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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批評說不相信偶然性“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無意中點出中共執政者宣傳“歷史不能假設”的用心：他們要保持歷史所謂的“神秘的性質”，以歷史奧秘的唯一洞悉者和唯一詮釋者自居。他們斷言“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不過是要證明他們奪取和把持政權的“合理性”
◆高伐林
老高按：半年前曾經在老高的博客上與網友討論過“歷史是否能假設”的問題。後來寫成一篇文章，在《新史記》雜誌14期（2013年7月出版）上刊出。感謝當時網友對我所持論點的質疑，促使我盡我可憐的水平去讀書和思考，才有了下面這篇文章。文章可能還有諸多漏洞和硬傷，請高手再將之當一回靶子。
經常聽到人們在立論或駁論中說：“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乍一聽，此話有理：探討過往歲月發生過的真實事件，豈有虛構容身之地？細一想，假設是人類抽象思維的重要特性之一，是人類科研探討未知領域的基本方法之一，難道歷史學研究如此特殊，必須將這種邏輯工具摒棄在外？
歷史能假設嗎？
古今中外史家誰沒假設？
“歷史”這個概念，有多重含義，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指人類社會已成過去的事件和行動，另一個是對這些事件、行動有系統地進行的記錄、詮釋和研究。前者，真實發生的歷史當然是一次性、單維度的，不能無中生有；但後者，研究歷史，假設就十分必要了——這並不難理解，簡單打個比方吧：象棋比賽在對弈時“落子無悔”，但是在復盤時就要推敲“假設走了這一步會如何”，“如果不走那一步會怎樣”。
歷史研究與別的科研相比，甚至還更離不開假設！這是因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具有不可實驗性和不可重複性，這就決定了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靠包括假設在內的邏輯推理。例如，在原始歷史資料不完整、有缺環時；在通過原始歷史資料探求其反映的歷史真相時；在總結歷史真相的多方面原因時……多問幾個“如果”，就都非常必要。
當然，不言而喻，歷史研究中的假設，與其它學科研究中的假設一樣，並非憑空臆造。假設必須要遵循一定規範，並非人們所誤以為的可以天馬行空，任意篡改。
古今中外所有歷史學家都會用到假設，在史學著作中俯拾即是。例如：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司馬遷《史記·淮陰侯列傳》）
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司馬光《資治通鑑·周紀一》）
如果沒有秦的改革（指“書同文”），可以想象，幾種地區性的不同文字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不能設想中國的政治統一能夠長期維持。在造成政治統一和文化統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與方言的多樣性正好形成對比）幾乎肯定是最有影響的因素。（《劍橋中國秦漢史》，第一章：秦國和秦帝國）
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即如南宋岳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岳飛失敗了。……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失敗。（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人物》）
如果和中國毗鄰的不是蘇聯，而是美國，如果1937年日本沒有選擇全面入侵中國，如果抗戰中莫斯科聽任中共與國民黨翻臉，同時與兩個敵人作戰，如果戰後蘇聯沒有出兵東北，或蘇美之間沒有走向敵對的冷戰，仍舊緊密合作，蘇聯像在歐洲對法共、意共和希臘共產黨一樣，拒不支持中共奪取政權的鬥爭，甚至不讓中共進入東北……毛澤東再機敏睿智，他也絕不可能實現1949年的成功。（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
在假設情境中追究真實歷史
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談及他與東德最後一個共產黨總理，現在的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人漢斯·莫多羅，探討“回過頭來看，當初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幾乎整個討論都在假設的情境之中進行。
 
歷史學家秦暉教授。（高伐林攝）
秦暉問：如果當初不搞改革就一直沿著你們原來的道路走下去，行不行？莫多羅說，我們那一套明顯是不行的。
秦暉再問，這個後果按照你的說法是因為統一的方式不好，是西德吞併了你們。但是你們能不能吞併西德呢？莫多羅說，如果不改革，我們肯定吞併不了西德，如果改革，也不行，光民主制投票我們都投不過他們。
秦暉進一步問，你考慮過第三種方式沒有？假如最後一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把民主化鎮壓下去，也不想搞什麼共產主義了，開始搞開放，跟西德搞經濟一體化。如果是這樣的話，會怎麼樣？秦暉對這個“怎麼樣”做了篇幅很長的分析描繪，我這裡沒有足夠篇幅來引證。他自答：如果真是實行這一套，“去工業化”就會發生在西德了。“假定東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這個遊戲，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呢？我覺得如果東德不出問題，西德就會出大問題了。”
那麼，西德怎麼對付這種狀況呢？秦暉指出：無非有三種可能，也就是三種“假設”：第一種可能是原來鼓吹自由貿易的西德只好付出很大的道義代價，搞貿易保護主義；第二種是，西德只好學東德低人權優勢，“等於是被他（昂納克）統一了，也就是說等於被他和平演變了”；第三種可能，就更糟糕了，西德會大量出現遊行、造反，全國大亂，被東德軍事統一“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秦暉問了莫多羅最後一個“假設”：如果東德取得了這樣的勝利，你會喜歡嗎？
這番探究，實在是“歷史的假設”最有說服力的範例！秦暉對不少人講了這場討論，人們說：對那種假設的局面，西德人不會同意，東德人也不會同意。
德國史實走的自然不是這條路。然而就在“假設”之中，談者、讀者都進一步透視了歷史複雜真相的本質——不僅認識了德國，也認識了中國。
“假設歷史”成了潮流
世紀之交前後，西方史學界興起一股“假設歷史”的研究潮流。所謂“假設歷史”，就是假定歷史不是像真實所發生的那種情況，亦即“反事實”（counter factual）的歷史。史家希望從這些“另類歷史”進一步了解歷史的演變和人類成敗的因素，以警惕未來。
這股潮流，受啟發於英國歷史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於1997年出版的一部論文集Virtual History，收錄了九篇文章，他撰寫了精彩導言《關於過去的“混沌”理論》。中文版於2001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定名為《未曾發生的歷史》。
弗格森《未曾發生的歷史》英文版。
弗格森是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A·蒂施講座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家之一，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這本書中頗有些有趣又有意義的假設，遠了不說，就說二戰和冷戰時期的吧，例如：
第五章 希特勒的英國
假如德國在1940年5月入侵英國，將會怎樣？
第六章 納粹的歐洲
假如納粹德國打敗了蘇聯，將會怎樣？
第七章 斯大林的戰爭還是和平
假如冷戰被避免，將會怎樣？
第八章 “肯尼迪王朝”的繼續
假如約翰·肯尼迪還活著，將會怎樣？
第九章 沒有戈爾巴喬夫的1989年
假如共產主義沒有崩潰，將會怎樣？
由弗格森濫觴的“假設歷史”研究潮流，引起西方史學界重視。此書美國版於1999年問世後，對美國史學界產生重大啟發。美國《軍事史季刊》不久後推出《假設？》（What if？）一書，邀請20位著名史家純就軍事觀點探討另類歷史專題，其中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部主任、賓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林霨（Arthur N.Waldrun）所寫的《沒有眼淚的中國——假如蔣介石不在1946年孤注一擲》。林霨詳細剖析蔣介石於抗戰勝利後大舉運兵至東北的錯誤，以及調停國共衝突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在1936年4月國軍贏得四平街戰役後，迫使蔣停戰的大錯。
哪有“歷史必然規律”？
有人認為：“假設”並非史實的東西毫無意義，其實不然。
任何歷史事件的結局是唯一的，但決定這個事件唯一結局的因素卻是多樣的：社會基礎、歷史根源、各色人等的思想認識和性格心理、也有博弈各方的力量對比格局、國際介入因素，等等，還有偶然機遇；最初走向的可能性是開放的，並非命中注定直奔那個唯一結局而去，換句話說，歷史事件在最終成為事實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種可能性，所有涉入事件的力量，都可能促使歷史事件向有利於自己的方面變化。正是由於多種可能性的存在，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才有價值。
舉例來說，中國的國共對決在1949年以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國民黨敗退台灣而告終。這個結局作為歷史事件是唯一的。但我們在研究國共內戰時，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假設許多條件和可能性的存在與否。國民黨獲勝這種可能性在國共內戰結束之前是一直存在的，並不是子虛烏有，只不過它是一種沒有轉化為史實的客觀可能性。
中國大陸學者如張緒山，將分出勝負的歷史事實比作最終向某一方傾斜的天平。在天平傾斜前，天平兩端不斷被加上各種“砝碼”，各種“砝碼”綜合最終決出了輸贏（參見張緒山《“假設”的歷史與歷史研究的“假設”》，《光明日報》。這當然是個簡化的說法，其實“砝碼”的排列組合乃至添加順序都會影響到結局）。歷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就是探討造成天平最終傾斜的“砝碼”有哪些、怎樣形成和發揮作用。研究國共之戰，無疑要從“共勝國敗”這一史實出發，但從假設1946～1949年和更早年份某個“砝碼”的有無，可以一一審視可能導致什麼後果，對國民黨慘敗、共產黨決勝的諸種因素，不僅知其然，還能知其所以然。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語境中，“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這句武斷的命題，源自中共的武斷“歷史決定論”：他們沿襲斯大林那套觀點，斷言歷史發展都遵循“歷史必然規律”，將豐富多樣的歷史現象削足適履地套進所謂馬克思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之中。
然而，真有這樣的“歷史必然規律”嗎？誰能說清什麼是“歷史必然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本人，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特別說起歷史偶然性：在任何一個革命時代，偶然性永遠都會起着戲劇性的作用，並因此成為總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而無法理解了。（參見《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217頁）
歷史學家楊奎松更由此闡發說，歷史的演進實在太過複雜了，少了任何一種因素恐怕都構不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歷史。“歷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實在是太過幸運了。在那樣長的歷史進程當中，一步踏錯，或某一個事件沒有發生，或發生得太早或太晚，歷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種結局了。如果作為後來者的政治家們不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以為過去的一切成功都純粹是因為某個偉大的人物堅持了某種至高無上的理念或原則，那就大錯特錯，並且可能釀成歷史的悲劇了。”（《“中間地帶”的革命》再版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要了解“在那樣長的歷史進程當中，一步踏錯，或某一個事件沒有發生，或發生得太早或太晚，歷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種結局了”，沒有逐條逐條地“假設”，行嗎？一切歸之於“歷史必然規律”，行嗎？能真正認識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嗎？
自命歷史奧秘的唯一洞悉者和詮釋者
馬克思所批評的不相信偶然性“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倒是無意中點出了中共執政者宣傳“歷史必然規律”的用心：他們要保持歷史這種所謂的“神秘的性質”，要以歷史奧秘的唯一洞悉者和唯一詮釋者自命。他們起勁地宣傳所謂“歷史必然規律”，斷言“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不過是要證明他們奪取和把持政權的“合理性”——過去有“君權神授”“受命於天”的說法，用來證明君王統治的合法性；如今中共不過就是把“神”和“天”，換成了“歷史”二字而已！
中國大陸學者周舵5月7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歷史就是假設》——這個標題就令我莞爾。就用周舵的一張圖和解說來結束這篇短文吧。
周舵說：用簡圖來表示人類歷史“發展規律”：A、B、C……等是分叉點。在分叉點之間（A→B、B→C……），人類社會處於平衡態或近平衡態，這時，社會發展表現為確定性過程，它由必然性支配；而在分叉點附近，社會系統處於遠離平衡態，系統的發展方向是隨機的，受偶然性支配。而且，決定系統發展方向的偶然因素可以微不足道——對於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系統，很小的偶然因素，也可能改變整個宏觀社會系統。
（原載《新史記》14期，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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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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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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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3-12-01 21:3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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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偶然性只是人們無法用一種理論解說歷史的時候的一個另類解釋。其實，沒有說明任何問題。馬克思的歷史發展的五個階段論中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社會，再到封建制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程則需要檢驗。個人認為，這個過程只能是一個空想。如果發生歷史的偶然性，還不能說改變了這個歷史階段論的假設。畢竟，偶然性只是發生了一個逆轉的事件，並不一定能扭轉這個發展的階段論。還有一點要說明，馬克思的五個發展階段論只指歐洲國家，並不包括亞洲國家。亞洲國家的社會形態不同。馬克思稱之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思實際上認為亞洲國家還處於某種形式的原始社會。就是說，社會管理的形式還具有氏族社會的特徵。個人沒有獨立人格。社會管理是家族的管理。一個村莊裡的人具有同樣的姓氏。例如，一個人姓劉，全村人都姓劉。這是氏族社會的特徵。馬克思認為中國這樣的國家最多就是有一個政府。有一個皇帝。還有，馬克思的理論里還暗含黑格爾的認識，即亞洲國家沒有歷史。例如，中國的歷史就是循環。沒有實質的歷史進步。所以，最初蘇聯共產黨內有人認為中國人無法搞共產主義。斯大林最初就不認可中國共產黨。赫魯曉夫後來批判大躍進，實際認為中國人在搞農業共產主義，都受馬克思的思想的影響。馬克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或歷史決定論無法提供一個周延的理論解釋亞洲國家的發展過程。直到他去世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的偶然性只能是現在的歷史學家用一個自設的前提做出判斷。馬克思並不認可他們可以用他的理論這樣解釋亞洲的歷史。
另外，本人感到，人們在探討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時候走到一個誤區。在這誤區里無法找到歷史的理論。學者們荒廢了時光和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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