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一本又一本書在海外出版，杜斌不可挽回地也走進了維穩人員的視野。在他們眼中，追求真實，這本身就嚴重地挑戰了社會穩定！不過幾年來，他一直沒遇到太大的麻煩。直到今年，他拍了一部電視記錄片、編輯出版了一部600頁的書——可能這就是駱駝背上的最後兩根草？
昨天得知：北京攝影家、作家兼記錄片製片人杜斌，7月8日深夜被警方放回家了。這是他被警方帶走的第38天——杜斌是6月1日（5月31日晚），即“六四”24周年前夕被警方從北京家中帶走的。
聽到這個好消息，為杜斌由衷地感到快樂！
快樂，不僅因為這位未曾謀面的朋友重獲自由，更因為他表白的心情：明鏡的記者柯宇倩今天馬上打電話去採訪，杜斌對她說：“我在裡面很快樂，出來後更快樂，因為可以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杜斌對明鏡記者說，他的三台電腦和兩部手機都被扣押，因此出來後仍不能上網或講電話，杜斌打趣地說，這樣反而耳根清淨。那麼為什麼柯宇倩能採訪到他？我估計，明鏡記者的電話是打給杜斌的律師浦志強的，律師見到了杜斌，而且律師也接受了明鏡記者的採訪。
知情者稱，5月31日深夜，來自北京市公安局及地方派出所的10名警察，前往杜斌位於北京豐臺區右安門外大街的居所將其秘密拘捕。
依照中國法律規定，公安部門拘留某人之後，最遲需於30日內向檢察院申請逮捕被拘留者；檢察院最晚7日內做出決定——加起來共37日，這也就是拘留的最大期限。7月7日為杜斌被拘留的第37天，但杜斌的家屬與律師等到過了這一天，到8日傍晚都未接獲逮捕通知。直到夜間，警方突然給了已經失望的他們一個“驚喜”。
我一直沒有見過杜斌，但是讀過他幾乎所有的文字作品，也受《新史記》雜誌的委託，多次通過電話採訪他，越洋長聊。這位從山東農村走到北京的自學成才者，攝影作品發表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報刊上，隨後又刊登在世界各大媒體上，包括《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後來，他成為《紐約時報》的簽約攝影師——直到前年，在按照規定向中國外交部的有關主管部門申請外國媒體雇員續約的許可文件，被拒絕為止。
他的攝影作品題材十分廣泛，從三峽大壩，到習近平插隊七年的陝北梁家河，以及艾未未。杜斌從同情上訪者、用相機記錄他們的遭遇和訴說開始，越來越關注社會邊緣群體、弱勢群體、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種人們，由現實而延伸到歷史：他關注南京大屠殺倒在日寇屠刀下的成千上萬中國民眾，尤其是女性；關注“大躍進”中的千萬餓殍，尤其是慘絕人寰的“人吃人”的遇難者；關注“六四”在衝鋒鎗掃射和坦克履帶下倒臥長安街的學生和市民……他對我說過，我救不了他們的命，但我要讓人們世世代代都永遠記住他們。
他採用了一種“拼貼”的方式來緬懷和反思。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歲月中毛澤東的黨內批示和公開講話，糧食官員的私人筆記，寄到中南海的民間上書，內參簡報，親歷者的追憶等等文字；穿插以那個年代的宣傳畫、農民畫、報刊插圖、照片，甚至還有歌曲簡譜、年曆、郵票、香煙盒……
他為搜集這些資料，不知投入了多少錢，遠遠超過了他從出版這些拼貼作品集得到的版稅。
我2011年第一次採訪他之後曾經寫過：
一個世紀之前的1912年，畢加索創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緻拼貼藝術品；一個世紀之後的2011年，這位不知“拼貼”為何物的攝影師杜斌，編出了一本拼貼式的圖書。
如果說，一個世紀之前畢卡索的拼貼創作從此打破了藝術中真實與幻象的區別，那麼杜斌的拼貼書，則正相反，堅決地劃清了謊言與真相的界限。
《明鏡月刊》18期彩頁專門介紹杜斌和他的《上訪者》，這是其中一頁。左上角的杜斌照片，他專門發給我過。不知背後是牆，是否有什麼象徵寓意？
杜斌對我說過：沒有什麼比《獻禮》《載著我們上天堂》《夜戰》《送糧路上》這些大躍進畫作更虛假的了，但是，也沒有什麼比這些東西更真實地展現那個時代了！
隨着一本又一本書在海外出版，杜斌不可挽回地也走進了維穩人員的視野。在他們眼中，追求真實，這本身就嚴重地挑戰了社會穩定。但是幾年來，他一直還是走在邊線上，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
去年我在採訪他時，得知他進入了一個新領域，從使用照相機進到使用攝像機，拍起了電視記錄片；沒有想到，他拍的竟是“馬三家勞教所”這個非常敏感的題材，題為《小鬼頭上的女人》；今年他又在“六四”前夕編出了一本完整記錄從1989年6月3日傍晚到6月4日凌晨經過的《天安門屠殺》。可能這就是駱駝背上的最後兩根草？
杜斌6月1日突然失去音訊之後，國內網上、微博和海外主要媒體、國際人權組織、國際記者聯盟都紛紛發出聲音，表示關注。我也一直在關注這位用他自己的方式，矚望歷史、矚望現實、矚望未來的年輕人。
雖然人放回來了，麻煩並沒有了結——這也是可以想見的。北京警方在釋放杜斌時警告，如果做出任何違反規定的事，隨時可讓他回到拘留所；在被釋放後的一年內，杜斌也要隨傳隨到。
杜斌對明鏡記者柯宇倩開心地說：《小鬼頭上的女人》紀錄片與《天安門屠殺》一書看似得到政府的認可：“現在都不提了，他們也還沒說我‘犯罪’。他們說我‘尋釁滋事’——我都窩在家裡沒出門也能去‘尋釁滋事’？”
“得到政府的認可”？——太樂觀了吧！
杜斌的律師浦志強對柯宇倩指出，杜斌的行為並不構成犯罪。“不管是‘六四’或‘馬三家’，拍攝紀錄片、出版圖書，都是在行使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在中國，他的紀錄片不能賣給電視台，他的書不能在中國出版，都是中國本身制度的問題；他在香港、台灣等海外地區出版著作，也非犯罪，至少不是尋釁滋事的行為，他有在海外出版的自由，在中國內地也應該有出版自由，這是憲法規定的。”
杜斌的妹妹杜繼榮的一番話，十分發人深省：她對德國之聲說，哥哥的案例讓她從一個虛幻的“中國夢”中醒來：“要不是發生哥哥被失蹤，我一直覺得這是個美好的時代。這兩天時間我看到，就是他們想怎麼着就怎麼着。”
她這番話，讓我想起基努·里維斯（Keanu C. Reeves）主演的《黑客帝國》（The Matrix）的情節。我們有多少人不都是像杜繼榮這樣嗎——若沒有什麼事降臨到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親友頭上，一直覺得這是個“美好的時代”？
下面是我最近兩年來對杜斌的採訪和有關介紹：
《毛主席的煉獄》：杜斌從荒誕中拼貼出真實
杜斌和他的攝影作品《上訪者》（組圖）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在中國都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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