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秋，我们13校学生社团办跨校刊物《这一代》时，经武汉大学校领导签字，从当年学生科研经费中，借给了我们两千元。两年过去，毕业班最后一个学期了，老师找来了：你们还欠学校两千块大洋呢！这笔“巨款”怎么还？不知是谁，提议办一个“象征性收费”的“高考写作讲习班”
老高按：这几天，因为纪念毕业30年而编出的同学回忆录《我们这一代》，也因为经济系校友庹震成了全国大新闻的主角，于是，当年在读书期间许多往事被勾了起来，萦绕于脑海。有一件事，似可以在这里说一说，那算是一次大吵大嗡的社会实践，也算是一次小打小闹的市场行为——当然都只是“初级阶段”，毕竟是在那个乍暖还寒时节啊。不过，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学生当时颇有些“初生牛犊不畏虎”，也不知天高地厚的创新精神。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被选入同学回忆录的三篇半文章中的那半篇——与同窗张桦合写的。
高考写作讲习班琐忆
张桦、高伐林，选自《我们这一代》
举办高考写作讲习班，可以算我们大学第四年下学期除了写毕业论文之外，最大的一件事。
这件事的起因，却让人哭笑不得：为了让陈晋同学能够如期毕业。
原来，1979年初秋，我们13校学生社团办跨校刊物《这一代》时，经武汉大学校领导签字，从当年的学生科研经费中，借给了我们两千元。借据，是《这一代》创刊号编辑组成员陈晋签的名。
两千元放在今天，简直不够塞牙缝的，连陈晋现在应邀出外演讲一场所收下演讲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在30年前，却是一笔“巨款”。当然，说是“巨款”，《这一代》刊物若真顺利发行了，还给学校也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刊物没有如愿正常发行，13校中好几所学校将分给他们发行的杂志全都销毁了，我们最后收回来的钱，刚刚能够填补纸张、印刷开销。两年多后，参与其事的同学，包括陈晋在内，都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闹了那么大一场风波，谁还会惦记着这两千元！
但是有人惦记着呢。到毕业班最后一个学期了，老师找来了。你们还欠学校两千块大洋呢！
——什么？哦！《这一代》的两千元。那不是“学生科研经费”吗？科研经费拨了还往回要？
——列在“学生科研经费”项目下是不假，但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借条！你们是中文系学生呀，“借”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还没毕业的穷学生，哪里能拿得出两千元？
——你们要毕业了，上哪儿找你们去！拿不出，那，谁签的字我们就找谁，还清了再给他毕业证。
这一军，把我们将住了。陈晋更傻掉了：你们这些老奸巨滑的学兄，当时怎么就让我签这个字呢！这不是坑我嘛！
当然绝不能坑陈晋。于是年级召开了“紧急会议”，张桦记得，党支部书记、支委、班长，校、系学生会骨干，还有我们《这一代》几个前编辑，大约十来个人，来商量这个挠头问题。
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们不是“英雄汉”，所以也不会被两千元逼死。
会上是谁率先提议办一个“象征性收费”的“高考写作讲习班”？我俩都记不清了，这么高明的主意，我俩是想不出来的。但是这个主意一经提出，大家从各个方面越想越觉得“高，实在是高”（《地道战》台詞）！
那个年月，社会上有大量的青年迫切地想提高自身素质，更想高考拿到高分，跨进大学校门，我们开班讲如何写高考作文，市场绝对是大大的有的；
我们已经是毕业班，课程基本学完，即将走向社会，备课、讲课的时间是有的；让渴望参加高考的少男少女听了受用的写作知识和经验嘛，也是有的！
不知道后来党支部向系党委是怎么汇报的，肯定能够将意义說得头头是道：这将是我们第一届恢复高考、跨进校门的大学生们回馈社会、服务人民的机会，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贡献我们的心血和汗水；这也将全面检验和锻炼我们的思想素养、写作知识和表达能力，将展示在全民族投入新长征的洪流中，我们武汉大学、及中文系、及77级的整体形象，同时也是给下面年级紧盯着我们的学弟学妹开创一条投入社会实践的新路……诸如此类。
这不是我俩瞎编——后来，校系两级领导批准中文系77级的活动方案、全年级举行大会，党支部书记同学动员、布置任务时，这些可不都说到了！再后来，果然78级同学“前有车，后有辙”，也搞了写作讲习班，还当作大事写进了他们年级的回忆录文集《老八舍往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说，讲习班成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传统保留节目”——也就是“传统生财之道”吧，直到八几级都还在办呢。而开创之功，归于77级。
与办《这一代》一样，这次又是“全民”参加。我俩记得，全年级每个同学都分到了任务。有讲课组（张桦名之为“讲师团”——“讲师”？还“团”？！高伐林不信当时会有这样堂皇的称呼）；有后勤组，落实教室（包括照明、扩音设备）、教具、作文本、接待学员等等；有作文批改组，当时要求就是对每个学员交上的作文，都必须批改，指出优缺点，这是教学的重要一环；还有宣传组——当时还没有“市场开发”这样的名目，但宣传组就是干这个的，张桦记得，这个组就是他和张安东两人，一宿没睡，画了50张讲习班大海报，第二天同学们分组出动，贴到了武汉三镇的公共汽车站、轮渡码头等等热闹场所。
海报上最关键的，绝不能忘掉的信息是：费用。所以一定还设有财务组。一个学员交多少钱？我们手头没有账目，张桦记忆中是每人20元。这个数字准确吗？放在现在，20元真只能算象征性收费，但在30年前，是一个青年工人的小半月工资呢。
高伐林被指定为讲员之一。印象中，讲课组开始定了12人，后来又加了3人。由我们年级的辅导员郑传寅老师讲第一课，他开头炮的题目，据李聪辉同学的当年日记，是“从高考看语文学习”，他强调了写作在四个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郑老师讲这一课，讲给学员听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用意是讲给我们这些学生讲员听，给我们做示范，我们全体讲员都去听课、观摩。
高伐林分到的讲题，是讲作文“审题立意”，是学生讲员中的第一讲。后面的讲员，有叶鹏，於可训，王家新，张立伟，陈晋，方晓红，陈文新……现在多是博导级的教授和研究员了，阵容很是壮观，分别讲文章结构、语言运用、修改的注意事项，以及各种文体的特点和要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等等。
报名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但到底有多少人，实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能容一百来人的大教室肯定坐不下，必须得开两个班，我们讲员也就必须讲两次，每次讲两节课。那时也没想搞什么“启发式教学”，让我们讲，就是满堂灌，讲到最后，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学员倒都挺感动，觉得我们真诚卖力。 有一次高伐林讲课时，有十好几个学员在开讲20分钟后才急匆匆来到教室（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是因为公交车遇阻？）。高伐林讲完两节课之后宣布：其他同学可以走了，刚才迟到的同学请留下來，我給你们补讲你们前面没有听到的内容。全教室的同学一愣，然后响起热烈的掌声，倒让高伐林觉得不好意思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温暖。
收下学费，首先当然将两千元还给学校，将陈晋签字的借条拿回来撕掉——陈晋后来身居高位，成为研究中共领袖的专家，《周恩来》《邓小平》《大国崛起》等电视专题片的总撰稿，总算没有毁在我们的手里！ 收下的学费还有好几千元，校系有关部门为支持我们勤工俭学，免收教室、水电费用。这几千元除掉一些笔呀纸呀的开销，就是净赚了。年级和班领导们定出给不同岗位的补助标准，高伐林记得：讲员讲一次，给10元补助；张桦记得：批改作文，每一篇给1毛5——竟然不是个整数？最后给全年级同学每人发了实物纪念品：一本大相册，一个印了“毕业留念”字样的茶缸。
高考讲习班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社会上那么多青年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充盈着的是积极向上的民气，年轻人对知识如饥似渴。而报名者越多，我们越戒慎戒惧——这些弟弟妹妹这么信任我们武大中文系77级大学生，我们绝不能讲砸了锅。我们讲员之间互相切磋，互相挑刺，水平即或有限，但态度是绝对认真的，不仅要讲得准确，还务求让学员听了顶饱、解渴。到底对他们后来参加高考有没有实效就不知道了，只知道，12课讲完，在学员中口碑不错，当时我们这些讲员都收到不少学员的信，有的是课后递上讲堂，有的则是从邮局寄来，多是感谢、赞扬之辞，甚至还有表白爱慕之心的。
许多学员学完了意犹未足，要求我们继续开课。于是趁热打铁，接着又办了一个“提高班”，又开了五、六讲。这次，是先定了讲员之后，由讲员自己报题目，然后讲课组集体讨论确定。高伐林记得自己在这个“提高班”的讲题，是如何将心理学的一些原则运用于写作。
提高班就没有那么多学员了，只是一个班，但也有好几十人。收费多少，我们也没有印象了。
必须提到的是，各级领导对我们中文系77级的高考讲习班，都扶持、鼓励有加。系主任、系团委书记、一些老师也陆续来听讲，听后对我们进行一些指点。有一次连刘道玉校长也来了，坐在学员中听完了一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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