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说: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在金钱至上、人际伦理关系与观念破除、个人欲望恣肆横流等方面,超过了西方500年演变。一切都从毛泽东时代所倡导、所实行的极端向相反极端转移,伪理想主义、伪集体主义、伪英雄主义和伪革命精神,像一层皮一样脱掉了,但真的那种种主义也一道抛弃
老高按:2013年12月7日,在纽约举行了刘宾雁逝世8周年暨《刘宾雁时代》新书发布会。与会者全部发言5万多字,都发表在今年元月出版的《名星》杂志第6期上。其中诗人一平、作家北明、学者王军涛、冯胜平等人的发言相当精彩,彼此交锋犀利,涉及若干深刻的话题——例如,如何看待刘宾雁至死不渝的社会主义信念?如何评价中国的左派?刘宾雁算不算一个失败者?失败者是否因其失败而对民众丧失表率意义?……现在这个系列发言还在明镜新闻网连载,有空了我很想重点介绍一下他们几位围绕刘宾雁争论的问题。
我在会上也做了几分钟发言,整理稿如下:
他一生的永恒主题是中国老百姓
高伐林(《刘宾雁时代》责任编辑),载《名星》杂志第6期
能够对《刘宾雁时代》这本书的出版、对纪念刘宾雁做一点贡献,我感到非常荣耀。这本书其实需要我这个责任编辑所做的事情很少,因为作者马云龙是非常有功力、有经验的老新闻工作者,这本书稿,又是他闭门潛心苦磨了三年的成果,全书的脉络、眉目都非常清晰,文字准确简洁,风格酣畅雄辩,如同郑义所说,有一种磅礴大气,在史实上,只有极个别瑕疵需要我稍作订正。
编辑这本书,让我情不自禁地重温了与刘宾雁接触的往事。
刘宾雁去世八年了,但在他家的情景好像还是昨天:墙上是台湾诗人席慕蓉专为他创作的油画《莲花》,是著名美学家、画家高尔泰题赠他的书法:“铁干老益健,何愁落花风。岁寒知后凋,苍然冰雪中。”房间里,书刊满坑满谷,花草天上地下;憨头憨脑的狗冲进客厅,主妇朱洪好言连劝带哄把它引出去,而宾雁坐在那儿不受干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娓娓而谈……
更早的,第一次见刘宾雁的情景,好像也就在昨天:那是33年前,1980年夏天,北京虎坊桥诗刊社的抗震平房。首届“青春诗会”17名年轻学员团团围坐,宾雁来与我们座谈。我那时还是在校生,发言讲述了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的故事,刘宾雁听得入神,不时询问、记录——不知后来他是否将这些素材用在某篇文章或者讲演之中?
1998年虎年春节,宾雁夫妇邀我们两口子一起过年,他俩用自己种的菜包了饺子,还有他们自己腌的韭菜花。一起举盏痛饮,吃得好香啊!宾雁好像是自言自语:“一晃出国十年了……真没想到,会在海外呆这么久!以前出国,最长的也就是三个月……”
我后来在一篇《花岗岩的脑袋》中回忆这个场景:今夕何夕?此身何处?与一对过日子挺上心的平常百姓老头老太太有什么不一样吗?可为什么我想起了南宋抗金名将辛弃疾《鹧鸪天》中沉痛的句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还记得,老两口办英文《中国焦点》(China Focus),薄薄的几张纸,“高级活”到“低级活”都得干:阅读、筛选、摘编、翻译、输入、校对、排版、打印、折叠、装订……还得按美国邮寄的要求,分类贴姓名条,直到将几大包刊物送到邮局。记得有天上午又是雨又是雪,地上泥泞滑溜,我和妻子去他家,刘宾雁在家等我们,朱洪一大清早就开车去邮局寄杂志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办了中文月刊《大路》,朱洪告诉我说:“篇幅都并不算大,但《中国焦点》1日截稿,《大路》15日截稿,每月的这两个日子,我们俩简直焦头烂额。”
说他傻的大有人在——记得有两位中国作家就合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笨人刘老大》,标题就点出“笨人”,说明他的傻二十多年前就有了名气。他在自己第一次加入中共50年之际,写下长篇力作《走出幻想》,谈自己半个世纪心路历程,拷问自己灵魂,使人想起俄罗斯文人精神的烙印。而中国人中,这样的“笨人”“傻人”何其少!中共建国治国一个甲子,使民族心灵中的圣火熄灭了!记得刘宾雁对我慨叹,在前苏联,可以看到坚持不同信念的各种政治派别在斗争:有的主张走西方道路,有的宣扬大俄罗斯主义或斯拉夫主义,有的则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左派”……且不论是进步或反动、是正确或错误,人家总是在为一种超越个人功利的理念在斗争,那种对与一己利益无关之事的执着,中国人多么欠缺!
刘宾雁辞世前两三年的文章,充斥著这样的标题:《怎样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谁是反革命?》《心中装著多少中国人?》《人在中国,价值几何?》《救火还是放火?》……一大堆问号!难怪有人开玩笑:“跟刘宾雁一起吃饭最倒霉了,他永远忧国忧民,这饭菜哪还有味儿!”
刘宾雁在美国新泽西东温莎镇这栋住宅里,度过了生命最后五年时光。
2005年,刘宾雁80寿辰前,我写了系列专访,篇幅很大,好几万字,发表在何频主政的多维媒体,报上是洋洋三大版。其中有一篇题目是“80岁还在寻找共产党”,后来引来一些质疑,像宾雁的一位老同事就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是我误解了。其实“寻找共产党”是刘宾雁自己一篇文章的标题,他告诉我他自己最重视这篇文章。我不认为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但或许我在表述中有不完整、不全面之处,让读者误解了?
记得我写好草稿后,送给刘宾雁看,他不完全同意我当时选取的角度,谈了些看法,但他并没要求我改。他所谈的看法,我觉得非常珍贵,于是用“记者附记”的方式,也同时刊登出来。这些看法,八年岁月过去,竟然毫无过时之感。这里我念一下(有人问:是刘宾雁写的?)是他讲,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之后,给他看过,他认可的:
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在社会,最可怕的危机在人心。中国创造了真正的“奇迹”,是中国人本身的变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在金钱至上、人际伦理关系与观念破除、个人欲望恣肆横流及两性关系超级解放等方面,都完成甚至超过了西方500年演变的水平。一切都从毛泽东时代所倡导、所实行的极端向另一些相反极端转移,来势之猛犹如暴风骤雨,伪理想主义、伪集体主义、伪英雄主义和伪革命精神,像一层皮一样脱掉了,但真的那种种主义也一道抛弃。这是继1949年那一次“一面倒”引起的又一次“一面倒”——在否定社会主义时,也否定了对于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探索……
文学上有所谓“永恒的主题”一说,我看,刘宾雁这一生永恒的主题,就是“中国老百姓”(几位与会者表示赞同)——尤其是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的生存状况和命运:他们苦难深重的过去,他们不断恶化的现状,以及他们难以预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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