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是我尊敬的前輩劉賓雁的五周年忌日。記得五年多前，我在一次談話中問當時已經身患癌症、但卻精神矍鑠的劉賓雁：你到海外來十多年，寫了這麼多文章，你自己最重視哪一篇呢？他想了想，回答我：《尋找共產黨》。尋找……共產黨？！怎麼理解？
◆高伐林
光陰似箭。後天，12月5日，就是我尊敬的前輩劉賓雁的五周年忌日了。
整整30年前，1980年夏天，我還是在校大學生，在參加北京詩刊社的首屆“青春詩會”期間，第一次見到被詩刊社請來給我們做報告的這位著名作家。記得我在提問時，講述了發生在我們班上的一段故事，他聽得非常認真，還寫了下來。不知他後來是否用在他的文章或者講演中了？
再次見到他，是15年後的1995年，在新澤西了。他住在北京的女兒托人給他們夫婦倆帶來東西，恰巧那位帶東西的人是我的同學，也給我帶來東西。在那位同學下榻的酒店大堂，我見到了劉賓雁、朱洪夫婦倆，聊起來，原來他們住在新澤西的Plainsboro，離我們家不算太遠。
2005年12月5日，劉賓雁在即將迎來81歲生日之際，因癌症去世。又過了一段日子，老伴朱洪攜帶他的骨灰罈回到了北京，幸虧沒有遭到任何留難。
在劉賓雁80壽辰時，許多朋友捐款為他建立了一座青銅頭像。
現在中國大陸的記者、高校新聞系的學生，有誰還聽說過“劉賓雁”這個名字嗎？
中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中國青年報社記者盧躍剛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2005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座。我的聽眾是新聞學院的研究生。主人給我定的題目是《以人民的名義》，是我1993年發表的一篇報告文學的標題。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要換一個題目。我從黑板上擦去原題目，板書五個大字：“記者的底色”。
為什麼要換這個題目？我告訴大家：我們今天要在這裡紀念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說，一個記者，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這個底色是什麼？是主見，是立場，是價值觀，是徹徹底底的人民性。然後我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啞然，隔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知道”。這是一個不確定的“知道”。我又問：“你們知道劉賓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靜。我相信，除了邀請我來講課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們，沒有人讀過劉賓雁的作品。
2008年，盧躍剛從中國大陸來到紐約開會，我見到他，他對我回憶，報告文學界兩個頭面人物要編輯“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預定要收錄他的作品，盧躍剛問了幾句之後就很乾脆地拒絕了：“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大系如果沒有劉賓雁、蘇曉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
劉賓雁在其一生中飽受毀譽。我的朋友趙無眠就曾忿忿地對我說過，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新澤西小住，被劉賓雁夫婦懷疑為“特務”；劉賓雁一直被視作“異議人士”，但是在異議人士中，許多人對他的見解大加抨擊。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杜甫）對劉賓雁的不少看法，我確實不敢苟同，但是我尊敬他，我懷念他，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執着的人，一個正直的人。
在他去世五周年的日子，我重新貼出在2005年元月脫稿的一組關於他的專訪，以表緬懷；也藉此機會，表示對睽違四年的劉賓雁夫人朱洪老師的想念。
下面是第一篇。
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
──專訪旅美中國著名作家劉賓雁
再過十來天，就是中國農曆乙酉年。雞年正月十五，旅居新澤西中部的中國著名作家劉賓雁將迎來八十大壽。
劉賓雁是1988年3月離開北京到美國來的。屈指一數，他已經在美國住了16年——16年被拒絕回到祖國，占了80年的整整五分之一。
記得六年前的虎年（1998年）春節，我們兩口子在劉賓雁與朱洪家過年，劉賓雁長嘆了一口氣說：“一晃我十年沒回國了……真沒有想到哇，會在海外呆這麼長時間！以前出國最長就是三個月……”後來我在特寫《花崗岩的腦袋》中寫道：“今夕何夕？此身何處？他們倆與一對過日子挺上心的平常百姓老頭老太太有什麼不一樣嗎？可為什麼我想起了南宋抗金名將辛棄疾多次請纓上陣而不可得，在鄉間寫下的那首《鷓鴣天》中沉痛的句子：‘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六年又過去了。六年，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加入了世貿；北京申辦奧運成功；GPD直線飛升；腐敗的檔次從“百萬元級”到了“億元級”；江澤民將黨、政、軍權柄陸續交給胡錦濤……而劉賓雁夫婦，不能回國還是不能回國，生活沒有變化。
不，也不能說沒有變化。好變化，是搬到了一個更大的家，能夠裝得下鋪天蓋地的圖書、報刊、資料；壞變化，則是劉賓雁得了癌症。
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前中國獨立筆會主席劉賓雁與夫人朱洪在新澤西寓所。（高伐林攝）
與癌共舞
2002年9月份，劉賓雁被確診為直腸癌。2003年1月，動了第一次手術，切除了“有高爾夫球那麼大的”癌瘤；為了幫助排便，戴了幾個月“口袋”，4月份動了第二次手術，來打通接上直腸。但是到了2004年3月，發現癌症轉移到了肝臟，於是，化療、放療……年近八旬的老人被折騰了一個夠。
劉賓雁是以說笑的口氣來談論身體上的病痛難受的。他說，醫生當時切除癌瘤時，說長到這麼大，已經有十年了。“這就是年紀大的好處——癌瘤發展得慢。活下去大概問題不大，再活十年就行！現代科學發達了，觀念也得改變了，雜誌上有篇文章說，以前認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終點’，現代人卻得習慣了帶著癌症繼續走人生之路。”
話雖這樣說，面對的除了病魔，還有生活諸多壓力。比他年輕四歲的老伴煮飯、做家務，他身體好的時候，還能給打打下手；他一病倒，朱洪肩上擔子就太重了。別的不說，颳風下雨，酷暑嚴冬，出去看醫生，都得朱洪開車，有段時間每天上醫院來來去去，有時候要跑兩三個醫院，非常辛苦，過了年，她也畢竟76歲了啊。朱洪說：“現在眼神差了，晚上我不能開車了。”
遠在上海和北京的兒子、女兒當然非常著急，申請來探親，儘量幫助料理老人的生活，但就算來了，住三兩個月還得回去，還得老兩口相濡以沫，面對壓力。“按照我們的年齡，已經是屬於‘風燭殘年’了，什麼時候一陣風，這個蠟燭就可能被吹滅。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假如我們倆有一個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兩個人就都會不行了。”
兒女希望老人能夠回國，好就近照顧，劉賓雁也這麼想：“回國是我的權利嘛，我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也沒有加入美國國籍，我拿的是綠卡。”江澤民當權時，他給江澤民寫信，江澤民交權後，他給胡錦濤、溫家寶寫。寫了就托與他們有某種關係的人轉交。“據我所知，去年的信，至少有三次是能夠有把握地說，肯定交到了他們那裡。”
“他們怎麼答覆呢？”
“我一直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他們聽說，有一次有人側面問接近胡錦濤的一位官員：是否可以同意這些老人回國？回答是：戈揚可以考慮，劉賓雁，不行。
出國時難回亦難
其實，劉賓雁對於回國不回國，經歷過三次180度的大轉彎，從急切想回國，到安心在美國，到又動了回國的念頭。
BBC中文網記者魏城在一篇報道中曾說：“真沒想到，劉賓雁會住在那樣一個‘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地方。”其實，在我看來，他的住所很清靜，離紐約、費城又都不算遠。客廳里牆上懸掛著台灣女詩人席慕蓉送他的大幅油畫，中英文的書報滿沙發滿茶几滿桌滿櫃，天上地下都是花花草草……看得出來，這一對熱愛生活的老夫婦，有在這裡長期安家的打算，他們努力開創和經營著自己的精神家園，也在這個清靜環境中，通過網絡，通過書信，隨時傾聽着故國的風起濤涌，注視着同胞的歡笑呼號。
劉賓雁在“右派”問題改正、復出之後，寫了一系列“為民請命”的報告文學，影響之大，凡是談到所謂“新時期文學”者是繞不過去的，就連陳桂棣、春桃夫婦近年《中國農民調查》，也被稱作“繼承了八十年代的劉賓雁精神”（旅英作家馬建語）。然而劉賓雁的文字使他身不由己被卷進一個又一個兇險旋渦，成了一個爭議焦點人物，一年一年申請出國考察開會，當局都不放行。“1988年能夠出來，還‘得虧’前一年將我開除出黨呢。”
筆者在劉家看見一張他們夫婦在蘇東坡被貶謫流放的海南島“天涯海角”的合影。他們回憶說，這張照片1987年初拍攝之際，正是北京某些人決定要拿他開刀之時，只是他們當時還懵然不曉。“我們從福建到了廣州，又到了海南，人民日報社（當時劉賓雁在人民日報社供職）一時找不到我們。我從海南打電話給北京的女兒時，她說：你在哪兒呢？報社正找你呢，聽說你的黨籍要被開除了！”
1987年初，劉賓雁與妻子朱洪到了海南天涯海角──當年蘇軾被貶謫流放的地方。這次旅行一回京，他就獲知鄧小平欽定他與方勵之、王若望必須被開除出黨。（劉賓雁、朱洪提供）
這回可不是“小道消息”，鄧小平確實點了三個人的名字，下令開除他們的黨籍。為什麼點這三個人，說法不一。方勵之於2000年４月在一次談話中說過：“鄧小平召集了一個會議，說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個人應該開除出黨，我的開除黨籍就是鄧小平一句話定下來的……所謂‘自由化分子’第一批就說我們三個，實際上鄧小平要點我、許良英和劉賓雁三個，但是忘了‘許良英’這個名字，點成‘王若望’了。許良英、劉賓雁和我在這之前，曾經在1986年冬天提出要舉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學術討論會，當局非常惱火，就怕提反右這種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沒有參與我們的活動。”
劉賓雁也提到過王若望本來並不在列，“很可能是老鄧講錯了。老鄧的本意，十之八九是開除王若水。”“當時王若水的影響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響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報》。”不過，畢竟都是傳聞，“王若水當時說話比較嚴謹，而王若望有時口氣很‘沖’。”或許因為鄧小平人老口音重，或者記憶中出了錯，把“王若水”說成“王若望”，他一開口自然是金口玉言，手下人也不好更正，況且王若望也是當局的眼中釘，於是就將錯就錯了——誰讓“王若望”與“王若水”就差一個字呢？
劉賓雁對筆者還補充了一個細節：“當時傳說本來要開除的是兩個人：方勵之、王若望，並沒有我，鄧小平在講話中再三地提這兩個人的名字，說著說著，旁邊有人說話了：劉賓雁比這兩個人還壞！於是把我加上，也就一起被開除了。他為什麼提起我們來呢，當時有人報上去說我們在北京開了一個紀念‘反右’三十周年的會，規模怎麼怎麼大。其實這個會根本沒開。”
報載：1987年1月23日，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開除黨籍。
胡耀邦被趕下台，幾個人被清出黨，引起了很大的震盪。“他們發現開除我的黨籍其實對他們很不利，在人們印象中我不是一個很狂的反共分子”，為維護黨的形象，便想著用什麼辦法來彌補一下。哈佛大學專門給新聞記者的尼曼獎學金，每年的名額，一半給美國記者，一半給外國記者。一連好幾年，每年都邀請了劉賓雁，1984、85、86、87年……每年他的名字報了上去，中國當局都打了回來。“1988年，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又帶着這個邀請信到中國來，趙紫陽接見他時，他問，這次是否可以讓劉賓雁出去？趙紫陽說，沒有什麼不可以吧？就這麼批准了。”
尼曼獎學金項目為期一年。那一年，夫婦倆到美國來，該見的人都見了，該說的話都說了，他的自傳也寫完了。但是到了預定回國的次年春夏之交，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學潮洶湧，隨後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連國內不少知識分子都流亡海外，像他這樣放聲直言早就在當局那兒掛了號的人物，自然更回不去了。
剛開始劉賓雁還很樂觀，他預言：那一伙人倒行逆施，與人民為敵，撐不了多久，“要不了幾天他就得下台！”他無數次對朋友聲稱“不久就會回國”，大有隨時收拾行囊搭機返國的架勢，“我的事業在中國嘛！”
但是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劉賓雁不得不承認對中國形勢的預言犯了錯誤，“我們沒有料到江澤民會穩穩噹噹地執政十幾年。當時我們以為天安門運動的勢頭還會繼續，想不到1992年鄧小平改變了戰略，用經濟利益來誘使中國人忘掉政治。1992年以後，我們對形勢仍然估計不足，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估計過低了……”
他的中國護照到期了，可是有關方面拒絕給他延期。生命不能在等待中蹉跎，早已漂泊慣了的劉賓雁和朱洪，“處處無家處處家”，就沉下心來，就在這裡從事研究、交流。
他們申請到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金，辦了英文《中國焦點》（China Focus），這是一個專門介紹中國最新動態的小型月刊。老兩口“高級活”到“低級活”都得干——從各類報刊搜集信息，篩選稿件，刪節摘編，到翻譯輸入，校對排版，再一份份印出來，摺疊裝訂，還得按美國郵局的要求分類貼上姓名條……這些工作量真不小，絕大部分都是他們倆承擔，一直到將這幾大包刊物送到郵局才算能歇口氣。記得有天上午，雨中夾雪，我和妻子去他家，劉賓雁在家等着我們，而朱洪一大清早就開車去郵局寄雜誌去了。
有一段時間，他們還辦了中文的《大路》，也是一月出一期。朱洪說：“別看篇幅都並不算大，但是《中國焦點》1日截稿，《大路》15日截稿，每月的這兩個日子，我們倆簡直就是焦頭爛額。”民主基金會後來派人對所資助的眾多項目進行檢查，說過一句話：“看來《大路》還比較好。”
網絡興起，情況變化，雜誌就都停辦了。劉賓雁說，還有一個因素使他們辦刊熱情消減了下來：國內作者聯絡起來比較困難，而海外願意寫短小精悍的中文文章的作者畢竟太少，“越是小文章越不好約稿——工作量卻不小，要讀很多東西。”
刊物不辦，項目的資金自然也就沒有了。生活來源，主要就靠劉賓雁奮力筆耕。他給不少雜誌、電台撰寫時評、隨筆，十多年來也不知有了多少萬字。朱洪是家裡的專職司機，專職翻譯，而且也是專職中文打字員，稿件都是她打。劉賓雁起初想學學電腦來幫幫老伴，朱洪卻給他打退堂鼓——算了吧，你這方面本事特別差，年紀又不饒人。你有精力還是趁你現在記性好，多寫點東西，我來給你打字，還是跟得上的。
她說的也是。於是劉賓雁就將主要精力投放在搜集和分析關於中國的資料上了。多年來當記者形成了好習慣，他有聞必錄，有報必剪，分類保存。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到過東歐、西歐許多國家，仔仔細細考察各國社會轉型的進展和難題，分析他們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的經驗教訓，與中國作對照……
如果不是患了癌症，劉賓雁、朱洪或許就這麼安心過下去。但是畢竟年歲不饒人，身體不饒人，考慮到實際問題，覺得兒女希望他們回國有他們的道理。不過即使到現在，劉賓雁還是思慮再三：若回國了卻不讓寫文章，不是更難受嗎？
新婚時的劉賓雁、朱洪。年輕的老革命劉賓雁無論如何想不到，未來半個世紀的生涯竟如此坎坷！（劉賓雁、朱洪提供）
中國的笨人太少
一定會有人說他執着，也一定會有人說他傻，我想起中國大陸兩位報告文學作家寫劉賓雁的特寫，標題就是《笨人劉老大》。在他加入中共五十周年之際，他寫下長篇力作《走出幻想》，談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心路歷程。那嚴峻地考問自己靈魂的精神，使人想起俄羅斯文人十九世紀以降的傳統的深深烙印。
而中國人中，像他這樣的“笨人”太少──包括在海外的流亡者。
劉賓雁與夫人向我們回憶，二十世紀最後幾年氣焰沖天，將東亞整得哀鴻遍野的國際金融大炒家索羅斯，對中國的流亡者曾經有一個誅心之論。
1988年，索羅斯與趙紫陽和鮑彤掛上鈎，在中國成立了改革和開放基金會，一年掏一百萬美元資助一些文化和教育項目。當時在美國的劉賓雁曾經與索羅斯打過交道，索氏一度有意請劉賓雁回國後擔任這個基金會的總裁，希望設計出對推動其心目中“開放社會”更有實效的項目。詎料中國巨變，索羅斯在中國的基金會就此關門，中共高層還要審查趙紫陽、鮑彤與索羅斯的關係，說索羅斯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指使”。劉賓雁說到這裡笑起來：“索羅斯會用中央情報局的錢？中央情報局還恨不得讓他能給點錢呢！”
中共想像不到索羅斯賺錢本事這麼大，索羅斯也想像不到中國流亡者向他要錢的本事這麼大——他後來對劉賓雁流露了這個看法。能怪索羅斯對中國人有偏見嗎？索羅斯曾經資助過各國尤其是東歐的流亡者，說這話想必是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劉賓雁寫過一篇《民運的悲哀》，後來遭到非議，包括一些相當熟識的學者也婉轉地對他說，可以不寫的。但劉賓雁認為，寫不寫，問題畢竟存在。證諸海外民運人士至今接連不斷的風風雨雨，不能不說中國流亡者的素質確乎最成問題。且不說多少內鬥權爭，多少沽名釣譽了，“往往要當雞頭不作鳳尾，大事沒見作多少，小事是斷不肯作的！”
劉賓雁在一篇文章中沉痛地寫道，“老是有人說，中共派遣了多少多少特務打入海外民運。我反問：需要嗎？十二年來海外流亡者優先獲得了一個機會，展示出中國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貪婪將如何淋漓盡致地破壞那自由”！
剖析民運的內鬥，意義還不僅在民運本身。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共近半個世紀的統治，似乎使我們這個民族心靈中的聖火熄滅了。他慨嘆，在前蘇聯，可以看到堅持不同信念的各種政治派別在鬥爭。有的主張走西方道路，有的宣揚大俄羅斯主義或斯拉夫主義，有的則是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左派”。不管是進步或反動、正確或錯誤，人家總是在為一種理念、為心目中人民或人類的未來在鬥爭。他在一篇文章中還寫過：順手拿過一本美國《生活》雜誌，就報道了美國人在墮胎問題上的對立和分裂；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曾孫率領一支探險隊深入南美熱帶森林，繼續其曾祖為之殞命的未競事業；美國女郎阿斯金絲為“拯救美國人的靈魂和美國的遺產”之一部分，不辭辛苦、不畏艱險地設法把狼群引回懷俄明州黃石區，為美國保住一塊“蠻荒與自由之境”……“這不過是對美國人精神狀況的小小一瞥”！那種對與一己利益無關之事的執着精神，是中國人多麼欠缺的！
為什麼尋找共產黨？
劉賓雁近年的文章，光看標題，問句不少：《怎樣告別革命？是否告別得了？》《誰是反革命？》《如何看49年以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心中裝著多少中國人？》《人在中國，價值幾何？》《救火還是放火？》《現在是中國最好的時候？》《什麼沒有變？》……
他心頭時時刻刻都縈繞著一堆問號。難怪有個作家開玩笑說：“跟劉賓雁一起吃飯最倒霉了，他永遠憂國憂民，這飯菜哪還有味兒！”
劉賓雁說：“我倒是挺願想些問題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每天那麼忙，很多問題想不出答案。”但他最感到安慰的是到一直到這個年齡了，仍然好奇心、求知慾旺盛，年輕時憑著這股好奇心、求知慾，初中都沒有畢業的劉賓雁學會了日語、俄語和英語三門外文，到現在也沒有丟。他本來天天要看《紐約時報》，後來有人給了他《華爾街日報》，還有個朋友訂了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堆多了要扔，劉賓雁也趕快要他寄來。“我的興趣太廣泛了，文學、哲學、美學、歷史、歷史……還有每天中國美國發生的大事，”他無可奈何，“精力就不集中啊。”
筆者問他：這些文章中，你自己最重視哪一篇呢？
劉賓雁想了想：《尋找共產黨》。
尋找共產黨？為什麼？！
這篇文章是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前夕寫的。劉賓雁在文中寫道：
八十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曾以各種方式尋找過中國共產黨。下場各有不同。張志新是一個特例：已經有十幾年黨齡了，還要“找黨”。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擋案里看到的。不管審訊者問她什麼問題，她老是說：“我要找黨”，“我要找黨”……精神已經不正常了，但這四個字內心獨白卻並不錯亂。她對於那個黨的懷疑，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就開始了。現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為文革使她認清了毛澤東，知道這個黨走到邪路上去了。
問題是當張志新被割斷喉管的時候，還有那麼多中國人敲擊黨的大門，要求加入。那是一個中國特有的、很值得研究的現象：五十年代以來，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非要加入共產黨不可？年年寫申請，月月寫（思想）匯報，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又過去了十幾年，那個黨已經腐爛得面目全非，還在首都創造了殺人的歷史紀錄，現在大學生中入黨居然又成了熱門！黨永遠在“成長，壯大”！可怪就怪在黨在“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又同時在不斷萎縮，退化。六千多萬黨員，十幾年不交黨費、不開會的占多數。又有多少不認為自己是黨員，不記得自己入了黨，寧願自己當年沒入黨，或者已經事實上退了黨的呢？
劉賓雁寫道：真正執着於其黨籍的黨員，有兩種。大量的，不是進了牢房、尚未殺頭的貪官，就是已經被“雙規”或者可能被“雙規”的官員。但在另一個極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產黨員，他們想盡其所能地減輕些百姓的痛苦。
是為他人謀解放，還是只圖個人翻身、發家和掌大權？……對中共不幸的是，後一種人總是得勢，總是吃掉前一種人。但是沒有前一種人，中共能維持其統治到半個世紀又是不可想象的。
歷史的悖論一至於斯！
從當年活埋青年到現在拒之國門之外
劉賓雁在同筆者的談話中，多次提到感謝軍旅作家張正隆寫出了《雪白血紅》，“不然，世人就無法得知解放軍圍困長春期間曾有意地使15萬人活活餓死”——15萬人，那是不亞於印度洋海嘯死難者的數字啊！他也多次提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韋君宜在《思痛錄》書中、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書中，揭示出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血淋淋的真相，“解放後的各次運動不過是‘搶救運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的翻版”；他還多次提到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着中國人的血，七十年代波爾布特屠殺百萬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訓練、裝備、經費和軍事顧問完成的。後來為保護那批殺人犯，中共又於1979年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以牽制越軍對波爾布特的攻勢……
劉賓雁還有深烙於腦海，揮之不去的一件往事：
1940年，日本人對哈爾濱地下党進行大逮捕，一些僥倖逃脫的左翼青年，費盡艱辛跋涉到關內尋找黨。一批人到達山東德州地區抗日根據地。當地正在搞“肅托”（肅清托派），這些青年有時講洋話，作派與農村幹部格格不入，便被疑為“托派”，兩度隔離審查，但都未能證實，便又各自恢復工作。正在這時候來了情報，說日本人要來進攻，必須要轉移。轉移必定要經過日軍的炮樓，便有人擔心，這批青年被整得這麼厲害，還能不心懷怨恨？過炮樓時要喊一嗓子，大伙兒不就全完了嗎？怎麼辦？反覆討論，有的主張這樣，有的主張那樣，最後決定——處決！兩對夫婦，男的槍斃，女的活埋。當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也被扔進土坑時，旁觀者中一個青年女子動了惻隱之心：“那孩子有什麼罪？”將兩個孩子又從坑裡拉上來了。那男孩叫王新生，長大成人，“文革”期間他的養父告訴他：你的父母死得冤枉，他就走遍天下去為父母申訴冤屈。1984年平反時，我們都去了，骨灰盒裡什麼都沒有……
劉賓雁說：聽說王新生還活着，就在棗莊。我現在回不去，回去了一定要找他。“這些壞事，與‘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就都會算在共產黨的帳上——這筆糊塗帳現在都扣在馬克思頭上了。總要講點公平吧，毛澤東哪一點是馬克思主義？”
劉賓雁加重語氣說：共產黨迫害人的事暴露得遠遠不夠！多少萬中國人1949年以來被控“隱瞞歷史”而死於非命？然而最成功地隱瞞了歷史的，莫過於中國共產黨那些領導人。中共極端反人性的東西，根子很深，始終沒有動，有各種表現形式，一層一層包裹。
他要尋找的共產黨，當然不是這樣的共產黨！
文學上有所謂“永恆主題”一說，對於劉賓雁來說，這一生的永恆主題是“中國老百姓”：他們苦難深重的過去，他們不斷惡化的現狀，以及他們難以預測的未來。劉賓雁以一個最簡單的標準──老百姓的處境，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來判斷是不是該尋找的共產黨。
理想不是離我們更近，而是更遠
2003年胡溫接班之後，在處理SARS和孫志剛被收容毆打致死事件中的明快手法，曾經喚起過很多人的希望，劉賓雁當時也寫了一篇文章：《胡溫新政改進可見，人權進步尚待推動》，文中稱許：“胡錦濤和溫家寶這個新班子幾個月來實行的新政，幾乎都貫穿著這麼一種人道主義或者人文關懷的精神。”然而2004年在意識形態上的加緊控馭，對民間維權抗爭的強化壓制，讓劉賓雁大失所望：“所謂的‘胡、溫新政’不過是一場幻想！現在他們終於亮出旗幟來了。好像就是要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簡直叫人難以置信！他們究竟從中國的歷史裡學到了什麼？”
從1940年草菅人命處決一批鮮活的生命，到2005年對在異鄉罹患癌症盼望回國的籲求不加理睬——貫穿這二者的，究竟是什麼樣冰冷的邏輯？
劉賓雁確乎是蒼老了。又一辛棄疾的名句浮現在我的腦海：“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著名美學家、畫家高爾泰書贈給劉賓雁的詩句又撲進我的眼帘：“鐵干老益健，何愁落花風。歲寒知後凋，蒼然冰雪中。”
劉賓雁在參加王若望追悼會時曾感嘆，王若望合上雙眼時是痛苦的，因為他們都沒有想到，“在我們生命的終點，我們年輕時為之奮鬥的理想，不是離我們更近，而是更遠。”
過年了！像劉賓雁這樣的異議人士，什麼時候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發射自己全部的光和熱呢？
（寫於2005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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