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选年度汉字，是“创”。他说，在汉语字典中，含有“创”的词汇很多：创造、创新、创世纪等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人类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创造的成果。中国太需要创造，太需要梦了，我们应当把创造和梦结合起来，以梦带创造，以创造来实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
老高按：正好一个月前，武汉大学校长老刘道玉80寿辰前夕，我在我的“老高的博客”上发了一篇《为我的老校长一洒悲愤之泪！》，推荐《洒墨刘道玉》一文。今天又读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组专题，有访问，有致敬辞，有刘道玉与易中天的对话……图文并茂，转载于下。
媒体对刘道玉的感兴趣的程度不断升高，不是偶然的，中国教育日益深重的危机（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急于让孩子到海外来求学吧）、对中国未来的忧虑，促使人们更多地、更急切地深思这位被迫离开教育第一线二十多年的老教育家所贡献的真知灼见。他不愧《南方周末》致敬辞中所给予的评价：“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中国的教育如何除弊起衰？改革与振兴从哪里开始？刘道玉认为：“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那么，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呢？他说，从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做起。我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
《南方周末》的标题是：“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道玉“超前”，近三十年过去了，时代应该追赶上他的思想了吧？他的那些观念和做法，在今天已经不算“超前”了吧？
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
方可成，《南方周末》2012年12月6日
 易中天是武大毕业生，见到刘道玉，先鞠了一躬。（《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致敬辞】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大力倡导自由开放校风，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领风气之先；卸职之后，他矢志不渝探索理想教育，抨击教育积弊，呼唤创造性人才培养，言论振聋发聩。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时，老校长刘道玉依然会被许多年轻的学生认出来。虽然他卸任校长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位“永远的校长”留下的武大改革故事，却在一代代学生中口耳相传。
刘道玉是《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的第二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2012年11月17日“中国梦致敬盛典”那天，刘道玉还差一周就是80岁生日了，作家莫言托好友、翻译家许金龙送来一幅“打油诗”：“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11月24日，刘道玉在武汉的80岁生日正日子，大家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老校长却又将它变成了一次为教育改革呼喊的机会。在这场以“创造教育”为主题的论坛上，他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创新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80年代主政武大期间，他是改革实践的拓荒牛；离开校长职位后，他就成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昼夜啼叫的杜鹃鸟。
校长没有部长权大，但可以做事
南方周末：你的教育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根的？
刘道玉：我在中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炸药大王诺贝尔的故事》，那时我就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但是在32岁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39岁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化学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
这时我的想法就在转变，从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转化为培养更多的发明创造人才。所以我研究创造教育，通过创造教育能培养更多的学生成为发明家，这比我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意义更大。
南方周末：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你曾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出任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你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坚决要求回到武大，为什么不愿意在教育部继续工作？
刘道玉：当时很多人也感到很惋惜，我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综合司司长时才45岁，被认为是年轻有为，提拔副部长指日可待。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平生也留下了一个志愿，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京官——天子脚下难做事，你走快了，说你冒进；走慢了，说你保守。所以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
当校长当然没有当部长、省长权力大，但是我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我想做的事业。
南方周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留在教育部当上部长，甚至做到更高层，那就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道玉：的确有人质疑我：你要当了教育部长，就有更大的舞台，能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行的。就算我当上了教育部长，也不可能放开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改革。
南方周末：所以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好好地把这个大学给改好？
刘道玉：对。为什么在一个大学能够做一些改革的尝试，而在全国不行呢？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空隙理论”，在两个圆圈的交汇处有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你的创业机会。我正是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圆圈”之间找到了这样一所大学，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成就了我的改革理想。
刘道玉认为，未来的大学应当像个仓储超市，学生可以自由“选购”自己想要的东西。（蒋彬/图）
自由是教育的灵魂
南方周末：在武大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你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刘道玉：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了我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当时有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真自由。连北京大学的几个院士都要调到武大工作。
第二件事，我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等等，这些制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也被别的学校所效仿。
另外，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始终抓本科教学不放松。为什么？因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大量要走向社会的人才，如果本科教育抓不好，我们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不合格的产品，甚至是废品。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是短板，用多大的力气来抓都不为过。
可是，我们的重点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有几个大师、几个院士教本科课程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是支出，科学研究是收入”。去年云南大学有一个副教授说，我才不会去全心全意地搞教学，那样是“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说这种话的人是个别的，但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大学里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教育质量是提不高的。
南方周末：反过来，有没有失败的教训？
刘道玉：我最大的失败和损失，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及省委的关系。我的个性太强，观点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你说有校长敢对上司这样吗？我跟省委书记也曾拍过桌子。
我的这些性格可能是导致我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个人被免职是小事，因为我本来不想当官，免职了，我没有任何遗憾，无官一身轻。但是，武汉大学热火朝天的改革事业，也戛然而止，很可惜。
南方周末：你曾在上级领导面前说教育战线是最保守的？
刘道玉：是的。我跟他说：教育是最保守的一个战线，有的官员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举手一投足皆出错。当然我这话都说得很绝对，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说话就要说得明明白白，不像有些人说话爱拐弯抹角。
发展≠改革
南方周末：离开武大校长的职位后，你又进行了其他的教育改革尝试。
刘道玉：我办过一个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六年，想要推行创造教育，因为创造教育要从幼儿开始，这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人不理解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要去办一个中小学，但我是把这所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
六年的实验，确实获得了丰收。可惜，投资人最初骗我说，他赚了很多钱要投资教育，我信了，结果他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到了最后入不敷出，学校被迫关门了。这使我很成功的改革实践又戛然而止了，当然令我痛心。
南方周末：没有了施展理念的舞台，你就专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了。 刘道玉：我没有舞台了，就大量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我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最近新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我说我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我没有舞台了，就变成一只杜鹃鸟，昼夜地啼叫呐喊。
南方周末：你在教育研究工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刘道玉：我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它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我最想留给后世的一本书。这本书会反映我对未来教育的理想。
未来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设计了一个教育仓储模式。就像仓储超市一样，那里应有尽有，顾客可以任意挑选，不受任何限制。我想未来的学生进入这个教育超市，就是自由选购。我们的领导者就是组织这个仓储超市的各种资源，规定仓储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教师是这个超级教育超市的导购。这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会把这个教育仓储超市详细地加以描述。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成果？
刘道玉：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有发展，办学的条件有提高，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增长，硬件设备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这二十多年教育发展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是发展，还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和发展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有位教育界的领导曾说，我们国家的“两基”达标率都超过95％，就是教育改革成功的表现，这就混淆了改革和发展的界限。
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八个学期。第八个学期，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上课了。我1980年代当校长时，第八个学期，不到7月15日，拿不到毕业证。现在是3月份就“放羊”了，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你说怎么能保证质量呢？用产业上的话，就是偷工减料。所以行家们认为，现在的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现在的本科生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你看看报纸上，我们校长们、教授们，一天到晚就在赞颂现在教育的大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成就，这就是看问题不同。17世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夏尔丹，他说了一句话，观察事物是重要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重要。对同样一个事情，对同样一个现象，看法的不同，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结论。
改革者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回顾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选择教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状态？
刘道玉：当然想过。如果我没有回武汉大学，而是在留苏回国之后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入军事科学院，那么我会成为一名将军。如果我没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是在学校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化学家。
我这一生，离不开一个苦字，从小在农村受苦，读大学又是十年寒窗苦读，被历史推到大学岗位上，又是埋头苦干。我的书房虽然不大，但还有个书斋的名称，叫“寒宬斋”。寒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宬，就是藏书的房子。书房当然是要藏书的，但是我这里用这个“宬”字，别有一番用意——它反映了人的成功道路，你要想成，就必须掀掉头上的盖子。
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被免除了校长职务。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所提的很多教育改革建议是不是也“超前”了？
刘道玉：我自认为是一个超前的人，认知也超前，思想超前。现在很多校长54岁才正式出任，而我就已经被免职了。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刘道玉与易中天对谈
易中天：1982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上你家里去，那时候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是家里非常简陋和狭窄，只有两房一厅。我很奇怪校长为什么住得这么差。您说：只要武汉大学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您当年住在那样的陋室里有中国梦吗？
刘道玉：我心中一直有梦，我被任命为校长是48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坚决响应胡耀邦的号召，尽心实践教育改革。
改革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因此我改革的起步，就是营造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
易中天：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
刘道玉：关键问题是解放思想，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刘道玉年度汉字——创
我选“创”。在汉语字典中，含有“创”的词汇很多，例如创造、创新、创世纪、创造精神等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人类今天享受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创造的成果。
我们国家2012年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都是创造的成果，第一艘航空母舰制造试航是创造，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在运行轨道对接是创造，蛟龙号深海探到7000米也是创造；我们的奥运冠军林丹、徐莉佳也是创造者，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创造。中国太需要创造，太需要梦了，我们应当把创造和梦结合起来，以梦带创造，以创造来实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创新不止，创造万岁。 相关文章： 为我的老校长一洒悲愤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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