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批評我常常糾纏“文革”，“為什麼老念念不忘？”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也常常被這麼批評。他說，於私是個人記憶；於公則是公民義務。他回憶，至今仍會夢見北京女紅衛兵抄家時的目光，聽到知青下鄉火車啟動時的哭聲混合《東方紅》樂曲，下放幹部告訴村民“尼克松要來了，毛主席決定這次不殺他”
老高按：昨晚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亮相，這是他作為總理的最後一次記者會，回答了很多問題，信息量空前稠密，正面涉及當前人們關注的絕大多數熱點問題，許多說法可圈可點，評家蜂起。
兩個多星期之前，我寫過一篇博客文章《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門開了一條縫》，說：“各位品味一下中共領導人最近的講話，觀察一下他們推出的政策和處理幾件重大問題的舉措，尤其是關注一下幾天后即將開幕的北京‘兩會’，當會有所領悟。”
溫家寶的答問，或許能夠成為我上述說法的佐證。
這裡我想提請大家關注的是他的這一句話：“沒有政治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進行到底。社會上產生的新問題就不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革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文革”過去三十多年了，“文革”直接受衝擊、挨批鬥者，一般年齡偏大，1966年如果是40歲上下，現在已經垂垂老矣，大都離開歷史舞台，許多已經謝世。而“文革”一度叱咤風雲的大、中學生，現在也都到了退休年齡。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逐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流人群。因為沒有經歷過，眼前的中國現實又弊端如山，深受其害，不少人就難免對“文革”有各種浪漫的、美化的想象，希望再次祭起“文革”大旗，用這味猛藥來狠治中國的沉疴。
呼喚“文革”的人在我們身邊也不乏其人。前幾天在我的博客文章《不忍卒讀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苦難紀實》後面，就有署名“求實2”的讀者連發跟帖，說“文革時期，中國有多少受害者？5％？10％？多不了吧。”“1949年以前中國的受害者呢，大約有90％吧，廣大窮苦群眾都是受害者。”他還說，自己想起了“毛澤東曾經講的階級鬥爭學說的正確”。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上對“文革”做了官方正式結論，應予“徹底否定”。但是這個決議本身，正如《新史記》第6期上刊登的近4萬字北京部分學者的研討會上發言的傾向性意見所說，是“反‘自由化’的產物，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版，完全是鄧小平意志的反映，與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悖的”。不僅對“文革”的理論謬誤、現實危害、歷史遺毒，沒有能做出深刻、詳盡的剖析，更沒有發動民眾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認清“文革”的本質，而是匆匆忙忙地用一個簡單化的“徹底否定”的政治結論，取消了討論。他們為什麼這麼擔心和匆忙？原因是不難想見的。但也正是這樣一來，“文革”的許多問題沒有得到清理，就像一個沒有根治的深深的病灶，一遇風寒，就可能“舊病復發”。溫家寶的話，將政治體制改革與文革歷史悲劇可能重演這兩者聯繫起來，我看是頗有見地的。
上述“求實2”的“文革受害者只有中國人的10％”，讓我想起最近讀到的許子東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紹他自己的《重讀“文革”》這本書。他在文中說：“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圖書館為幾百位市民做一個有關當代小說的講座，當時有一位年輕讀者極嚴肅極認真地站起來提問：‘文化大革命中，歸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損害，對不對？！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眾，並不在災難中。’”這位年輕讀者與“求實2”的說法倒真是異曲同工！ 許子東說，他的《重讀“文革”》這本書，就是“企圖回答那位年輕讀者的提問”。這讓我產生很大的興趣。
許子東出身書香世家。獲得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學系哲學博士。擔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於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教授香港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等科目。同時他還擔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 十年前我曾買過許子東教授的一本書《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當時雖然粗粗翻過，卻沒有細讀，至今已經印象不深。讀到他最近這篇文章，才知道《重讀“文革”》就是對《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訂增刪。《重讀“文革”》打算買來好好讀一讀，但既然一時尚沒有機會買到，那麼就先將《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從書架上找了出來重新讀吧。這裡，我將他的這篇短文轉貼出來。——這篇文章已經網絡上到處轉載，不知哪是最權威的原發媒體，我是從“金融家網站”上拷貝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我三本集子，既收舊文，亦有新作。第一卷《重讀“文革”》包括我幾乎全部有關這個課題的論文。第二卷選自“文革”小說研究項目之外的文學批評文章。第三卷則匯集其他與電視有關的“越界言論”。
本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原題《敘述“文革”》，出版社改題為《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書名改得很好。據說當時叢書學術委員會主任季羨林教授聽到此書是重新解讀“文革”，便有些質疑，後來經過其他編委解釋才知並非（至少不會全是）“新左派”重新評論“文革”。
在這本書裡，我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嘗試借用一種現代文學理論（普洛普的結構主義方法）來解讀具體複雜的中國文學及文化現象；二是嘗試從文學角度討論“文化大革命”如何成為一種被閱讀乃至再讀的“文本”。拙作出版後，學界有不少評論。我知道缺陷疏漏不少，本想借這次出版“講稿”的機會，將研究範圍擴大至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說（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為生病，這個重寫計劃也暫時沒有完成。期待日後還有再版續寫的機會。
但這一卷《重讀“文革”》，還是對《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訂增刪。一方面是文字修訂，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相關文章，如評張承志的文章。更重要的修訂是在借用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方法方面。十年前我寫作此書初稿時，普洛普的代表作Morfologiia skazki，並無完整中譯，我是通過別人的論著，間接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我也參考過該書的英譯本，但普洛普的文學研究，近乎於科學方法，很多公式、圖表，文字艱澀。感謝賈放、施用勤老師，前幾年托人送我他們新譯的這本《故事形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使我這次可以更全面地引用普洛普的有關方法，並和我所歸納的“文革”小說敘事功能逐一對照。不僅引發了對中國的特殊的文學文化現象的一些新的思考，而且在方法論上也儘可能做到自圓其說一些。
最近十年常越界電視，有網友觀眾批評我常常在討論現實問題時提到“文革”，“為什麼老是念念不忘呢？”這是他們的疑問。說實話，也是我自己的疑問。
我想，於私，是個人記憶。至今仍會在夢中見到或聽到父親在電子管收音機前聽“九評”，北京女紅衛兵抄家時親切的目光（“別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眾歡呼剪人褲腿，知青下鄉火車啟動時的哭聲混合《東方紅》樂曲聲，下放幹部告訴驚訝的村民“尼克松要來了，毛主席決定，這一次不殺他”……
怎麼辦呢？生在這個時代，偏偏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羨慕那些腦子也能和軀體以及生活方式一起與時俱進的人們，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進維也納一個城堡，做夢卻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機，山崖旁路很窄……
於公，則是公民義務。世紀末有報紙約稿，要評述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重要事件當然不少：五四、1949、“文革”、改革開放…… 但1949是政治事件，改革成果也主要是經濟奇蹟，五四當然是中國文化巨大轉折，但這種傳統向現代的維新過渡，也是借鑑日本與俄國的經驗。真正“史無前例”、最有“中國特色”甚至舉世無雙的，還是“文化大革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極端實驗。幸與不幸，我們都在其中。
1976年以來，三十多年過去了，時間上已相當從《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時期。說明“文革”這個歷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於人們至今缺乏足夠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離來正視它、重讀它。
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義、法權、“經濟妖風”、官僚制度、學術權威、“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似乎全部“復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精神”、“大字報”、單位名稱、“為人民服務”、唱紅歌、嚴打示眾、世襲特權、語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 “窮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識形態假設，又都在現實及網絡中被某種程度地繼承乃至發揚。怎麼詮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與“文化大革命”的正反關係？怎麼理解60年是一個整體？“文革”對中國人來說，究竟是“負債”還是“遺產”？再過幾百年，在人類和中國歷史上，人們又會如何重讀“文革”？—— 雖然回答不了這些太重大的問題，至少，我們讀書人也應該在自己的職業道德內，做些力所能及的有關敘述和文法的閱讀工作吧。
又是十年過去了，我很驚訝，類似的研究還是很少，社會上的困惑卻更多了。這也給我的工作一點信心：重讀“文革”的工作或許剛剛開始。
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圖書館為幾百位市民做一個有關當代小說的講座，當時有一位年輕讀者極嚴肅極認真地站起來提問：“文化大革命中，歸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損害，對不對？！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眾，並不在災難中。而現在……”場上很多人當時都向我投來困惑的目光，這個提問，令人難忘。
陳丹青曾在電視節目裡討論網絡群眾運動時提到“文革”，網頁標題是“我是‘文革’親歷者，……”第一個回帖便是“我也是‘文革’親歷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此回帖支持率很高。
我這本書，不是寫給這位回帖者看的，但企圖回答那位年輕讀者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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