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十年前，1980年，中国冒出一份十三所大学学生文艺社团联合主办、自编自印、自己发行的刊物《这一代》，虽然出了第一期就夭折了，但说得蝎虎一点，這一期“震动朝野”。我有幸参与其筹备和出笼的全过程。当年搭档张桦写了一份关于此事的回忆文稿，纪念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
高伐林按：1980年，北大、人大、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三校的学生文艺刊物《这一代》创刊号，是激动人心年代的一个浪花。记得刊物办了第一期就夭折之后的那年夏天，我去北京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抽空去未名湖畔见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炜，张炜告诉我，他那年元月16日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党政干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长篇演讲。讲话中间，邓小平批评民办刊物时，声色俱厉，手中还拿起了一本刊物——他在会场中间坐着，看得很清楚，那本刊物，就是一本《这一代》创刊号！
当时我听张炜讲也听得心惊肉跳。事后我找出邓小平那篇讲话，已经经过了中央许多大笔杆子的整理润色了，其中的这段话还是充满了腾腾杀气：
……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
其实，小平同志太抬举我们了：《这一代》其实根本不是“秘密刊物”。是武汉大学党委批给我们的2000元学生科研经费，是经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批准，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印刷厂排印，武大中文系党委还安排了几位教授给我们当顾问。但是因为其跨省市、跨校的串联性质，因为其创刊号上作品格外锐利的锋芒，引起了宣传、公安、安全（当时还没有成立国家安全部，负责这一摊业务的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青年、教育、文艺等等各级机构上上下下的高度关注。
关于筹备和办理《这一代》，确实有许多故事可讲，有时间应该写出来。我还记得，杂志发行后，当时读者来信之多，出乎我们的想象，只能用“暴风雨”来形容。我们编辑组有专人负责回复联络，也保存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但毕业多年，辗转迁徙，可能现在都散失了。交换来的各校学生刊物，我的同窗好友、当时的副主编张桦手中保存了不少。2007年北京电视台邀张桦去做节目，他带去《这一代》和不少各校学生油印杂志，引起节目组和其他嘉宾很大的兴趣，纷纷传看和拍照……
我收到张桦的一份关于此事的回忆文稿，贴在这里，纪念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
这一代与《这一代》（上）
张桦
【作者说明】此乃我当年为“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武汉大学卷《樱花树下的家》（少儿社出）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同书中还收录了安东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胡晓晖的散文《九华漫记》、王家新的诗《在山那边（外六首）》，前两篇都出自《这一代》。
既然今年是纪念恢复高考30年，各家媒体都77级长77级短的，我也将此冷饭端出，凑个热闹。其实这篇文字本是高伐林邀我一起写的，起码标题及开头部分的立意都出自其创意，只是后来他出国，而又有人非约我拾遗不可，这才有了此文。
张桦 2007.6.27于北京马甸
《这一代》首次筹备会在北京举行时合影。前排左三为张桦。（张桦提供）
关于这本（严格讲只有半本）被称为1980年自由化高峰标志的大学生民办（严格讲是半民办）刊物，许多如今立场观点已经不同的参加者却有着共同的看法：
毕业于中山大学，出国又回国后又出国的苏炜曾说：办《这一代》是他大学时代过的最有趣的事；
另一位现已经高居司长，天天领导属下批判“自由化”的昔日同学也发表过类此言语，只不过他把“有趣”改称“浪漫”。
想想也是，从长春到广州，从南京到西安，13所综合大学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却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自己编，自己印，然后自己卖出16,000本杂志，其黑市价居然涨到5元一本，超过杂志上标价0.45元的10倍多——这还是1980年的价格。
而且当他们声明要继续时，又有数十所大学要求同甘共苦，如果不是有关领导及时英明制止，天晓得以后诸期又会如何？仅此一期，便惊动数位最高级领导发表严厉批评，又数十位半高级领导发表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更多位不高级的当事者们，既有人因此杀入文坛成为新星至今灿烂，也有人因此毕业分配受挫落落寡欢；既有人因此看破红尘而封嘴于政，也有人悟得玄机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1979年，如果未来评选本世纪（20世纪——高注）中国几大风云年代，大概众多尾数为9者都会榜上有名，而对新中国及其未来而言，1979年作用可能尤为卓著。它不同于任何目标为变换社会形态的革命，然而革命并不尽然伟大，不被称为革命者也未见就不壮丽。
这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对刚刚走出麻木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伴有一小股惶惶不安的骚动或者说希望，似乎知道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注定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但又难猜它究竟是什么。在党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不少人公开批评毛老人家晚年的错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关于张志新惨死引起的“谁之罪”的思考；另一个女人王守信被揭露和被处决；五届二次人大会议在十年动乱后第一次通过法律，而且一家伙推出7种；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激起强烈社会反响；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热情的讲话让两千多位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天安门前出现了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判国及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中共中央接受民主人士荣毅仁建议取消西单民主墙；四川部分企业扩大自主权；安徽凤阳等地重新包产到户；国务院决定广东宝安、珠海两县升级为深圳市、珠海市……如果排列那一年的国内十大新闻，即使在今天来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届而立之年的共和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
大概也正因为撞上了这样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们：当然，撞上的也恰好是我们——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77、78级大学生。
这应该是另一篇很有趣的文字标题，因为这批学生的来源和经历可谓中国大学史最光怪陆离之一页。
记得在迎新晚会上，同年级年长10岁的老王从他10年前准备考大学说起，讲他如何参加红卫兵。又如何成为狗崽子，打起背包揣着户口，走向广阔天地，后来如何当上修鞋匠，在同一条修鞋的长条凳上，如何与一个姑娘相爱、结婚、育子，最后又如何乱着早生的华发走进考场……很多同学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头，不光是为老王，也是为自己。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这是今天研究生毕业的年龄。
正因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红卫兵、大寨田等等前辈和后辈认为不应该留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的前面有了那样多的带有极度贬义的定语：迷惆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张铁生的那张白卷是否就会永远遮盖这代人的面容。
谁都不愿这样，走进了大学的幸运儿更不甘心，于是刚刚放下行李，一本油印64页的《珞珈山》就诞生了，按照全年级人手一册印了65本。作者、编者、读者尽在其中。65个人组成了一个微型文学界。主编是高伐林，因为我当过三年中学美术教师，所以被委以美编。
或许是为炫耀或许是为友谊，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给了在北大中文系读77级的中学师哥郭小聪。很快，一本他们编的《早晨》回到我手上。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花独秀，而这发现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沮丧，于是从第二期开始，《珞珈山》便寄住几十所大学，飞回来的有中山大学《红豆》、人大的《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的《秋实》、北师大的《初航》、西北大学的《希望》、吉林大学的《红叶》、杭州大学的《扬帆》、南京大学的《耕耘》、贵州大学的《春泥》……它们中的每一本都被我们几十个同学读得体无完肤。也正是从这些装订粗糙、油迹漫漶的油印本中，我们知道并且最终结识了许多后来在文坛上或其他诸坛上屡屡闪个不停的大小星星。
最早想出联合办刊的是我也不是我，它源于一封已忘却地址的读者来信，那位热心读者问：我看过好几本类似《珞珈山》的学生刊物，都办得很棒，为什么不联合办一个呢？那不是更棒？这几句话整整让我翻腾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马上开一次编委会议论此事。
《珞珈山》的八位编辑在正午的杨树荫下坐成一圈，分成两派。年轻的主张立刻揭竿而起，年长的认为此事多艰，应该先呼吁有关上级去办——姜总是老的辣。于是我们给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八方投书，建议由其出面创办大学生文艺刊物，且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协助承办组稿、编辑、发行、甚至集资，然而要么毫无音讯，要么客气地回答：建议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财力困难，无法采纳。气得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在信中大声疾呼：与其乞求上帝，干吗不自己干起来感动上帝？
话说得简单，当年我们想得也同样简单。1979年6月，我们向已有联系的十几个学校发出邀请信，相约在北京协商联合办刊，信发出后，除复旦大学《大学生》杂志的负责人张胜友执笔回信说明，他们是综合性刊物而非文学刊物因而不参加以外，其余都表示赞同。
由于没有经费，只好把协商任务委托给北京籍同学，作为发起人的《珞珈山》只有我和老王两个编辑属于此列，而老王性格沉静，于是我很偶然地成了牵头人。
关于协商之全部经过，曾有幸见过一份中央机关的“内参简报”，不妨摘录如下：
近来，各高校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且日趋活跃。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创办的文学刊物《珞珈山》编委会，于暑假前给一些高校学生刊物发信，倡议创办全国大学生文学刊物，得到响应。
暑假期间，由武大学生新桦（原文如此，应为张桦——高注）在北京两次开会研究办刊事宜。共有十四所高校学生参加。
大部分学校是委派家在北京的学生参加，也有个别的，如贵州大学是学生凑钱买火车票专门派代表来参加会议。会址就在武大学生新桦家（北大校内）。
会议决定由十四家学生刊物共同负责创办全国大学生文学刊物，定名《这一代》。《这一代》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四个坚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合理——合马列主义之理；合法——合乎宪法；合情——合乎九亿老百姓之情，要使文学起到变革现实的作用。思想倾向不同，只要言之成理，艺术上好，也予发表。艺术上决心同《人民文学》比一比。……出刊由十四校轮流负责，暂出季刊。会后向教育部、团中央等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编委会负责。对各地来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责自负。
这简报大体客观，当然因为是简报所以有简报的刻板，其实换种口气，那天还是有不少小画面。譬如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彼此不识，所以约好7月15日早晨8点半在北大西门的石狮下凭各自校徽相认。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西北大学的15位大男大女。那天极热，大家拥在我住的那间10平方米的窄长的屋中，倚桌、床、椅、小马札错落而坐。个个汗滴不止。会至正午，老王帮忙，煮了五斤打卤面，人手一碗，边吃边议论刊物名称：《暴风》、《青年文学》或《文学青年》、《大学生》……时而深思，时而急吵。最终拖至下回分解。会后，由北师大的徐晓联系，我等五人又跑到王府井的和平宾馆去见文艺界领导陈荒煤，聆听了老人家对办刊的教诲。归途夜深，灯密人稀。在空旷的马路上，刚相识一天的几个青年学子时而横排纵谈，时而纵骑如飞，直奔北大。
后来又通过同学介绍和写信联系上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和南开大学的《南开园》，但因华东师大领导最终未批准，使我们失去了与上海同学合作的机会。
半月后又开了第二次会议，其间又闯入两个异常热情的新伙伴：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因贵州的两位还是自费专程而来，只能请北大的黄子平把小哥俩安置在他的宿舍了。最终《这一代》的阵容是13而不是14所学校，当然这数字不太吉利，不过在座的谁也没介意。刊名出自北大黄子平和中大苏炜之提议，创刊辞也出自二人之手，均获一次通过。由于武大是发起者，我们又早已获得校、系领导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出2000元作为编印周转，系领导更是明确流露出非首办而不为之意，于是便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的主编权。
九月一回武汉，我们马上开始行动，高伐林任主编（正式头衔，我记得应为《这一代》创刊号编辑组组长——高注），主编审稿件，我任副手，主外联、印刷筹款等一切杂务，其余六位编辑各负责其专栏，同学们有的跑纸，有的找印刷厂，系里还特意委了几个老师来当顾问。
稿源并不紧张，绝不像现在的杂志编辑们天南海北去找“米”下锅，堆在宿舍里的油印杂志有一大堆，文笔好的比比皆是，可就都是“伤痕”味太浓，就拿初选上的小说结尾来说，有的是无辜少年被杀，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垦战士赴海而死，有的是被整成残疾者相逢昔日被自己整成残疾者时的窘态，有的则勾出了“公仆”与“主人”在离乱后的对立，大有“一日看尽长安‘疤’”的劲头。尽管当时我们的境界并不甚高，可血泪斑斑的作品看多了也觉得不是滋味，还得考虑刊物的总体形象呢，所以高伐林等力主选一篇结尾调子高亢点的小说作为头条，而这种作品偏偏又极少，最佳一篇是陈建功的《面对静静的小河》，但陈建功闻讯后急信数封，告知我们某大型丛刊已用此文，他万万不敢一稿两投。无奈只好重作遴选，最后又选出四川大学龚巧明的《希望：第二乐章》做排头兵。要论此作品质量并不算上乘，故事不新，言某音乐家如何屡遭打击，却顽强谱写希望乐章。人物也不算别致。但它毕竟说明我们并不沉溺于彻头彻尾的“伤痕”。一年后，我在武大结识了这位瘦弱的女作者，此时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正在文坛引起争论。又过六年，读1986年6月16日《光明日报》报道，才知她毕业时自愿要求进藏，后在采访途中翻车而英年远逝……
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发行后最引人注目也最惹是非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共有7首，有6首都出自正沉迷于“诗三百，大抵圣贤发之所为作也”的武大同学，届时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正走大红，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最出名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写的是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汉白玉大桥，当时作者王家新尚未到过北京，我暑期回京，见好好的玉桥忽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无论北望北海，还是南眺中南海，都生就一种探监之感。回校后将此素材讲给了他听，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一首上百行的“桥”贮溢了惊愕和惋惜：
桥南是中南海，岗哨游戈，楼阁隐约；
桥墩北是北海，笑语泛舟，春波戏荷。
多费解，沟通着两岸的桥呵，
桥呵，在这里却变为锁，一把生锈的大锁！
桥，是桥吗？不，这是国境线。
领袖和人民，被它隔开在两个邻国！
面对石桥，我的心却一阵阵紧缩，
打中我的是两个字——隔阂！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于是作者这样写：
如果那轿车成了吸血虫的躯壳
祖国呵，将打开所有的红灯
将所有的通道封锁
“如果我想死
我就用一辆解放牌
去撞它一辆轿车！”
一位北京青年的话
又一次冲进我的耳膜
但愿这种事
不要发生在
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
这些诗句既锋芒毕露，又跃动着赤子之心，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学躁动激昂又不无偏颇的心态。当然，作为编者，我们不是不知道它会招惹风雨，但大家都把文学当治国良药，且认为苦口者也许疗效更佳。
这“药”还未送给“病人”，在印厂里就出了岔了，印厂归属武汉政府机关报，是同学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找到的，纸张等事也不用我们张罗，价钱公道，态度热情，惟一令人遗憾的是不能装订。于是每天都有十个同学跨过长江到汉口的印厂帮忙校对，再把头一天印好的运回学校印厂装订。可印到64页时，印厂忽然说印刷机坏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交货，说仓库保管员病了没来，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担心我们交不起钱，高伐林赶紧用一个旧军挎包装上4000元送去，他回来说一路上轿车上轮渡时神经却绷得紧紧的，生怕哪个小偷抢他的书包。这不光因为4000元在当年前是个大数目，更因为它们实在来之不易，除了我们向学校的借款外，其余几千元则是外校同学预交的买杂志钱，据说北大的陈建功贡献了自己的第一笔稿费，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父亲刚刚去世，而她则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牡丹江师专的一个女生寄来25元钱，却未留下姓名。这笔钱里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然而等来等去，印刷机仍未修好。去交涉，厂领导和蔼可亲，工人们则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这时，又陆续传来北京风紧的消息，有说邓大人发火了，有说天安门前游行又抓人了。我们隐隐感到前景不妙，于是，决定宁可杂志残缺，也得让它出世。通过朋友借了一辆卡车，15个男生直奔印刷厂。让工厂把印完的先交出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厂长被我们堵在屋里，口口声声骂我们是打砸抢的“红卫兵”，我们也不管许多，高伐林等人留下和他谈判，其余人在工人的暗示下，直奔印好的散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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