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著名學者許紀霖教授剖析說：愛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節制，會造成很大禍害。西方自從馬基雅維利之後，國家有了其獨立於宗教的自主性，有了自己的國家理由，但這種自主性的國家理由依然是需要節制的。簡單地說，國家之上有人類，國家之下有個人。個人與人類，是比國家更重要的價值所在
老高按：“愛國”是個說簡單也非常簡單，說複雜也極其複雜的問題。30多年前，我在一個中央機關里分工搞愛國主義教育，就深感難以自圓其說，用上一句毛澤東也曾經引用過的中國古話來說：我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也沒鬧明白，卻要去教育別人！
加之幾十年來中國當權者出於維持統治、維繫人心的動機，將本來供奉的強調“工人沒有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通過“開除球籍”“落後就要挨打”“中國崛起”“偉大復興”“中國夢”等等說辭，扭到與馬克思主義截然相反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這個問題就更如同一團亂麻。致使我不願與人討論“愛國主義”之類問題（以及衍生的“賣國”“漢奸”“帶路黨”……），討論起來，很容易動感情、動肝火（不是我，而是義憤填膺批駁我的對方），最好的結局是“雞同鴨講”，最糟的下場就是挨一通臭罵。
今天讀到上海著名學者許紀霖教授接受《中國改革》戴志勇採訪答問，正面回答“今天我們如何愛國？”這樣一個很難說清的問題，深為佩服他剝繭抽絲，舉重若輕，雖然不能說完全講清了這個難題，但是至少列出了諸多層面，而且也指明了理解這一問題的思路。轉載如下，供關心“愛國”課題的朋友參考。
許紀霖：今天我們如何愛國？
採訪者：戴志勇，財新《中國改革》2013年第10期
國家是什麼
戴志勇：近來，中國海周圍糾紛不斷，尤其中日之間情勢一度緊張，國民的愛國情緒高漲。你怎麼看待愛國主義？
許紀霖：按照洛克的觀點，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是必要的惡，是實現個人權利的工具，沒有內在價值，如何限制統治者的權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義者很少研究國家的意義，很少談愛國主義，甚至認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兩個病灶。
然而，我對愛國運動懷有同情性的理解。我們要思考的是，國民有愛國的義務嗎？
近一百年前的民國之初，在陳獨秀和李大釗之間，曾經發生過一場爭論。陳獨秀憎恨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在《甲寅》雜誌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轟動一時。他認為，國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對於殘害人民的國家，沒有什麼愛可言。李大釗隨之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他從陳獨秀激憤的厭世之論中，看到了他對國家的摯愛之情。的確，一個常常批評國家的人，往往是愛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愛，乃是冷漠。陳獨秀的問題是將政府與國家混淆起來，而在李大釗看來，國家不是袁世凱可以代表的，是屬於所有國民的共同體，所謂的自覺之心，乃是一種“改進立國之精神”，為“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
因此，要回答要不要愛國，首先要將什麼是國家搞清楚。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近代的概念，中國歷史傳統裡面有“家國天下”，但那個“國”不是近代的國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們常常將政府與國家混為一談，乃是王朝就是“國”的傳統觀念的殘餘。中國人很難想象一個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國家，那樣一個抽象的共同體。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之中尋找的話，“社稷”比較接近，但內涵遠遠不及近代的國家那般豐富，帶有原始的氏族共同體意味。
如今世人經常在祖國與政府的層面上討論愛國，要麼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五千年歷史，要麼愛黨愛政府，獨獨缺乏對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
那麼，民族國家共同體究竟是什麼？簡單地說，它具有雙重性質，一個是民族的，指的是歷史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就是國家共同體的國族表現形式；另一個是政治的，指的是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體。國族和國家這兩個共同體的建構在中國至今沒有完成，因此才有什麼是民族、什麼是國家、要不要愛國等諸般爭論。
戴志勇：民族國家是近代的產物，它和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什麼關係？
許紀霖：民族主義本身也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個人與近代民族國家是在啟蒙運動當中同時被發現和建構的，正是啟蒙運動將個人從中世紀的家庭、封建共同體中解放出來，改造為與國家同構的具有同一性的國民。現代的個人雖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體，但他不可能脫離具體的歷史共同體而孤獨存在，現代社會越是將個人拋到無依無靠的原子化荒漠，人們就越是要尋找自己的家園，尋找可以認同的歸屬感。而國家，正是與這種強烈的認同感、歸屬感有關。
德國近代的文化民族主義鼻祖赫爾德說過一句話：“鄉愁，是一種最高貴的痛苦。”何處是故鄉？在國內，可能是指你出生成長的老家，而到了國外，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了。祖國（country）這個概念要比國家廣泛，它是一個個人無法選擇的、自然的文化地理共同體，生於斯長於斯，是身體和心靈的故鄉，與家族、個人的集體記憶有關。台灣的舞台劇《寶島一村》中，打動觀眾的是一群客居台灣的大陸老兵半個世紀的思鄉情懷。這個鄉愁所懷戀的未必與政治有關，乃是非常具體的大山河川、衣食住行、風土人情，是海峽兩岸乃至全球華人共同擁有的大中華情結，這是一個天然渾成、歷史積澱而成的“文化中國”。
現代的國家雖然也像祖國那樣是一個文化歷史共同體，但國家不是天然的，而是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說是想象的產物，或者像安東尼·斯密斯認為的那樣是重新建構的。
國家不僅有政權建構（state-making），而且有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一個炎黃子孫的尋根，也許只需要到“文化中國”那裡，但一個中國國民的歸屬感，僅僅有祖國是不夠的，還需要到民族國家共同體那裡去尋找自己的價值皈依和政治認同。
中華民族是什麼，中國是什麼
戴志勇：漢、藏、蒙、滿、回等也叫民族，中華民族也叫民族。他們是什麼關係？需要怎麼構建我們的民族共同體？
許紀霖：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國族，其建族的歷史使命依然沒有完成。為什麼？在這裡，我們要將中華民族與華夏-漢民族區別開來。作為炎黃子孫，我們在意識當中常常會不自覺地將二者簡單等同。費孝通先生曾經將中華民族視為多元一體，一體指的是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而多元則是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漢族雖然占國族人口的90％，但是否形成了國族認同，不是由主流民族說了算，而是要看少數民族認不認同。
國族建構如何實現？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尊重多元，尋求一體。所謂尊重多元，指的是要尊重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不同的宗教與文化，賦予他們以平等的文化尊嚴。不要老是想着漢民族的中原文化如何偉大，如何去同化和融合異族。從歷史經驗來看，漢民族可以成功地同化沒有高級文化背景的地方族群，但很難完全融合有着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藏傳佛教、伊斯蘭教與儒家一樣，都是古老的軸心文明，經濟再發展、世俗化再深入，由高級宗教所塑造的心靈秩序是很難改變的，甚至當物慾主義、消費主義占據主流之後，會刺激出宗教復興的報復性反彈。
文化多元，政治一體。炎黃子孫也好，儒家文化也好，都不能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的一體基礎，所謂尋求一體，乃是一種建立在“憲法愛國主義”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認同。
國家不僅是一個實現個人權利的工具，它是有內在價值的，是一個價值共同體。如果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比如日本，這比較好辦，民族的文化價值可以與國家的政治價值合二為一。但對一個多民族的大國來說，能夠實現同一性的只能是公共政治文化，而這同一性，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對於政治價值的“重疊共識”基礎之上。一個中國人，不管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可以有雙重的價值認同，一重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沒有被壓抑的對自身宗教和族群的文化認同，另一重是對國家公共價值的政治認同。當然，這一國家的公共價值不應該是外在的、強制性的，而是各民族都願意接受的、內在於全體公民的意志與生命之中的政治價值，它不關乎日常生活倫理，只涉及最基本、最核心的政治正當，並且被寫進憲法，成為立國之本，公民之核心價值。這一核心價值可能比較薄，不足以立身，但足以立國建族，煥發起公民的愛國主義激情。這就是“憲法愛國主義”。
戴志勇：國家建構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體系？
許紀霖：憲法愛國主義只是價值的靈魂，這個靈魂還要有一個制度的肉身，這就是現代法治體制。
現代政治秩序有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統治的合法性，另一個是政府如何治理。現代的法治體制一方面是為統治提供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種有序的、理性化的治理模式。憲法的確能夠有效地限制國家權力，但限權本身不是目的，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組織、落實和實施國家權力。有一些人以為這樣做，權力不那麼好使了，甚至國家能力會大大削弱。事實上，恰恰相反，憲法的確要規範和限制國家權力，但規範了的權力要比為所欲為的權力更有統治力和執行力。
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出版，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福山認為，現代政治秩序有三個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國家能力的文明，有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統和精英選拔機制。中國今天在經濟上的崛起，國家能力發揮了非常核心的作用。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從古到今，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儒家提供了合法性，法家和黃老之學提供了治理術，這種一流的國家能力幾乎沒有中斷，一直持續到了1949年之後。國家能力超強，既能大善，也能大惡，它可以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蹟，也會製造“大躍進”“文革”的歷史錯誤。國家建構如今所遭遇的瓶頸，就是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欠缺。這都是現代法治體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愛國：外爭主權，內求善治
戴志勇：當人們說愛國時，愛的到底是什麼？
許紀霖：所謂愛國，愛的應該是那個人民主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而現代民族國家，與傳統的帝國相比，對外有明確的國家主權意識。帝國只有中心與邊陲之分，沒有法權意義上的領土、疆域和人民。中原王朝要的只是周邊藩屬對本朝的臣服和朝貢，不會在意一塊地方究竟是誰的領土。有時候為了顯示皇恩浩蕩，永結友好，還有將本來是自己統治的疆域送人的例子。但這種帝國的戰略思維，到徹底進入民族主義的今天行不通了。主權至上，寸土必爭，連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所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恐怕也是某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無法接受的。
今天的國家主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特別在“80後”年輕人那裡。參加“保釣”遊行的，不能說都是被動員的、被組織的。不少參加者，平時對社會不公、官員腐敗深惡痛絕，但是涉及國家領土糾紛，會堅定地站出來捍衛國家的利益。
從1999年抗議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2006年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2008年奧運會火炬傳遞事件到2012年的保釣遊行，十幾年來中國發生了四次全國性的民族主義大狂潮，相信以後還會有，而且可能更頻繁。
我們要理解和認同國人的這種愛國熱情，它公開表達了公民參與國家公共事務的意願和權利，而不是僅僅聽任政府的決定。這種政治的表達，如果引導得當，可以轉換為建構理想政治、理想國家的正面動力。事實上，激進的與溫和的、健康的與病態的各種思潮的話語權爭奪，不僅會出現在網絡里，也會顯現在街頭。改革派不要自棄陣地，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有負面作用為理由，拒絕了之。
戴志勇：這是對外。政府往往是國家的具體代表。對內來說，公民有批評政府的權利。
許紀霖：中國古代沒有國家，只有王朝，王朝代表國家。“家國天下”之中，國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無關，沒有發展出現代的以人民為核心的國家共同體觀念。這一觀念沿用至今，成為民眾與統治者的共識，不僅政府以國家自居，而且一般民眾也將國家直接等同於統治者和政府。
政府不等於國家，政府只是國家的主權代表者。但國家在主權政府之上，國家屬於全體人民。當政府的決策有悖國家公共利益的時候，公民有“公民不服從”的自然權利，他們有權利站出來批評政府。
國家的人格象徵是什麼呢？
在君主立憲制國家，國家的象徵是國王，首相才代表政府。國王不直接參與政府治理，他是國家的權威象徵，超越於各黨派、各利益集團之上，是公共利益的人格化。
而在總統制國家，總統具有雙重性，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這個時候，國家的人格象徵更多地表現為國父級的開國元老，比如華盛頓之於美國，戴高樂之於法國。
國家的象徵還有一系列非人格化的符號系統：憲法、國歌、國旗、國徽、國慶等等，尤其是憲法，是國家認同的價值所在，是“憲法愛國主義”忠誠的核心所在。然而，中國自從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之後，國家不再有區別於政府的人格象徵，而憲法、國旗、國歌等象徵系統也很弱，國慶也從一個莊嚴的國家節日變成全民樂樂呵呵的世俗假期。於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共同體就容易被政府代表了。
用世界公理為國家主權辯護
戴志勇：外爭主權是否可以窮盡一切手段？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共同體，為保衛國家應犧牲一切價值嗎？
許紀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節制，會造成很大禍害。西方自從馬基雅維利之後，國家有了其獨立於宗教的自主性，有了自己的國家理由，但這種自主性的國家理由依然是需要節制的。簡單地說，國家之上有人類，國家之下有個人。個人與人類，是比國家更重要的價值所在。
因此，有兩種不同的愛國主義，一種是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具有人類意識的愛國主義。
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追求的是國家的權勢政治，國家利益超越一切，甚至不惜侵犯個人的自然權利，與全人類的利益對抗，德國、日本當年的國家主義就是這樣，將整個民族拖下了戰爭和自我毀滅的深淵。中國需要國家，但不需要國家主義。我這幾年批評中國思想界的國家主義，所憂慮的正是中國崛起之後，隨之而泛濫的國家至上、國家理由的絕對化。超越宗教、倫理的國家理由，內中並不蘊含人文的價值，只是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這樣的工具理性很容易被少數政客所操弄和把玩，煽動起全民盲目的狂熱。沒有節制的愛國，往往會釋放出魔鬼般的力量，最終毀了民族本身。
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呢？讓我們回顧一下“五四”運動吧，看看“五四”運動的前輩們是如何愛國的。
一般人都把“五四”運動視為一場純粹的愛國運動，但我的研究發現，這不是一場尋常的愛國運動，而是有着世界主義背景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總指揮傅斯年在運動結束後不久寫文章說：我不贊成將“五四”運動說成是簡單的愛國運動，我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五四”運動只是一場“喚起公眾責任心”的公民運動。
“五四”時期因為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晚清時期曾經一度甚囂塵上的國家主義衰落，而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成為主調。傅斯年甚至這樣認為：只有個人和人類是真實的，而在二者之間的任何中介物包括國家在內都是虛幻的偶像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爆發的愛國運動，因此就具有了強烈的世界主義色彩。代表“五四”運動核心精神的《北京學生界宣言》講得非常清楚，學生上街抗議巴黎和會決議的理由，不僅因為它侵犯了中國的國家權益，更重要的是違背了公認的世界公理，是非正義的。他們爭取的不是一國之利益，乃是天下之公理。你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胸懷何其寬廣，愛國的理由多麼深厚，豈是今天那些視野狹隘的愛國者所能比擬的！
戴志勇：1919年可能處於一個弱勢地位？弱者一般講公理，強者都講強權。富而好禮的人似乎總是少數。
許紀霖：弱者講公理，強者講強權，似乎是國際政治心照不宣的秘密。
早在晚清，中國的知識分子就發現了西方帝國列強的兩張面孔：對內講文明，對外行野蠻。於是，楊度提出要用文明對抗文明，野蠻對抗野蠻。在巴黎和會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一度對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抱有希望，以為他是講公理的、同情天下弱小民族的天下第一好人。巴黎和會消息傳來之後，讓大家希望幻滅，陳獨秀講了一句話：“我們不可主張用強力蔑棄公理，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擁護公理。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這個觀點要比晚清的楊度要進一步。楊度在文明與野蠻、公理與強權之間是二元論的，但陳獨秀認識到：雖然這個世界是強權的世界，但公理依然是我們追求的價值和目標，因為弱者擁有了公理，在世界上就占據了正義的制高點。但空談公理沒有用，要有強力的手段來維護公理，也就是說，用富強起來的國家實力來抵抗霸權、實現天下公理。
“五四”的愛國者們既是認同世界公理的理想主義者，又是追求國家富強的現實主義者。而且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非常清楚：“用強力擁護公理”。這就是具有人類意識的愛國主義。
胡適年輕的時候，最初也是一個堅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愛國“憤青”，到美國留學之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之中，意識到“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有一次，世界學生會開會，辯論一個命題：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吾國是耶非耶，終吾國也）。擅長辯駁的胡適發言指出：這個命題是錯誤的，因為它預設了雙重道德標準，文明國家對待國人有明確的是非正義標準，但對待他國卻無論對錯，皆以吾國為是，他國為非。胡適呼籲“余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
今天，如果我們單純用國家利益來自我辯護，很難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假如我們能夠像“五四”知識分子那樣，用天下公理來捍衛國家主權，那將博得世界輿論的廣泛同情，從而占據正義的道德制高點。比如，對釣魚島主權爭執的辯護，將外交部發言人著名的反問句改為“哪有一個侵略的戰敗國霸占受害的戰勝國領土的道理”，就有力量得多，因為戰勝國、戰敗國只是強權的邏輯，而受害國和侵略國就有了正義和非正義之分。
不要以為只有弱國才講公理，強國只認強權。自從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世界有很大的進步，各國在何為正義的問題上擁有了基本的價值共識。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固然霸道，其外交政策為國家利益所左右，但也不得不顧及美國自己所信奉和宣傳的那套普世價值，這套價值觀對國家利益形成了內在的制約，在王道與霸道之間有微妙的張力，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美國會支持推翻親美政權的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重要的不僅要有實力，有一套民族國家的主權語言，而且要學會用全球共同的文明話語作為自我辯護的理由。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文明大國，中國在有實力的基礎上，更需要以王道昭示天下。
憲法愛國主義
戴志勇：中國文明現在剛處於一陽來復的狀態，似乎還缺少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強大能力？
許紀霖：我在18年前就寫文章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這一畸形現象至今依然故我。所謂空洞，乃是個中沒有內容，只是以敵人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前提。
卡爾·施米特說，政治就是分清敵我，這句話被一些國家主義者奉為經典。有人說，中國如今處於C型包圍之中，似乎四周都是敵人，虎視眈眈，而美帝國主義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最忌諱的是四面出擊，八方樹敵。事實上，國家的敵人有時候是為了政治的需要，被想象和製造出來的。你只要讀讀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的書，就可以了解美國的亞洲戰略在地緣政治思路支配之下是如何布局的，全然不希望發生摩擦和戰爭。
一個國家要獲得國民的認同感，不能通過不斷地製造外部的敵人，而是要有充足的自我。這個自我，乃是有同一性的國族（nation）,共享由共同的生活經驗所形成的歷史文化記憶和價值觀，同時又容許不同的民族和族群有文化上的自主性；其次有以憲法為核心的國家制度（state），這個制度既符合世界的主流文明，又具有中國的特色，對外國家有主權，對內人民有權利。只有到這個時候，中國的國族建構和國家建構才算完成，民族主義才會從被掏空的自我轉變為充實的自我。
在我看來，今天我們要超越兩種關於國家的極端看法，一種是古典自由主義將國家僅僅視為沒有內在價值的工具，另一種是國家主義將國家神魅化、絕對化。國家既不是工具，也非新的神靈，它是屬於全體國民的、具有內在價值的命運共同體。
不管你喜歡她還是憎恨她，她總是在那裡，而且內化為每個人命運的一部分。因此，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為自己理想中的民族國家共同體而努力，參與國族建構和制度建構，讓我們的國家真正成為值得每一個公民去愛、引為自豪的身心家園，這正是晚清以來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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