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永远与主人恶作剧。它到来时，让我觉得青春的力量是无限的，无坚不克；当它流逝了，我才惊悟青春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我没有估计到，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文学创新，都是“马拉松”，不是凭血气之勇百米冲刺的一锤子买卖。从寻梦到寻根，不可能不是一个屡屡碰得头破血流的曲折过程
◆高伐林
今年2月，是“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跨入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毕业30周年。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校友，正在筹办出版一本回忆文集，同窗们纷纷提笔，捧献珍藏于心的往事给大家分享。我也不由得写下感触。以下是其中的片段。
头班车·末班车
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1977年高考，不仅唤醒了我们这些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希望，改变了无数在矿井下挖煤、在农田里刨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的命运，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改变了全社会“读书无用”的价值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复兴的基点。
1982年，我写过一首短叙事诗《一分》，后来被《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选入。诗本身写得很不高明，但揭示的却是一个普遍现象：差一分，都可能筛选下几千几万人，都可能让人们的命运出现巨大的转折和分野。
恢复高考，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来讲，是“头班车”；而对于我们中许多人的人生来讲，是“末班车”。在“头班车”或者“末班车”到来的刹那，我们能够抓住，应该说，并非偶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我们这些人或许很朦胧、或许很明确地，仍然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仍然在内心深处蕴藏着对真理的向往，这帮助了我们抗拒愚昧，在艰难的环境下吸取知识。
也必须看到，能一跃而上“头班车”或者“末班车”，虽然有每个人洒下的心血汗水，但是毕竟还要靠机遇。“文革”中的首次高考，在年龄、婚否、是否有高中文凭等问题上都大大放开，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左”的流毒尚未肃清，许多人比我更优秀，堪称真正的人才苗子，却因为家庭成份、父辈历史问题，或者所谓“海外关系”，以及莫须有的“不要求上进”、“只专不红”、“思想落后”，而未跨过“政治关”，被挡到了高考门外，丧失了（有些人甚至永远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7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最近我遇到好几位朋友，他们当年的水平在我之上，有的甚至高考成绩也相当拔尖，但是后来却没有能够跨进大学校门，或者被分配到质量很差的学校……这也正是我们跨进武大校园后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动力来源之一：我们在与同龄人相比中感到了幸运，也因之而自视为“这一代人”的代表，于是更珍惜光阴。
当然，我上面主要是从像我这样被“文革”耽误的一茬人的角度来说的。而七七级学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年龄相差极为悬殊，年龄最大者比最小者大出一倍，以致就在同届学友当中，就存在一定“代沟”。年轻的学弟学妹虽然不像我们这样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大书，借助人生阅历占据先机，但他们都很明白自己“赶上了好时光”、青春一点没有耽误，便也都感到庆幸，由此激发了強烈的学习动力，一点不比学兄学姊们差。
以后各屆的学弟学妹有我们当年那样的学习劲头吗？——那是被压制而积攒了十年的学习愿望啊；以后各屆的学弟学妹有我们当年那样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的劲头吗？——那也是被压制而积蓄了十年的献身精神啊。更何况，1977年高考，是我的、我的同学的人生新开端，与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的开端相重合。我们在珞珈山的四年，1978年到1982年，赶上中国这艘艨艟巨舰的令人激动的大转向呢。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年来习惯了把自己的未来，与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当年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我们一个组的同学在珞珈山的樱花下合影。30年过去，11个同学中，有的成为中文系的教授、博导；有的是中国影视界著名制片人、导演；有的成为学者——研究新闻理论，研究中国工会和工人运动的规律；有的是相当一级对台统战事务主管；有的是该省颇有名气的博物馆项目、展览的策划人；有的成了颇有规模的房地产商；也有最不成器的我，一事无成、自得其乐的海外游子。
怎能不谈《这一代》
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我们石破天惊，倡议并与与13校学生社团联络，共同创办了仅仅一期就夭折的文艺刊物《这一代》，这唯一的一期，创刊号兼终刊号，是由我们主编。
今天许多年轻大学生宛若听到天方夜谭：即使在社会空间和思想空间已经大为扩展的今天，这也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在刚刚解冻的1979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曾在一篇为武汉《青年论坛》杂志写的文章中，这么评述：“创办《这一代》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1979年，只有理解了1979年，才能理解这出活剧中年轻的登场人物的执拗与偏激，理解他们的冒傻气儿和折腾劲儿！……这一年，犬牙交错、短兵相接、乍冷忽热、云诡波谲。恍然大悟之后紧接着更大的困惑，刚刚体会突破的畅快，迎头又撞上新的桎梏……”
张桦也在《这一代与〈这一代〉》文中说：“这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对刚刚走出麻木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伴有一股惶惶不安的骚动或者说希望，似乎预感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注定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但又难猜它究竟是什么。……如果排列那一年的中国国内十大新闻，即使在今天来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届而立之年的共和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
关于《这一代》的筹办经过，张桦、王家新、刘海清等同学已写过不少文字。我想说，这个行动的筹备者、参与者——至少是张桦和我，起始并沒有任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雄心。因缘际会，阴差阳错，却干出了一件震惊全国、惊动中央的行径。
张桦最初的提议，是基于各大学七七级同学纷纷主办学生文学刊物，其中不乏佳作；学生中也颇有在全国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像北大的陈建功、复旦的黄蓓佳……人才作品和读者市场，這供销两头，都足以支撑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因此，我们急切地给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写信，给全国文联和作协写信，希望他们看到大学生文学创作的实力和潜力，出面创办这样的刊物。我们在信中甚至毛遂自荐，愿意义务跑腿做联络工作，约稿、组稿。但是我们的热心却不断被浇下一桶又一桶凉水。这些机构，都回覆了态度热情、措辞婉转的信，肯定我们的建议，“然而，眼下百废待兴，限于各方面的困难，无法创办这样一个大学生文学刊物”云云。
一封又一封婉拒的信，将我们惹火了。“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们想不通：“千难万难”，到底有多难？张桦提议：“求人不如求己”，咱们自己干起来如何？我们全国各高校的大学生要是自己串联，办起了这么一个刊物，不就让那些叫苦叫难的机构眼见为实了吗？
这就有了后来的一连串故事，引出了始料未及的结局。
如今回头看这段难忘的经历，翻看我们残缺的《这一代》杂志，作为创刊号的编辑组组长，我得承认，这本杂志，展示了我们可贵的锐气，也暴露了我们严重的不足。我们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失误，是导致这本很有希望的杂志夭折的原因之一。然而，这又岂是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们所能参透的呢！
时代的风尚，总是特点与局限相偕而行的。我们这支学生军，还没有足够的思想魄力和艺术功力去开创、引领时代之风，或者，去顶住时代之风，在潮流中坚持信念、卓尔不群，只能力图去跟上时代之风。当时的文坛诗苑里已经有一些人在探索和表达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感受方式，后来有人定义为“崛起的一群”，但他们的涓涓音波，当时还仅仅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一圈圈地扩大波纹，与当时狂飙突进、挟裹民心的文学主流相比，只是一个侧翼的分战场而已。我们与当时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心态合拍，盯住的是丑恶腐朽的封建之树上最显眼的两只毒果：等级特权和现代迷信——人总是首先注意并解決对自己危害最烈而且又暴露得最充分的问题，而个性解放、实现自我这些问题，暂时还只是被沈睿这样的少数敏感者摆上重要的心灵议事日程。我们中的多数，被时代的罡风惊雷激励着仓促上阵，“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实事求是而呐喊，为战略转移而欢呼，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尊严而呼号，想用青春的热血去润滑我们国家锈蚀的轮子。我们的作品，与当时历史潮流是同向的——也许不算十分同步——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的是正反馈信息。
然而，年轻的我们，并没有合手的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虽然我们多来自社会底层，在十年动乱中与民众共浮沉同忧乐，获得了大量鲜活印象和切身感受，我们却没有足够能力去理解它们的多重内涵，无法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特征、力量对比和现实任务。我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弊端视若寇雠，恨不得笔锋所指，一扫而光，可是，要批判现实，总得心目中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蓝图做参照系吧，我们不愿接受当时“抓纲治国”之类现成的蓝图，又无法在总览我们这片土地的昨天与今天的基础上构思明天，只能向外寻找，寻找其它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体系。此一时彼一时，彼一地此一地，下什么样的“药”最能对症？我们对“变革现实的文学”（这正是《这一代》创刊号中的一篇重头评论，出自王家新之手，可惜杂志残缺，未能刊出）有热烈的憧憬，但是对预测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会促成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新格局、生活方式新景象、思想观念新面貌，以及——对我们中文系学生来讲最关键的：文学的新危机、新挑战和新希望？我的想象力却十分贫乏苍白。
记得当年有一首手抄的短诗，言简意赅，叙述了那一段历史变迁；意深味长，概括了我们的感受：
墙
西单墙
西单民主墙
西单民主墙
西单墙
墙
青春永远与主人恶作剧。它到来时，让我觉得青春的力量是无限的，无坚不克；当它流逝了，我才惊悟青春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我并没有估计到，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文学创新，都是“马拉松”，不是凭青春的血气之勇百米冲刺的一锤子买卖。从寻梦到寻根，不可能不是一个屡屡碰得头破血流的曲折过程。
在此，也不能不反省，当年我多少有些与科学求实精神相悖的“功力不够，勇气来凑”的走捷径心态。为了在大学生对各种报刊的阅读兴趣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一炮打响，而思想上、艺术上又难以一下异军突起，于是只好加强锋芒，以大胆求轰动，抢夺眼球。
例如，最有轰动效应的“愤怒出诗人”的一大组诗作，体现了作者和编辑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抨击权贵们凭借特权公车私用（叶鹏《轿车在街上匆匆驶过》），讽喻党中央和民众的“一桥之隔”（王家新《桥》），甚至提出爱妻子高于爱领袖的尖锐命题（赵誉泳《爱》）……这些作品的胆识和锋芒十分难能可贵，但是这些诗作又不免粗砺，从文学观念上讲，或许不过是我们一再抨击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的再版。
类似这样的“歪打正着”，在我们年级同学的经历中无数次显现，我们的成长，就是一连串主动与被动、自觉开创与误读误解、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的合力的过程。我们在憧憬中是想办一个高质量的学生文艺刊物，但是后来它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却并不是文学价值，而是冲击封建专制的社会意义；我们只看到天南海北的同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便冒冒失失地发起串联，但是后来从当局的断然举措中，我们才意识到这犯了大忌的行动，是扩展公民社会空间的超前尝试……
话又说回来，历史何曾是像神舟八号那样，是严格按照周密计算设定的轨迹飞翔？历史不就是被一件一桩的偶然事件推动，在许多方向杂乱无章的力量的合力之中开辟出道路的吗？正像一江春汛从天而来，顺势而下，左歪一下，右拐一下，偶尔踟蹰停滞，而后大步跨越……
张桦在《这一代》筹办之始，就以日记的方式记录经过，后来选取若干，题为《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在我们的学生刊物《珞珈山》第五期上，为历史存照。这个标题当时我们看来似乎有点大言不惭，但何尝不是事实呢？后来中国文坛诗苑、思想界文化界多少熠熠闪亮的名字，不就出自《这一代》所代表的13校文学社团群体：陈建功、徐晓、陈晋、王家新、苏炜、徐敬亚、刘晓波、王小妮……
回头来看，或许只看学校的地位和名气，就串联各校学生文学社团轮流主编一个跨校、跨省的刊物，确实并非良策。别的不说，彼此之间很难在深切了解的基础上达到默契。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这件事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件事本身。我们焕发的那种历史主动精神，那种为事业献身的巨大热忱，那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责任感，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青春活力，不正是对当时的党主席胡耀邦所剀切痛陈的“我们民族的致命弱点”——保守守旧的有力反拨么？
即使是这支学生军的偏差失误，也很“高级”很大气——是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的偏差失误，而不是匍匐在地、蝇营狗苟的偏差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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