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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创刊号发行后，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一问才知道都是来买杂志的！买客太多，把存刊卖光，求购者仍不断涌入，有些人见杂志已卖完，就逐个游说，申述如何求之若渴，央求我们同学把自己的那本让给他。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随后涌来的是来信的洪水
《这一代》封面本来是这样设计的，可惜只印了红色，刚开始印黑色时，印刷厂接到了上级指示，拒印了。所以后来绝大多数读者拿到的杂志，封面上只有“这一代 1979.1”。像此图这样完整的只有几本，就留在我们几个编辑手里做纪念了。经过30年无数人翻阅，我保存的这一本色泽已经黯淡了。当时刚出炉时十分抢眼呢！（高伐林摄并记）
这一代与《这一代》（下）
张 桦
（续前）当我们得胜把散页拿到我们武汉大学印刷厂时，该厂领导很严肃地通知我，除非我们有学校或系里的证明，否则他们他拒绝装订。待跑去请示，校、系领导却都不再如前一般热情，而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想插手，而且明确希望《这一代》不要再出。见此情形，部分同学心灰意冷，因为最初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学校争光，但如今花钱出力却被领导视为倒行逆施。于是转而抱怨我们几个牵头人。我当时也苦恼，不光是因为如上责难，也因为有愧于十几所院校同学的重任。
不过没见到棺材，还不能落泪。听同学陈惠文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她的一位亲戚就在这样一家，我便手捧一张地图走街串巷，天无绝人之路，出校门不算远，就找到了那一家建国装订社。而且一拍即合，按快件装订16000本《这一代》，三天完成，每本收费两角钱，尽管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但对我们来说，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一代》已经满城风雨，有人说承印杂志的报社已向市委呈上紧急报告，省长书记明确表示停办，又有人说某某同学已经在公安局挂号。……当天中午我回到学校，因事先未联系到汽车，就和十余个同学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长长的车队首尾呼应，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长吆短喝，好不威风。
晚上回校即接系领导里的紧急召见通知，几位编辑奉命前往，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则略嫌尖刻，事先我与高伐林约好，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还是“老三届”，适于正面说服，以理服人；我则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愿烧愿撕，我就一概不管！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
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就行了，我和其余同学则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然后把它油印在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一把提琴，一尾芦荡，一线张志新的侧影，画者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广军。可此刻别说封里，连封面都没印全。它本是油黑的一排光栅，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而印完的只有“这一代 1979”几个大红字。
折腾了整整一昼夜，五台油印机在16000份杂志封页上滚了一遍，手脸油污的同学们捧着印好的《告读者书》津津有味地读：
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惭愧，怎么对得起天南海北交款预订的读者？怎么对得起热情关注并鼓励我们的有关领导及文艺界老前辈？怎么对得起作品未能刊出的作者、译者？
我们又无愧。我们流了汗水出了力，不，还是这样说吧：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心！在目前的条件下，也许不可能争取到更好的结果了。
五个月来。心力交瘁，使我们成熟了一点，每个读者在接到这本刊物时，也会成熟一些吧？
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这一代》创刊号执行编辑
《珞珈山》编辑部
当我们把封面运到装订社时，几位朴实的大伯大婶一脸苦涩，早已不是刚刚签约时的笑脸，大概昨天夜里当他们开始装订时，便已困惑这本杂志为何缺三少四，今天再看“告读者书”便更认定此书非“反”即“黄”，因而也更觉得这3000元钱挣得险若走索了。
不知他们是想铤而走险还是息事宁人，三天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临走时，60多个工人眼直直地看着我们，好像看天外来客，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还上前帮助搬书，其中一位个矮的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中，信中写道：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这是第一封读者来信，当然，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航空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马上转交给了一位中国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的学生社团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回到学校，全年级马上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第二天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院校去叫卖。当天卖书效果并不佳，成交不足一千，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所以第二天几个组只带了50本。
但中午大家便都乘兴而归，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不料买客太多，把存刊卖光，求购者仍不断涌入，有些人见杂志已卖完，就逐个游说，申述自己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同学竟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将出去（我们年级每个同学都发了一本）。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自然轰然。南京大学的同学似乎担心意外，所以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这故作神秘的效果同样出众，只是不知道黑灯瞎火的他们的钱收够了没有？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同学刚刚收到我们寄去的杂志，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杂志发行后，回声重重。先是许多读者来信，或赞同不已或求购杂志，因为各主办校都有读者来信，所以至今谁也说不清楚信的总数，不过肯定是武大收到的最多，大约有430余封，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像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专程跑到武汉相商，接着文学界伸出热情的双手，六篇小说有一半被刊物转载，未能刊出的稿页也被索去，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希望与杂志社建立长期交换关系，最后则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据说某领导指着封面问：小脚丫子从光明走向黑暗？是何用意？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
内容有不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桥》这首诗表明，他们的愤怒是对着党对着党中央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一诗，进而提出他们的“阶级论”。
这组诗的愤怒从领袖一直发泄到三千万党员身上。
当然杂志的残缺本身也造成了很大误会，很多人都认为，存留者尚如此激烈，那未印者更可想而知，其实印刷厂拒印的两组诗歌一为《不屈的星光》一为《青春圆舞曲》以及一篇论文《变革现实的文学》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恰恰都相对轻缓。残缺导致激烈的集中，而又因人们不知道何者残缺而把它想像得更为激烈。
如此一来，从武大校领导到《珞珈山》编辑部层层检查自不可免，众人委托高伐林起草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当然是多说明而少检讨。与此同时，依然与北京四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且如约把在北京卖四千本杂志款项归他们使用，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
寒假方至，我匆匆回京筹备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会至半途，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至，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震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大有思想解放运动如遭夭折，我辈应属罪魁之意，更令在座惶惶。
会至午而散，返汉不久，即得北京同学的书面通知，北大、人大等四校已接各自校方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于是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他们学生社团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我们武大的《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残而未废的杂志的来龙去脉讲述一番，这大约可算《这一代》的句号了。
1980年夏，我自费沿长江拜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了诸多未见过面的主办者和作者，所到之处，话长夜短，但自此后基本是天各一方，鲜有往来，不过总能在报刊上见到许多熟悉的名字。
往事难回首，尤其是像这类并不很“往”的往事，正确判断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远离历史，而我们并未“走出庐山”，所以很难，于我本人则更难，尽管在大学时我就收集了上百本当时大学生的文艺刊物，而且于今依然收藏，但却从未为它们说过什么，数年前高伐林约我同写《这一代》且真写了几万字，当编辑看后拍案称好却又为发表为难时，我们也就很坦然地将这思绪重新冻结了。且不论我们到没到撰写回忆录的年龄？其实（这是否可视为创造力衰竭而靠资格谋生的开始）这回忆和许多回忆，如文革、改革似乎就不该当事者自己来做结。几十年来有多少这种结论，尽管回回都声称已属盖棺论定而不被颠倒推翻的呢？我们做即足矣。
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幼稚、偏颇，就如同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更勇敢、更富有活力。今天我们终于长大，都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可是不是老了？还有多长时间会老？能不能不老，怎样才能不老？我一直在想，不仅我想，当年一起办过《这一代》的朋友及所有走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朋友们也一定在想，因为我们不仅是同代人，还同是这个民族的子孙。
1988年12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2000年7月删于北京
张桦附言：关于《这一代与〈这一代〉》的回忆
这是一篇写于12年前的旧文，就在应编辑之约写作关于《这一代》的回忆时，很偶然地被翻将出来，于是在只做删减不做修改后，将这篇12年前的思绪呈交给今天的读者。
其间又经过了两个极不平凡的“9”年，1989年和1999年（现在又经过了一个“9”年，2009年——高注）。
我很惊诧自己当时的写作热情，那么点儿事怎么洋洋洒洒写出那么大篇东西，且印象里写得很快。想想也无甚怪，那正是自己立志以文为生，作品连连获奖，很得意也很顺畅的年代，但是很快就不得不告别了它，兼之告别站立八载的北外讲坛，被推入商海挣扎，直至在生存危机中学会“狗刨”和“换气”，最后慢慢浮出海面。……在这过程中，疏远了文学或是被文学疏远自是难免，所以常自嘲曰：开始是搞比较文学的，后来搞报告文学，再后来搞广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挣钱，最后连“文学”二字都去掉，只剩了广告。这就是十多年走过来的我。
再次审读20年前残缺的《这一代》，首先感慨于当年的兴奋和热情，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不禁令我茫然，甚或不知那是不是我。今日的我还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做之前是否会像如今经商般算计一把会赔会赚？反过来我又问自己这种对20年前自己的疑惑是否证明自己变得势利而且衰老了？当然，眼下偶尔也会 “刑天舞干戚”一把，就在写作此文时，我的公司被工商局执法队以“涉嫌投机倒把”而查抄，其彻底之程度连十部电话机都摘走查封，还口口声声因为我“和政府作对”，要罚没几百万，凑不够数还要继续查抄我个人财产，可我坚信自己没错，告知他们刘少奇的案都能翻，我的案自不用说，否则我将以死相搏。我不仅口头说，某天在局办公楼辩论至激愤处，我真做出了要一跃破窗而下的态势，弄得队领导告诫属下：“你们别吓唬老张，他可是个敢跳楼的主儿”。
当然，变化的不仅是我，还有我生活的这片土地，或者说，因为它之变才有了我等之变，就拿20年前办《这一代》时引起众多争议的话题而言，譬如《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中曾借一位愤怒的北京青年的嘴说：如果想死，就开着“解放”去撞一辆轿车（记得当年说要撞红旗轿车，开印之前最后一刻，作者方决然改之），因为在当时全中国也没几辆私家车，轿车几乎是官府、官员的代名词。而今，在我的同学中，无论所从何业，没有车或不会开车的未必是多数，这首先得归功于改革开放。当然腐败的步伐也同样早已不是私用公车或走走后门。此有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诸巨贪为证。当然能把他们抓住且绳之于法也证明了党的英明。党的英明还体现在对我等不安定因素的宽容。而我则常常将其归于自己的幸运。幸运到每次难到临头时都有“网开一面”，其实无论客观的宽容还是主观的幸运，我以为对于《这一代》以及创造它的一代人来说：仍未走出庐山，故少说不说为佳。
当然，应当自责的也可捡上一二件来说：如今主撰《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新中国等诸多纪实电视片的专家陈晋，当年也是《这一代》八位编辑之一，且是最年青的一位，也许正因为他年青，在我们向学校申请2000元科研经费办《这一代》时，便阴差阳错地由他签字画押。后来因被判“错误”，临近毕业时学校便要求我们还钱，并放话：不还钱便不让签字画押者毕业。这可让陈晋紧张得够呛，那年月的2000元，需要他不吃不喝地三年多工资才能还上。这可真是一字千金，而我以为学校仅仅是在威胁，既然当初批的是“科研经费”，哪还有事后偿还之理。所以建议“顽抗到底”，幸亏当时我是少数派意见，众同学皆响应陈晋 “不还钱便不毕业”之号召，奋起举办“高考作文讲习班”，引来武汉三镇数百文学青年拎着“束修”上门求教，不仅还了钱，还各自小赚一笔。否则，真要按我的主意硬抗，说不定便让陈晋这位研究共和国领袖的大专家“牺牲”在毕业前的黎明中了。今日思来，真真有些后怕，追悔不已。
2000年夏草于北京艾迪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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