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出生入死？多少人命喪黃泉？青春花季，懂得什麼叫信仰，什麼叫革命，懂得所謂“生”的意義或“人”的價值嗎？是誰迷惑了他們的心性，讓他們相互敵對，自相殘殺，釀成曠古罕見的禍亂浩劫？為什麼不允許人們徹底反思和清算？導致文革產生的根源與強制遺忘、拒絕反思之間有着怎樣的邏輯關聯？
老高按：昨天是“8·18”，本應昨天貼出下面這篇弔唁紅衛兵的文章，也想在按語中抒發自己的感受和領悟，卻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寫。今天也甚忙，只好不寫什麼按語，就把文章貼在這裡吧。
47年過去，今天的年輕人，怎麼想像得到，在47年前紅衛兵“造反有理”“捨我其誰”最瘋狂的歲月，無數少男少女要求將“8·18”——這個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定為“紅衛兵節”，取代“5·4青年節”？
同代人的弔唁
——雨中謁重慶紅衛兵墓群
杜應國，共識網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齧人，自齧其身，終以殞顛……”
——魯迅《野草·墓碣文》
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長年蝸居在家，極少外出。這次借探望兒子的機會來到重慶，便想到有名的“文革（紅衛兵）墓群”去看看。兒子就讀於川外，即將畢業離校。四年前送他入學時，就曾動過尋訪此墓群的念頭。那時，已經讀過丁帆先生發表在《隨筆》上的文章，第一次聽說有這麼個奇蹟般的所在，從此念茲在茲。但偌大的重慶，線索點無，教人從何尋起？再加來去匆匆，有限的時間都顛騰在跟兒子辦入學手續的忙亂里，終不得不抱憾而歸。這次不同了，時間充裕不說，很巧的是，行前同樣是在《隨筆》上，又讀到侯藝兵先生的一篇文章，談的也是重慶的文革紅衛兵墓群，而且，文中還披露了墓群的具體位置——沙坪公園內一處僻靜的坡地上。有了如此明確的方位，說什麼也不能錯過了。
清早，偕妻子從下榻的川外賓館冒雨前往。兒子提前趕來，自告奮勇要為我們帶路。所以這一趟，變成了一個家庭的集體探訪了。我們打了個的，直奔沙坪公園而去。
公園不售門票，可以自由出入。這在處處都需掏錢的今天，似不多見。入園後，我們徑直沿着中間那條主道朝園後走。途中曾向一位年紀較長的本地遊客打問。對方初聽，略顯意外，稍有遲疑後說：“再往前去有個湖，湖邊有個台子，台上有人在那練歌，過了台子就到了。”我們謝過前行，很快就見到了湖，卻沒見到有人練歌的台子。兒子說應往左繞過湖去，我卻堅持繼續往前--我想，我應該憑感覺找到這地方。結果，不覺就來到了園後，舉目四顧，卻見不到任何墓群的影子，只好從兒子意，原路返回湖後的路再往左繞。這一下還真找准了方向。沒走多遠，就見到路旁有座雜草叢生的墳墓，我呯然一動，以為就是它了。走上前去，拔開雜草一看，卻是座軍人墓，不免有些失望，剛抬起頭來四下張顧，突見就在這墓的後上方，有道圍牆，圍牆內樹木森森，濃蔭密布，幾座稜角堅硬的碑尖，正透過樹影，從圍牆頂上閃露出來。我心中一喜，到了。
不出所料，繞過腳下的軍人墓，往前幾步，便見路邊有條斜鋪的小徑，沿小徑而上，就來到了這圍牆的入口也即這墓群的大門。兩扇柵欄似的鐵門，鏽跡斑斑，迎面洞開。大門右側的水泥牆上，不知何人用紅漆寫下“文革墓群”幾個大字，正與侯文披露的照片相同。我舉起手中的相機，換了好幾個角度，都無法避開那些遮擋鏡頭的雜草樹木，只得勉強照了幾張入口照，然後步入園內。
（一）
進得門來，但見中間一條甬道，筆直地往前延伸。墓塋左右橫列，參差錯落，占地有大有小，墓碑或高或低，並不規整一致。碑形多為尖頂或方尖頂式，也有仿人民英雄紀念碑式的。碑上題字則多為“死難烈士萬歲”、“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等武鬥時期最風行的毛氏話語--詩詞、題辭之類。碑座上刻有死者的名字，背面附有簡單的介紹：年齡、性別、死亡時間以及導致死亡的事件等，落署多為死者生前所屬的組織。不過，由於年久日深，風雨浸蝕，有不少碑文已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剝落，有的甚至漫漶不清，連姓名都難見蹤跡了。這也難怪，幾乎所有的墓碑都是用水泥、砂石混合塑成（我好象沒見到一座石碑），即使有的建得高大、挺拔，到底是“泥胎”做的，經不住歲月的剝蝕。
我沿着甬道，左行右繞，費力地穿行在那些墳塋之間，一邊拍照，一邊扒開亂草，仔細辨認碑座上的文字。由於每座墓占地不一，有的疏朗開闊，有的逼仄擁擠，再加上亂草雜木的遮擋，要看清每座墓基上的文字確實殊非易事。天上的小雨仍在淅淅瀝瀝地下着，墓園裡濕漉漉一片，滿地的枯枝、敗葉，散發出陣陣薰人的腐植土味。墳墓四周，茂密的荒草、藤蔓和各種叫不出名來的野生植物，恣意瘋長，許多墳墓都已被圍得水泄不通，愈加透出一種荒涼中特有的繁茂。當年植下的蒼松翠柏，大多已被那些長勢良好的野生雜木所掩蓋。看來，在沒有人工護養的條件下，墓園裡的生存機制又回歸到最原始的叢林法則，那些自然競爭中的強者，一個個後來居上，快速成長，以自身特有的強悍，搶奪着那有限的陽光、水分，終於喧賓奪主地成了這塊土地上的主宰。在它們那枝繁葉茂的高大身軀的籠罩下，整個墓園濃蔭蔽日，光線晦暗，更加透出一股陰鬱、森冷的荒寂氣息。除了我們一家三口，墓園中再沒有人影。兒子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來到這樣一個寥落無人的所在，為什麼獨獨對這樣一堆顯然早被人遺忘的荒墳感興趣。妻子大概知道，但她恐怕不會有更多的興致。在跟着也看了幾座墓碑之後便大叫蚊子厲害。這些在草叢中安居的小動物，突然受到驚擾，立即發現了送上門來的美味，便逮住合適的血型一頓猛攻。不得已，她們母子只好撐着雨傘站在原地等候，任我一人在那壘壘荒塚間穿行。這樣似乎更好。因為他們或許有所不知，除了憑弔我的這些同時代人之外，我更想以一個紅衛兵的身份，來實地體驗一下一個苟活的生者在面對這些年齡相近、身份類同的亡魂時，心裡會是一種怎樣的感受。而這是需要孤獨的。
（二）
按照以往慣例，這是“嚴防死守”的年份，不會有任何相關的文字見諸媒體。多年來，我們早已習慣了這種控制和管束，甚至習慣了將文革視之為禁忌。於是，在有意遮蔽和強制遺忘的雙重威壓下，後來者們已不知文革為何物，親歷者們則多數已經忘卻或麻木。於是，在當下中國——至少在文革問題上（事實上遠不止此），竟出現了罕見的全民大失語，誰也不敢去碰觸這個敏感的“公眾話題”。人人都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仿佛什麼也沒發生，什麼也沒改變--從來如此。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沉醉在一片“盛世”的富庶和滿足里，在利益和欲望的驅動下，在流俗和時尚的蠱惑中，人們忘乎其所，縱意追隨，競相奔忙在“致富”“發財”的快活中，滿耳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頌辭，哪裡有一絲怨鬼冤魂的影子？有一點劫後餘生的憂慮、惶恐乃至不安呢？
因此，當我置身於這片已被公眾記憶遺忘了的墓地，獨自去面對那些似熟悉又模糊的年輕面影，並又重新讀到那些耳熟能詳的時代話語時，心中真有一種時空錯位，隔世相逢的感覺。就有如一座埋藏在腳底下的宮殿，雖然近在咫尺，天天都與你隔土相伴，你卻渾然不覺，直到有一天，你不小心撞開了那條通往其間的暗道，走進去，你才發現，那裡隱藏着另一個世界，你就像一個外來者，代表着一個世界對另一個世界的回訪。所不同的是，我闖入的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我完全陌生的世界，而是我也曾經生活過的十分熟悉的世界。所以，徜徉其間，那些斑駁、殘缺的文字，散發出的是一種久違的亢奮和激情，一種既熟悉又陌生還似乎很遙遠的空泛與狂熱。我猶如乘着幻想中的時間機器，穿越在消逝的歲月中，一下又回到了那個我也曾置身其間的歷史現場：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沒日沒夜的演講、辯論，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群情激憤的批鬥會、誓師會，漫天飛舞的傳單，響徹雲霄的口號，舉着紅旗佩滿袖章的人流，隨處可見的大標語、大字報…… 從批“三家村”、批“黑幫”“黑線”到批老師批同學批校長；從斗“牛鬼蛇神”到斗“走資派”、“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從“炮轟”、“火燒”到造反奪權，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大聯合而後大分裂；“針鋒相對，文攻武衛”，誓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捉對廝殺。梭標鐵棍之下，血肉模糊；槍林彈雨之中，腦漿塗地。多少人出生入死？多少人因傷致殘？又有多少人命喪黃泉？他們之中，有的或許已經成年，但更多的卻都是些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是所謂的青春花季。他們懂得什麼叫信仰？什麼叫革命？懂得所謂“生”的意義或“人”的價值嗎？他們甚至還不懂得“愛”，不懂得“恨”，更不懂得“死”，就稀里糊塗地送了命，這究竟是誰之罪？是誰擾亂了他們的平靜，迷惑了他們的心性？又是誰讓他們去相互敵對，自相殘殺，從而釀成了這場曠古罕見的大悲劇？對於這樣的悲劇，這樣一場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禍亂和浩劫，為什麼不允許人們進行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在文革禁忌的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掩蓋着什麼？導致文革產生的根源與強制遺忘、拒絕反思之間究竟存在着一種怎樣的邏輯關聯？為什麼直到今天還在高唱“徹底否定”的同時又百般忌諱不敢面對？這是一塊怎樣的心病？其中到底暗藏着什麼樣的隱秘與玄機呢？
（三）
聽說這墓地里的死者，最小的僅有14歲。果不其然，我很快就發現了這樣一座四人合葬墓。墓碑上載明：“鄒衛選，男，14歲；鄧木生，男，16歲；劉顯梅，女，18歲；艾東，男，20歲”。下有一行小字：“為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於1967年8月18日英勇犧牲”。落署為“新十九中紅衛兵兵團、八·一五戰鬥團”。
“十四歲”，“六七年”，也就是說，這孩子當時至多是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比我還小兩歲，矮一級。這樣的“小小少年”，在今天，不正是父母攏在身邊，百般驕寵的寶貝嗎？而他卻居然已經在為“捍衛”什麼而“英勇犧牲”了。想想而今的“少爺小姐”一代，命運締造者的苛酷與無情真叫人心寒。在另一座甚至連姓名也不完整的墓前，我還發現了一名16歲的少年。這是一座獨葬墓，墓碑上書“死難烈士萬歲”幾個大字，碑座上的名字為“曹宗□烈士”，姓名的最後一字已完全風化剝落。下面同樣有一行小字：“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光榮犧牲，男，時年十六歲”。落署為紅岩一中，未見組織名稱。還有一座沒註明年齡的，也是獨葬墓，墓碑塑得更顯氣派。碑上題辭：“砍頭何所懼，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火海，誓死保衛毛主席”。碑名題“江丕嘉烈士”，下注一行小字“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優秀戰士”。
除學生而外，還有不少的工人或職員。有一座合葬墓，我數了數，共葬有八人，而且打破常規，罕有例外地一一註明了出生。講究階級，注重出身與“血統”，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標記，將之刻上墓碑，則是文革革命葬儀的創新之舉，無意中也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難以消抹的物證，自然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碑上題刻“死難烈士、二七烈士紀念碑之墓”，讀之不免怪異，既已“紀念碑”又何來“之墓”，豈非畫蛇添足？再看碑後，上刻“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碑銘，碑座上則赫然題有“訃告”兩字，全文如下：
“我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總指揮部、金屬兵團全體戰士沉痛哀悼：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在1967年，我團優秀戰士：
李葉明（男21歲，工人出生，本人工人）、王萬緒（男，25歲，工人出生，轉業軍人）、關昌志（男，24歲，工人出生，本人工人）、陳兆□〈字跡不清〉（男，27歲，工人出生，本人工人）、李正旺（男，15歲，工人出生，本人學生）、何朝炳（男，22歲，工人出生，本人工人）、周科許（男，26歲，工人出生，轉業軍人）、姚遠志（男，22歲，工人出生，本人工人）在‘七·七’、‘八·八’、江北‘八·三一’反革命事件和文攻武衛中壯烈犧牲。1968．10．1日”
忽然心生疑竇：似這樣的多人合葬墓，當年下葬時是葬的屍體呢，還是骨灰？若是屍體，僅碑下的那一片五尺之地，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容下八具屍身的；若是骨灰，又有資料介紹目擊者的回憶，說當年的葬禮都很隆重，除了鳴槍，放炮以致哀悼外，死者多裝殮於棺槨中。或許，應該是兩者兼而有之吧？不然，那座人數最多共葬有三十七人的大墓就有點讓人不可思議了。
單從外表看，這也是整個墓園裡最引人注目的墓碑之一。除了高大、氣派（約六、七米高），占地較寬外，修建上也很講究，碑形仿人民英雄紀念碑樣式，端莊方正，表面抹以一層光滑的水泥塗料，碑下還建有裝飾性的墓欄。碑面題字雖有部分脫落，仍可明顯認出“八·一五烈士紀念碑”的字樣。碑座上刻有“悼詞”一篇，行款自右而左，豎式排列。一筆行草，字體瀟灑嫻熟，還兼有幾分勁逸，頗見書法功底。在那個年代，還敢按照舊式款樣，從右而左（“右”可是當年最大的忌諱）地書寫烈士碑文，實屬罕有的大膽了。看來書寫者一定是位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人。表面光滑的塗抹層很容易剝落，所以，悼詞正文亦難逃此厄運，所幸大體還算完整，特抄以留存。其詞云：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以上幾字脫落）的親密戰友許子卓……（脫落，下同）□（三）十七位同志，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決戰的關鍵時刻，為了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國防工廠，保護革命群眾的生命安全……於一九六七年七·八……的護廠鬥爭中壯烈地犧牲了。
我注意到，幾乎所有述及死因的墓碑上，都要不厭其煩地重複着一句雷同的話，“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語，似不足為奇。但細加思考，便會發現，這表面的套話，實則正是一句解讀其悲劇緣由的命運關鍵詞，這既是導致他們死亡的真正原因，又是對他們的無謂之死所簽署、加蓋的一份合法性證明。他們正是憑此獲得了“烈士”的尊號與殊榮。沒有這一條，他們不會去慷慨赴死；沒有這一條，他們也不會被尊為“烈士”而隆重地安葬於斯。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也正因為這一條，才令他們的死很快就變得毫無意義，並最終導致了他們後來的尷尬與難堪，孤獨與落寞。他們是不幸的，更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擁有的合法性太有限，太短暫，也太可笑。所以，他們只能是轉瞬即逝的“英雄”，是那段集體顛狂，精神迷失的歷史可憐的犧牲品和殉葬人。一旦迷霧散去，光環失落，他們就被還原為一堆什麼也不是的怨鬼冤魂。在巨大的歷史隔膜面前，後人讀不懂他們，還當他們是一群中了邪的瘋子，愚不可及，不可理喻。
在不少墓碑上，我發現有參觀者用各種劃痕寫下的留言，其中有一條就寫道：“文革怨鬼，各人要去死……”云云，語間的不解、冷漠、幸災樂禍等等，頗令我不安，難過，我感到一種無言的悲涼與沉重。嗚呼，逝者已矣，來者何堪？對今人而言，他們已是昨夜的星辰昨夜的風，歷史無情，滄桑變幻，昔日“了卻君王天下事”，又誰知而今竟“留得身後薄倖名”。這固然是他們的悲哀，但後人不明究里，隔靴搔癢，“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不能從中引出必要的教訓與警示，則那斑斑血淚，累累傷痕，就真真是逝水無痕，毫無意義了。幸而，我還讀到了另一些迥異有別的留言，諸如“歷史在這裡沉思”、“悲哉”、“沉痛的歷史”、“以史為鑑”等等，等等。看來，到這裡來的憑弔者，也不乏有那麼一些清醒的智者，能夠洞穿個中隱含的意蘊與價值。
（四）
我知道，重慶的武鬥，即使在全國也是排在前幾名的，尤其是一九六七年的七、八月間可稱高潮。在那段時間裡，打得難解難分的重慶兩大派幾乎每天都會有人戰死。與國內幾座同樣以武鬥著名的大城市如武漢、上海、南寧等相比，重慶的特別之處是擁有幾家大型的兵工廠，這就為兩大派的武鬥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除了步槍、機槍、衝鋒鎗等這些輕武器外，兩派都動用了從高射機槍到坦克、裝甲車、乃至野戰炮等等這一類的重型武器，其慘烈程度自可想而知。重慶武鬥死了多少人？精確數字恐怕沒人知道。多年後，在一本名為《血與火的教訓--文革重大武鬥慘案紀實》的書中披露，包括重慶在內的全川死者為1，544名，傷者為三萬多人，也不知其材料來源是否可靠。即使可靠，這樣的數據恐怕也是“不完全統計”。在那個亂糟糟的年代，兩派的戰死者固然可能都會有數，但還有那些無辜的死者、傷者和失蹤者呢，誰能將他們統計在內？
重慶對立的兩大派分別為“八·一五”和“反到底”。前者來源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重慶大學的部分學生因聲援重慶師專的學生組織而與重慶市委當局發生對立和衝突的一次事件，後這些學生成立的造反組織就以之命名。因其資格老，影響大，是所謂“響噹噹的造反派”，所以，在後來的運動中一直占居主導地位，並因此而成為新成立的權力機構（臨時）“革聯會”（全稱為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一九六七年二月成立）中的主流派，處於掌權地位。而“反到底”則是在組建革聯會的過程中因對權力再分配不滿而分離出來的另一部分造反派，以反對革聯會而得名。或許正是因為處於掌權地位，而沙坪垻在當年又正屬“八·一五”的勢力範圍，所以該派的死者才享有這樣一片頗為可觀的墓地，墓碑也大多建得氣派。可惜不知“反到底”的烈士們待遇如何。據說，似這樣的文革死難者墓地，在重慶及其周邊各縣，原本還有好幾處，但時過境遷，後來全部都給拆除了，扒平了，就剩這僅存的一處--據說還是全國唯一的一處。而它之得以保存下來，似乎純屬偶然。早些年也曾有人建議將之拆毀，幸得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先生持審慎態度，決定修建圍牆將之暫時封存，如此有意無意之間，方使之得以保全下來。不管怎樣，此乃明智之舉，既避免了“犯諱”，又為那段歷史留下了“活口”--一處以實物遺蹟留存的活見證，可稱功德無量。年來又有消息稱，此墓地將再被開發，建作他用，引得網上一片反對之聲。有人將之比作巴金先生倡建的文革博物館的一部分，呼籲應妥善保存。可見茲事體大，不可妄動。幸又有報道稱前說為謠傳，一場紛擾，方告平息。但已足見這塊“寶地”在人們心中的份量。
流連其間，讀着那些依舊熱得發燒，燙得灼人的時代話語，真有如在永不腐爛的凍土帶見到保存完好的猛獁象一般，其活鮮鮮的原生態模樣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即如丁帆先生文中抄錄的這段碑文，就充滿了逼人的時代氣息（遺憾，我沒來得及找到這座墓碑）：
“七月山城上空烏雲布，八月嘉陵江畔碧血飛，英雄的‘八·一五’革命派慘遭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屠殺，我三七造反團的優秀戰士，你們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屠刀下，堅貞不屈，用生命和鮮血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豪言壯語，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安息吧，親愛的戰友，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二三O七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戰鬥團。
1968年2月10日 ”
我想起了在火山灰下掩埋了一千多年的龎貝城。突然有一天，當這座沉睡已久的古城睜開雙眼，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被災難定格的瞬間，一個在封閉中被凝固下來的千年不變的歷史畫面：完整的城市布局、歷歷可見的街區、富麗堂皇的建築、生動艷麗的壁畫、以及原封不動的死亡姿態等等。原先被疑為只屬於神話與傳說的文明古城，不僅得以證實，而且，有關這座”失落之城“的諸多歷史信息和文明細節--包括災難發生時的許多細節，才第一次為人所知。以此推之，這塊舉世無雙，全國唯一的紅衛兵墓地，若能永久保存，那麼，它將給後人的精神考古--未來的文革史乃至思想史研究，提供何等重要的資訊與實證！這是一塊絕無僅有的”活“標本，一塊無可替代的精神化石。誰毀滅它，誰就將成為千古罪人！
（五）
忽而心生奇想，如果歷史按照那些碑文所期冀的方向發展，如果當初驅使他們去慷慨捐軀的那一切都是真理而非虛幻，一句話，如果文革真的被他們“進行到底”，那麼結果又會怎樣？那個為他們所憧憬的“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會變成現實嗎？那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果真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美好，那樣純粹嗎？換言之，他們真的能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成為這個理想社會的奠基人？進而成為萬民頂禮祭拜的“英雄”、“烈士”？
我想了想，回答是肯定的：絕無可能，也絕對不會。因為，文革的邏輯已經註定，在一個乾綱獨斷的極權體制下，要想依靠專制者個人（無論這個人多麼英明、偉大）的魅力或權威，去構建出容許民眾參與政治，甚而能對各級官吏施行有效的監督和罷免的所謂”大民主政制“，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這是一個政治悖論，一個用花言巧語小心掩蓋起來的二律背反。按照這樣的二律背反，起點與終點對立，前提與結果矛盾，這樣的邏輯顯然不能成立。故而其演繹過程只能是：要麼起點否定終點，要麼結果顛覆前提，並最終顛覆領袖--這在個人專斷登峰造極，絕對權威不容染指的權力架構下又如何可能呢？所以，文革實質上只有一個選項，一種可能，那就是：起點保障終點，結果服從前提。這就是邏輯的力量。事實證明，邏輯比語言更有力。決定歷史及其演進過程的是邏輯而不是語言。在邏輯的強大推演下，文革所有美麗的語言都暴露出了它的蒼白、無力，乃至猙獰和醜陋。所以，文革時期，那些曾令億萬人激動不已的標語、口號、理論、宣傳，以及推想、預測等等，其實都不過是一堆美麗的泡沫，一個依靠謊言和欺騙、愚昧與迷狂而精心編織起來的騙局，其實質猶如魯迅所言，就是暪和騙。正是這一點註定了文革死難者們在今天的尷尬結局，註定了他們被遺忘與被遺棄的命運。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
如此看來，我想以一個苟活者的身分重返現場，既想保持某種事後的清醒，又要體味當初的迷妄，這又如何可能呢？我想起了魯迅《墓碣文》中的一段話：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能知？……”
這是一個無法跨越的悖論。回到當初，置身其間，難免“創痛酷烈”，當局者迷，又如何能知其“本味”，勘破箇中玄機？而要抽身出來，“痛定之後”，以一種事後的理知和冷靜去探知其味，則“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能知？”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古希臘的先哲早就說過。
那麼，我還是寧願保持這事後的清醒為好了。“抉心自食”，畢竟只能是那個瘋狂歲月里的瘋狂之舉，當迷霧散去，天空重又恢復澄明之後，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性和反思，是牢記和警惕。
（六）
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不覺間，我已在這墓園裡遊蕩了兩個多小時，是離去的時候了。在妻子和兒子的催促下，我結束了自己這趟倉促的探訪，這次沒有儀式的憑弔。
然出得門來，我卻有如失魂落魄一般，幾步一回頭，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惝怳與空落，心中的滋味，真可說是百感交集，五味雜陳。我想，以後若有機會，我一定還會再來。
沿着那條斜緩的小徑下來，迎頭撞上一群剛結束了練歌的中老年男女，一個個正憋足氣，意猶未盡地反覆唱着那句“……愉快的歌聲滿天涯”的高音。
我想起來了，這是由德德瑪唱紅了的那首“牧羊姑娘高聲唱，愉快的歌聲滿天涯”的流行歌曲。我心中一顫，仿佛醒過來一般，突然明白了自己身在何處。
伴隨着那漸行漸遠的歌聲，我又回到了這個歡聲笑語的世界，這個充滿了日常的庸碌和瑣碎，平淡與紛繁的世界……
2006年6月28日，自重慶訪墓群歸來後第13日
附記：
第二天，因返程的車次在晚上，還有半天時間，我想再到那墓群看看，順便也補拍幾張照片，抄幾段合適的碑文。不想，當我帶着相機，邁步走上那條斜坡上的小徑時，迎面卻被一位青年攔住，他要我就在下面耍，不要進去。我驚問其故，他沒說出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隨口敷衍說，裡面在打掃衛生， 現在不能進去云云。 我看這青年既未佩戴什麼工作人員的標誌，又不像是有意給我刁難，便直言相告，說自己是外地人，來一趟不容易，請他通融通融，讓我進去看看。青年見我說得誠懇，便鬆了口，說那就趕緊進去看看吧，但時間不能久。見我有些狐疑，他又補充說，今天上頭要來檢查，怕被領導撞見了，又該說我們不負責任了。言畢，又關照一句，這裡不能照相。我見如此勉強，便裝了他一根煙，索性站住，就跟他聊了起來。
從他口中，我得知這裡共葬有121座墳墓（ 另說113座），合計五百多人。最大的墓葬有37人。我問這墓地平常有沒有人來，他說來的還不少，主要都是外地人，還有台灣、香港的，也有一些外國人。我又問，重慶人知道這裡的多不多，他說老年人知道的多些，青年人一般不知道，也不會來。我稱讚他年紀不大，對這墓園的情況倒很熟悉。他說，他對那段歷史也知道不多，了解一點，是因為協助重大（重慶大學）的一位教授工作；教授名曾鍾，對這塊墓地已經研究了好多年，裡面那些死者的情況差不多全讓他搞清了。還說這位曾教授告訴他，如果時機成熟，以後會寫一本書。不過，他又趕緊補充說，人家曾教授做這個可不是為了錢，也不為名，曾教授說了，是為了搞清那段歷史，對死者有個交待。我聽了，不由對這位曾教授肅然起敬起來，乃向他打聽能否找到這位曾教授的聯繫方式。小伙子有些猶豫， 跟着就說：你星期一再來吧，星期一曾教授要到這裡來，有什麼都可以問他。我忙解釋說自己是當晚的車，呆不多會就得走了。他見我真的感興趣，乾脆說，那你留下個電話來吧，我幫你轉給曾教授，請他跟你聯繫。我一聽，喜出望外，忙掏出紙筆，留下了我的電話。
但直到現在，曾教授仍沒有跟我聯繫。
儘管如此，我對這位無由謀面的研究者依然滿懷敬意。我也十分感謝那位不知名的青年，是他讓我確切地知道，在重慶，還有這樣的有心人，一直在默默地關注着那段歷史，關注着這片荒蕪的墓群。這就夠了。
辭別了那位青年，不知何故，我心裡忽覺踏實了許多。
墓園外的這些年輕人，恐怕很難理解47年前的年輕人那種捍衛毛主席的政治激情和捨得一身剮的拚命勇氣了。
相關文章：
必須補上“文革”功罪大討論這一課
對造反派隨意性記錄，導致歷史記憶混亂
中國人殺中國人，深仇大恨為哪般？
收聽敵台——我的兩段“文革”見聞
北京女學者解析“文革”李乾處決事件
你還記得40多年前中國的“8·18”嗎？
毛澤東從來不惜以千百萬生命為代價
個人恐怖主義來自於生無所戀者
一個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
文革“造反派”不像你想的那麼可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