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了無數人心的，不僅是首都機場那一聲爆炸的巨響，更是引爆者事先反覆提醒和警戒人們“躲遠點”的嘶喊。這是一個多麼善良淳樸、安分守己的年輕人！是什麼把他逼得走投無路，不惜用自身一死鬧出驚天動靜，引起社會的關注？幾乎同時，當局又抓了極其理性、溫和的追求憲政者許志永
老高按：冀中星在首都機場引爆炸藥，也引爆了輿論和人心。——但是，震撼了無數人心的，不僅是那一聲巨響，更是他事先反覆提醒和警戒人們的“躲遠點”嘶喊。這是一個多麼善良淳樸、安分守己的年輕人！是什麼把他逼得走投無路，逼得如此絕望、生無所戀，不惜用自己的一死鬧出驚天動靜來，引起社會的關注？
關於冀中星，無須我來多說什麼。倒是昨天看到一位中國大陸與冀中星同齡的記者羅潔琪寫的博客文章，讓我動容：
其一，這篇文章讓我看到，像冀中星這樣的人與事是多麼的普遍——就在今天，我讀到報導，北京連續發生持刀行兇殺人案，連實名買刀制都無濟於事，北京超市已經被責令禁售刀具——好一個穩定、和諧的盛世！
其二，這篇文章也讓我看到：儘管中共空前嚴厲地鉗制媒體，逼着記者當“妓者”，但是並不是所有媒體工作者都泯滅了良知，還有這樣的記者，掙扎着用各種方式發出抗議，雖然微弱，卻畢竟是一粒沒有熄滅的火種。
其一和其二，這是怎樣的夜氣如磐，又是怎樣的一燈如豆啊。
前幾天，在剛剛為杜斌被釋放而高興了沒多久，當局又抓了許志永——又是一個我採訪過的人，又是一位極其理性、溫和的追求憲政者，罪名據說又是什麼“聚眾鬧事”之類。我怎麼能不想起唐代詩人章碣的那首《焚書坑》：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冀中星們，記者的心債
羅潔琪，作者博客 2013-07-21
作記者這些年，我見到了一些生無所戀者。冀中星，是其中一個。我和他同年，生於1979。昨晚，讀到他的故事和生辰，我內心有點異樣的感覺。
2005年，我們一起26歲。他在廣東東莞，深夜用摩托車拉客，勤懇謀生，為了以後娶老婆生孩子。我也在廣東，但是已有愛情。並且為此和父母鬧矛盾，任性地私奔到北京。
2005年之後，他的人生就被毀了，再也沒辦法結婚生子。對於他，悲劇，是命運；對我而言，那樣的悲劇，只是我工作的內容。
21日凌晨，將近1點，我離開了北京積水潭醫院，坐上出租車回家。
剛才，我看見了冀中星躺在移動病床，被推出手術室。警方已證實，是他在首都機場引爆炸藥。
在等待他出手術室的時候，我以為他會大喊大叫。可是，他沒有。他很平靜地躺着，我看到他濃密的眉毛和瘦削的臉。
他剛做完左手腕的截肢手術。接診他的醫生說，“左手掌被炸爛了。”
他曾在博文自述，2005年6月28日凌晨，他在東莞用摩托車拉客，被治安隊員毆打致癱瘓。後來，維權無果，回到家鄉，由年邁的父親照顧。
首都機場爆炸事件發生後，網上傳播了他當年的照片，赤身裸體，下身傷口潰爛。
多麼奇怪，爆炸事件發生後，我竟然對引爆者產生的是同情。儘管，我覺得這種事情很恐怖。甚至，我第一反應是，他不該自殘，而是去報仇。這是我真實的感覺。不過，幸好沒有其他無辜者傷亡。
坐在出租車的時候，在北京空曠的夜色中，我想起了兩個在採訪時遇見的人。
礦工的故事
他叫李愛平。我記得他的名字。每當想起他的時候，我總會在心裡問，他還活着嗎？
2009年，我去湖南省西南部的武岡採訪鉛污染的事情。有個70多歲的老漢一直跟着我。他不會說普通話，我們幾乎無法交流。
等我採訪結束後，他把我引到一個村民的家裡。屋子破敗不堪、空蕩無物。在一個角落，一個男人躺在骯髒的被褥中。
我後來把他的故事寫進博文《湖南初體驗之三 礦工的故事》。
“這一次，我見到了在十年前受傷的一名礦工。我不知道那個空房子會躺着一個人。走進去，忽然看到一個長頭髮的男人在一堆被褥之下躺着……他叫我進去，知道我是記者後，對我說起他早就想了結的一生。他痛苦地掙紮起身，要給我看看他的脊椎和他已經沒有知覺的雙腿。
我來不及閉眼，看到了我恐懼的一幕。
後來，這個陌生的男人對着我痛哭流涕，並且在床上半躺着欠身鞠躬。我趕緊上前制止，我想，他彎腰的時候，該多疼啊！他背後，可是兩截早已斷了的鋼板。
不知道是為了安慰他還是安慰我自己，我用相機拍了那個發黃髮皺的判決書。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還能做什麼。”
那個男人因礦難而癱瘓，礦主拒絕賠償。他贏了官司，法院卻執行不了判決。他拿不到賠償款。於是，他讓妻子把他抬到法院和礦主的家裡，用殘廢的肢體來哀求。像中國很多悲劇的結局，他的維權無果。
為了生存，他犧牲了男人的尊嚴，讓老婆嫁夫養夫。非常不幸，老婆嫁的第二個老公在幾年後又死於礦難。
我出現的時候，他已經癱瘓十年了。可是，他還沒絕望，還想着媒體能幫他。
我離開湖南後，他曾常常發短信。語氣非常客氣，顯示了他曾受過的教育。
每次收到短信，我的心情都非常複雜。我曾想過，能否聯繫湖南的律師，免費幫他申請執行；也想過找熟人，聯繫湖南法院的領導，問問執行為什麼不了了之。
但是，我又找到了讓自己解脫的理由，“都十年了，我能憑一己之力扭轉這個局面嗎？況且，我還要去求別人，說服別人同情他。”
後來，李愛平的短信越來越少。我似乎如釋重負。但是，今晚，我又想起他。四年又過去了。糜爛的傷口好了嗎？他還活着嗎？
如果這次在首都機場引爆炸藥的是他，或者其他我曾採訪過的人，我該多自責，例如那個母親。
上訪母親
她女兒5歲多的時候，在學校里被一個老男人持刀強暴了。後來，那個暴徒雖然被判刑，但是一年多之後就提前出獄了。
女孩的父母不甘心，要告學校，沒告贏。最後，遭受學校報復，家裡的三個孩子都無法在當地上學。
女孩從5歲長到11歲了，其弟弟妹妹也長大了，天天在家裡眼巴巴地看着愁苦的父母。女孩對弟弟、妹妹說，“你們不要去學校讀書啊，學校有壞人，壞人會拿着刀追你的”。
2009年我在湖南採訪的時候，那個母親把女兒帶給我看了。我很難過。但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難道根據她的申訴材料，把當年的強姦案再核實調查一下，寫個報道，舊聞重提，就能幫助她了嗎？
前幾天，我採訪唐慧的時候，又想起了那個上訪母親。4年前，她曾經想來北京，讓我帶她去教育部上訪。我說，每天到北京上訪的人太多了。她的申訴材料只會石沉大海。孩子那麼小，上訪會把一家人的未來都毀了。後來，我也寫了博文《平民的苦難》。
寫出來，只是緩解內心的自責和不安而已。對於那個悲苦的家庭，毫無幫助。
我作了母親之後，才體會到孩子是自己的命。當孩子被侮辱、被傷害，那是母親錐心之痛。
我對唐慧說，佩服她的理性。因為如果是我，我就想到一個炸彈扔過去。不會堅持6年，用理性維權。絕望和仇恨會把人心扭曲。她回答，作為一個女性，一個母親，能憑自己的能力把所恨的壞人都殺了嗎？殺了一個，殺不了第二個。只能找法院啊。
是的，法院應該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記者都跑哪裡去了？”
首都爆炸事件發生後，一位我所尊敬的律師在網上發微博質問，當冀中星被毆打致癱瘓的時候，記者都跑哪裡去了。現在，他在首都機場引爆了炸藥，記者才蜂擁而至。
我撫心自問：如果冀中星當年找到我，我會報道他的故事嗎？估計通過選題會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沒有足夠的社會影響力。記得新聞教材有句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如今，人咬狗的新聞也多起來了。悲情故事天天發生。記者只能根據供職媒體的定位，選擇性報道。這是現實，也是自我解脫。
媒體沒那麼強大，總被扼住咽喉，要和“禁令”賽跑。聲音還沒發出，新聞就被溺死，這是常態。而且，國家機關的信息不公開，黑暗都被鎖在箱子裡。那些人總會想出各種既滑稽又無恥的方法來拒絕媒體監督。
他們是無恥之尤。記者的經歷告訴我，不要為了理想中的正義犧牲了當下的生活。對此，我承認，自己是個軟弱的、不具有鬥爭精神的人。
我70多歲的舅公是個孤寡老人，房子被強拆，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流離失所。我在產假期間，在家鄉代理他打官司。兩審皆輸。但是，我不讓老人上訪。我認為，那是國家對申訴權的虛假承諾，是條絕路。
我親身體會到，當公權力不公平，絕望的人是那麼容易走上私力救濟。開庭後，我衝到被告席前，想用盡平生的力量打他一耳光。但是，我居然還有理性，只是狠狠地拍了桌子而已。
鄉村父老都問，“你不是記者嗎？為什麼不把這件事情曝光？”
“這年頭，因強拆而自焚、跳樓、被碾死的人，多的是。我舅公的事情，誰會感興趣？”
廈門陳水總案件發生後，我採訪了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專家武伯欣。他說，個人恐怖主義來自於生無所戀者。
“這部分人不是天生的罪犯，他們很多人是原來的工農。我們的政權是以工農為基礎的。今天，我們怎麼能把這部分人拋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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