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大言炎炎，谠论侃侃，放言无忌，指点江山，针砭时弊，横眉冷对，面折廷争，正气凛然，没有一点奴颜媚骨，更不屑于把打情骂俏当有趣，以鹦鹉学舌为能事，甚至将卧底、告密、表忠心作为自己进阶的筹码——他们做这一切，并不需要太大的勇敢、非凡的胆量
老高按：前次我转贴了冯胜平的考证文章《毛泽东还良心债：两万大洋来龙去脉》之后，有朋友来电话，对军阀竟然对一介布衣书生赠予重金，表示难以置信。我告诉他，冯胜平对毛泽东这笔钱花在何处的推断，或許论据不很充分，留下若干讨论的空间；但这笔钱的来路，并非章士钊的个人馈赠，更不是章士钊向社会化缘来资助学生赴欧勤工俭学，而就是出自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殆无可疑也。
军阀、政要对文人这么慷慨大方，在今天的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稀见。陈丹青在一次题为“如何成就大师”的演讲中，举了很多例子，例如徐悲鸿留洋，拿的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他在法国，身为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
在共识网上读到段协平的一篇文章《短暂的辉煌》，讲述的是清末民初乃至到其后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章中举了很多例证，铺叙那时的知识分子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基本的生存状态：“他们敢于大言炎炎，谠论侃侃，放言无忌，指点江山，针砭时弊，敢于拍案而起，横眉冷对，面折廷争，正气凛然，敢于虽万人我往矣，丝毫没有一点奴颜媚骨，不用像个小媳妇那样，看婆婆的脸色行事，更不屑于把打情骂俏当有趣，以鹦鹉学舌为能事，视抬轿子吹喇叭为荣耀，甚至将卧底、告密、表忠心作为自己进阶的筹码，上演的全是一幕幕当面锣对面鼓的对台戏。在这一幕幕对台戏中，孕育了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一个个灿若群星的大师。”
以前我们常常拿民国时期的学者文人与红色中国时期进行比较，在民国时期一些颇有傲骨者，在毛泽东面前却断了脊梁，很多人痛责他们的个人品格、节操。其中当然确实有投机者，但更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两个社会两重天——段协平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说对了：
那时的知识分子，活得热烈而潇洒。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宣传真理，指陈时弊，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勇敢。
确实，“不需要太大的勇敢”！除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其他军阀权贵尚不敢公然冲撞文明的底线，懂得羞耻，心存敬畏，不仅“举头三尺有神明”，而且还担心是要“上史书”的，不敢“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想起我2001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世无英雄：耶鲁第300届毕业仪式上近距离看布什》，我看见，当小布什总统来到耶鲁演讲，一上台，举牌抗议的毕业生竟占了一多半；我听说，当得知校方要授予布什荣誉博士头衔时，签名反对的教授也占了一多半。他们需要勇气吗？不——
耶鲁的教授学生有没有“傲骨”我不知道，但至少这件事──反对校方授予布什荣誉学位呀，当面对布什请愿示威呀──确实与胆量、勇气、与英雄气概等等，完全沾不上边。这些教授与学生对总统说不，对校方说不，对权力和权威说不，只是自己这么想了就这么说出来，哪怕胆小鬼懦夫都能够自自然然、简简单单地说出来，就像对侍者说一声“咖啡里别放糖”一般，教授不用担心丢了自己的饭碗，学生不用担心上了别人的名单，注意一下行为的遵纪守法、用词的文明礼貌就行，压根儿无须作好思想准备去冒任何风险。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人阮籍的这句名言，记得毛泽东引用过，表达对没有英雄的年代的满腔鄙夷。可是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在剧本《伽利略传》中偏偏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到底是有英雄好，还是没英雄好呢？一度让年轻的我迷惑，脑海里转不过弯来。看到耶鲁这一幕，我咂摸出了阮籍的话没说错，布莱希特的话更深刻：他不是说英雄可悲，而是说需要英雄的时代可悲，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才真是可喜可贺──人们想做什么好事就放手去干，想说什么真话就脱口而出，什么献身气概、什么牺牲精神，统统毫无用武之地，这样的时代，比起那种人们急迫期盼英雄横空出世、强烈呼唤英雄解民倒悬的时代，好得太多太多了啊。美国先贤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权力（power）、保障民众权利（right）的体制，有没有“英雄”、要不要“英雄”就无所谓了，谁当总统都差不到哪儿去，“世无英雄”，竖子成名就竖子成名吧，反正那些没成名的“竖子”都盯着他呢，该举牌时就举牌，该吹哨时就吹哨。
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幸亏赶上了那个年代！——当然，与宪政民主的美国比起来，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恶劣得多，不能说完全不需要勇气。但对比一下吧，1949年之后，敢于向掌控一切社会资源、垄断一切暴力机器的独裁暴政抗争的，那才真是需要有非凡的胆量！
到了今天，政治环境当然远非“文革”时期可比，但是知识分子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仍然需要极大的勇气。我昨天晚上看了中国大陆女学者艾晓明等人拍摄制作的一小时纪录片《新公民案审判》，就深深钦佩许志永等一批法律人、一批人权维护者，为他们的执著、无畏而感动。
01 新公民案审判
02 新公民案审判
03 新公民案审判
04 新公民案审判
http://youtu.be/F_jdw2zwvrw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但这些英雄，却是可敬的！
短暂的辉煌
段协平，共识网
清末民初乃至到其后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也曾“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有割据，有战乱，有复辟，有苦难，有日寇的入侵，有阴谋家、野心家、山大王的各色表演，有比谁更流氓的政治角逐，但多难兴邦的历史逻辑对中国人也并不吝啬。中华民族出现了自秦以降政治上最为松动的时期，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一时颇有些气象。
“历史的进步和倒退，一个首要的衡量指标，便是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李劼）判断文人环境的自由与否，关键在，让不让他们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让不让他们成为“思想和精神的探索者，真理和良知的传播者，进步和正义的坚守者，权力和邪恶的囚禁者”和社会问题的预警者和啄木鸟，一句话，允许不允许文人论政，文章报国。文化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百家争鸣只能出现在先秦，张择端描绘的《清明上河图》胜景，与朝廷坚守不杀士大夫的底线不无关系。《苏报案》草草收场是因为王纲解纽，清朝气数已尽。蔡元培能出任北大校长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校训，毫无障碍地贯彻落实下去，是因为已经到了被称为北洋政府的民国时代。
说到北洋政府时代，这真是一个被我们严重误读了的时代。我们按照教科书给这个时代贴的标签，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想象它，描绘它，诅咒它，却不知道“五、四”运动中，到天安门游行示威的北大学生被捕了，蔡元培能全部要回来，不使一个学生有牢狱之灾。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说了就算数。他要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来北大任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伊默等，就鱼贯而入。他要政治上虽然保守但旧学深沉的学者，黄侃、刘师培、黄节、崔适、陈汉章等，没有任何人能拦住。梁漱溟学历低，但有真才实学，一样在北大登堂入室。辜鸿铭拖个长辫子，能在未名湖畔大模大样地摇来晃去。激进的，保守的，左派、右派、中间派，兼容并包，熔于一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七样八色，各逞其长。《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争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各种报刊和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旧朝古都，十里洋场，可谓云蒸霞蔚，盛极一时。文人在那个时代，活得自在，自信，有风骨，有价值，有尊严。
北洋政府最黑暗的一页发生在张作霖入主北京。他杀死了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也杀死了大名鼎鼎的一代报人邵飘萍。但他的淫威也仅仅局限在北京一带。北京之外，就鞭长莫及了。所以，邵飘萍遇难后，纪念殉难者的文字，谴责张作霖暴行的宣言、通告等电文，都能刊登在上海等地诸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媒体上，掀起滔天巨浪。此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知识分子有的是伸展拳脚的战场。
整体说来，在北洋政府期间，除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较少顾忌，其他尚不敢公然冲撞文明的底线。鲁迅先生有篇《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让我们知道并记住了段祺瑞政府制造的“3.18”惨案，也在很长时间里，将此公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真相是，当时并非段祺瑞下令开枪。但作为北洋政府总理，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让人立即调查死伤者的名字，给予优抚。在悼念惨案中死难同胞大会上，他当众长跪不起以谢国人，立誓终身食素以为心灵的救赎，并一直坚持到临终。一个政党、一届政府，一个领导人，懂得羞耻，心存敬畏，不敢“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为所欲为，对我们来讲，不能把长叹一声，久违了！
庙堂收敛了，江湖就有了生气。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前后，《新青年》固不待言，青年毛泽东要办《湘江评论》也不劳什么鸟衙门批准。鲁迅要《呐喊》能喊得出来，匕首、投枪能投出去。丁凤麟说：“近年来，有关专家经过广泛搜集和精心考核，认为‘仅上海一地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底，就先后出版了60多种报刊’。这一数据，大体上反映了武昌起义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上海新创办报刊的状况。其实，仅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至1911年12月末的两个多月中，查明具体创刊年月的上海新办报刊，便达35种之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年，全国的报刊杂志多达1137家。在那样的环境下，产生了多少触手成春的作家，腹笥丰赡的教授，才华横溢的报人，学贯中西的大师，个个精神，色色鲜明，至今为我们无法企。钱学森临终发问，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其实他心里未必没有答案，但他没说。陈丹青替他讲了。在《如何成就大师》的演讲中，陈丹青以徐悲鸿为例：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的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陈丹青还讲了徐悲鸿另几件事：当年，他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账；他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账；徐悲鸿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景象，或曰气候。有这么个气候条件，蔡元培就敢于理直气壮地向政府叫板：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胡适也敢毫无顾忌地公开“教唆”大众：“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痛痛快快发声，不用担心被开除降职、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劳动改造，株连亲朋，或锒铛下狱，甚至被枪杀。
那时的知识分子，活得热烈而潇洒。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宣传真理，指陈时弊，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勇敢。他们要办的事能办成，要讲的话能在媒体上大声讲出去。
以《大公报》为例。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倡言“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以“三骂”名噪天下：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1926年5月29日，他对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以《党祸》棒喝，12月2日，更以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其“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是谓第三骂。即使在和蒋介石的“蜜月”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九·一八”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话说到这份上，完全是口无遮拦。总之，举凡事涉不管是当局，抑或是什么权贵，只要被他发现有不轨之处，无不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抨击。蒋没有因为他骂自己怀恨在心，而是以“国士”待之。张季鸾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见蒋的人之一。1934年的一天，蒋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对他推崇备至——那又怎么样？张季鸾还是张季鸾，四不原则的刀锋丝毫不卷刃。
张季鸾1941年因病去世，王芸生接任，萧规曹随，坚持四不，青出于蓝。此公也是布衣出身。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去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王芸生知道后，十分生气，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请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权利。1943年2月2日，张季鸾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时评后，蒋介石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三天后他依然我行我素，风骨不减半分。1947年7月，《大公报》记者唐振常被捕，王芸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留下了“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的话。一介文人居然对权力下了最后通牒，用现在的话讲，真是吃了豹子胆。（见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
《大公报》如此，蔡元培、张元济的《外交报》陈独秀、章士钊的《国民日报》以及《新民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等，当然还有站在这些报刊后面的胡适、王韬、陈范、鲁迅、傅斯年、陈铭德、胡政之、徐铸成、储安平等等，无不特立独行，风骨卓然。以《新月》为例，按照李劼教授在《枭雄与士林》的说法，“这群通过《新月》月刊积聚到一起的知识分子，无论就其思想自由还是就其文学成就，抑或就其独具个性而言，都无愧为光彩夺目的一代俊逸，与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阮籍那样的人物，遥遥相望。”
看看吧：1929年4月，针对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保障人权命令，温文尔雅的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批评国民党专制导致“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惨状，呼吁“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和“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对“有侵犯这法定人权的，无论是125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蔡元培立即呼应：“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张元济等名流，纷纷站出来，予以力挺。于是，胡适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政论，批评的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赢得赞誉如潮。《新月》另一主将罗隆基，拍马赶来，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总统问题》如机关枪子弹般地喷射出来。梁实秋横马立刀，其《论思想统一》和《孙中山论自由》刀刀见血。王造时挥动如椽之笔，在几乎是《新月》关门时写下《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针砭时弊，痛快淋漓：“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骂到这份上了，还嫌不过瘾，在其主办的刊物上，直言“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像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储安平也“趁火打劫”，把《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重型炮弹一个个引爆。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他堂堂正正“要求终止一党专政。”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一时应者云从，蔚为大观。这些至今读来仍然如火一般热辣的文字，居然能够布行天下，那时的当局，说来也够窝囊的了。
抗战胜利了，但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去睡大觉。他们继续战斗，发出雷鸣般的吼声。还记得那个章伯钧吗？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他让蒋介石头疼不已，不得不伸出橄榄枝：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章氏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传话：“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还记得那个章乃器吗？他先是创办了《新评论》杂志，后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发起组建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继则与黄炎培、胡厥文等组建了《民主建国会》一直与蒋介石过不去。虽然杂志被查封过，人也被捕过，却反而越闹越大越有声望，以至于面对陈诚建议延请他做财政部长的建议，蒋介石扼腕唏嘘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至于那个傅斯年，更是支起大炮，在轰倒蒋介石的连襟、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后，又将炮口对准蒋介石的舅哥、继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在《世纪评论》等杂志上连续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提醒当局并国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他历数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喝令“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文章发表后，引来排山倒海的讨伐声，宋子文不得不仓皇下台，但傅斯年穷追不舍，又在著名的《观察》杂志连续发表文章，痛打落水狗，不给蒋介石留丝毫面子。
还有更不给老蒋留面子的，是为刘文典。这位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称陈拿400大洋薪水自己只配拿40大洋薪水，说自己对陈寅恪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地敬佩，可见其谦虚。但在权力面前，却是另一番傲骨。因为他德高学广，深为蒋介石赏识。但刘文典硬是不买账，由此发生了当面顶撞、唇枪舌剑、搞得蒋介石下不来台的故事，有几个版本。而不论哪个版本，都让今天的我们匪夷所思，更心存敬仰。很自然地，我们也不能不把一份敬仰给予蒋公及那个时代。
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基本的生存状态。他们敢于大言炎炎，谠论侃侃，放言无忌，指点江山，针砭时弊，敢于拍案而起，横眉冷对，面折廷争，正气凛然，敢于虽万人我往矣，丝毫没有一点奴颜媚骨，不用像个小媳妇那样，看婆婆的脸色行事，更不屑于把打情骂俏当有趣，以鹦鹉学舌为能事，视抬轿子吹喇叭为荣耀，甚至将卧底、告密、表忠心作为自己进阶的筹码，上演的全是一幕幕当面锣对面鼓的对台戏。在这一幕幕对台戏中，孕育了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一个个灿若群星的大师。也是在这一幕幕对台戏中，九州风雷激荡：一个个租界收回来了，一场不屈服于日本侵略的伟大民族抗战坚持下来了，一个让今天如印度、日本垂涎欲滴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为我们所拥有了。
经济建设呢？1927年-1936年，从“九一八”事变，到国共内战，可谓内忧外患不已。此外，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还要负担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只有20%。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等方面大力振兴，在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业上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十年中，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到8%以上。特别是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更是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还是在这段时间，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三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教育本是百年大计。1934年，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发起新生活运动，可谓用心良苦。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这就是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上演的那一幕：虽然内忧外患，却也一派生机。对此，罗韬先生在《是梦华录，也是京华录》一文中，有精当的评论，“遥想当年，风云际会，人物翩翩。现代学术之繁荣，莫过于20世纪的前五十年：大概以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翌年科举废止做开端，而以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为极盛，以1954年批胡适运动作结。这五十年可称之为‘新子学时代’。此时西学逆传中国，风批草偃……又正值王纲解纽，经学衰微，道术既裂，诸子奋起，以海滨为邹鲁，以旧京为稷下，各因其才性，立一端之说，骋一偏之长，上欲以其道易天下，下欲以其学解古今。或左倾或右倾，或承清代朴学之绪，或盗西方社会科学之火，高明者崇史观，沉潜者尚史料。学者之间，既有鹅湖之畔相与辩论的激情，又有乾嘉之际往还函驳的理性。观点相敌，法度相师；明若相异，实为互补。正如黄宗羲所言：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至于眼界之宏博，方法之慎密，识见之超越，学派之发达，都可谓千载一时！”然而，其后，随着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幕就拉上了。
傅斯年有言：“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阵中力量。这不是言论界本身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社会的情形和欧美不同的结果。”他似乎对当年自己不是一篇社评，而是费了老大的力气才把两任行政院长扳倒耿耿于怀。傅公斯年如果活到今日中国大陆，恐怕要对能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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