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本又一本书在海外出版，杜斌不可挽回地也走进了维稳人员的视野。在他们眼中，追求真实，这本身就严重地挑战了社会稳定！不过几年来，他一直没遇到太大的麻烦。直到今年，他拍了一部电视记录片、编辑出版了一部600页的书——可能这就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草？
昨天得知：北京摄影家、作家兼记录片制片人杜斌，7月8日深夜被警方放回家了。这是他被警方带走的第38天——杜斌是6月1日（5月31日晚），即“六四”24周年前夕被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的。
听到这个好消息，为杜斌由衷地感到快乐！
快乐，不仅因为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重获自由，更因为他表白的心情：明镜的记者柯宇倩今天马上打电话去采访，杜斌对她说：“我在里面很快乐，出来后更快乐，因为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杜斌对明镜记者说，他的三台电脑和两部手机都被扣押，因此出来后仍不能上网或讲电话，杜斌打趣地说，这样反而耳根清净。那么为什么柯宇倩能采访到他？我估计，明镜记者的电话是打给杜斌的律师浦志强的，律师见到了杜斌，而且律师也接受了明镜记者的采访。
知情者称，5月31日深夜，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及地方派出所的10名警察，前往杜斌位于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的居所将其秘密拘捕。
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公安部门拘留某人之后，最迟需于30日内向检察院申请逮捕被拘留者；检察院最晚7日内做出决定——加起来共37日，这也就是拘留的最大期限。7月7日为杜斌被拘留的第37天，但杜斌的家属与律师等到过了这一天，到8日傍晚都未接获逮捕通知。直到夜间，警方突然给了已经失望的他们一个“惊喜”。
我一直没有见过杜斌，但是读过他几乎所有的文字作品，也受《新史記》杂志的委托，多次通过电话采访他，越洋长聊。这位从山东农村走到北京的自学成才者，摄影作品发表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上，随后又刊登在世界各大媒体上，包括《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杂志、英国《卫报》、德国《明星》画报……后来，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签约摄影师——直到前年，在按照规定向中国外交部的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外国媒体雇员续约的许可文件，被拒绝为止。
他的摄影作品题材十分广泛，从三峡大坝，到习近平插队七年的陕北梁家河，以及艾未未。杜斌从同情上访者、用相机记录他们的遭遇和诉说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种人们，由现实而延伸到历史：他关注南京大屠杀倒在日寇屠刀下的成千上万中国民众，尤其是女性；关注“大跃进”中的千万饿殍，尤其是惨绝人寰的“人吃人”的遇难者；关注“六四”在冲锋枪扫射和坦克履带下倒卧长安街的学生和市民……他对我说过，我救不了他们的命，但我要让人们世世代代都永远记住他们。
他采用了一种“拼贴”的方式来缅怀和反思。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岁月中毛泽东的党内批示和公开讲话，粮食官员的私人笔记，寄到中南海的民间上书，内参简报，亲历者的追忆等等文字；穿插以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农民画、报刊插图、照片，甚至还有歌曲简谱、年历、邮票、香烟盒……
他为搜集这些资料，不知投入了多少钱，远远超过了他从出版这些拼贴作品集得到的版税。
我2011年第一次采访他之后曾经写过：
一个世纪之前的1912年，毕加索创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致拼贴艺术品；一个世纪之后的2011年，这位不知“拼贴”为何物的摄影师杜斌，编出了一本拼贴式的图书。
如果说，一个世纪之前毕卡索的拼贴创作从此打破了艺术中真实与幻象的区别，那么杜斌的拼贴书，则正相反，坚决地划清了谎言与真相的界限。
《明镜月刊》18期彩页专门介绍杜斌和他的《上访者》，这是其中一页。左上角的杜斌照片，他专门发给我过。不知背后是墙，是否有什么象征寓意？
杜斌对我说过：没有什么比《献礼》《载著我们上天堂》《夜战》《送粮路上》这些大跃进画作更虚假的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了！
随着一本又一本书在海外出版，杜斌不可挽回地也走进了维稳人员的视野。在他们眼中，追求真实，这本身就严重地挑战了社会稳定。但是几年来，他一直还是走在边线上，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去年我在采访他时，得知他进入了一个新领域，从使用照相机进到使用摄像机，拍起了电视记录片；没有想到，他拍的竟是“马三家劳教所”这个非常敏感的题材，题为《小鬼头上的女人》；今年他又在“六四”前夕编出了一本完整记录从1989年6月3日傍晚到6月4日凌晨经过的《天安门屠杀》。可能这就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草？
杜斌6月1日突然失去音讯之后，国内网上、微博和海外主要媒体、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记者联盟都纷纷发出声音，表示关注。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位用他自己的方式，瞩望历史、瞩望现实、瞩望未来的年轻人。
虽然人放回来了，麻烦並沒有了结——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北京警方在释放杜斌时警告，如果做出任何违反规定的事，随时可让他回到拘留所；在被释放后的一年内，杜斌也要随传随到。
杜斌对明镜记者柯宇倩开心地说：《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与《天安门屠杀》一书看似得到政府的认可：“现在都不提了，他们也还没说我‘犯罪’。他们说我‘寻衅滋事’——我都窝在家里没出门也能去‘寻衅滋事’？”
“得到政府的认可”？——太乐观了吧！
杜斌的律师浦志强对柯宇倩指出，杜斌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不管是‘六四’或‘马三家’，拍摄纪录片、出版图书，都是在行使创作自由和表达自由，在中国，他的纪录片不能卖给电视台，他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都是中国本身制度的问题；他在香港、台湾等海外地区出版著作，也非犯罪，至少不是寻衅滋事的行为，他有在海外出版的自由，在中国内地也应该有出版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
杜斌的妹妹杜继荣的一番话，十分发人深省：她对德国之声说，哥哥的案例让她从一个虚幻的“中国梦”中醒来：“要不是发生哥哥被失踪，我一直觉得这是个美好的时代。这两天时间我看到，就是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她这番话，让我想起基努·里维斯（Keanu C. Reeves）主演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情节。我们有多少人不都是像杜继荣这样吗——若没有什么事降临到自己或者自己家人亲友头上，一直觉得这是个“美好的时代”？
下面是我最近两年来对杜斌的采访和有关介绍：
《毛主席的炼狱》：杜斌从荒诞中拼贴出真实
杜斌和他的摄影作品《上访者》（组图）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在中国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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