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批评我常常纠缠“文革”，“为什么老念念不忘？”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也常常被这么批评。他说，于私是个人记忆；于公则是公民义务。他回忆，至今仍会梦见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的目光，听到知青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下放干部告诉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次不杀他”
老高按：昨晚温家宝总理在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亮相，这是他作为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会，回答了很多问题，信息量空前稠密，正面涉及当前人们关注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许多说法可圈可点，评家蜂起。
两个多星期之前，我写过一篇博客文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门开了一条缝》，说：“各位品味一下中共领导人最近的讲话，观察一下他们推出的政策和处理几件重大问题的举措，尤其是关注一下几天后即将开幕的北京‘两会’，当会有所领悟。”
温家宝的答问，或许能够成为我上述说法的佐证。
这里我想提请大家关注的是他的这一句话：“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社会上产生的新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文革”直接受冲击、挨批斗者，一般年龄偏大，1966年如果是40岁上下，现在已经垂垂老矣，大都离开历史舞台，许多已经谢世。而“文革”一度叱咤风云的大、中学生，现在也都到了退休年龄。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因为没有经历过，眼前的中国现实又弊端如山，深受其害，不少人就难免对“文革”有各种浪漫的、美化的想象，希望再次祭起“文革”大旗，用这味猛药来狠治中国的沉疴。
呼唤“文革”的人在我们身边也不乏其人。前几天在我的博客文章《不忍卒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苦难纪实》后面，就有署名“求实2”的读者连发跟帖，说“文革时期，中国有多少受害者？5％？10％？多不了吧。”“1949年以前中国的受害者呢，大约有90％吧，广大穷苦群众都是受害者。”他还说，自己想起了“毛泽东曾经讲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正确”。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上对“文革”做了官方正式结论，应予“彻底否定”。但是这个决议本身，正如《新史記》第6期上刊登的近4万字北京部分学者的研讨会上发言的倾向性意见所说，是“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的”。不仅对“文革”的理论谬误、现实危害、历史遗毒，没有能做出深刻、详尽的剖析，更没有发动民众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认清“文革”的本质，而是匆匆忙忙地用一个简单化的“彻底否定”的政治结论，取消了讨论。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和匆忙？原因是不难想见的。但也正是这样一来，“文革”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清理，就像一个没有根治的深深的病灶，一遇风寒，就可能“旧病复发”。温家宝的话，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文革历史悲剧可能重演这两者联系起来，我看是颇有见地的。
上述“求实2”的“文革受害者只有中国人的10％”，让我想起最近读到的许子东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他自己的《重读“文革”》这本书。他在文中说：“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图书馆为几百位市民做一个有关当代小说的讲座，当时有一位年轻读者极严肃极认真地站起来提问：‘文化大革命中，归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损害，对不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并不在灾难中。’”这位年轻读者与“求实2”的说法倒真是异曲同工！ 许子东说，他的《重读“文革”》这本书，就是“企图回答那位年轻读者的提问”。这让我产生很大的兴趣。
许子东出身书香世家。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文学硕士、香港大学中文学系哲学博士。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于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教授香港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批评等科目。同时他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十年前我曾买过许子东教授的一本书《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当时虽然粗粗翻过，却没有细读，至今已经印象不深。读到他最近这篇文章，才知道《重读“文革”》就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重读“文革”》打算买来好好读一读，但既然一时尚没有机会买到，那么就先将《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从书架上找了出来重新读吧。这里，我将他的这篇短文转贴出来。——这篇文章已经网络上到处转载，不知哪是最权威的原发媒体，我是从“金融家网站”上拷贝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三本集子，既收旧文，亦有新作。第一卷《重读“文革”》包括我几乎全部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第二卷选自“文革”小说研究项目之外的文学批评文章。第三卷则汇集其他与电视有关的“越界言论”。
本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书名改得很好。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
在这本书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学界有不少评论。我知道缺陷疏漏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相关文章，如评张承志的文章。更重要的修订是在借用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方法方面。十年前我写作此书初稿时，普洛普的代表作Morfologiia skazki，并无完整中译，我是通过别人的论著，间接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我也参考过该书的英译本，但普洛普的文学研究，近乎于科学方法，很多公式、图表，文字艰涩。感谢贾放、施用勤老师，前几年托人送我他们新译的这本《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使我这次可以更全面地引用普洛普的有关方法，并和我所归纳的“文革”小说叙事功能逐一对照。不仅引发了对中国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的一些新的思考，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尽可能做到自圆其说一些。
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或听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知青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
怎么办呢？生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以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
于公，则是公民义务。世纪末有报纸约稿，要评述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重要事件当然不少：五四、1949、“文革”、改革开放…… 但1949是政治事件，改革成果也主要是经济奇迹，五四当然是中国文化巨大转折，但这种传统向现代的维新过渡，也是借鉴日本与俄国的经验。真正“史无前例”、最有“中国特色”甚至举世无双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实验。幸与不幸，我们都在其中。
1976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上已相当从《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说明“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义、法权、“经济妖风”、官僚制度、学术权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似乎全部“复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 “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被某种程度地继承乃至发扬。怎么诠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与“文化大革命”的正反关系？怎么理解60年是一个整体？“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再过几百年，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人们又会如何重读“文革”？—— 虽然回答不了这些太重大的问题，至少，我们读书人也应该在自己的职业道德内，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关叙述和文法的阅读工作吧。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很惊讶，类似的研究还是很少，社会上的困惑却更多了。这也给我的工作一点信心：重读“文革”的工作或许刚刚开始。
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图书馆为几百位市民做一个有关当代小说的讲座，当时有一位年轻读者极严肃极认真地站起来提问：“文化大革命中，归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损害，对不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并不在灾难中。而现在……”场上很多人当时都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这个提问，令人难忘。
陈丹青曾在电视节目里讨论网络群众运动时提到“文革”，网页标题是“我是‘文革’亲历者，……”第一个回帖便是“我也是‘文革’亲历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此回帖支持率很高。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这位回帖者看的，但企图回答那位年轻读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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