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的治理、对权力的制衡，究竟谁是主体，或者说谁是主宰者，是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文革死刑犯徐正全写了回忆录《雪地足迹》，胡平发表了读后感《他为什么还留恋文革？》，徐正全对胡平的看法做出了回应，不仅涉及对文革动因、本质怎么看，更涉及对眼下中国问题来龙去脉的认识
老高按：蛇年春节来临，在此谨向读者拜年！恭祝各位平安、健康、充实、快乐！
前十天，我曾经介绍过旅居美国的学者胡平针对《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徐正全，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一书所写的评论。很快，我就收到了该书的作者徐正全对胡平的回应，这里予以全文刊载。
武汉的前“文革”造反派头头徐正全，一度被判死刑，系狱21年。去年他在香港出版《雪地足迹》一书，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转发了其自序和回忆录的片段，也推荐在《新史記》的“史摘”栏目和明镜历史网上转载，以期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
胡平的读后感《他为什么还留恋文革？》，集中深入分析了徐正全的一个观点上，即“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
胡平在文中说：
像徐正全这类人留恋文革，他们到底留恋的是什么呢？
是留恋当时的随便抄家捆绑打人杀人吗？当然不是。
是留恋当时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喷气式的的批斗会吗？当然也不是。
其实，他们留恋的是，在当时，他们可以写大字报，成立组织，自办媒体，挑战当权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实，他们留恋的那些东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规范得到保障得到实现。文革期间的所谓“四大自由”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只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伪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当年的革命小将在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最终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继续学习和思考下去，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主义。
徐正全并没有沿着胡平的这个思路往下想。他的思绪涉及更广泛的层面，例如，真正的“文革”，究竟是三年、十年，还是十一或十二年？作者认为，文革只有三年，后面七八年，都并不是文革，甚至是反文革。
或许有些朋友並沒有怎么接触文革史和文革研究，这里要简要解释一下：对文革的时间，有“三年”“十年”“十一年”等几种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种背后都与对文革本质的一种观点相联系：
“三年文革论”（1966年到1969年4月九大举行为止），强调文革的发生，源于社会冲突——九大前后，大规模社会造反运动被压下去了，文革实际上就结束了； “十年文革论”（1966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强调文革的发生，根子是权力争夺——“四人帮”被抓，毛泽东和文革派系失败，文革最终分出了胜负； “十一年（或十二年）文革论”（1966年到1977年中共十一大或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强调文革的发生，焦点是路线分野——从继续革命路线最终被放弃，中共转到实现四化的路线，才是文革的结局。 文革史家（包括西方的文革史家）对文革的本质、动因等等，一直争论不休。上面所简述的三种观点，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三种动因也并不是截然分开，学者们只是分别强调其中某个侧面，认为其更是文革的主要根源。这些问题争论至今。
徐正全的文章还提出了“对国家的治理、对权力的制衡，究竟谁是主体，或者说谁是主宰者，是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等等值得思索的问题。
徐正全写了书，胡平写了书评，徐正全对胡的书评又写了读后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思想交流和交锋，有彼此认同，也有彼此不敢苟同。梳理、厘清共识何在，分歧何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革”和改革许多现象的认识。
精英之心和草根之腹 ——在胡平老师的书评后跟一帖 徐正全
胡平老师以学者、名人身份，平等地关注一个小人物的习作，不仅没有像当权者那样妖魔化造反派，并且给予了很中肯的评论，胡先生作为学者，自然是言之成理，我自然是受益多多。略感遗憾的是胡平先生只是从一个层面来分析我（们）为什么“留恋”文革，即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几亿人舍生忘死投入文革的动因，认为是青年人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自我表现欲望。这诚然是一种动因，说实话，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和不甘寂寞的个性，很难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去“强出头”，也成不了造反派头头。但这决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动因。大凡比较自觉投身并深度介入过文革的造反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他们之所以造反，主要是对自身所处环境中诸多不公不义之事不满，有的人还是这种不公不义的直接受害者，出于自尊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有所改变，在“十六条”承诺不抓右派的情况下起而造反，其实质是“不平则鸣”，是人民群众有话要说，有气要出，有祈求要表达，这才是亿万人自觉自愿投身文革的真实和根本的动因。这也是文革的人民性之所在。
文革发生，其导火索固然是由于毛主席的发动，但将人民发动得如原子弹爆炸一般，则是人民群众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的成因则是十七年制度设计上的弊端所导致的官民矛盾。十七年来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借阶级斗争之名把普通群众包括知识分子、一般干部作为斗争对象，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把人民视为小绵羊、驯服工具，就是把人不当人，“治民”不“治官”；经济上名为全民所有制，在相当大的多数企业实则是官僚所有制，劳动者无权参与管理和分配，和如今给资本家打工没有本质区别；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组织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一切决定了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只是发生的迟早而已。要改变这种“和旧社会差不多”的社会现实，就必然要进行制度设计方面新的探索，即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怎样才能把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在“为人民服务”的框架内，文革就是这种探索的一次演练，也是毛主席在“窑洞对”中对黄炎培先生承诺的一个兑现。
当代精英们开出一大堆治国药方，有西欧的，有北欧的，有美国的，还有民国的，不外两党制、选票、三权分离、议会制等等，亦即先生所说的“自由民主制度”，以为这一套是全世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二法门。西方这一套连他们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如何能搬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就不相信美国人用美元和炸弹在全世界推行的这一条路，全人类必须走，凭什么？我也不相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一个雇佣劳动者拿着一张选票就能获得民主、自由、平等，哪怕他跻身中产阶级是个白领。难道老板能够对打工者讲民主、自由、平等？
毛主席从中国现实出发开出的药方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文革就是一次发动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实战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造反派投身毛主席发动的这种制度探索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匹夫有责，不应该成为知识精英们的专利。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的优良传统，但有些人也确有自视清高的傲慢和偏见，总认为群众运动，尤其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是违反理性、违反正义的多数人暴政。几十年来对造反派的妖魔化能够成功，这些精英功不可没。像胡平先生这样中肯的评论（虽然不够全面）确实难得，巴老先生、季老先生们把当权派对他们的整治说成造反派对他们的迫害，叫我们真有点啼笑皆非。
胡平老师说我（们）“留恋”文革，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正如先生所说，文革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连当公司革委会主任也非我所愿。相反我被文革打到了九地之下，而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我腾身九天之上，虽没当老板，但也运作着七八家企业，出则奔驰代步，进出“天上人间”，与高官们推杯换盏，用我们的山珍海味换他们的迎来送往，这些在习作《雪地足迹》中有记叙。但我并不留恋那种醉生梦死，也不留恋文革，准确的说，我的习作《雪地足迹》是在肯定文革，当然不是肯定文革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武斗、派性以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而是肯定文革的大方向，肯定文革的两大核心内涵：一是对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希望摸索出一种优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二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使“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文革作为一场前无古人的制度探索，又是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即使失误多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算不得前无古人，国际上经验不少，又有党内外精英出谋划策，尚且要摸着石头过河，结果仍然失误惊人，有的失误甚至是致命的，例如贪腐成风、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环境破坏，但精英们也没有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文革中许多背离文革大方向和正确轨道的非理性言行应该否定自不待言，但有些时段有些事件根本就不能算是文革，比方“五十天”（这个概念，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了解了，指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刘邓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那段日子——老高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五类”红卫兵搞的“破四旧”红色恐怖，“九大”前后长达七八年对文革的反攻倒算，那已经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文革的核心内容一是制度探索，二是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界定毫无歧义，十分明确，斗争的对象既不是一般干部，也不是广大知识分子，更不是工人、农民等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也不是所谓的“五类分子”，而只能是党内资产阶级。背离了这个大方向，就是借文革之名行十七年阶级斗争扩大化、“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那还能是文革吗？所以，真正具有人民性质的、货真价实的文革实际不到三年的时间。“十年文革”的说法是有意把那一段历史搅成一潭浑水，使人对文革产生完全错误的认知，弄得广大干部群众人人担心，怕文革再来；广大文革参与者寒心，被丑化得鬼怪不如，一腔热血付诸东流，还要承担不应承担也不堪承担的责任；广大群众灰心，搞了上十年，你斗我，我斗你，两派都错了，整去整来还是整到群众头上。当权派文革中个个“受迫害”，看群众的脸色行事，官复原职之后弹冠相庆，又开始轻车熟路地整群众，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中国有什么走资派。但是历史却十分无情，事过三十年，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地球人都知道。当局说文革几千万人受批斗、上亿人受冲击，什么人是操盘手，哪个作的恶，梳理一下“九大”之后那七八年，亲历者应该心知肚明，不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对文革清算的结果吗？有人归咎于毛泽东，但他老人家如果是始作俑者，何苦临终前苦苦求告当权者“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文革后造反派被一网打尽，无一幸免，不必怨天尤人，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自己活得象个人，既然敢造反就要敢作敢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人都有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由观念，那么任何社会制度的掌权者想不民主都不可能，反之权力将永无边界。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动，虽然是在体制内进行的，但其本质就是上述意识和观念的具体表现，这就是造反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贡献，也是造反派应有的历史地位。
造反派的结局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文革对十七年的弊端不但没有触动分毫，这些弊端反而变本加利，愈演愈烈。文革被搞得面目全非，非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认知的主流。其实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不从个人恩怨得失出发，公正地看待真正的人民文革时期（1966年9、10月至九大召开前后），起码有三条我觉得是应该肯定的：
第一，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民主、社会公平正义的启蒙运动。在中国历史中，只有文革时期（两年多）中国彻底破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尊下卑、民不和官斗的封建枷锁，广大人民群众能挺直腰杆“说大人则藐之”，切身感受到应有的做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利，自己当自己的家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自由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像穿衣吃饭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中国的官吏（或曰当权派）几千年来第一次对民众有了敬畏之心，有良知的封建官僚认为“小民易役苍天难欺”，其实小民一旦有了觉悟同样是不易役也不好欺的。这种启蒙的广度和深度，它的历史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大国怎样估计都不过份，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假设没有文革的启蒙，沿着十七年那条愚民之路走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现状将比现在的朝鲜还要朝鲜。
诚如胡平先生所说，我（们）没有受到八十年代自由民主气息的薰陶，所以至今思想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言外之意是不是说一个先进时髦一个落后过时？我认为两种“气息”、两个主义在学理上、在实践意义上各有其价值，分别受两种不同气息熏染、怀抱两种不同信念的人都应该努力互相理解，都应该彼此尊重，这也是自由、平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我还想说，要是没有文革、没有亿万造反派以牺牲政治生命和血泪的抗争能有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吗？能有八十年代那些新思潮的出现吗？四五事件中的一首诗说“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为什么？不就是刚发生了一场人民文革么？历史是有传承的，人类觉悟的提高和认知的进步同样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再者说，如果我们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工农大众，至今仍像十七年中那样把报纸上的话都当作圣旨，现在精英们提倡的自由、民主宪政、选票，老百姓能关心会讨论吗？更别说不少人响应了。一个社会进步真正的动力，也来自多数人的需求和认知，政治，文化、精神层面尤其是这样，没有多数人的需求，精英们再多的理论也只能是自说自话。文革客观上极大启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政治、文化、精神上的需求，当人们处于更关心“饭票”的精神状态时，你说“选票”比“饭票”更重要有什么用？知道老百姓心里想什么要什么的精英是人民的精英，反之即使号称“大师”也不过是帮闲文人。所以精英可以诅咒文革，但不要否定文革对中国百姓的启蒙效应。没有文革不会有今天精英的话语权，即使有也是阳春白雪和之必寡。
第二，文革让老百姓出了气。毛主席在文革中为老百姓撕开了一个出气孔，虽然这个气出过了头，伤害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尤其是一些本不算当权派的基层干部，但比起造反派所受的冤屈应该说还是好多了。不管怎么说，老百姓能出气总比有气无处出要好。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有国家就有官民矛盾，这是任何社会的永恒主题，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尤其如此。加之我们的国家又不是政权只建到县级，而是一竿子插到底，政权建到了家庭以外的方方面面，执政者与人民群众始终面对面，毫无缓冲的余地。经济体制上的所谓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这诚然是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必然要经历的高积累阶段，也相应地带来了与民争利的弊端，使人民根本就无利可言。政府的机构设置又因人设事，结果越管越多，越管越宽，从农民如何种地，种什么怎么种，几时种几时收，到怎么生孩子，连农民遇灾外出讨饭都要管，总之是时时管，处处管，管多了又管不好。这样一来，官民没有矛盾也会生出许多矛盾。文革闹得几乎不可收拾，皆因官民矛盾所致，人民心气不顺，有话要说，平时没机会说也不敢说，怕轻则戴帽子、打棍子，重则打你个反革命。文革一来，机会来了，所以才出现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婆，下至上十岁的娃娃，都义无反顾地投身文革。我们的父辈投身文革，应该不是想出人头地，也谈不上自我表现，应该是“不平则鸣”吧，说严重一点，应该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吧。历史上大凡太平盛世都被概括为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何为民安？何为人和？不就是老百姓心平气顺，心中较少怨气吗？百姓心平气顺，不但能商商量量办好事办成事，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使老百姓少些怨气，有了怨气有通道有地方发泄，才是人间正道。文革就开了一个让老百姓出气的通道，随着文革的彻底否定这个通道也被彻底关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现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比十七年好上千百倍，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但毕竟虽有“朱门酒肉臭”，却很少“路有冻死骨”。政治上也不再用一味高压的方法，官员也比过去亲民了。而社会却成天闹不稳定，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一旦发生群体事件，哪怕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引起的，群众的矛头无一例外直指政府，而政府发布的任何信息民众一律质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政府说句公道话，包括八千万党员。这是为什么？不就是老百姓心中有气找不到地方出，一有风吹草动就借题发挥吗？这种现象对执政党来说比贪腐更可怕。所以文革让老百姓出气的思路（或者说治国方略之一）是可以借鉴的，当然方式不一定是文革。
第三，文革真正治了吏。治国就是治吏，这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都懂的道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说人类至今最伟大的成就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但他那是自吹，前些时美国人占领华尔街不可谓声势不大，可当局理都懒得理，结果烟熄火熄不了了之。再看文革吧，无论你是三公九卿，位高权重，只要群众对你有质疑，就必须接受质询，问题大一点的，态度不好的，则难免被批判甚至挨斗，就是新上台的造反派新贵们也是同样的待遇，我在《雪地足迹》这本小册子中有过叙述。一次我们工代会的三个勤务员（还不是革委会成员）出于礼节，陪来慰问演出的黄梅剧团演员演出结束后吃宵夜，人均标准八毛钱。就因为陪吃，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责质询，三人乖乖掏钱，还要作检讨。
人民文革那两年多，当权者不论新老干部，个个只能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敢有丁点特殊，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当官成了一份工作、一种职业，权力被实实在在关进了笼子。这是为什么？一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人人都能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二是有制度保证，即十六条规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员有无条件接受群众监督的义务。虽然对权力的制约并不彻底，制度也不尽科学，离形成制度化、常态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如果能把这种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做法制度化、常态化，加以完善使其更合理更有操作性，这何尝不能成为一种制度设计。而西方的两党执政、三权分立、议会制等固然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精英治国的制度，而且这种制约的广度和深度都难与群众监督相比，况且往往流于事后监察。而文革中人民监督政府的思路就象警察管理社会治安一样，它能警之于事前察之于事后，且无处不在，这两种对权力制衡的理念和方式很难说谁是正版谁是山寨版。
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国家的治理、对权力的制衡，究竟谁是主体，或者说谁是主宰者，是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文革的制度尝试也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官民关系。可是精英们对这种探索鄙之为“多数人的暴政”。真是奇怪，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就是暴政，少数人管控多数人就成了秩序，这实际是精英们追求精英治国的一种理论。
诚然，任何现存社会管你喜不喜欢，终归是精英治国，这不可避免，人们在别无选择下接受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文革退而求其次，承认精英治国，但让群众及其代表来监国，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委会就有点这个味道，但同样失败了。文革作为“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尝试，作为当权者理所当然要反对，换作你和我，如果成了当权派也一样会反对。可一些精英们也跟着起哄，说把官员搞得官不聊生，对官员不公平。是有点不公平，但你选择了当官这个职业，掌握着国家公器，就应该承受这种不公平。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如果不把权力关进笼子，官员没有一点官不聊生的感觉，那多半会是民不聊生。精英们说还是要靠制度，这诚然不错，但再好的制度总是要人来执行的，所谓经要和尚念，法要官来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时时处处警之于事前，察之于事后，制度就是一张废纸。所以文革作为一场“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尝试，不但是建立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所必须的，作为一种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治国理念也是有价值的。
文革被彻底否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这表明文革在当今确实失败了。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后者的失败往往意味着错误，而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探索，就不能轻率地把一时的失败与错误划等号，更不能以全盘否定的草率方式下结论，那样固然简单省力，但绝对不是科学务实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当权者从政治层面考虑全盘否定文革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知识精英，作为应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群，且肩负开风气之先、启发民智的历史责任，更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看待文革。人类对社会制度的探索远不成熟，这种探索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设计，更不是只有一座独木桥可走，一切探索和设计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断无出路，探索能否成功根本取决于该社会多数人的需求和认知，而不是任何个人的伟大理想和良好愿望。文革探索的失败根本原因是脱离了很多人当时的需求和认知，真理不合时宜也往往会被判定为谬误，即使它终归是真理。在这个世界上真懂文革的人不多，包括我自己，这才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我并不真懂文革，所以我不敢曲解它，更不愿丑化它，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
我学识浅薄，没读过多少书，西方的书读得更少，无任何理论素养可言。凭着良知写下这一些想法，算是对胡平先生关注我的习作《雪地足迹》作一个求教的回应。希望有机会得到先生的再次教正。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于汉阳王家湾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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