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爭論中，避免對立雙方越說越僵的機制是普遍具有教養的公眾所發出的輿論，他們以理性、客觀和冷靜的第三者身份來仲裁，而不是如情緒化的“粉絲”那樣狂熱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絲”以“哄客”的面目出現在網絡的公共空間，他們習慣於用暴力的酷語和穢語來武斷地表現自己的立場
老高按：每當我與什麼人發生爭論，家人或朋友必會勸我，算了，別吵了，你的這套理，對方聽不進去的，你完全是白費唇舌，何必呢！我總是回答，我並不期望能說服對方啊，更不指望駁得對方啞口無言（我哪有那個本事！）。我知道：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我與對方爭辯，一是藉助辯論，釐清和開拓我自己的思路；二是說給第三方即觀眾、聽眾聽，希望他們能從雙方的爭論中明辨是非，擴寬視野。
在現實和網絡中，我最經常看到的，就是爭論雙方越爭越上火，越爭話題扯得越廣、越遠，加上圍觀者偏向某一方的插言，火上澆油，於是越來越偏離討論的中心脈絡，最後變成意氣之爭，甚至胡罵一氣收場。最近關於美國ABC電視兒童圓桌會議“殺死中國人”，在萬維引起的爭論，眼看雙方就越來越不冷靜了。今天讀到旅美華裔學者徐賁教授的文章《公共說理如何避免“越說越僵”》，覺得引以自警之餘，不妨推薦給常常在網上參與辯論的朋友。大家看看他說得有沒有道理？我們能否以這樣的宗旨來參與網上辯論，使網上討論能夠提升品質？
公共說理如何避免“越說越僵”
徐賁，作者博客
十七世紀英國牧師和歷史學家富勒（Thomas Fuller）說，“辯論從來不能說服不想被說服的人。”二十世紀美國作家塔金頓（Booth Tarkington）更是說，“辯論會使人們更堅定地只是相信他們自己的想法。”雖然說服自己並不是成功的說理，但是，人們生活中許多說理的實際效果卻常常只是越說越覺得自己有理。說理的局限似乎與人類自以為是的弱點有關，固執和偏見也似乎比理性更近於人的天性。
一個人作論辯說理，很少有能直接說服對立一方的。這並不表示他缺乏說服的能力，而是因為，論辯式說理說服對立一方的可能本來就是非常微弱的。一般來說，論辯式說理起到的是強化自已一方，而並非軟化對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對立的雙方就有可能在辯論中越說越僵，以至於發展到相互責備、謾罵、肢體衝突。從微博叫罵發展到約架，便是辯論越說越僵的極端表現。
極端的，敵對情緒高漲的越說越僵在說理和民主文化良好的社會中較少發生。這是因為，辯論者知道，在辯論中，理是說給“第三者”而不是說給對立方聽的，由於第三者在論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論理根本不需要以壓倒對立方為目的，無須把對方逼得灰頭土臉，啞口無言。
以第三者為說服對象，並由此來確定說理的主要構成要素，這便是英國哲學家和教育家圖爾敏（Stephen E. Toulmin）對公共說理的一大貢獻。在圖爾敏之前，對說理結構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邏輯為着眼點的。圖爾敏提出的說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點，它着眼於聽眾，具體而言，是那些立場中立，具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第三者聽眾。例如，在法庭上，有爭執的雙方各自陳述自己的立場和理由，同時還就對方陳述中的具體環節和細節提出質疑。各方在這麼做的時候，是為了說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審員，而不是為了說服自己一方或對立一方的人員，因為自己人無須說服，而對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願被說服。
聽眾是誰，這是說理首先需要確定的，因為這會影響到實際的說理策略、方式，並使得說理具有說服或宣傳的不同性質。例如，1960年代曾經有過一場大張旗鼓的中蘇兩黨論戰，其實雙方都不是為了說服對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為了爭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並沒有多少國際的第三者對這種惡狠狠的論戰感興趣，因此，論戰實際上是用來作為一種對內宣傳的手段，是以給那些根本無需說服的國內老百姓洗腦為目的的。這樣的爭論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只有惡狠狠的對立，根本不可能達成任何共識或妥協，最後定然會以爭論者們相互交惡，彼此變成勢不兩立的仇敵而告終。
圖爾敏論證模式所關注的是那種能夠達成某種共識，至少是達成某種妥協的爭論。它需要在爭論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對方的主張和理由，如果不是為了接受那些主張和理由，至少也可以通過反駁它們來加強自己的主張和理由，使自己的說理更理性周全。簡略而言，圖爾敏論證模式包括六個部分：主張（claim）、保證(warrant)、論據（grounds）、支持（backing）、語氣(modality)和反駁(rebuttal)。它具有兩個基本的認知特徵，第一，說理中所有的主張、理由、中介保證、理由的理由、對保證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對方詰問和質疑的，說理一方必須為此做好準備。第二，決定說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審員），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對一方的“粉絲”。在這兩點上，圖爾敏模式都不相同於形式邏輯論證。
形式邏輯的論證是以它本身的說理結構（包括分析方式）為準的，至於誰是說理的具體聽眾，那些聽眾會提出什麼質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保留意見，這些都並不重要。然而，這些恰恰是圖爾敏論證模式所關心的。例如，有人說，共產黨人都是好樣的，林彪、“四人幫”是共產黨人，因此，他們都是好樣的。從形式邏輯的論證來看，這個說法是可靠的，因此是正確的。但是，為什麼許多人不能接受這個說法呢？那是因為這個論證的大前提（共產黨人都是好樣的）本身並不可靠。這樣的說理有它的理性（它自己說得通），但卻沒有公共理性（別人無法接受它的前提）。休謨說過，“一切深奧的推理都伴有一種不便，那就是，他可以使論敵啞口無言，而不能令他信服。”然而，這樣的推理只是在它自我完足的邏輯推理框架里（意識形態也是這樣一種邏輯推理框架）才能說得通。即便如此，它也無法真正使論敵啞口無言，因為論敵是要對他的邏輯推理的前提提出疑問的。
單純的形式邏輯的論證是一種獨語論證，無論它本身如何嚴密，都不能保證能說服第三方，更不要說是對方了。群體內部說理有別於敵對雙方的“說理”，群體內部說理的 “公共理性”，按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主張，提倡“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進行說服”的互惠構想。這裡面包含了羅爾斯對“政治”的特定了解，即視之為公民相互合作，才能成就的共同事業。在充滿分歧的政治世界中，公民簡單說出自己覺得有說服力的論據並不足夠，而是要找出其他人也能夠共享的理由。 公共理性不是一套尋找真理的哲學，而是處理不同意見的對話模式。然而，即便如此，由於各方不願或無法放棄各自的利益，仍然會無法說服對方。由於說服或爭論不可能無限繼續下去，說理需要有“到此為止，做一了結”（或暫時做一了結）的機制，法庭判決或委員會表決便是這一機制中最為典型的。
圖爾敏論證模式就是着眼於有“做一了結”能力和權威的第三方，要求辯論者在說理時，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仔細檢查自己論證的每一個部分，並儘量事先估計到對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對理由。法官和陪審員是典型的第三者聽眾，但是，在公共說理中，第三者是公眾。公眾往往並不像法官和陪審員那樣擁有裁決的權威，公眾所起的第三者作用是形成輿論，公眾越是具備理性思考的素養，他們的輿論機制就會對爭論說理的雙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禮儀要求。誰在爭論中窮凶極惡、出口傷人，不管他說得多麼頭頭是道，都已經先在第三者眼裡成了不值得尊敬，不值得信任的人。
在像國會這樣的論爭體制中，避免對立雙方越說越僵的機制是發言以後的表決程序。如果可以用票數決勝，那就自然不用把對方罵個狗血噴頭，或者甚至打翻在地了。在公共辯論和爭論中，避免對立雙方越說越僵的機制是普遍具有教養的公眾所發出的輿論，他們以理性、客觀和冷靜的第三者身份來進行仲裁，而不是如情緒化的“粉絲”那樣狂熱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絲”以“哄客”的面目出現在網絡的公共空間，他們習慣於用暴力的酷語、色語和穢語來武斷地表現自己的立場。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論爭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者聽眾，雙方直接頂牛，越說越僵，最終變成仇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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