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今中国仍然处在对信息严密管控、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但是，一代代、一茬茬有出息、有抱负的新聞人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去冲破桎梏。我分明看到，年轻一辈记者更少历史包袱、更少意识形态的悲情与愤怒，更具备现代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和技能、素质
◆高伐林
几年前回国时策划一个口述历史项目，与国内一些年轻人打过交道。当时有位同龄人提醒我：别瞧不起他们，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可能干了！我说：我哪敢呀，他们别瞧不起我就谢天谢地了。不过，共事了三两个月，虽然发现他们身上有不少长处，说实话，这些年轻同事倒也没有谁能让我佩服，有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文理不通，时有别字，让我也对当今高等教育的质量，印象大打折扣。
我对他们刮目相看，是今年。先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原为一家中文大报纽约版的负责人，今年夏天海归回国在一家媒体任职，刚到北京没几天就写信给我谈到他的年轻同事：“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小姑娘，入行才四年，昨天下午讨论此题，根据我的提示，不到两小时，一篇3千字的稿子就出来了，文字老辣，基本不需多少改动。才来三天，就发现好几个每小时可写两千字评论的‘80后’。原来以为自己写得算快，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看到这里，暗叫惭愧：写兩千字评论，我恐怕得至少两个小时，还不包括事先找材料的时间。不服不行）
最近中国南方的一家人物周刊写来邮件，要求采访我，让我介绍早年参与宣传张海迪的有关问题，来信的记者写道：“我们杂志的宗旨叫‘重新打量每一个生命’，所以很希望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向公众呈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张海迪，在去除所有被附加的光环和流言后的一个真实的人”。这个宗旨及她表述的意见都很让我认同。
此前2008年，曾有《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过我，当时我书面回答了提问，於是这次我回信表示同意接受采访，并建议也这么办。但接过这个选题的另一位女记者仍然坚持“最好还是电话交谈”，因为“作为作家，您一定有感受，人物报道与其他新闻采写不同，它特别注重与采访者的直接交流，新的问题能超往事先准备的提纲，从交流的火花中不断冒出，双方共同思考，接近真相”。
说得也对。我说，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很快，她就发来了采访提纲。我一看，不由得暗暗称奇，洋洋13大条，问得极其深入和细致。而且，从这个提纲上看，女记者做足了功课，不仅将我1989年6月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细细看过，也读过我2006年发在海外博客上的《重读海迪两封电子邮件》所讲述的2001年与张海迪通信的经过和内容；甚至连我2010年发表在这万维读者网“老高的博客”上的《27年前对张海迪事迹的调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也读过。她並沒有接受我在已有的文字中的现成说法，而是对我继续盘根究底： ——您在文中提到调查时，遇到来自当地干部的“抵制”、“小动作”，您能具体说说？
——虽然您在文中有所披露，她为她独立的个性与盛名之下的束缚之间还作过哪些协调？
——您一定也关注到今天“陈光诚事件”。（身为中国残联主席的）张海迪对此事回应（“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事，不做稀里糊涂的事，不做没有调查的事……”，关闭了她的微博评论，您如何看待这些？
这些问题，逼着我也重读当年我关于张海迪的长篇文字，以及当今国内关于张海迪的新争论、新传言。
在电话采访中，这位女记者告诉我，她已经采访了最起初发现张海迪这个人物的《山东画报》记者李霞；还安排了采访当时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来长期在党史研究和出版部门当领导的魏久明（后来她告诉我，她已经完成了采访，但老魏有两个说法与我的记忆不一致，向我求证）；此外，她还要采访最先（1983年年初）被团中央派去调查张海迪的卢山，以及当时山东省委调查组成员、时任《大众日报》记者李遵伟；第一个将张海迪的事迹公开报导出来的新华社驻山东记者宋熙文；以及当时写出关于张海迪最详细特写的《中国青年报》的大牌女记者郭梅尼；她还在设法找张海迪在农村时的朋友刘彪等其他人……
乖乖！听得我目瞪口呆。这还仅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张海迪认识的人，还有九十年代呢？还有本世纪与张打过交道的人呢？我不由得问：你们要做多大规模的报导？要采访多少人呐！你们对所有要报导的对象，都这么舍得投入人力财力，这么深、这么细、这么全面吗？
对了，还有一点不能不提。这位女记者还曾来信说：“由于种种原因，我现已无法找到刘宾雁当年所写的《向命运挑战》，既然这是张海迪最喜欢的一文，您在海外可搜到此文么？”
该刊尚未发表这一报导，等其发表了，我将转贴到这里来。虽然不知她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当今中国一些媒体、一些记者的敬业精神、追寻真相的劲头，以及他们不囿于成见、在各种多元甚至对立的说法中比较鉴别、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方法，甚至让对方打开话匣子的提问技巧，都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媒体人、历史爱好者启发不小（不是有俗话说“新闻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通规律么）。尽管当今中国仍然处在对信息严密管控、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但是，一代代、一茬茬有出息、有抱负的新聞人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去冲破桎梏。而且，我分明看到，从胡绩伟、刘宾雁、杨继绳、李大同、卢跃刚到年轻一辈（我并不知道这家周刊与我联系、通过电话采访我的两位记者多大年龄，但直觉告诉我，他们至少比我们要小一辈吧），他们更少历史的包袱，意识形态的悲情和愤怒淡化到几乎看不见，但他们更具备现代媒体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技能、素质。
从这家人物周刊的记者那里，我受到启发，于是对我打算采访中国军旅女作家、林彪事件研究者舒云的提纲，拿出來再做大幅充实、修订。舒云调查林彪事件已经二十多年，先后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林彪事件全景调查》《林彪画传》《林彪日記》，今年又出版了《百问“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我对她的采访应该从哪个角度深入探究呢？
这篇博客文章写到这里，正巧看到央视年轻女记者柴静的一篇文字，不是她采访别人，而是她接受采访。她也是一位让我刮目相看的新闻界新人。就将她这篇答问放在后面作为附录吧。
附：柴静：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提问：《中国青年报》记者骆沙 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
人物档案：柴静，中央电视台记者。她曾经出现在非典一线、矿难现场；她曾经只身一人面对黑社会威胁，揭开谎言背后的真相。她就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更喜欢亲临现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加入央视新节目《看见》的创作团队？
柴静：做人物类节目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早在《面对面》时我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了解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是我一直坚持的新闻传统。《看见》这个节目的表现形式是有创新的。
如果我只在演播室里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我能够完成，但是我会觉得自己是拔地而起的，距离生活有些遥远。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感觉。我更喜欢一手的资料、亲临现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就目前几期节目而言，你所选择的受访者从影视明星到弱势群体，以及热点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范围很广泛。这些人物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吗？你怎么看待电视节目的价值取向？
柴静：我只采访有新闻感的人物、观众想知而未知的人物、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形态的人物。这些诉求与时间、地点、人物身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个好的节目应该能够体现创作团队的人格气息，创作者和读者、观众之间应该能够相互感应。不论你选择的是哪个领域、哪个国家的新闻事件、人物，在节目的最终呈现中，一定要能够传递出稳定的价值观。
“传播越广，越需要负责”
中国青年报：这些年，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会带给你压力吗？
柴静：一定会的。但我认为有质量的报道还是会迅速传播的。现在，媒体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处境中，越是传播广泛的媒体越是这样：你需要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包括广告商、观众、批评家等等。传播越广，越需要负责。
中国青年报：让你印象最深的采访是哪个？
柴静：近期最难忘的就是采访那个因母婴传染而身患艾滋病的孩子。在此之前，我受到的教育是“调查记者应当是不动声色的，真相是流逝在涕泪交加中的”。因此，你要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可以介入事件的发展，不可以有情绪表现。
但是在和当事人的深入交流中，我发现我在重新检验这些原则。在我采访这个小孩的过程中，我落泪了。这段情节最终剪掉了，因为我认为不该在工作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但这次采访对我的触动是巨大的。
以前我认为，完成一期节目投入真诚就可以了，但在面对这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时，我发现采访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消减这种傲慢的方式就是投入他的感受中。
在采访药家鑫父母和张妙父母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要是以往，看到张妙母亲在里屋哭泣，我可能会中断采访。但这次我把手放在了她的胳膊上。因为那时她已经精神恍惚很难表达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抚慰她。那个动作是想告诉她：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无能为力，也无法帮助。这种感觉是二十岁时的我无法理解的。
我明白很多受访者内心的伤痛是无法化解的，我能做的唯有体会他们的感受，并陪在他们身边。
“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业”
中国青年报：在这些年的采访经历中，你一定也目睹过很多令人失望、难过的现实，这是否会让你有一种无力感？
柴静：阿城原来说过，无奈本来是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感受。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没有一个有勇气的记者或作家因此不去了解真相，否则未免也太怯懦了。
这些年我的变化在于：以前每做一期节目，我都很渴望改变社会现实，干预到事件当中，推动事态发展。这个意念很强烈。这个想法并没有错，因为新闻报道具备这样的功能。
但这些年，我渐渐懂得、承认一个节目和记者的局限性。或者说我不再那么狂妄了。但即使我无法改变一些现实，我也愿意共同承受。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而不是夸大一己之力。现实的改变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耐心。
所以，我觉得好的节目、好的报道、好的媒体应该是有耐心的，不要耸人听闻，而是平和地传播事件真相和社会问题。我们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业。
一个人虚弱时才需要大声叫喊，报道也一样。我并不想通过采访去教育或改造谁，我只想陈述事实。事实本身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渗入人们的内心。至于每个人心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就是个人领悟的不同了。如果所有媒体都能持续不断地提供这样的报道，那么将来我们会欣慰地看到：自己还是为世界做了一些事情的。
“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
中国青年报：当年，你在东方时空做连线记者时，曾经对受访者提过一个很受争议的问题。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柴静：记得。应该是在做《飞越的极限》这期节目时。因为意外事故，这次飞越造成了人员伤亡。在采访死者的教练和队友时，我问过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一头短发，穿着套装，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承认，当时以那样的口气提问是因为我的心里预设是：你看，你们什么都不懂，就以这样的方式去飞越，是不是想出风头？是不是盲目的热情？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采访，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问，而是我的态度有问题。后来，一篇评论是这样描述我的：“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当时我还觉得很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
但镜头是藏不住任何东西的，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带着什么样的目的，从眼神和身体语言中都会有所表露。当然，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几年之后了。
几年之后，我采访过一个因为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在采访结尾处，负责人一直在和我兜圈子，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我问他：“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他说：“绝对没有。”我说：“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他说：“没有啊，我闻不到。”我说：“你是说你闻不到吗？”他说：“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后来我笑了一下，节目就结束了。
但是后来，有人指出：你是在质问对方。我记得当时自己的身体是向后靠在椅子背上，面带嘲讽的笑容。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国外有的记者甚至还会揪着受访者的衣领子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为什么不可以？
这其实是人性中非常难克服的部分，尤其是当有大事件发生时，当很多人都渴望你替他们表达情绪时，这对记者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但现在我慢慢意识到，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任何情绪都可能成为你采访中的障碍。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和诚意，不要嬉笑怒骂。”
中国青年报：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你的问题会伤害受访者，“问或不问”你怎么权衡？
柴静：我觉得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但关键在于你是以什么态度问、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有什么目的。对于这些，受访者会比谁都敏感。这才是对记者最大的考验。你就是你，不要试图在采访中用记者的角色保护自己。要么做到绝对的真诚，要么就是不真诚。
在调查时我很自信，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非常刻苦，下得了“笨功夫”。但现在我反而没那么有信心。人物采访不是说下笨功夫就能做好的，有时候过犹不及。就像我在采访李阳的妻子时，面对内心充满创痛的人，任何试图导入目的的问题都显得不妥当。
在充满创痛的人面前，我会有一种入侵感。在汶川地震《杨柳坪七日》的采访时，我的感受更为强烈。我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陪伴在他们身边，当他们愿意说什么的时候就记录下来。我必须投身于他们的感受，而不是置身事外却还装出一副很了解的样子。这样的提问姿态是非常丑陋的。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感性吗？
柴静：我觉得单一性格的人做不了好记者，因为他的局限性太大。近期我在采访阿里木时，我试图了解他的艰辛。我记得在我看他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粉时，他说起家庭的情况，我很难相信。他对我说：“底层的残酷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当时哑口无言。
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难是我未曾经历也不会了解的。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困难和阅历，只不过是“女学生式暂时的贫穷”而已。所以，面对受访者还是谦虚些吧，别以为自己的那点人生经验能管什么用。在我看来，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每个人的理解力和人生体会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报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报道的局限。
中国青年报：你担心自己会被遗忘吗？
柴静：我觉得不要紧。我更关注的是走得太快会丢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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