傢伙推出7種；一批針貶時弊之作如《將軍，不能這樣做》、《假如我是真的》激起強烈社會反響；在四屆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熱情的講話讓兩千多位代表感動得熱淚盈眶；天安門前出現了新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民主自由的遊行示威；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以判國及反革命罪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中共中央接受民主人士榮毅仁建議取消西單民主牆；四川部分企業擴大自主權；安徽鳳陽等地重新包產到戶；國務院決定廣東寶安、珠海兩縣升級為深圳市、珠海市……如果排列那一年的國內十大新聞，即使在今天來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屆而立之年的共和國，忽然變得年輕莽撞，什麼雷區都敢進，什麼大旗都敢樹，很有些“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氣魄。
大概也正因為撞上了這樣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們：當然，撞上的也恰好是我們——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77、78級大學生。
這應該是另一篇很有趣的文字標題，因為這批學生的來源和經歷可謂中國大學史最光怪陸離之一頁。
記得在迎新晚會上，同年級年長10歲的老王從他10年前準備考大學說起，講他如何參加紅衛兵。又如何成為狗崽子，打起背包揣着戶口，走向廣闊天地，後來如何當上修鞋匠，在同一條修鞋的長條凳上，如何與一個姑娘相愛、結婚、育子，最後又如何亂着早生的華發走進考場……很多同學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頭，不光是為老王，也是為自己。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入學時的平均年齡將近26歲，這是今天研究生畢業的年齡。
正因為我們最寶貴的青春留在了紅衛兵、大寨田等等前輩和後輩認為不應該留的地方，所以在我們這一代的前面有了那樣多的帶有極度貶義的定語：迷惆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難想像，如果沒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門，張鐵生的那張白卷是否就會永遠遮蓋這代人的面容。
誰都不願這樣，走進了大學的幸運兒更不甘心，於是剛剛放下行李，一本油印64頁的《珞珈山》就誕生了，按照全年級人手一冊印了65本。作者、編者、讀者盡在其中。65個人組成了一個微型文學界。主編是高伐林，因為我當過三年中學美術教師，所以被委以美編。
或許是為炫耀或許是為友誼，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給了在北大中文系讀77級的中學師哥郭小聰。很快，一本他們編的《早晨》回到我手上。我們忽然發現自己並不是一花獨秀，而這發現帶給我們的並不是沮喪，於是從第二期開始，《珞珈山》便寄住幾十所大學，飛回來的有中山大學《紅豆》、人大的《大學生》、北京廣播學院的《秋實》、北師大的《初航》、西北大學的《希望》、吉林大學的《紅葉》、杭州大學的《揚帆》、南京大學的《耕耘》、貴州大學的《春泥》……它們中的每一本都被我們幾十個同學讀得體無完膚。也正是從這些裝訂粗糙、油跡漫漶的油印本中，我們知道並且最終結識了許多後來在文壇上或其他諸壇上屢屢閃個不停的大小星星。
最早想出聯合辦刊的是我也不是我，它源於一封已忘卻地址的讀者來信，那位熱心讀者問：我看過好幾本類似《珞珈山》的學生刊物，都辦得很棒，為什麼不聯合辦一個呢？那不是更棒？這幾句話整整讓我翻騰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馬上開一次編委會議論此事。
《珞珈山》的八位編輯在正午的楊樹蔭下坐成一圈，分成兩派。年輕的主張立刻揭竿而起，年長的認為此事多艱，應該先呼籲有關上級去辦——姜總是老的辣。於是我們給團中央、全國學聯、中國青年出版社……八方投書，建議由其出面創辦大學生文藝刊物，且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協助承辦組稿、編輯、發行、甚至集資，然而要麼毫無音訊，要麼客氣地回答：建議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財力困難，無法採納。氣得吉林大學的徐敬亞在信中大聲疾呼：與其乞求上帝，幹嗎不自己幹起來感動上帝？
話說得簡單，當年我們想得也同樣簡單。1979年6月，我們向已有聯繫的十幾個學校發出邀請信，相約在北京協商聯合辦刊，信發出後，除復旦大學《大學生》雜誌的負責人張勝友執筆回信說明，他們是綜合性刊物而非文學刊物因而不參加以外，其餘都表示贊同。
由於沒有經費，只好把協商任務委託給北京籍同學，作為發起人的《珞珈山》只有我和老王兩個編輯屬於此列，而老王性格沉靜，於是我很偶然地成了牽頭人。
關於協商之全部經過，曾有幸見過一份中央機關的“內參簡報”，不妨摘錄如下：
近來，各高校學生社團如雨後春筍，且日趨活躍。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創辦的文學刊物《珞珈山》編委會，於暑假前給一些高校學生刊物發信，倡議創辦全國大學生文學刊物，得到響應。
暑假期間，由武大學生新樺（原文如此，應為張樺——高注）在北京兩次開會研究辦刊事宜。共有十四所高校學生參加。
大部分學校是委派家在北京的學生參加，也有個別的，如貴州大學是學生湊錢買火車票專門派代表來參加會議。會址就在武大學生新樺家（北大校內）。
會議決定由十四家學生刊物共同負責創辦全國大學生文學刊物，定名《這一代》。《這一代》將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支持“四個堅持”，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要合理——合馬列主義之理；合法——合乎憲法；合情——合乎九億老百姓之情，要使文學起到變革現實的作用。思想傾向不同，只要言之成理，藝術上好，也予發表。藝術上決心同《人民文學》比一比。……出刊由十四校輪流負責，暫出季刊。會後向教育部、團中央等領導機關寫了報告。
創刊號由武漢大學《珞珈山》編委會負責。對各地來稿，只定取捨，不做刪改，文責自負。
這簡報大體客觀，當然因為是簡報所以有簡報的刻板，其實換種口氣，那天還是有不少小畫面。譬如因為出席會議的代表彼此不識，所以約好7月15日早晨8點半在北大西門的石獅下憑各自校徽相認。有北大、人大、北師大、北京廣播學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西北大學的15位大男大女。那天極熱，大家擁在我住的那間10平方米的窄長的屋中，倚桌、床、椅、小馬札錯落而坐。個個汗滴不止。會至正午，老王幫忙，煮了五斤打滷面，人手一碗，邊吃邊議論刊物名稱：《暴風》、《青年文學》或《文學青年》、《大學生》……時而深思，時而急吵。最終拖至下回分解。會後，由北師大的徐曉聯繫，我等五人又跑到王府井的和平賓館去見文藝界領導陳荒煤，聆聽了老人家對辦刊的教誨。歸途夜深，燈密人稀。在空曠的馬路上，剛相識一天的幾個青年學子時而橫排縱談，時而縱騎如飛，直奔北大。
後來又通過同學介紹和寫信聯繫上華東師大的《百草園》和南開大學的《南開園》，但因華東師大領導最終未批准，使我們失去了與上海同學合作的機會。
半月後又開了第二次會議，其間又闖入兩個異常熱情的新夥伴：杭州師院的《我們》和貴州大學的《春泥》，因貴州的兩位還是自費專程而來，只能請北大的黃子平把小哥倆安置在他的宿舍了。最終《這一代》的陣容是13而不是14所學校，當然這數字不太吉利，不過在座的誰也沒介意。刊名出自北大黃子平和中大蘇煒之提議，創刊辭也出自二人之手，均獲一次通過。由於武大是發起者，我們又早已獲得校、系領導支持，學校答應從科研經費中借出2000元作為編印周轉，系領導更是明確流露出非首辦而不為之意，於是便當仁不讓地拿到了創刊號的主編權。
九月一回武漢，我們馬上開始行動，高伐林任主編（正式頭銜，我記得應為《這一代》創刊號編輯組組長——高注），主編審稿件，我任副手，主外聯、印刷籌款等一切雜務，其餘六位編輯各負責其專欄，同學們有的跑紙，有的找印刷廠，系裡還特意委了幾個老師來當顧問。
稿源並不緊張，絕不像現在的雜誌編輯們天南海北去找“米”下鍋，堆在宿舍里的油印雜誌有一大堆，文筆好的比比皆是，可就都是“傷痕”味太濃，就拿初選上的小說結尾來說，有的是無辜少年被殺，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墾戰士赴海而死，有的是被整成殘疾者相逢昔日被自己整成殘疾者時的窘態，有的則勾出了“公僕”與“主人”在離亂後的對立，大有“一日看盡長安‘疤’”的勁頭。儘管當時我們的境界並不甚高，可血淚斑斑的作品看多了也覺得不是滋味，還得考慮刊物的總體形象呢，所以高伐林等力主選一篇結尾調子高亢點的小說作為頭條，而這種作品偏偏又極少，最佳一篇是陳建功的《面對靜靜的小河》，但陳建功聞訊後急信數封，告知我們某大型叢刊已用此文，他萬萬不敢一稿兩投。無奈只好重作遴選，最後又選出四川大學龔巧明的《希望：第二樂章》做排頭兵。要論此作品質量並不算上乘，故事不新，言某音樂家如何屢遭打擊，卻頑強譜寫希望樂章。人物也不算別致。但它畢竟說明我們並不沉溺於徹頭徹尾的“傷痕”。一年後，我在武大結識了這位瘦弱的女作者，此時她的小說《思念你，樺林》正在文壇引起爭論。又過六年，讀1986年6月16日《光明日報》報道，才知她畢業時自願要求進藏，後在採訪途中翻車而英年遠逝……
小說足足占了48頁，但發行後最引人注目也最惹是非的卻是名為《憤怒出詩人》的詩欄，共有7首，有6首都出自正沉迷於“詩三百，大抵聖賢發之所為作也”的武大同學，屆時軍隊詩人葉文福《將軍，不能這樣做》正走大紅，很難說這組詩不是它的連鎖反應。最出名的兩首是《橋》和《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
《橋》寫的是北海與中南海之間的漢白玉大橋，當時作者王家新尚未到過北京，我暑期回京，見好好的玉橋忽然豎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鐵柵欄，無論北望北海，還是南眺中南海，都生就一種探監之感。回校後將此素材講給了他聽，他神思手快，晝夜之間，一首上百行的“橋”貯溢了驚愕和惋惜：
橋南是中南海，崗哨游戈，樓閣隱約；
橋墩北是北海，笑語泛舟，春波戲荷。
多費解，溝通着兩岸的橋呵，
橋呵，在這裡卻變為鎖，一把生鏽的大鎖！
橋，是橋嗎？不，這是國境線。
領袖和人民，被它隔開在兩個鄰國！
面對石橋，我的心卻一陣陣緊縮，
打中我的是兩個字——隔閡！
另一首《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據作者葉鵬說，創作動機萌生於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一段批評新聞：北京百貨大樓門前停滿了公家轎車，當時報道說，這是有權勢者坐公車購私物。於是作者這樣寫：
如果那轎車成了吸血蟲的軀殼
祖國呵，將打開所有的紅燈
將所有的通道封鎖
“如果我想死
我就用一輛解放牌
去撞它一輛轎車！”
一位北京青年的話
又一次衝進我的耳膜
但願這種事
不要發生在
飄揚着五星紅旗的中國！
這些詩句既鋒芒畢露，又躍動着赤子之心，形象地反映了那個年代文學躁動激昂又不無偏頗的心態。當然，作為編者，我們不是不知道它會招惹風雨，但大家都把文學當治國良藥，且認為苦口者也許療效更佳。
這“藥”還未送給“病人”，在印廠里就出了岔了，印廠歸屬武漢政府機關報，是同學通過關係好不容易找到的，紙張等事也不用我們張羅，價錢公道，態度熱情，惟一令人遺憾的是不能裝訂。於是每天都有十個同學跨過長江到漢口的印廠幫忙校對，再把頭一天印好的運回學校印廠裝訂。可印到64頁時，印廠忽然說印刷機壞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交貨，說倉庫保管員病了沒來，開始大家還以為是擔心我們交不起錢，高伐林趕緊用一個舊軍挎包裝上4000元送去，他回來說一路上轎車上輪渡時神經卻繃得緊緊的，生怕哪個小偷搶他的書包。這不光因為4000元在當年前是個大數目，更因為它們實在來之不易，除了我們向學校的借款外，其餘幾千元則是外校同學預交的買雜誌錢，據說北大的陳建功貢獻了自己的第一筆稿費，北師大的一個女生父親剛剛去世，而她則拿出了亡父的撫恤金，牡丹江師專的一個女生寄來25元錢，卻未留下姓名。這筆錢里還有多少故事，我們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然而等來等去，印刷機仍未修好。去交涉，廠領導和藹可親，工人們則支支吾吾，欲言又止。這時，又陸續傳來北京風緊的消息，有說鄧大人發火了，有說天安門前遊行又抓人了。我們隱隱感到前景不妙，於是，決定寧可雜誌殘缺，也得讓它出世。通過朋友借了一輛卡車，15個男生直奔印刷廠。讓工廠把印完的先交出來。一直避而不見的廠長被我們堵在屋裡，口口聲聲罵我們是打砸搶的“紅衛兵”，我們也不管許多，高伐林等人留下和他談判，其餘人在工人的暗示下，直奔印好的散頁。（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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