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仅摧毁了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念。中国从世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不怕天谴，也不担心灵魂下地狱。有人相信，文革式普遍迫害会使人产生一种政治智慧，为在中国永远结束政治迫害创造了最佳条件。事实恰好相反
老高按：冯胜平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两个30年的优劣，将一些来往争论也发给我，正好给了我学习机会。（所谓“两个30年”，源于习近平登基之后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建国后的两个30年是统一的，不能互相对立、互相否定。他说的“两个30年”，指的是1949～1979，1979～今天，可以理解为毛泽东时代和邓-江-胡时代吧）
老冯与朋友们的争论很有意思。毛时代与邓时代的是非曲直、功过利弊，左右各派眼下在网上（包括万维）正讨论得如火如荼，冯的这些电子邮件，可以看成是全民大讨论的一个小小的分会场。未得他的同意，我不能擅自披露。但是邮件附送了一篇冯的旧文，我读来却觉得不妨转贴——因为有朋友在邮件中问冯，是否可以转贴出去，冯胜平并未制止，只是说了一句：“28年前的一篇旧文”。那么，看来他是默许啦。
“28年前的一篇旧文”，也就是说，是1985年写下的。那个年月，对“文革”，正在走出“伤痕文学”“控诉悲情”的情绪氛围，真正的反思刚刚开始。冯胜平这篇文章，有些观点在后来对“文革”的研究中已经得到深化，被研究得更细，已经被超越；有些论断已经过时，例如说严家其（和高皋）的《文革十年史》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学术著作”，后来即使在大陆，也出版了多种文革学术著作；再如，冯文说：所有中国人都诅咒“文革”，诉说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引用刘宾雁的话说：“许多中国人都应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但人们看不到这种羞愧的纪录。就是偶然的认错也是绝无仅有”，这一条，28年来也有了一定改变——我们已经读到了不少称得上是“忏悔之作”的回忆。还有些论断，我读来感觉未免语焉不详、失之过简、过浅，论证牵强，例如关于“文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但是这篇文章，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洞察。一想到是28年前我的同代人就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和深度，不禁让我大为钦佩！（想想我在28年前对“文革”的反思只达到一个何等之低的水平吧）。许多论断，至今还深具启发性。
最近我连续读到多部关于“文革”的文艺作品，像胡发云的长篇小说《迷冬》（刊于《江南》丛刊，单行本即出），赵铁林的纪实《即将逝去的血色回忆》（海南出版社），王耀平的纪实性很强的长篇小说《罗山条约》（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几部作品，各有长处。但我感到，这些作者都应该读一读冯胜平这篇不长的文章，他们一定会对他们所面对、所提炼的“文革”生活素材，别具只眼。
下面转贴冯胜平的文章，供更多朋友讨论——不以为然、嗤之以鼻、甚至视若寇仇、痛加批驳的一定大有人在吧。其中加粗的文字，是我加粗的。此公不擅打字，此文不知道是哪个朋友给他输入的——或许是他太太。其中有些笔误，他也不加理会，我做了订正。
冯文中说：“与那种谴责别人和自艾自怜的‘伤痕文学’不同，我希望写一部文革忏悔录”，又說“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官方文献，红卫兵报刊，对文革参与者的采访以及本人的经历”。看来这篇文章只是一篇长文甚至是一部书稿的序言？希望老冯能让我拜读全文。
学者冯胜平（高伐林摄于2012年纽约研讨会）
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
冯胜平
只有当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而“四人帮”也成为阶下囚的今天，人们才有可能来客观地研讨文革。一个持续了十年的黑暗时代，文革像漫漫长夜，在这夜中，八亿中国人向地狱进行了一次长征。如果不是因为“伟大舵手”的突然死亡，我们也许已经到达了那里。今天，一些人声称参加文革是受到胁迫，另一些人则说自己被欺骗。所有中国人都诅咒文革，诉说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然而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只是被迫害，受冤屈，那么到底是谁迫害、冤屈了他们？
一、三种对文革的解释
大多数中国人相信，毛泽东本人，林彪与“四人帮”（利用或被毛利用）是这场灾难的根源。尽管毛泽东，林彪以及“四人帮”没有亲手杀死过一个人——文革使二千万人丧生，一亿人受迫害——人们仍认为文革的账应全部记在他们头上。西蒙·李写道：“文革与文化无关，更非一场革命。它不过是一小撮人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背后进行的一场上层权力斗争”。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好人与坏人斗争的老故事，它不禁使人想起索尔仁尼琴为苏联描绘的一幅简单双色图：图的一边是邪恶的苏共领导人，另一边是被迫害的无辜圣洁的俄国老百姓。
另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应为文革负责。在他们看来，文革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命运早已注定，历史在劫难逃。万恶之源是中国的一党专政。这种解释虽不无道理，但仍忽略了一个事实：共产党本身及其控制下的公检法机构在文革中亦被摧毁。此外，把文革归咎于共产制度并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获得了这样一个制度，更不能解释谁在文革中支持了这个制度。一个政权要滥用权力，首先必须获取这种权利。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难以产生，更谈不到滥用权力了。
最后还有极少数的人相信，整个民族对文革负有责任。八亿中国人无论老幼，包括那些死去的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文革。根据这种解释，人们参加文革不是被胁迫，而是出于自愿。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还记得它曾经是一场多么深得人心的运动。的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文革是疯狂的举动。然而在当时它却是完全理性、正常的。为了清除“阶级敌人”，捍卫中华土地的纯洁，中学女生用铅笔刀将教师凌迟；子女检举父母；朋友兄弟相残。毫无疑问，持这种观点的人总结道：文革唤起了中国人民心中最深层的愿望，而这正是文革发生的真正根源。
以上三种对文革的解释中，第三种最接近事实，但却最少受到注意。它并不否认前两种解释，而只是比它们更进一步，强调指出了它们的疏忽之处或有意隐藏的地方。这一种解释不仅揭示了文革的深层原因，更促使中国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事实上，许多文革的受害者也曾迫害过别人。那些被红卫兵运动冲击的最厉害的人往往是那些在以前历次运动中整人最厉害的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扬、彭真等人的经历，皆是例证。这种相互迫害的现象在知识分子中亦不例外。巴金现在就为他曾在胡风、叶以群遭迫害时落井下石深感忏悔。另一个例子是吴晗，他是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然而正是这个吴晗，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章伯钧、罗隆基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横加迫害。1966年，姚文元请君入瓮，以同样的方式打倒了吴晗。十年后的1976年，姚文元本人亦自食其果，成为文革的最后一个祭品。鲁迅曾悲愤地写道：“我们十分引以自豪的中华文明不过是为富人与强者设下的人肉宴席，中国则是准备这一宴席的厨房”。在这个宴席上，那些被吃的曾经也吃过人，那些吃人的也将被人吃。不幸的是，这幅人吃人的图画在文革中又再一次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二、什么是文革？
对不同的人来说，文革有不同的意义。对林彪、“四人帮”之流，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对“黑五类”而言，它是一场生存斗争；对大多数红卫兵，它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而对极少数人，它则是一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斗争。事实上，许多相互冲突的团体都曾支持过文革，直到其本身成为文革的目标为止。自己被践踏却又践踏别人，人们在文革中像木材一样相互燃烧。从这一角度看，文革既不像许多中国人今天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由毛泽东和他的仆从设计的大阴谋，也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说得那样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悲剧表现，更不像李一哲在他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文中所坚持的那样是一场全民的民主大演习。文革实际上是以上各种说法的综合，它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为不同的目标进行的一系列不同的斗争。
因此，什么是文革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由谁来定义它，以及问题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时期。严格地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文革，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革。基于这种理论，我完全愿意接受各种关于文革的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唯一我不能接受的是对文革的一元化解释。如果谁坚持说只有他对文革的定义才正确，他无疑是错了。如果什么人声称他对文革无所不知，非常可能，此君对文革是一无所知。
三、群众专政
在文革的诸多特征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的多义性，亦非它吞噬生命的能量，而是它迫害无辜的独特方式。在文革中，政治迫害成了一种精巧的艺术。随著群众专政代替国家警察，“老大哥”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是。任何忠实的公民，只要他还有“道德”和“良知”，都必须成为政府的鹰犬。这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邻居批斗邻居，妻子揭发丈夫，朋友出卖朋友，子女检举父母。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曾如此沦丧，人类的尊严从未遭到如此的践踏。然而最具讽刺的事，中国人从未如此自豪过，他们从未像在文革中那样确信，人间天堂已在中国实现。
借用一下奥斯卡·王尔德的比喻：这个世界上存在著三种暴君，他们分别对人的肉体、灵魂以及灵肉两者进行统治。第一个暴君的名字叫“君主”，第二个是“教皇”，第三个则被称为“人民”。三者之中，最后一个暴君最为残酷，也最不可抗拒。君主的暴虐可以随著他的死亡而终止；教皇的权威，取决于人们对他的信仰程度；人民暴政则从定义来说就是不可战胜的。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暴政，只有随著人民本身的毁灭而毁灭。
文革的群众专政，无疑是第三种暴政在历史上的最高表现。的确，只是在中国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工人、军人和农民——都被运动耗竭之后，文革的暴政才终止。作为人民权利真实和终极的表现，文革并非与毛泽东的生命一起结束。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它就失去了动力。如果说，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代表文革的顶峰，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是它的谷底。其间的转折点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它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四、无形的手
回顾文革，人们看不见真正的胜利者。所有的参加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红卫兵还是走资派，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刽子手还是他的牺牲品，最终都被抛入地狱。没有人——即使毛泽东也不例外——从文革中获益，所有人都失败了。这场革命正如他的刽子手及牺牲品之一的林彪所说，是一台“人肉搅拌机”（此话不够准确。《571工程纪要》中原话说是“绞肉机”，而《571工程纪要》恐怕不能说是“林彪所说”。——老高注）。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为什么文革变成了一场全民的恶梦？在纷繁的表面现象之后，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玩弄一切人的命运。要找到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不仅要研究文革的动乱年代，更要研究中国的历史。
本文试图证明的一个主要主要论点是：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文化，又称国粹，是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它对文革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了解文革的关键。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人从这种角度来研究文革。把文革看为一场反传统、反文化的革命，人们忽略了它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
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我所用的基本工具是中国政治文化。这里所谓政治文化，指的是一整套为人们广泛接受并指导其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及道德准则。换言之，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特定的中国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实质上决定了正义，法律及其道德的准则。
五、历史的追复
以政治文化为镜，我发现文革并非绝无仅有；它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旧时的中国农民经常与皇帝站在一起反对腐败的官僚，文革中的造反派与毛泽东结成联盟反对中国的新贵。封建时代的臣民宁愿奴役下的平等，也不接受自由中的不平等。文革时期的公民亦是一样。例如，安慰一个被冤屈的教授最好的方式不是为他恢复名誉，而是让他的同僚也遭受同样冤屈。既然人们不能同样的强大，他们宁愿同样的软弱；既然不能共富，他们宁愿均贫。“36元万岁！”这一上海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在许多方面，文革与太平天国运动相似。太平天国的追随者摈弃孔夫子，接受西方基督教；文革的信徒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传统观念。太平军实行土地共产，提倡男女平等，禁止纳妾、裹足、包办婚姻、吸毒和赌博；毛泽东主义者也在文革中推行了一整套与之相似的社会改革方案，比太平军有过之无不及。一旦大权在握，太平军立即分裂，互相残杀；红卫兵也不例外。最后，无论是太平天国的追随者还是文革的参与者都保留甚至发展了它们自诩所推翻的旧制度的某些特征：任人唯亲，尔虞我诈，人治及其政治迫害。
在1966-1967年的红卫兵运动中，人们也可以看到1900-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的影子。义和团活动的中心是北京，并受到慈禧的支持；红卫兵运动也发源于北京，毛泽东是他们最高统帅。正如义和团依赖符咒、神拳一样，红卫兵依赖毛的小红书和“精神原子弹”。义和团围攻外国领事馆；红卫兵焚烧了英国代办处。无知而又轻信，义和团和红卫兵都在被当权者利用后遭到抛弃。在为历史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他们都被后人描绘为流氓、恶棍或魔鬼。不再有人知道他们真实的动机和身份，也没有人记得他们的怨愤和悲哀。这似乎就是他们最为相似的终极命运。
六、文革在劫难逃
“革命不是制造的，它们来临”。文革也不例外。但文革并非从天而降，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不仅毛泽东，他的亿万追随者的心灵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发动一场如此规模的革命。罪恶之源——如果我们可以称文革是一场罪恶——在人们心中。毛泽东给了文革第一推动，人民使它真正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的劫数。
许多西方人相信，一切人都渴望自由，专制的唯一基础是强制。这种看法并不对。事实上，正如亚当·麦克尼先生指出：“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是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在这种专制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为数极少，而就在这少数人当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对暴政并非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这条规律完全适用于文革初期从中国当权者手中夺取了权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在中国不过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少数人掌握时，它被用来迫害多数人；在多数人手中时，它被用来反对一切人。文革的一个教训是：旧制度仅允许少数人滥用权力，新制度——群众专政——则允许多数人作恶。
政治迫害对其被迫害者的心灵摧毁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在长期的压迫下，人的心灵会为仇恨及报复意念所蒙蔽。一旦权力到手，奴隶不仅会迫害他们的主人，也会对自己的兄弟施虐。正如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长期被人践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践踏别人。对于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儅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都曾经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最好的学校”。鉴于中国在文革前曾有那么多人遭受迫害，人们对文革中出现如此大量的迫害者的现象应该可以理解。
据官方报道，文革中二千万人死亡，一亿人受到迫害。然而90％以上在文革中犯下各种罪行——谋杀、刑讯及抢劫——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原因并不是无法找到他们，而是这种人实在为数太多，法不责众。大多数文革牺牲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数的迫害者也是他们，两者时常互换位置，且都有参与迫害的难言之隐。“如果极权政治仅是一小撮暴君对一个无辜民族的压迫，推翻它就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西蒙·李写道：“事实上，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在于它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
七、文革的现有文献
与那种谴责别人和自艾自怜的“伤痕文学”不同，我希望写一部文革忏悔录，以揭示那些在十年中实际发生过却鲜为人承认的故事。浩劫之后，我感到中国人有必要自我批判和反思。正如刘宾雁指出：“许多中国人都应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但人们看不到这种羞愧的纪录。就是偶然的认错也是绝无仅有”。本文的目的既是要填补这一空白。
在现有的关于文革的文献中，很少有触及到事件本质的。文革刚刚结束，人们还来不及为它写史，它对未来的影响也还没有充分的展示。一般而言，文革受害者所写的文革故事太感情化；外国专家的研究太理性化；官方的文献则充满了谎言和歪曲。梁恒的《革命之子》在西方虽然走红，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大事件的描述。这一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远非他幼小的心灵所能理解。巴达菲尔德的《苦海余生》揭露了中国社会的许多时弊，但对文革本身却基本没有触及。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小说。在这部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学术著作中（后来又出版了若干专著，严家祺与高皋的这部著作已不再是“唯一”了。——老高注），人们找不到一个注释，却看到许多未经证实的传闻轶事。真正的文革的杰作是西蒙·李的《中国的影子》。它的缺点是过于政治化，从而流于偏激。在他看来，文革仅仅是毛泽东的创造，它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文化无关。在他的笔下，中国人过去的生活美好而令人羡慕，中国的悲剧只是从它接受了共产主义才开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念的新作《上海的生与死》。这部文革小说十分迎合西方人的趣味，但中国人读来却不无荒谬之处。从贵族的角度批判文革，郑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英雄，她依赖上帝的帮助抵抗邪恶的红卫兵并战胜了牢狱。郑谴责文革并非仅因为它迫害无辜，更因为它竟迫害了一位像她那样的爱国者。一般伤痕文学的作者说：“像别人一样，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郑说：“居然我也受到迫害。”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官方文献，红卫兵报刊，对文革参与者的采访以及本人的经历。重庆、上海是我在文革期间住过的两个城市。1967-1968年夏，我曾目睹重庆武斗，见过街头被击毁的坦克和被自己同学钉死在黑板上的学生。三十万件武器流散民间，几十万人以武斗为职业，每天数十甚至上百人死亡。我在上海没有听到过武斗的枪声，却看过公审和处决“反革命”。他们的罪名是“偷听敌台”。
八、结论
文革的结束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所谓未来——的信念。过去被摧毁，未来又丢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地狱的边缘：它既不属于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什么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做。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担心灵魂下地狱。
一场摧毁了民族道德资本的浩劫，文革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精神真空。但是暴政并没有结束，政治迫害仍在继续。一些人相信，文革式的普遍迫害会使人产生一种政治智慧，从而为在中国永远结束政治迫害创造了最佳条件。事实恰好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会使结束暴政更加困难。因为归根究底，极权制度的力量并非在于它抗拒变化的能力，而在于它改变那些试图改变他的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中国长期政治迫害的使命，也许只能由一代新人来完成。这些人不是文革的幸存者，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未受过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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