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班主任刘秀莹的家，把她家东西“能砸的都砸了”。30年后薄熙来邀请刘老师等到大连度假，“招待得非常好”，送了每人一箱“非常好的礼物”，要求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刘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
老高按：《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刊出该报记者冯翔采写的一组报导，两万多字，我十天前在博客上集中转载了。昨晚在共识网读到王友琴发表的由这一组报导引起的对宋彬彬等人的公开回应。这篇公开回应文章，对于我们全面掌握关于当时北京红卫兵暴行的信息，作出判断，很有意义。特转载于下。我相信，这件事深入讨论下去，不仅非常有助于“八五事件”（卞仲耘于1966年8月5日被自己的女学生活活打死的事件）真相的揭露，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文革”本质的透视。
上个月初我也写过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道歉从来不深刻》，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刊于《新史記》第18期（2014年2月出版），刚刚在明镜新闻网刊出。过两天我也将贴在老高的博客。
这一个案令人关注，围绕这一个案的讨论争辩也引人入胜。《新史記》杂志第19期（4月出版）还将刊出有分量的进一步深度报导。
回应宋彬彬等
王友琴，共识网 2014年3月26日
网上最近流传《南方周末》上周发表的一组对宋彬彬等人的专访和报道。他们多次提到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应。
在我写的《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52万字）中，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调查采访。南周报道涉及到这本书中的三个人。
一，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负责人，在1966年8月5日在学校中被殴打折磨四个小时后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书中）这一章有两万字长。
专访中，宋彬彬用两名外国学者的话来说我对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亲的描述是错的。其中一位学者的性别和国别都被宋彬彬弄错。另一位Emily Honig则回复了我的电邮。Honig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而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学者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有关叙述是错的。宋彬彬自己也说他们“没有调查”。我在书里描写了卞仲耘被虐杀的过程，描写了宋彬彬在该校文革中的作用，写到了8月18日宋彬彬献红卫兵袖章后，报纸头版关于“要武”对话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提到宋彬彬的父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召开）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是事实。高干子弟和他们的父亲的行为会有互相扩大的效应，这也是常识。我的书里还写了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名19岁的服务员被当作“流氓”抓到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师大二附中，宽街小学等一系列学校负责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同时暴力虐杀从学校扩到到全社会。北京有1772人被杀害。这些也都是事实。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家中，被女十五中红卫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从前有过小产业。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破四旧”，一项内容是没收私人房产。大批有自己房产的人在交出房契后仍然遭到抄家和殴打，有的被打死。红卫兵指控抄家时李文波砍伤了红卫兵（后来有人指出这不是事实）。不但李文波被当场打死，李妻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经历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我的书中有更多细节。
该报道中，印红标教授说：“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这是本末倒置，把结果说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24日，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高达44人。而作家老舍等28人在8月23日就在北京文庙遭到大规模的殴打和侮辱，导致老舍在24日投水身亡。在8月18日大会后，每日被打死的人数上升，在9月1日达到最高，278人。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把这样大的惨剧发生归于李文波的甚至还证实不了的反抗是错误的。
另外，该报道说，1772这个数字是印红标教授1993年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实际上，这个数字发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不需要他在13年后“发现”一个早已公布的数字。
三，张放，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包括“活埋”——把她丢入坑里，把土填到齐胸，再挖出来。1968年春天开始第二轮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逃到新乡，被当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龙路中学“革命委员会”派人到新乡押解她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张放遭到“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殴打。5月19日她写下“绝命书”后“自杀”。时年40岁。
记者冯翔的报道说“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举的例子是刘秀莹老师说，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的女儿烧了案卷，不让弟弟知道。这不是事实。
张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绝命书等资料。他们也都知道那个打了张放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字是纪泽华，当时19岁，红卫兵。纪泽华文革后被调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当了校长，2009年被评上北京市“优秀校长”。张放家人写了文章纪念张放但无处发表。他们为张放修建了坟墓和石质墓碑。他们没有想要遗忘。刘秀莹老师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他们选择遗忘的消息。
最后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1950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贫没有升大学，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在我的发表物中并没有说到薄小莹的名字。但是现在看到她发表的关于她家人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认为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出来。）文革后，刘秀莹老师在北京市教育局负责调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她特别调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红卫兵打死之事。沙坪从1966年8月19日起连续遭到毒打，8月20日在全校大会上被打死。
刘老师是2001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一书的副主编。该书指出：“（1966年8月18日后）短短的几十天里，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该书一一列出了卞仲耘、姜培良、沙坪、华锦、梁光琪、易光轸、张冰洁、王喆、赵香蘅、郭文玉、邱庆玉、刘竞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学负责人的名字，说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页）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我在1990年代做调查采访时认识了刘秀莹老师，得到她的帮助和指点。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期。2013年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判决。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视，刘秀莹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也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我也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个“历史的义工”。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义，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从文革历史中受到教育，学会分析外界的煽动和蛊惑，也学会分析自己内心的野蛮和盲从，不要再做文革中红卫兵所做的残忍行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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