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按：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但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還會記得，“六一”是1966年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的日子——那是毛澤東稱譽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這一天，就是“文革”從黨內高層權鬥轉向社會群眾蜂起投入的轉折點。
有武漢故交給我轉來署名為“商欣仁、彭祖龍”的“文革”回憶錄《六渡橋的黃昏》中的一章。彭祖龍這個名字很熟，是四十年前武漢“文革”造反組織的活躍人物之一，而“商欣仁”這個名字，很像筆名——“傷心人”的諧音。我後來在網上查了一下，看來不錯，“商欣仁”看來很可能就是彭祖龍本人。
這篇回憶錄所寫的事情——“文革”中的造反派戴鵬，被保守派在中共武漢市委大院內活埋，此前我也有耳聞，但了解不細，更不太知道後來還有涉嫌殺害他的兇手落網時拒捕而被槍殺，而後又被追認為“烈士”的種種曲折。雖然本文文字並不是很順暢，但是對“文革”後成長的年輕讀者了解“文革”中種種駭人聽聞的事情，具有參考價值。承蒙武漢故交幫我徵得“商欣仁”認可，轉貼於此，原文甚長，我略做了一點點刪改。
“文革”中的造反派，年齡輕的如今也都已經年過花甲甚至古稀，都是退休老人了。當年的戰友後來思想變化也是分道揚鑣，漸行漸遠。當年彭祖龍的戰友、“工造總司”一號勤務員吳焱金，對彭祖龍及其所寫的《六渡橋的黃昏》就相當不以為然。這裡我也附上吳焱金所寫的《彭祖龍其人》一文的摘錄，供讀者更全面地反思“文革”經驗教訓。
我重申一點：轉載文章，並不意味着我完全認同其觀點和認定其所述的事實；而只是認為它能夠提供給我們研究的資料，或者開拓討論的思路。
中共武漢市委大院內活埋戴鵬案件始末
商欣仁、彭祖龍，選自《六渡橋的黃昏》書稿第25章
提要：戴鵬：三十歲，共青團員，漢口青島路人民倉會計，文革時任“工造總司”二號勤務員，被“百萬雄師”抓進設在武漢市委的“百萬雄師”總部，未死就活埋在市委大院內樹林中。
湯忠云：共產黨員，武漢漁獵公司幹部，文革時任“百萬雄師”作戰部副部長，戴鵬案主凶，1967年“720”事件後，因戴鵬案被公安機關抓捕時被擊斃，毛澤東死後，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為其平反，追認為烈士。
一，案情簡介
文革期間，1967年6月12日，武漢市發生了一件活埋人的刑事案件，這一真實無誤的案件，由於介入文化大革命這個政治主題，其處理結果卻讓人百思不能其解。
不能其解之一的是：
戴鵬被活埋一案，人證、物證具在，當事人都一一承認。法院卻以疑犯是受人指使殺人為由，將兇手一一無罪釋放。那麼，既是受人指使，那指使人應為兇手也應治罪，法院又認為指使的具體人無法確定，也就是說：“戴鵬確實是被人活埋，卻沒有兇手”。
不能其解之二是：
當年奉命偵破此案和抓捕兇手的三名公安人員，共產黨員彭海如、劉祖清、王振友三人，卻以非法拘捕他人罪被判三年、六年、八年徒刑。
不能其解之三是：
毛澤東死後，他指定的接班人，堅持二個凡是，被當局稱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主席，卻為活埋戴鵬的主犯，主凶湯忠雲平反昭雪，追認為烈士。
這一奇怪的案件，在現在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卻很平常。
這一案件，三人均不服，經二十幾年上訴。從中央到地方法院，人人都認為是冤案，但個個都不能解決。
湖北中院一位老資格法官×××（隱其名），說了實話，“經我手辦的這樣冤案多得很，一個都沒法解決，勸你們不要跑了，任何案件一旦沾上“政治”的邊，就只有等在下一次政治運動中，中央有人說話才能解決，例如右派、又如胡風案件、又如蘆山會議案件，政治案件如此，刑事案件一樣如此。碰上“政治”需要，或者“殺頭”，或者“升官”。歷來如此”。
那麼，這是一樁什麼樣的和政治沾邊的刑事案件呢？
二、政治背景
1966年，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以劉少奇為首的當局首先提出了打倒彭、羅、陸、楊四個黨內反革命。武漢馬上響應，由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提出打倒李達、武克仁、何定華（武漢大學正副校長），說他們是武漢三家村，一時間從上至下，每個單位都有三家村，武漢市一下子成千上萬的人被批鬥，遊街，抄家。支持當局的紅衛兵們大掃四舊，武漢市陷入了“紅色恐怖”之中。
按黨內規定，任何一個運動必需是由黨來領導，由上而下進行，這種方法本來是黨的一貫做法，但此時；卻有人把這種方法稱為劉少奇的“反動路線”，那麼什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呢？毛主席路線黨內外從未聽說過，原來在文革中制定了“十六條”，要自下而上地搞運動，群眾可以不通過黨組織，自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揭發、這一來麻煩了，全市大亂。亂的原因是前陣子以黨的工作組，專案組整人的當權派（時稱走資派）骨幹份子，反過來被他們整過的或正在挨整的人批鬥、抄家、游過街。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時間全市大亂，工廠停產，學生停課。
為了保住自己，當權派們又找一些曾經得到好處的人來保護自己，這就在群眾中形成了兩派。挨過整的人一般叫“造反派”，專門整人的又去保護當官的人叫“保皇派”。“保皇派”在當時是不合法的，他們不可能公開自已是“保皇派”，因為運動中明確規定要整“黨內當權派”，所以他們也要找一個當權派來斗，例如在湖北省造反派要斗省長張體學，說前段整人是他叫搞的。保皇派要斗孟夫唐（主管教育的副省長），各單位也一樣，保皇派也斗當權派——他們當時也自稱“造反派”，只是專撿一些不起眼，出身不好，職務不高，歷史上有問題的人來斗，而造反派盡找些有實權的、顯赫一時的人來斗，因為這些人曾整過自己材料，所以有一種報復心裡。
這樣一來，全市上下各單位都形成了二派，當權派也形成了二派支持造反派幹部和支持保皇派幹部，公安局、法院、檢查院也不例外。全部成了兩派。
問題就出在這裡。
從1966年保皇派和支保、當權派要紅衛兵掃四舊時，就撞上了大禍，66年底到67年初，全市停產，全國大亂。此時，中央老幹部譚震林等對毛的這種運動方法不滿，覺得這樣做不妥，於是上報毛主席，要求停止這種由下而上、不在黨委領導下運動的（方法）路線。
毛讓步了，為了及早糾偏，毛讓部隊黨委介入，全國實行軍管。軍人當權，可想而知，這是以農民為主的隊伍，只認階級成份，其它什麼都不管，一下子將斗黨內走資派又改成鬥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資本家，落後分子，這即是所稱“二月逆流”。
此時，前段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的當權派（走資派）及其骨幹們馬上又神氣起來。
戴鵬案件就發生在“二月逆流”之後。
此時，武漢市已宣布軍管，湖北省軍區在3月21日，發出了通告（即3.21通告），要求工廠復工，學生複課，撒消群眾組織山頭，並對武漢最大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宣布為非法組織，將其第一號負責人朱鴻霞逮捕法辦，對其它群眾組織做思想工作要求解散，將當時所強占辦公地點歸還原單位。對參與斗當權派的群眾只做教育不追究責任。
軍方沒想到的是，武漢群眾組織都自稱“造反派”組織，連保皇派也稱自己是造反組織，例如保皇派“紅武兵造反大隊”等。軍方一時拿不準，又不能都像對待“工人總部”那樣對待這些群眾組織，這樣一來，群眾山頭一個也撤不了，不但撤不了，這時有這些山頭群眾組織還要為“工總”翻案。
武漢市政府人武部負責人牛懷龍想出了一個主意，他了解武漢“職工聯合會”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由於軍人都是農民出身，他只認一個理，凡貧下中農出身的人占多數的組織就是好組織，職工聯合會符合這一標準）運動中這個組織被“工總”打垮，所以他要依靠這個組織來支持軍方，協助軍方將這些亂七八槽的社會殘渣趕回工廠。此時，武漢機械局武裝幹部俞文斌（一作喻文斌——高注），正好不謀而合，他認為文化大革命黨中央，毛主席要大家積極參加運動，人人都應積極參加“工人總部”憑什麼說自已是“保守組織”，要把職工聯合會砸掉？該組織共產黨員都是貧下中農出身，都是黨的依靠對象，歷次運動的積極份子（其它群眾組織頭頭中黨員很少）。看看“工人總部”是些什麼東西？出身不好還不說，都是各單位掉兒郎當，不務正業，流氓阿飛，五類份子，資產階級意識較強的人組成，運動能依靠這些人嗎？所以，俞文斌、牛懷龍想以準軍事組織 “民兵”名義參加文化大革命，協助政府和軍方將生產搞上去，業餘鬧革命，這個組織命名為“紅武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紅武兵將市委作為自己辦公總部，協助軍方整治社會，武漢市社會情況開始好轉，工廠開始開工（學生未上課），每個單位“紅武兵”在廠門口值班清點人數，生產基本恢復。
但問題又來了，那些曾砸過保皇組織的“造反派“打手”們，砸過文革領導小組，搶過“黑材料”的人，衝擊黨委辦公室的人，斗過當權派又抄過當權派的家，抓當權派游過街的人。一上班就被“隔離反省”不准回家，有的被保皇打得鼻青臉腫，有的寫檢討，此時軍方並不干涉紅武兵，紅武兵代替了黨委和工作組，這樣一來，自然有一些人不上班，四處躲藏，上京告狀，逃向農村。工廠表面開工，實為半開工——牛懷龍也只需要這表面現象。
此時，武漢另有一些單位造反派人數眾多，控制着工廠，紅武兵頭頭和打手不敢回到造反派占多數的工廠去上班。
社會上還有一些群眾組織，前期是軍方承認的合法組織如“工造總司”、“紅教工”、“紅僑兵”，“紅工兵”、“二司”、“三司”等，為了撥掉這些據點，牛懷龍認為紅武兵以准軍方組織名義不合適——不能使用武力，便要求他們改名。而俞文兵認為，這些據點就像國民黨蔣介石王朝的南京，必須以“百萬雄師”之勢而攻之。1967年3月底，群眾組織“紅武兵”改名“百萬雄師”，殺入社會。
百萬雄師在8201部隊的幫助下，制定了拔掉全市八大據點的方法和步驟，江岸區“百萬雄師”總部決定將攻占當時最大的工人群眾組織“工造總司”（總部在漢口友益街16號，現武漢市文化局內）的任務，交由二七區（即江岸區，“文革”中的改名高潮中改為“二七區”——高注）自行解決，火線指揮部設在第30中學內，汽車運輸由第30中對面的汽車運轉二站擔任。
此前，為了不打無準備的仗，先派人了解工造內部“文攻武衛”防衛布署，一是設法抓到工造主要頭頭，並由市公安局消防處，以消防總隊檢查消防設施為由進入工造總部內實地勘查，據武漢市兒童醫院“百萬雄師”武鬥干將董繼斗後來介紹，8201部隊派專人在30中講解攻戰、退戰術，並決定在工造旁邊韓家巷留一空口，讓工造人員好逃亡——可惜工造內部，無人知道這一信息，只是死守，最後被殺死23人。8201部隊只是想逼工造退出，也並未想到最後會死那麼多人。
1967年6月4日，省軍區發表6.4公告，百萬雄師加緊了拔據點步伐。
6月11日，百萬雄師作戰部得到情報，一個叫胡崇遠的武漢郵局工人，“四清”挨過整，所以參加了造反派，並在工造總司擔任主要頭目，但他和該組織二號頭目戴鵬關係不好，退出了工造，組成新工造，願投向“百萬雄師”保皇派一方。胡被請到百萬雄師總部，介紹工造內部情況，湯忠雲（百萬雄師作戰部副部長）對他說：“你離開工造已近二個月，這二個月內部情況一定有變，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辦法搞個頭頭出來，或者你找，或者我們抓”（以上為胡在7.20後交待材料）。當時胡就想到了對頭戴鵬，說戴鵬人很忠厚老實，每天離不開老婆，按時上下班，抓他最方便，但胡不能出面。至於其它頭頭，像吳焱金，彭祖龍、龍梅生、潘洪斌，周圍警衛人員很多，難得下手。
戴鵬的命就這樣完了。
6月12日，在胡崇遠的指引下，湯忠雲派江岸區紅五兵頭頭王明榮、陳昌錄為首7人等在青島路人民倉庫，將戴鵬抓住。戴拼命反抗，並大聲喊叫，司機非常緊張，加上吉普車並不隔音，路上行人中造反派又多，他們很害怕，此時，司機×××將一毛巾丟給王明榮、陳昌錄，將戴鵬口堵住，二十幾分鐘後，車到市委，當時戴鵬已不醒人事，昏迷過去，他們將他放在長椅上，交給另一組專門審訊的班子，抓捕組人員就離開了。後來，戴醒了，又反抗，大罵百萬雄師“保皇派”，於是打手們大打出手，將戴鵬打傷，戴鵬仍不服，繼續大罵“保皇派”你們沒有好下場，隨便抓人是違法的，我又不是走資派，又不是反革命，你們有什麼資格抓我——都是學的電影中革命者不怕死的英雄場面，也都是黨一貫教導的結果。
頭頭們無法，一個叫王明榮的頭頭擔心戴鵬叫聲“影響不好”，仍然叫人將口堵上，讓送到一樓辦公大樓地下室，等湯忠雲（作戰副部長）回來再說，這樣戴又堵上口，拖到市場地下室。
當晚，湯忠雲回來，陳昌義向他匯報情況，湯想找戴談一談，但此時問題發生了：地下室看管人員說，戴已經沒氣了！這一下大家都害怕擔當責任，七嘴八舌亂成一套，有人提議在市委大院後樹林中挖一土坑埋了算了，稱所有在場人員一律不准外傳。最後，湯忠雲說：“那只好這樣辦”。
夜晚，坑挖好，眾人將戴抬進市委左側小樹林內土坑前——突然戴鵬又出氣了！此時馬上報告湯忠雲，是否送醫院，或丟在馬路上？經研究，當時醫院都被造反派控制，（當時凡文化高，知識份子多的單位，造反派就多），覺得去醫院怕不行，丟到街上也不行，六月份滿街都是人，若運到郊區去的話路上人多，要叫造反派抓住就沒命了，後來又來消息，說戴鵬又沒出氣了。
這樣折騰了幾小時，最後聽說沒氣了，有人提議：乾脆埋了算了！最後也誰沒點頭，卻七手八腳地埋了。（以上為7.20後，對百萬雄師頭頭審訊材料）。
可憐的戴鵬，就這樣被不明不白地埋了！
三、追捕兇手
6月24日，“百萬雄師”按計劃血洗工造總司，當場殺死23人、傷200餘人。工造總司被百萬雄師三千餘手持鐵矛的武鬥人員圍攻時，工造總司曾向武漢部隊、省軍區、人武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支左辦公室連連呼救，無一響應，武漢工造總司後面是市無線電廠，駐廠軍代表將工廠大門打開，讓百萬雄師戰鬥人員持械汽車從廠中進入，從後面攻打工造總部，工廠軍代表站在高處看血腥戰鬥場面。被造反派稱為“親人”的解放軍的行為，傷透了造反派們的心。
血洗工造後，下午2時半，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辦公室宣傳車開過來，開始宣傳“要文斗不要武鬥”。
戴鵬失蹤後，工造總司總部，及戴鵬妻子陳景蓮（他們有一個8個月大的嬰兒）到處尋找，向武漢軍區、省軍區，武漢市公安局軍管會報案。當時，武漢公安局由保守派組織“武漢公安”控制，軍管會由人武部牛懷龍將軍控制，報案當然石沉大海。
1967年“720”事件後，牛懷龍一派受到毛澤東的打擊，8201部隊解散。百萬雄師涉案人員紛紛投案自首，戴鵬被活埋一案浮出水面。有的百萬雄師武鬥人員為了立功贖罪，將責任推給別人，甚至描繪說，戴鵬活埋前還在與人說話！後經深入調查，反覆論證，互相印證，有些話並不可靠，但有一點是眾口一詞：決定抓人、打人、埋人的主犯為湯忠雲。
“720”後，公安局已由造反組織“公安聯司”接管——保九處處長彭海如是其頭頭。
8201撤出後，8199部隊百忙中急於上陣，全權委託“公安聯司”負責武漢治安和刑事案件偵察，並臨時成立軍警聯合七人領導小組，軍方三人、警方四人。
戴鵬一案自然是故意殺人重案之一。
（未完待續）
武漢三鎮日新月異，有多少人還記得，林立的高樓下面埋藏了什麼樣的往事？
附：吳焱金《彭祖龍其人》（摘錄）
（吳焱金，原武漢工造總司一號勤務員）
彭祖龍的書《六渡橋的黃昏》部分在網上發表後，有許多網友發表十分中肯的批評，為此我有必要談談彭祖龍這個人，試析他的思想變化過程及其緣由。
彭祖龍，1937年生，文革中是武漢橡膠廠技術員，曾在“四清”工作隊幹過一段時間，後參加《工造總司》，為勤務員和宣傳部長。
實事求是地說，在投身文革的過程中，彭祖龍是堅定地擁護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造反派。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抗暴鬥爭中，在“工造總司”被陳再道之流指揮的“百萬雄師”包圍並血腥屠殺時，他義無反顧地充當現場總指揮，與“百萬雄師”的劊子手殊死搏鬥並負傷。
“720”事件後，他主辦的《工造總司》報和《不忘六·二四》戰報及時詳盡地揭露了陳再道之流殺害無辜造反派群眾的血腥暴行。《工造總司》有一支青年人組成的《鐵軍》，血氣方剛，容易衝動，唯恐他們出事，又是彭祖龍自告奮勇出任《鐵軍》政委，並為此遭到曾思玉、劉豐打壓，在武漢警備區被關近一年。毛主席逝世後，彭祖龍作為“四人幫”的骨幹分子被投進監牢，最後被判刑六年。當局原本對彭“免於起訴”，但彭竟索要“畢業證”，後因“態度惡劣和堅持反動立場”，發了“畢業證”——判有期徒刑六年。
吃夠了苦頭，走出牢門的彭祖龍一無所有，憑藉刻苦鑽研技術，拿到工程師職稱，在武漢市科委編外的一個攤子裡辦搜集科技情報的雜誌。以後跑遍湖北農村去支援鄉辦企業，以此糊口。1987年回漢碰到我，我當時正辦民辦科研所（後破產）。彭聽說也想辦，我就告訴他如何申辦明詳細情況，彭祖龍立即辦起了民辦科研所（後發展為公司） ，並以此為平台開始了他的小康之路。
他跑到內蒙古，找到時任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書記的王群（從武漢調去的），王群見到“家鄉人”，又是工程師，熱情接待。彭祖龍果然不負王群所願，在內蒙古改革開放中幫許多化工廠走出困境，並為他們打開銷路。
有此契機，彭祖龍一步步走上小康之路，思想上也就逐漸起了變化。
……彭認為毛主席沒選好接班人，致使造反派被打到永劫不復的地步，故自嘲為“傷心人”（商欣仁）。
嘗到改革開放甜頭的彭祖龍，政治態度隨着經濟地位的變化也逐漸在變化，“鄧小平好，胡錦濤好，溫家寶好”，這是他經常對我說的話。
由於彭祖龍當了老闆，接觸的精英們也多起來，先富起來的老闆們多是挺鄧反毛的，本不反毛的他在那個圈子裡也逐漸在思想上和老闆們打成一片。
再後來，彭祖龍能自由出入香港，成了香港攝影記者。後遊歷了歐盟十一國，欣賞西方的繁華和民主自由，思想上逐漸“與時俱進”，和國際接軌。
造反派的同志和網友都認為彭祖龍文章雜亂，思想混亂，這與他不斷接受各種思想有關。
相關文章：
造反派吳焱金回憶：批鬥我省最大走資派
造反派吳焱金回憶：我們怎樣遭到屠殺
造反派吳焱金回憶：我見到的毛林周陳吳
造反派吳焱金回憶：“文革”是個大舞台
造反派吳焱金回憶：一年造反導致終生坎坷
造反派曹承義自述：為何要揭竿而起？
造反派曹承義自述：武鬥殺人兇手是誰？
造反派曹承義自述：參加中央學習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