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紅八月”中，初三學生薄小瑩帶着紅衛兵抄了班主任劉秀瑩的家，把她家東西“能砸的都砸了”。30年後薄熙來邀請劉老師等到大連度假，“招待得非常好”，送了每人一箱“非常好的禮物”，要求他們不要再提“文革”事情。劉老師揭示的薄熙來對文革歷史評判和書寫的干預，值得歷史寫作者深思
老高按：《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刊出該報記者馮翔采寫的一組報導，兩萬多字，我十天前在博客上集中轉載了。昨晚在共識網讀到王友琴發表的由這一組報導引起的對宋彬彬等人的公開回應。這篇公開回應文章，對於我們全面掌握關於當時北京紅衛兵暴行的信息，作出判斷，很有意義。特轉載於下。我相信，這件事深入討論下去，不僅非常有助於“八五事件”（卞仲耘於1966年8月5日被自己的女學生活活打死的事件）真相的揭露，而且也有助於我們對“文革”本質的透視。
上個月初我也寫過一篇關於此事的文章《道歉從來不深刻》，談談我自己的看法，刊於《新史記》第18期（2014年2月出版），剛剛在明鏡新聞網刊出。過兩天我也將貼在老高的博客。
這一個案令人關注，圍繞這一個案的討論爭辯也引人入勝。《新史記》雜誌第19期（4月出版）還將刊出有分量的進一步深度報導。
回應宋彬彬等
王友琴，共識網 2014年3月26日
網上最近流傳《南方周末》上周發表的一組對宋彬彬等人的專訪和報道。他們多次提到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應。
在我寫的《文革受難者》（2004年出版，52萬字）中，有659名受難者。材料主要來自調查採訪。南周報道涉及到這本書中的三個人。
一，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負責人，在1966年8月5日在學校中被毆打折磨四個小時後死亡。（在《文革受難者》書中）這一章有兩萬字長。
專訪中，宋彬彬用兩名外國學者的話來說我對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親的描述是錯的。其中一位學者的性別和國別都被宋彬彬弄錯。另一位Emily Honig則回復了我的電郵。Honig不承認曾經對我的文革研究作過宋彬彬所講的這種否定性評論。而重要的是，即使這兩個學者真的說過，也不能證明我的有關敘述是錯的。宋彬彬自己也說他們“沒有調查”。我在書裡描寫了卞仲耘被虐殺的過程，描寫了宋彬彬在該校文革中的作用，寫到了8月18日宋彬彬獻紅衛兵袖章後，報紙頭版關於“要武”對話的報道，和《人民日報》轉載《光明日報》發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提到宋彬彬的父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日至12日召開）上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些都是事實。高乾子弟和他們的父親的行為會有互相擴大的效應，這也是常識。我的書裡還寫了8月18日大會之後，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在師大女附中校園裡，西單“玉華台”飯館的一名19歲的服務員被當作“流氓”抓到學校化學實驗室里，綁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師大二附中，寬街小學等一系列學校負責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殺”。同時暴力虐殺從學校擴到到全社會。北京有1772人被殺害。這些也都是事實。
要說我寫得不對，應該指出哪一頁、哪一段、哪一行寫錯了。現在籠統地指責我寫的是“故事”而不是“歷史”，這不是正常的討論方式。2012年我曾和劉進見過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寫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實，她沉吟片刻，說，你書裡寫卞仲耘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死了。不對，沒有死。我們排了班值班，一人兩個小時，第一個人時間還沒有到，就死了。我當時就請劉進寫一篇文章，對我的說法進行反駁。但是一年半過去了，她沒有寫。也就是說，她能指出的這個唯一的“錯誤”，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家中，被女十五中紅衛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從前有過小產業。
8月18日大會後紅衛兵“破四舊”，一項內容是沒收私人房產。大批有自己房產的人在交出房契後仍然遭到抄家和毆打，有的被打死。紅衛兵指控抄家時李文波砍傷了紅衛兵（後來有人指出這不是事實）。不但李文波被當場打死，李妻劉文秀兩周后被判處死刑槍決（文革後得到平反，中法81中刑監字第222號宣判劉文秀無罪）。女十五中負責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經歷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該校紅衛兵打死。我的書中有更多細節。
該報道中，印紅標教授說：“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無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
這是本末倒置，把結果說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24日，北京單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已經高達44人。而作家老舍等28人在8月23日就在北京文廟遭到大規模的毆打和侮辱，導致老舍在24日投水身亡。在8月18日大會後，每日被打死的人數上升，在9月1日達到最高，278人。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把這樣大的慘劇發生歸於李文波的甚至還證實不了的反抗是錯誤的。
另外，該報道說，1772這個數字是印紅標教授1993年在北京檔案館發現的，後來被很多學者引用。實際上，這個數字發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上。不需要他在13年後“發現”一個早已公布的數字。
三，張放，北京二龍路中學英語老師，1966年遭到紅衛兵毒打，包括“活埋”——把她丟入坑裡，把土填到齊胸，再挖出來。1968年春天開始第二輪大迫害“清理階級隊伍”時，她逃到新鄉，被當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龍路中學“革命委員會”派人到新鄉押解她回北京。在新鄉火車站張放遭到“革命委員會”委員的毆打。5月19日她寫下“絕命書”後“自殺”。時年40歲。
記者馮翔的報道說“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他舉的例子是劉秀瑩老師說，二龍路中學女教師張放的女兒燒了案卷，不讓弟弟知道。這不是事實。
張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絕命書等資料。他們也都知道那個打了張放的“革命委員會”委員的名字是紀澤華，當時19歲，紅衛兵。紀澤華文革後被調到北京第四十一中學，當了校長，2009年被評上北京市“優秀校長”。張放家人寫了文章紀念張放但無處發表。他們為張放修建了墳墓和石質墓碑。他們沒有想要遺忘。劉秀瑩老師也不可能提供關於他們選擇遺忘的消息。
最後我想談到報道中多次提到的劉秀瑩老師。她1950年代初在師大女附中畢業，因家貧沒有升大學，留校教書。她曾經擔任薄熙來妹妹的班主任。儘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經調出女附中，1966年“紅八月”中，初三學生薄小瑩帶着紅衛兵抄了劉老師的家，把她家的東西“能砸的都砸了”。（在我的發表物中並沒有說到薄小瑩的名字。但是現在看到她發表的關於她家人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認為應該把她的名字寫出來。）文革後，劉秀瑩老師在北京市教育局負責調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她特別調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被紅衛兵打死之事。沙坪從1966年8月19日起連續遭到毒打，8月20日在全校大會上被打死。
劉老師是2001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北京教育出版社）一書的副主編。該書指出：“（1966年8月18日後）短短的幾十天裡，僅西城區教育系統的幹部、教師、職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傷殘者不計其數。”該書一一列出了卞仲耘、姜培良、沙坪、華錦、梁光琪、易光軫、張冰潔、王喆、趙香蘅、郭文玉、邱慶玉、劉競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學負責人的名字，說他們“在這場紅衛兵運動中，受盡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頁）
2013年11月27日，劉秀瑩老師病逝。一個月之後，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發表的網刊《記憶》（該報道提到其主編吳迪）上有文章說，劉秀瑩老師生前告訴他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調查時寫下的筆記，是王晶堯先生偽造的。應該指出，這種說王晶堯先生製作偽證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堯先生拒絕宋彬彬的“道歉”，他們的這類小伎倆是原因之一。
我在1990年代做調查採訪時認識了劉秀瑩老師，得到她的幫助和指點。2004年《文革受難者》出版後，我向她報告這個消息。她則告訴我，薄熙來邀請她和別的老師到大連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離開時送了他們每人一箱禮物，“非常好的禮物”。她告訴了我“禮物”的內容，以及對他們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當時薄熙來正在權勢上升時期。2013年法院以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判處薄熙來無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判決。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視，劉秀瑩老師揭示的薄熙來對文革歷史評判和書寫的干預，也值得歷史寫作者深思。我也一直欽佩劉秀瑩老師的誠實、正直和堅持道德原則。我也認為不能把無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個“歷史的義工”。我用了大量業餘時間來寫作文革歷史，是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義，也是為了讓年輕一代從文革歷史中受到教育，學會分析外界的煽動和蠱惑，也學會分析自己內心的野蠻和盲從，不要再做文革中紅衛兵所做的殘忍行為。我的電子郵件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我歡迎讀者來信訂正增補我已經發表的文章和書。也希望讀者們提供資料，一起來參與寫作歷史。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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