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僅摧毀了中國的過去，更使人們喪失了對未來的信念。中國從世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什麼都敢做，不怕天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有人相信，文革式普遍迫害會使人產生一種政治智慧，為在中國永遠結束政治迫害創造了最佳條件。事實恰好相反
老高按：馮勝平與朋友們通過電子郵件討論兩個30年的優劣，將一些來往爭論也發給我，正好給了我學習機會。（所謂“兩個30年”，源於習近平登基之後在一次講話中提出：建國後的兩個30年是統一的，不能互相對立、互相否定。他說的“兩個30年”，指的是1949～1979，1979～今天，可以理解為毛澤東時代和鄧-江-胡時代吧）
老馮與朋友們的爭論很有意思。毛時代與鄧時代的是非曲直、功過利弊，左右各派眼下在網上（包括萬維）正討論得如火如荼，馮的這些電子郵件，可以看成是全民大討論的一個小小的分會場。未得他的同意，我不能擅自披露。但是郵件附送了一篇馮的舊文，我讀來卻覺得不妨轉貼——因為有朋友在郵件中問馮，是否可以轉貼出去，馮勝平並未制止，只是說了一句：“28年前的一篇舊文”。那麼，看來他是默許啦。
“28年前的一篇舊文”，也就是說，是1985年寫下的。那個年月，對“文革”，正在走出“傷痕文學”“控訴悲情”的情緒氛圍，真正的反思剛剛開始。馮勝平這篇文章，有些觀點在後來對“文革”的研究中已經得到深化，被研究得更細，已經被超越；有些論斷已經過時，例如說嚴家其（和高皋）的《文革十年史》是“迄今為止大陸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學術著作”，後來即使在大陸，也出版了多種文革學術著作；再如，馮文說：所有中國人都詛咒“文革”，訴說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引用劉賓雁的話說：“許多中國人都應為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但人們看不到這種羞愧的紀錄。就是偶然的認錯也是絕無僅有”，這一條，28年來也有了一定改變——我們已經讀到了不少稱得上是“懺悔之作”的回憶。還有些論斷，我讀來感覺未免語焉不詳、失之過簡、過淺，論證牽強，例如關於“文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但是這篇文章，閃爍着真知灼見的洞察。一想到是28年前我的同代人就已經達到的認識高度和深度，不禁讓我大為欽佩！（想想我在28年前對“文革”的反思只達到一個何等之低的水平吧）。許多論斷，至今還深具啟發性。
最近我連續讀到多部關於“文革”的文藝作品，像胡發雲的長篇小說《迷冬》（刊於《江南》叢刊，單行本即出），趙鐵林的紀實《即將逝去的血色回憶》（海南出版社），王耀平的紀實性很強的長篇小說《羅山條約》（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幾部作品，各有長處。但我感到，這些作者都應該讀一讀馮勝平這篇不長的文章，他們一定會對他們所面對、所提煉的“文革”生活素材，別具隻眼。
下面轉貼馮勝平的文章，供更多朋友討論——不以為然、嗤之以鼻、甚至視若寇讎、痛加批駁的一定大有人在吧。其中加粗的文字，是我加粗的。此公不擅打字，此文不知道是哪個朋友給他輸入的——或許是他太太。其中有些筆誤，他也不加理會，我做了訂正。
馮文中說：“與那種譴責別人和自艾自憐的‘傷痕文學’不同，我希望寫一部文革懺悔錄”，又說“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於四個方面：官方文獻，紅衛兵報刊，對文革參與者的採訪以及本人的經歷”。看來這篇文章只是一篇長文甚至是一部書稿的序言？希望老馮能讓我拜讀全文。
學者馮勝平（高伐林攝於2012年紐約研討會）
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懺悔與反思
馮勝平
只有當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里，而“四人幫”也成為階下囚的今天，人們才有可能來客觀地研討文革。一個持續了十年的黑暗時代，文革像漫漫長夜，在這夜中，八億中國人向地獄進行了一次長征。如果不是因為“偉大舵手”的突然死亡，我們也許已經到達了那裡。今天，一些人聲稱參加文革是受到脅迫，另一些人則說自己被欺騙。所有中國人都詛咒文革，訴說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然而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是：如果人人都只是被迫害，受冤屈，那麼到底是誰迫害、冤屈了他們？
一、三種對文革的解釋
大多數中國人相信，毛澤東本人，林彪與“四人幫”（利用或被毛利用）是這場災難的根源。儘管毛澤東，林彪以及“四人幫”沒有親手殺死過一個人——文革使二千萬人喪生，一億人受迫害——人們仍認為文革的賬應全部記在他們頭上。西蒙·李寫道：“文革與文化無關，更非一場革命。它不過是一小撮人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背後進行的一場上層權力鬥爭”。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好人與壞人鬥爭的老故事，它不禁使人想起索爾仁尼琴為蘇聯描繪的一幅簡單雙色圖：圖的一邊是邪惡的蘇共領導人，另一邊是被迫害的無辜聖潔的俄國老百姓。
另一些人走得更遠。他們認為，不是個人，而是制度應為文革負責。在他們看來，文革不過是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翻版。命運早已註定，歷史在劫難逃。萬惡之源是中國的一黨專政。這種解釋雖不無道理，但仍忽略了一個事實：共產黨本身及其控制下的公檢法機構在文革中亦被摧毀。此外，把文革歸咎於共產制度並沒有說明中國為什麼獲得了這樣一個制度，更不能解釋誰在文革中支持了這個制度。一個政權要濫用權力，首先必須獲取這種權利。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個政權都難以產生，更談不到濫用權力了。
最後還有極少數的人相信，整個民族對文革負有責任。八億中國人無論老幼，包括那些死去的人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過文革。根據這種解釋，人們參加文革不是被脅迫，而是出於自願。那些經歷過文革的人一定還記得它曾經是一場多麼深得人心的運動。的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文革是瘋狂的舉動。然而在當時它卻是完全理性、正常的。為了清除“階級敵人”，捍衛中華土地的純潔，中學女生用鉛筆刀將教師凌遲；子女檢舉父母；朋友兄弟相殘。毫無疑問，持這種觀點的人總結道：文革喚起了中國人民心中最深層的願望，而這正是文革發生的真正根源。
以上三種對文革的解釋中，第三種最接近事實，但卻最少受到注意。它並不否認前兩種解釋，而只是比它們更進一步，強調指出了它們的疏忽之處或有意隱藏的地方。這一種解釋不僅揭示了文革的深層原因，更促使中國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事實上，許多文革的受害者也曾迫害過別人。那些被紅衛兵運動衝擊的最厲害的人往往是那些在以前歷次運動中整人最厲害的人。劉少奇、鄧小平、周揚、彭真等人的經歷，皆是例證。這種相互迫害的現象在知識分子中亦不例外。巴金現在就為他曾在胡風、葉以群遭迫害時落井下石深感懺悔。另一個例子是吳晗，他是文革的第一個犧牲品。然而正是這個吳晗，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對章伯鈞、羅隆基無限上綱，羅織罪名，橫加迫害。1966年，姚文元請君入甕，以同樣的方式打倒了吳晗。十年後的1976年，姚文元本人亦自食其果，成為文革的最後一個祭品。魯迅曾悲憤地寫道：“我們十分引以自豪的中華文明不過是為富人與強者設下的人肉宴席，中國則是準備這一宴席的廚房”。在這個宴席上，那些被吃的曾經也吃過人，那些吃人的也將被人吃。不幸的是，這幅人吃人的圖畫在文革中又再一次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二、什麼是文革？
對不同的人來說，文革有不同的意義。對林彪、“四人幫”之流，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對“黑五類”而言，它是一場生存鬥爭；對大多數紅衛兵，它是一場理想主義的鬥爭；而對極少數人，它則是一場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鬥爭。事實上，許多相互衝突的團體都曾支持過文革，直到其本身成為文革的目標為止。自己被踐踏卻又踐踏別人，人們在文革中像木材一樣相互燃燒。從這一角度看，文革既不像許多中國人今天認為的那樣是一場由毛澤東和他的僕從設計的大陰謀，也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說得那樣是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的悲劇表現，更不像李一哲在他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文中所堅持的那樣是一場全民的民主大演習。文革實際上是以上各種說法的綜合，它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為不同的目標進行的一系列不同的鬥爭。
因此，什麼是文革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於由誰來定義它，以及問題所涉及的具體的歷史時期。嚴格地說，沒有一個確定的文革，而是有許多不同的文革。基於這種理論，我完全願意接受各種關於文革的不同的定義和解釋。唯一我不能接受的是對文革的一元化解釋。如果誰堅持說只有他對文革的定義才正確，他無疑是錯了。如果什麼人聲稱他對文革無所不知，非常可能，此君對文革是一無所知。
三、群眾專政
在文革的諸多特徵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的多義性，亦非它吞噬生命的能量，而是它迫害無辜的獨特方式。在文革中，政治迫害成了一種精巧的藝術。隨著群眾專政代替國家警察，“老大哥”不僅無處不在，而且無人不是。任何忠實的公民，只要他還有“道德”和“良知”，都必須成為政府的鷹犬。這是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鄰居批鬥鄰居，妻子揭發丈夫，朋友出賣朋友，子女檢舉父母。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的道德曾如此淪喪，人類的尊嚴從未遭到如此的踐踏。然而最具諷刺的事，中國人從未如此自豪過，他們從未像在文革中那樣確信，人間天堂已在中國實現。
借用一下奧斯卡·王爾德的比喻：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三種暴君，他們分別對人的肉體、靈魂以及靈肉兩者進行統治。第一個暴君的名字叫“君主”，第二個是“教皇”，第三個則被稱為“人民”。三者之中，最後一個暴君最為殘酷，也最不可抗拒。君主的暴虐可以隨著他的死亡而終止；教皇的權威，取決於人們對他的信仰程度；人民暴政則從定義來說就是不可戰勝的。以人民的權力為基礎的暴政，只有隨著人民本身的毀滅而毀滅。
文革的群眾專政，無疑是第三種暴政在歷史上的最高表現。的確，只是在中國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幹部、學生、工人、軍人和農民——都被運動耗竭之後，文革的暴政才終止。作為人民權利真實和終極的表現，文革並非與毛澤東的生命一起結束。早在毛澤東逝世之前，它就失去了動力。如果說，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代表文革的頂峰，1976年的“四五”運動則是它的谷底。其間的轉折點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它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四、無形的手
回顧文革，人們看不見真正的勝利者。所有的參加者，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紅衛兵還是走資派，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劊子手還是他的犧牲品，最終都被拋入地獄。沒有人——即使毛澤東也不例外——從文革中獲益，所有人都失敗了。這場革命正如他的劊子手及犧牲品之一的林彪所說，是一台“人肉攪拌機”（此話不夠準確。《571工程紀要》中原話說是“絞肉機”，而《571工程紀要》恐怕不能說是“林彪所說”。——老高注）。為什麼這種現象會發生？為什麼文革變成了一場全民的惡夢？在紛繁的表面現象之後，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操縱、玩弄一切人的命運。要找到這隻無形的手，人們不僅要研究文革的動亂年代，更要研究中國的歷史。
本文試圖證明的一個主要主要論點是：這隻無形的手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文化，又稱國粹，是中國人的第二天性。它對文革曾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了解文革的關鍵。然而迄今為止，並沒有人從這種角度來研究文革。把文革看為一場反傳統、反文化的革命，人們忽略了它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間的聯繫。
在進行這一研究時，我所用的基本工具是中國政治文化。這裡所謂政治文化，指的是一整套為人們廣泛接受並指導其政治行為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及道德準則。換言之，中國政治文化是一種特定的中國思想方式，這種思想方式實質上決定了正義，法律及其道德的準則。
五、歷史的追復
以政治文化為鏡，我發現文革並非絕無僅有；它與中國歷史上的某些事件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如舊時的中國農民經常與皇帝站在一起反對腐敗的官僚，文革中的造反派與毛澤東結成聯盟反對中國的新貴。封建時代的臣民寧願奴役下的平等，也不接受自由中的不平等。文革時期的公民亦是一樣。例如，安慰一個被冤屈的教授最好的方式不是為他恢復名譽，而是讓他的同僚也遭受同樣冤屈。既然人們不能同樣的強大，他們寧願同樣的軟弱；既然不能共富，他們寧願均貧。“36元萬歲！”這一上海文革時期流行的口號正反映了這種心態。
在許多方面，文革與太平天國運動相似。太平天國的追隨者擯棄孔夫子，接受西方基督教；文革的信徒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傳統觀念。太平軍實行土地共產，提倡男女平等，禁止納妾、裹足、包辦婚姻、吸毒和賭博；毛澤東主義者也在文革中推行了一整套與之相似的社會改革方案，比太平軍有過之無不及。一旦大權在握，太平軍立即分裂，互相殘殺；紅衛兵也不例外。最後，無論是太平天國的追隨者還是文革的參與者都保留甚至發展了它們自詡所推翻的舊制度的某些特徵：任人唯親，爾虞我詐，人治及其政治迫害。
在1966-1967年的紅衛兵運動中，人們也可以看到1900-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的影子。義和團活動的中心是北京，並受到慈禧的支持；紅衛兵運動也發源於北京，毛澤東是他們最高統帥。正如義和團依賴符咒、神拳一樣，紅衛兵依賴毛的小紅書和“精神原子彈”。義和團圍攻外國領事館；紅衛兵焚燒了英國代辦處。無知而又輕信，義和團和紅衛兵都在被當權者利用後遭到拋棄。在為歷史付出血的代價之後，他們都被後人描繪為流氓、惡棍或魔鬼。不再有人知道他們真實的動機和身份，也沒有人記得他們的怨憤和悲哀。這似乎就是他們最為相似的終極命運。
六、文革在劫難逃
“革命不是製造的，它們來臨”。文革也不例外。但文革並非從天而降，它來自人們的心靈深處。不僅毛澤東，他的億萬追隨者的心靈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個個人都不可能發動一場如此規模的革命。罪惡之源——如果我們可以稱文革是一場罪惡——在人們心中。毛澤東給了文革第一推動，人民使它真正成為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是中國的劫數。
許多西方人相信，一切人都渴望自由，專制的唯一基礎是強制。這種看法並不對。事實上，正如亞當·麥克尼先生指出：“長期的專制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化及相應的行為準則，它是人們不再愛好自由和真理，完全喪失人類的尊嚴並毫無自治能力”。在這種專制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為數極少，而就在這少數人當中，大多數還是潛在的暴君。他們反對暴政並非為了結束暴政，而是為了取而代之。這條規律完全適用於文革初期從中國當權者手中奪取了權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文革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在中國不過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少數人掌握時，它被用來迫害多數人；在多數人手中時，它被用來反對一切人。文革的一個教訓是：舊制度僅允許少數人濫用權力，新制度——群眾專政——則允許多數人作惡。
政治迫害對其被迫害者的心靈摧毀遠大於對迫害者的影響。它變犧牲者為暴君，從而使暴政延續。在長期的壓迫下，人的心靈會為仇恨及報復意念所蒙蔽。一旦權力到手，奴隸不僅會迫害他們的主人，也會對自己的兄弟施虐。正如權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通常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長期被人踐踏的人本能地會想要踐踏別人。對於這種心態，米蘭·昆德拉曾做過生動的描述：“儅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曾十分崇拜從政治犯監獄歸來的人，後來我才發現大多數的壓迫者都曾經被壓迫過。……被迫害往往是培養迫害者最好的學校”。鑑於中國在文革前曾有那麼多人遭受迫害，人們對文革中出現如此大量的迫害者的現象應該可以理解。
據官方報道，文革中二千萬人死亡，一億人受到迫害。然而90％以上在文革中犯下各種罪行——謀殺、刑訊及搶劫——的人並沒有受到懲罰。原因並不是無法找到他們，而是這種人實在為數太多，法不責眾。大多數文革犧牲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數的迫害者也是他們，兩者時常互換位置，且都有參與迫害的難言之隱。“如果極權政治僅是一小撮暴君對一個無辜民族的壓迫，推翻它就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西蒙·李寫道：“事實上，極權制度驚人的地方恰在於它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無所不在的組織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惡，把他們變成劊子手的幫凶”。
七、文革的現有文獻
與那種譴責別人和自艾自憐的“傷痕文學”不同，我希望寫一部文革懺悔錄，以揭示那些在十年中實際發生過卻鮮為人承認的故事。浩劫之後，我感到中國人有必要自我批判和反思。正如劉賓雁指出：“許多中國人都應為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但人們看不到這種羞愧的紀錄。就是偶然的認錯也是絕無僅有”。本文的目的既是要填補這一空白。
在現有的關於文革的文獻中，很少有觸及到事件本質的。文革剛剛結束，人們還來不及為它寫史，它對未來的影響也還沒有充分的展示。一般而言，文革受害者所寫的文革故事太感情化；外國專家的研究太理性化；官方的文獻則充滿了謊言和歪曲。梁恆的《革命之子》在西方雖然走紅，不過是一個孩子對一個大事件的描述。這一事件在許多方面都遠非他幼小的心靈所能理解。巴達菲爾德的《苦海餘生》揭露了中國社會的許多時弊，但對文革本身卻基本沒有觸及。嚴家其的《文革十年史》與其說是一部歷史，不如說是一部小說。在這部迄今為止大陸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學術著作中（後來又出版了若干專著，嚴家祺與高皋的這部著作已不再是“唯一”了。——老高注），人們找不到一個注釋，卻看到許多未經證實的傳聞軼事。真正的文革的傑作是西蒙·李的《中國的影子》。它的缺點是過於政治化，從而流於偏激。在他看來，文革僅僅是毛澤東的創造，它與中國人民和中國政治文化無關。在他的筆下，中國人過去的生活美好而令人羨慕，中國的悲劇只是從它接受了共產主義才開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鄭念的新作《上海的生與死》。這部文革小說十分迎合西方人的趣味，但中國人讀來卻不無荒謬之處。從貴族的角度批判文革，鄭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英雄，她依賴上帝的幫助抵抗邪惡的紅衛兵並戰勝了牢獄。鄭譴責文革並非僅因為它迫害無辜，更因為它竟迫害了一位像她那樣的愛國者。一般傷痕文學的作者說：“像別人一樣，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鄭說：“居然我也受到迫害。”
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於四個方面：官方文獻，紅衛兵報刊，對文革參與者的採訪以及本人的經歷。重慶、上海是我在文革期間住過的兩個城市。1967-1968年夏，我曾目睹重慶武鬥，見過街頭被擊毀的坦克和被自己同學釘死在黑板上的學生。三十萬件武器流散民間，幾十萬人以武鬥為職業，每天數十甚至上百人死亡。我在上海沒有聽到過武鬥的槍聲，卻看過公審和處決“反革命”。他們的罪名是“偷聽敵台”。
八、結論
文革的結束似乎預示着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們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所謂未來——的信念。過去被摧毀，未來又丟失，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地獄的邊緣：它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國，那些對過去發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倖存者已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什麼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敢做。作為極端的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怕天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
一場摧毀了民族道德資本的浩劫，文革在中國留下了一個精神真空。但是暴政並沒有結束，政治迫害仍在繼續。一些人相信，文革式的普遍迫害會使人產生一種政治智慧，從而為在中國永遠結束政治迫害創造了最佳條件。事實恰好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會使結束暴政更加困難。因為歸根究底，極權制度的力量並非在於它抗拒變化的能力，而在於它改變那些試圖改變他的人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束中國長期政治迫害的使命，也許只能由一代新人來完成。這些人不是文革的倖存者，他們從未迫害過別人，自己也未受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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