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一套自黃帝到洪秀全、傳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譜系”。岳飛是這譜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當時文章，對岳飛多冠之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等尊稱。但“民族主義救中國”本是晚清知識分子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帶有強烈的現實功利色彩
老高按：從小就熟讀《說岳全傳》，沒有十遍也有八遍。岳飛，自南宋以來一直是被稱頌的正面形象，但是對他一直存在爭議。“文革”以後的官方將岳飛納入“愛國主義教育”的框架，自然不容人表示異議。數年前，有中國官方權威人士告誡我說，對已經有定評的歷史人物的翻案之作，需要經過相當級別的機構審批。他緊跟着一句話：所謂“審批”，就是“不審批”。岳飛自然也屬於這一類“已經有定評的歷史人物”了。今天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騰訊上，卻突出地刊出了一篇文章《岳飛不是“民族英雄”》，讓我不禁感到詫異。
中國的幾大商業性門戶網站，都開設了“歷史”頻道。相比之下，騰訊的歷史頻道是辦得最好的，信息量大，新資訊多，密集發出的大量專題，都能給人以啟迪。看其它網站的歷史頻道，常常感到似曾相識，總是遇到一些熟面孔，天下文章一大抄，多屬轉貼。但是騰訊不是這樣。即便不是都原創，但也經過編輯的取捨、整合，有新的角度和新的史料。
至於這篇文章是否言之成理？我對岳飛毫無研究（只對當局宣傳岳飛大有心得），轉貼於此，供咱們萬維的作者讀者們來品評。
岳飛不是“民族英雄”
諶旭彬，騰訊歷史頻道 2013-06-26
導語：岳飛在中國雖然家喻戶曉，但終究是近千年前的歷史人物，與現實難有觀照。本期專題之所以談如此遠古的話題，實因近日某部電視劇展開宣傳攻勢，“一代民族英雄岳飛”這般稱呼，遂俯拾皆是。
但所謂“民族英雄”，在中國實乃19世紀之產物，與岳飛毫無干係。
中國古代無“民族”概念，何來“民族英雄”？
梁啓超等人相信“民族主義救中國”，遂引進、宣傳近代“民族”概念
先秦歷史文獻中沒有“民族”這個詞彙。先秦時代所謂的“族”，多指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部族、宗族。《左傳》中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所指乃是宗族、部族。先秦之後、晚清之前的歷史文獻中，“民族”一詞仍極少出現，即便偶有特例，也與近代“民族”概念毫無關係，如《永樂大典鬼谷分定經》裡說：“貴人皆仰，民族皆歡”，仍是宗族之意。
“民族”一詞被大量使用，始於20世紀初。金觀濤教授利用其容量達一億兩千萬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對這段時期“民族”一詞的使用頻率進行了搜索統計，結果顯示：“該詞在19世紀文獻中極少使用，……到1900年後才開始出現井噴之勢”——這場“井噴”，其實是梁啓超等人掀起“史界革命”的結果。“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將傳統中國打造成新的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中國”，正如梁啓超所言：“今日吾中國最急者……民族建國問題而已”，而要“民族建國”，就必須通過新的歷史教育，在國民心中植下“民族主義”意識：“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梁氏的倡議得到了大批學者和知識分子的響應，尤以有留日背景的革命黨人最為積極——這也在情理之中，梁氏的“民族”、“民族主義”概念，本就直接舶自日本學者。
但即便從日本舶來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民族主義”概念，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未必能夠準確理解其意義，將“種族”等同於“民族”者大有人在，宋教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激勵國人的“民族主義自豪感”，宋教仁曾寫有《漢族侵略史》一書，歷數“漢族”歷史上侵略“外族”獲得勝利的光輝事跡，按宋氏的理解，所謂“漢族”，乃是一種以黃帝為共同祖先的“血族”，如此強調血緣和血統，實是把“種族”當成了“民族”。為振奮“民族精神”，宋氏還在書中竭力論證“漢族”是從西方遷徙而來，與當時強盛的西方國家在種族上同源，證據之一是中國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這些名號，都是沿用了“西方文字之音”。當時許多學者與宋氏持相似論調，如章太炎公開宣揚“漢族”來自巴比倫，梁啓超、劉師培等人到處講“世界人種之開化，皆始於帕米爾高原”，從帕米爾高原東遷的一支，形成“漢族”；西遷的一支，則是當今西方強盛民族的祖先，東西同源同種，所以中國不是“劣等民族”。這種沒有學術支撐，但卻有現實政治意義的宣傳，在清末民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1915年袁世凱制定的國歌里，還有“華胄從來崑崙顛”的歌詞。
左：宋教仁，撰《漢族侵略史》以激勵國人民族自豪感；右：劉師培，宣傳中西人種都起源於帕米爾高原
岳飛也是直到這個時候，才因現實需要被冠以“民族英雄”的頭銜
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了一套自黃帝到洪秀全、傳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譜系”。岳飛自然也是這譜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當時文章，對岳飛多冠之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等尊稱，說他“轟轟烈烈，手刃外種、口嚼外種、足踢外種，至死不變”，實乃“宗尚民族主義之一絕大偉人”，且“為種魂、為國魂、為中國民族之天神”，在眼下“茫茫黃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輿圖”被異種之人盤踞之際，頂禮膜拜岳飛這位“嗜殺異種如命之偉人”，乃是不可須臾稍緩的當務之急；甚至說“吾寧夭折早亡，以見我廓清胡虜、志復中原的民族偉人岳飛”。其餘如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等，都是當時知識分子致力宣傳的重點“民族英雄”。而在此之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這些歷史人物的標籤普遍是“忠臣義士”。
但“民族主義救中國”本是晚清知識分子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帶有強烈的現實功利色彩，加之梁啓超、宋教仁等人自身對“民族”、“民族主義”的認知並不到位，故而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在知識分子們的描述下，更像是“中國種族主義第一偉人”。在當時沛然莫御的岳飛崇拜浪潮中，蔣智由算是比較理性的一個。他曾撰文指出，岳飛抗金成績有限，“不過有數次戰勝之功，而克復土地數處而已”，所謂直搗黃龍，恢復故土，不過是“一將來之空想”，後人對其戰績的崇拜，不過是“轟動於虛聲，而非事實”；但即便如蔣智由這般理性之人，也誤把“種族”等同成了“民族”，他在文章中說，國人之所以崇拜岳飛，正說明國人天然存在一種“種族之見”，只要激發出這種“種族之見”，則“我種人必有恢復神州之一日，而東亞大陸必歸於我種人為之主”。上段所引資料中頻繁出現的“外種”、“血裔”、“異種”、“胡虜”等字眼，無疑也很能說明這一點。
綜上所述，1、古代中國沒有“民族”、“民族主義”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麼“民族英雄”；2、我們今天熟知的“民族英雄譜系”，是晚清知識分子出於現實政治需要新造出來的，且多臆斷，缺乏學術根據；3、晚清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更近於“種族主義”，對岳飛“民族英雄”光環的描述，也更近似“種族英雄”。4、中國可以有“民族英雄”，但須在“民族主義”意識普及的近代尋找。
已故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右）考證，岳飛最輝煌的戰績“朱仙鎮大捷”並非史實。
即便以“國家英雄”來審視岳飛，也尚有可議之處
岳家軍的戰績，正史中存在太多誇張，譬如“朱仙鎮大捷”就並不存在
岳飛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晚清知識分子所誤解的“種族英雄”，至多可為“國家英雄”。但即便是“國家英雄”，也尚有可議之處。岳飛畢生從軍，其岳家軍固然是南宋政權一支極重要的國防力量，但同時，因其“家軍”性質，也長期是對南宋政權的一種潛在威脅。
毋庸置疑，岳家軍在對外抵抗金人入侵，對內平息武裝動亂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作用，正史中即已有太多誇張——據宋史學家、《岳飛傳》作者鄧廣銘先生考證結論，《宋史·岳飛傳》所載岳家軍最輝煌的“朱仙鎮大捷”——大破“拐子馬”，擊潰金兀朮10萬大軍，其實根本不存在，實屬岳飛之孫岳珂杜撰，元代編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說法。事實上，“岳飛和岳家軍中的任何一支部隊全不曾到過朱仙鎮”。《宋史·岳飛傳》還說，“朱仙鎮大捷”後，朝廷一日之內用“十二道金牌”命岳飛班師，導致伐金大業功敗垂成。“十二道金牌”之說，也已被鄧廣銘先生的詳細考證所否定。（具體見《〈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岳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收錄於《鄧廣銘治史叢稿》）赫赫有名的“朱仙鎮大捷”尚且子虛烏有，其他抗金事跡，更未必全然屬實，譬如八字軍統帥王彥攻拔新鄉城的戰功，就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岳飛名下，《宋史·岳飛傳》亦照抄不誤。
正史既已如此誇張而難盡信，《說岳全傳》一類文藝作品，自然更無討論的價值。但最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此，而在於：雖然後世不少人堅持認為若岳飛不死，則伐金大業可成——《宋史·岳飛傳》的撰寫者最為典型，他的觀點是：“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但若回到南宋初年真實的歷史情境之中，岳家軍的解散，實可謂朝野內外的一致願望。
包括岳家軍在內的“家軍”體制嚴重威脅到了南宋政權的軍事和財政安全
南宋自北宋的瓦礫間重建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璘兄弟為統帥的“五大家軍”。“五大家軍”與高宗的禁衛軍一起，組成了南宋政權的基本國防力量。宋高宗四處流亡之時，家軍體制對抵抗金軍入侵，確實自主發揮了不少的作用。但隨着高宗新政權日趨正規和穩定，家軍體制的負面作用越來越顯著，最要害者有二：1、家軍之間嚴格劃分界限，彼此猜忌，聯合作戰時往往互拖後腿，主戰派宰相趙鼎將家軍之間的關係形容為“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實際上削弱了南宋的整體國防力量；2、家軍壟斷了其轄地內的稅賦乃至釀酒等商業活動，妨害了南宋政權的財政統一。
無論是傳統帝制國家，還是現代民主國家，在軍隊國家化這個問題上，立場其實都一樣；在軍隊須由國家財政供養、而不能由軍隊自行徵稅或經商解決這個問題上，立場也相差無幾。具體到南宋政權，要想解決這兩個問題，就必須改革家軍體制。但難度也可想而知——傅慶是岳飛麾下的一員猛將，屢立戰功，但因與岳飛個人關係不睦，曾流露出想要轉調到劉光世麾下的意思，岳飛獲悉後，即毫不猶豫地設計斬殺了傅慶。此例可見趙鼎所謂家軍與家軍之間“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絕非虛言。家軍與朝廷之間的關係，也相當緊張。紹興六年，主戰派宰相張浚曾希望組織各家軍在淮北發動攻勢，結果，張俊非但拒絕派兵前來，而且四處宣揚韓世忠要趁機吞併他；稍後，張浚又計劃在淮南組織一次由張家軍、劉家軍和御營楊沂中軍的三軍聯合出擊，結果劉光世拒不合作，先以糧草不足搪塞，張浚遷就送去糧草後，劉光世又不遵號令，當楊沂中軍抵達指定位置時，他卻已早早從前線撤了下來，所謂三軍聯合出擊，也就成了空談。
岳家軍也同樣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為不願意與朝廷合作。紹興七年，張浚曾打算征討偽齊收復中原，因此與四大家軍統帥——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在龜山舉行高級軍事會議。統帥們的態度迥異，“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張俊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誠如日本學者寺地遵所言：“張浚揭大義名分，主張恢復中原，然而不論他如何鼓舞，四大將仍各懷異志，岳飛明白表示反對，劉光世、張俊則消極抵制，都不願與張浚合作。”
河南湯陰岳飛廟，“忠孝”二字是岳飛帝制時代的身後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責岳飛“跋扈”。
解散岳家軍，不但是主和派秦檜的意見，也是主戰派張浚、趙鼎等人的意見
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難發現，把岳飛與秦檜之間的矛盾，當成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的矛盾，是對南宋初年歷史的最大誤解。解決包括岳飛和岳家軍在內的“家軍問題”，早在秦檜當政之前就已展開。動第一刀的，正是主戰派宰相張浚。龜山高級軍事會議後，張浚決定拿最為消極避戰的劉光世軍開刀，但劉家軍甫一解散，半數以上的部隊就叛逃到了敵國。這場變故雖然暫時中止了朝廷解散家軍的步伐，但卻無疑更堅定了朝廷軍隊國家化的決心。繼任的另一位主戰派宰相趙鼎，有鑑於直接炒掉家軍領袖的教訓，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段——“撫循偏裨”，即獎掖家軍中的偏將，鼓勵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但這一手段效果甚微，張俊等家軍統帥有所防備，並提出抗議，使得朝廷“終不能得其柄”；家軍統帥們繼續我行我素，張俊在紹興八年擅自將軍隊從前線撤回皇帝所在的後方，各方震動，幾乎釀成兵變，但“朝廷亦不能詰”；同年，岳飛向高宗要求增兵時，高宗的回答很明確：現在家軍規模過大，已是尾大不掉，與其增兵給大將們，不如另設直屬中央政府的新部隊。
繼趙鼎之後出任宰相的秦檜，終於在紹興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軍。秦檜賴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戰事大捷之機，加授各家軍統帥中央最高軍事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頭銜；2、繼續推行“撫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檜以獨掌兵權為誘餌賄賂張俊，麻痹張俊戒心的同時，也離間了家軍之間的統一戰線，秦檜後來拒絕兌現承諾，已失兵權的張俊也無可奈何。具體到岳家軍，之所以能夠被和平解散，所依賴的並非岳飛個人的克制或者深明大義，而在於軍中將校不堪重壓，期待獨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軍中諸將校苦戰多年，許多人已做到按察使這樣的高官，但他們出自行伍，必須父事家軍大將，見家軍大將常不敢抬頭，這種嚴厲的等級關係甚至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軍等級紀律最嚴，將校犯錯，大則誅殺，小則撻鞭痛毒。朝廷解散家軍、將其全部統屬御林軍的詔令下達後，“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命”，將校們既能夠免除家軍統帥的壓迫，更能由家臣升格為天子之臣，喜而從命，是很自然的事情。
張浚和趙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戰派宰相，自張浚到趙鼎到秦檜，他們任期內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軍使之國家化。也就是說，岳飛與主和派秦檜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存在於岳飛與主戰派張浚、趙鼎之間。解散岳家軍，在當日實乃眾望所歸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認解散家軍之後，南宋的國防力量整體上了一個台階，再難採取利用家軍嫌隙各個擊破的戰術。岳家軍的資產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總資產高達2000萬貫，而據派去處理岳家軍資產的鮑琚的統計，岳家軍的主要財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萬貫錢的14個酒庫；每年可收41萬多貫的博易場等，以及每年可收稻穀18萬石的田產——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財政收入尚不足1000萬貫。高宗末年，年財政收入激增至6400萬貫，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對家軍的接收。不解散家軍，則南宋政權也無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財政體系。
綜上所述：1、岳家軍的對金戰績頗多誇張，其主戰態度也並非始終如一；2、從南宋的國家利益考慮，岳家軍應該被解散，其解散也是眾望所歸；3、岳飛本人並無主動促成家軍國家化的任何意願，考慮到戰爭是家軍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飛的主戰立場多少與此有關；4、岳飛之死，不是岳飛與秦檜之間矛盾的結果，更不是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矛盾的結果，而是家軍私有化和國有化之間矛盾的結果。
結語：廓清岳飛的歷史本相，應該會有助於修正我們某些簡單粗暴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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