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解放運動初期寫出過闖禁區的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的禮平，竟然把“文革”紅衛兵在毛澤東鼓勵和專政機器支持下，大規模迫害、虐殺毫無反抗能力、也不敢反抗的“牛鬼蛇神”，津津樂道為“在全世界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了歷史作用”！中國莫非又要“輪迴”到“文革”了？
高伐林按：1981年，我在大學讀書期間，讀到了署名為禮平的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當時這篇小說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其中的宗教情懷——在撥亂反正的年代，宗教還是一個非常讓人困惑的問題，應該說，禮平的小說，勇敢地闖開了一個禁區。
這個名字消失了20多年。最近我收到武漢朋友李乾的信，附上他寫的一篇很長的文章。我才知道，禮平最近接受了一次訪談，涉及很多“文革”、尤其是紅衛兵運動的問題。
李乾的情況，我在《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的博客文章中做過介紹。他的這篇長文，對禮平這篇訪談錄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文中所引用的禮平的見解看，也讓我深感驚詫，為了更公允的判斷，必須了解雙方的看法，但我在網上搜尋，沒有找到禮平的原文，於是向李乾索要，李乾立即給我發過來一份，原來竟是一篇長達六萬字的訪談。由於太長，就不便轉貼於此了，只好先將李乾的文章放上。
李乾的這篇文章，多次修改，我看過兩三稿。這裡發上的，是他在電子雜誌《記憶》58期（何蜀主編）上刊出的版本。
分裂的意識與歷史的解讀
——讀禮平訪談錄有感兼議“紅八月”的紅衛兵運動
李 乾
一、作者的忽悠與讀者的真誠
禮平先生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樣的深刻，以至於二十多年後，在一本共和國年鑑里看到這部小說列於1981年的重要出版物時，小說中鮮活的人物立馬又出現在眼前，我再一次重讀了它。在重讀時還能清晰感受此書對我認識上的啟迪和情感上的衝擊。重讀之餘，情不自禁地向好幾位年輕的朋友進行了推薦，向他們介紹了這部小說扣人心弦的敘述，和許多關於社會、歷史、宗教等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和認識。
多年來，我像許多喜歡這部小說的讀者一樣，一直期待着這本小說的作者能有新的作品問世，期待着他在思想探索和文藝創作上的新成就。當前些日看到禮平先生的訪談錄時，那種按捺不住的一睹為快的興奮是不言而喻的。以為在事隔三十多年之後，禮平先生的論述，一定會更精彩、更具震聾發聵的衝擊力。因為在這三十多年裡，我們這個民族經歷了太多的歷史風雨，而這些風雨對於任何一個有歷史感和認識上的穿透力的思想者來說，不可能不極大地拓寬他的視野和深化他的認識。
不料，在閱讀這訪談錄的過程中，興奮的心情卻被失望的感覺不斷地蠶食，以至於最後產生這樣的困惑：這個訪談錄的主人公是我心目中的禮平麼？我很難把三十多年前寫出睿智之作的禮平，和訪談錄里還沉浸在暴力亢奮中的禮平看作是同一個人。看來，作者在寫這部小說時的內心思考，和讀者在閱讀此小說時的思想感悟，相隔甚遠，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天壤之別。
從訪談錄中可知，禮平先生對讀者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是有準備的，他告訴我們說：“總之藝術這個東西很能忽悠人，一個作者在他的書中雲山霧罩，能把讀者俘虜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範例，如此而已。”他在這裡用了“忽悠”和“俘虜”這樣兩個詞。在使用這兩個詞時，他一定是非常得意的。
想想看，上至學富五車、有很高洞察力的主管國家意識形態的高官，下至激情燃燒、尋找人生真諦的莘莘學子，還有數不清的在昏暗的燈光下用功的知識青年，多少人在這忽悠里不能自已？這些對於禮平來說，該是一種多大的成就感啊！
看來，在某一個歷史的節點上，一朵傾倒無數讀者的思想奇葩的產生，完全可能是在並沒有吸收多少精神營養的植株上，奇蹟般地出現的。一個無情的事實——該作者以後再無引起世人注意的作品問世——就是有力的證明。
要說明的是，這不是否認作者在這部小說里所表現出來的才華、激情和思考，只是說，這是一個並沒有多少歷史穿透力的思考者在那個特殊的時段里超乎尋常的發揮；可能還有在不斷地向周圍的朋友講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作者聽到並消化了大量的有價值的建議和反饋；同時，還因為讀者在一個思想禁錮剛開始有點鬆動的年代裡，對這部小說一廂情願的解讀和對作者無意識的拔高。儘管如此，還是不能因此而低估這部小說的價值。
二、暴力亢奮與理性直覺
《晚霞消失的時候》並不是我想在這裡談的內容，在這裡說的是禮平先生的訪談錄，特別是訪談錄（續）的部分。在訪談錄里，禮平先生用相當的篇幅談到了當年“紅八月”的紅衛兵，他自豪地說：
“看看紅衛兵的武鬥給世界革命帶來的影響，像日本的赤軍、意大利的紅色旅，拉美的光輝道路，還有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緬甸根據地的文化革命等等，就知道這件事的意義是多麼不同尋常了。紅衛兵的武鬥絕不僅僅是一件暴行那麼簡單的事，它在上個世紀中期，特別是整個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件起了歷史作用的事情，但人們對此顯然認識不足，更不要說有沒有認識了。”
這裡，他在說到紅衛兵（準確些說應是“老紅衛兵”）1966年8月的單方面的暴力行為時，用了“武鬥”這個詞，顯然，他在這裡使用的“武鬥”一詞，只是“十六條”上有關“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鬥”那個層面上的意思，而不是後來那種“全面內戰”中雙方以武力爭鬥的武鬥。因為在“紅八月”時，並沒有誰拿起了“武”器和紅衛兵“斗”，全世界都清楚，根本不存在一個拿起了武器和紅衛兵斗的群體，禮平先生把紅衛兵在公安幹警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最高當局的縱容和讚賞下，對一群老弱的毫無反抗能力也不敢反抗的所謂階級敵人，和只能束手就擒的所謂的黑惡勢力，用私刑加以迫害、虐殺的行為稱為“武鬥”，並津津樂道為“在全世界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件起了歷史作用的事情”，真不知是他認為全中國的老百姓都是弱智，還是他自己哪裡出了毛病？如果他是在玩幽默，那麼這個幽默是不是有點太冷？如果他是想創新，那麼這個創新是不是太沒有人性？
其次，禮平先生認為中國紅衛兵開創了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世界革命風氣之先，是因為有了中國紅衛兵的光輝榜樣，才有了日本的赤軍、意大利的紅色旅、拉美的光輝道路、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緬甸的根據地等。看來不管這些暴力革命的組織跟紅衛兵是不是有實際上的關係，禮平先生已顧影自憐地把這個世界革命先鋒的桂冠戴到了自己頭上。儘管這個鏡頭實在有點滑稽，但禮平先生把紅衛兵歸於日本的赤軍、意大利的紅色旅、拉美的光輝道路、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等這樣一類組織，從血腥與暴力角度上來說還是準確的。
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這個世界一直處在冷戰當中，資本主義世界自身的一些弊病和矛盾的積累，和廣大青年學生在對舊秩序破壞和毀滅的原始性渴望這一點上發生了共振，因此從全球範圍來看，那段時間裡，這個世界是這裡出火、那裡冒煙，熱鬧異常。
雖然從手段的血腥和殘忍來說，紅衛兵與赤軍、紅色旅等非常相似，但是，兩者的起因、鬥爭的矛頭和目標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赤軍的中堅是日本的一批左翼學生，他們看到了社會的弊病，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們要改變這個社會，要改變自己的命運，為此掀起了新左派運動，但受到當局的壓制，於是他們中的極左翼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說起來赤軍倒還真有點搞“世界革命”的味道，他們把“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包圍圈”作為自己的戰鬥目標。以至於在《淺間山莊突入事件》影片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讓人五味雜陳的台詞，一位日本赤軍成員的母親向困獸猶鬥的孩子哭喊：“孩子，美國總統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孩子，回家吧，媽給你下碗熱湯麵，暖乎乎的熱面啊！”
意大利學生運動是在大學擴招後，大學生的就業狀況更加惡化引起的，他們同意大利工人為了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的工潮迭加在一起，強化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再加上歷史的條件和原因，催生了紅色旅。紅色旅將恐怖襲擊的目標指向政治家、商人、工會領導人、軍警等，指向他們所認為代表和維護了那個該死的制度的成員。
“光輝道路”的興起源於秘魯經濟上的困境。在上個世紀70年代，秘魯在經濟停滯不前、甚至連續下降時，物價卻飛速上漲，三分之二的工人陷入失業的困境；在農村，政府實施的土地改革也沒有得到徹底落實，社會問題依然嚴重。這種日益惡化的經濟和社會形勢在安第斯山區表現得更為突出，於是那裡成了暴力革命的策源地，引爆了幾乎摧毀整個社會的火藥庫。光輝道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他們認為應該對此承擔全部責任的政府和社會制度。
緬甸根據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北京輸出革命的產物，而柬埔寨紅色高棉的登峰造極的血腥讓人不忍卒言，這裡就不多說了。
禮平先生提到的這些組織的鬥爭矛頭，都是指向他們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代表那個制度的政府，他們是作為社會制度的受害者而向政府宣戰的。
禮平先生一直在為之說話的老紅衛兵是為什麼造反的呢？他們是作為這個社會制度的受害者還是受益者在那裡造反呢？他們鬥爭的矛頭是指向誰呢？他們是為了減少和弱化這個社會的不公，還是要增加和強化這個社會的不公呢？
這些問題，禮平先生在整個訪談中沒有隻言片語的涉及，是他忘了，還是他根本想不到，或是根本不願意面對？
在禮平先生所認定的老紅衛兵在文革中的“造反”，“破四舊”，“抄家”，“打流氓”這四件大事中，前三件是一直被國人所詬病的。由於這些事情實在是天怒人怨，弄得那些現已是中國政壇高官或商界巨富的老紅衛兵們，只得對那一段歷史諱莫如深。其實這諱莫如深也表明了那些人心裡還有是非，眼裡還有民意。相比之下，禮平先生雖然只是在權力周邊晃悠，但卻有了信口開河的更多自由，諱莫如深在他那裡是用不着的。儘管他有信口開河的足夠勇氣，但也不能理直氣壯地為前面那三件事張目，於是“打流氓”就成了他唯一可以拿來言說的戰功了。大概禮平先生認為打流氓是在維護社會正義，表現了老紅衛兵的正面形象，而國人卻很少有提到這事，這讓禮平先生感到很不公平。於是，他在訪談中大聲疾呼：
“就北京的紅衛兵來講，它的暴力活動還有一個更大的事件卻一直沒有人提及，而這差不多正是北京紅衛兵暴力活動的最高峰，這就是打流氓。
“在人類的社會史中，黑惡勢力下場最悲慘的時刻應該就是在北京的這半個月中。紅衛兵掃蕩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說盡情的傾泄了我們的暴力。當時北京城裡究竟打死了多少齷齪之輩，誰也不知道。文革中的武鬥命案應該說大多是集中在這半個月中發生的。但就是這樣，紅衛兵，準確的說應該是中國紅衛兵，也沒有出現那種以殘忍為樂事的現象。”
在這裡，禮平先生首先給那些被他們殘忍地用私刑活活打死或折磨死的受害者潑上“黑惡勢力”和“齷齪之輩”的污水，給血腥罩一道光環。他在說“在人類的社會史中，黑惡勢力下場最悲慘的時刻應該就是在北京的這半個月中”這話時，眉宇間一定洋溢着不可遏止的驕傲和自豪。
在四十多年後，有人還如此迷戀地沉浸在當年紅衛兵的暴力亢奮里，簡直讓人不可思議。我真不知道是該用無知、還是用狂妄、或者是用邪惡來形容這樣的迷戀。
在那半個月裡，被紅衛兵用種種私刑毒打或折磨至死的受難者數以千計。那些受難者也是人生父母養的炎黃子孫，如果他們真犯了罪，國家有法律，當判什麼刑就判什麼刑。從禮平先生說的法律對他們也無可奈何來看，他們並未犯罪，對這樣一群並未犯罪的人，老紅衛兵有什麼權力剝奪他們的生命並且是用極其殘忍的手段？！
如果說四十多年前，你們單純，你們無知，你們幼稚，你們從心底里是把他們看作是社會的渣滓，是出於一種革命的義憤，那麼，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原諒你們的過錯；如果說，這個社會一直是在用狼奶餵養你們，你們是喝狼奶長大的，用禮平先生的話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電影長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發性的革命比起來，我們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強的模仿性”。因此才幹出那麼些殘忍的事情，這個社會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這樣說也多少有點道理；如果說，因為你們的父輩是國家公器的執掌人，因此不僅對你們網開一面，而且還呵護有加。這雖然不公平，但只要你們在心裡承認這些事做得混蛋，只要你們能事實上走出當年的血腥，老百姓也就認了。
但是，時至今日，你們還如此張揚地為當年的暴力歌功頌德，甚至對沒有人提及你們“打流氓”的“豐功偉績”還憤憤不平，好像應該在天安門為你們立一個大牌枋，那就讓人無法忍受了，那是在挑戰善良老百姓可以容忍的底線。
時至今日，你們還堅持說他們是“黑惡勢力”，那麼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你們當年算什麼勢力？你們所做的事難道不是比這些“黑惡勢力”做的事還要黑惡一萬倍？！
在“打流氓”的狂暴中將多少人置於了死地？準確的數字誰也不知道！反正打死一個算一個，少一個禍害而已。就算是知道，在禮平眼裡那也不過是一連串冷冰冰的阿拉伯數字，跟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無關，跟一個個破碎殘缺的家庭無關。“紅衛兵掃蕩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說盡情的傾泄了我們的暴力”。但這不能算是“以殘忍為樂事”，因此，肯定“也沒有出現那種以殘忍為樂事的現象”。然而在同一篇訪談中，禮平先生又說“文革中，包括一切群眾性的大規模的社會衝突，都會出現一些以暴力為終極目的的人。他們施暴只是為了施暴，因為血腥使他們感到快樂……算了，我不太想往下講了”。
一方面說“他們施暴只是為了施暴，因為血腥使他們感到快樂”，另一方面又說“中國紅衛兵，也沒有出現那種以殘忍為樂事的現象”，這些自相矛盾的說法表明，儘管禮平先生極力想掩蓋什麼。但是，他經歷的那些表現了紅衛兵以殘忍為樂的往事，或多或少還有一些殘存在他的記憶里，一不小心這些殘存的記憶就會自己跳出來，這也可算他是天良尚在。在目睹了幾個紅衛兵兇殘地毆打一個無辜的青年時，禮平先生同樣也表現了他人性的一面。他說：“這幾個紅衛兵都是高乾子弟，下手之兇狠，態度之果決，完全是一副操人於股掌間的勁頭。男孩子會有一些好鬥的性格，這不奇怪，但如此的欺良霸善則是很壞的行為。”
在整個訪談錄中，禮平先生的意識是分裂的，他遊走在暴力亢奮和部分理性直覺之間。他一方面頑強地維護着這暴力亢奮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時而又不自覺地用理性直覺表現了對血腥暴力的厭惡。
大家同為上帝的子民，僅僅只是因為先天或後天的偶然因素，使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和你們不在同一個層面上，你們就一口咬定他們是“黑惡勢力”，在一口咬定他們是“黑惡勢力”時，敢說你們心靈深處是把每個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你們在追求你們的理想和向往時，卻用暴力剝奪了自己實際上並不了解的那一個人群追求自己理想狀態的同樣權利。在不同的選擇和追求發生碰撞和衝突時，你們採取了暴力這種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會裡才會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級、最本能的方式，用這種方式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能有最終的勝利者嗎？
當革命使人熱血沸騰時，你心裡有博愛的位置麼？博愛就是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愛，任何一個從良好願望出發的社會變革，最終只能演變成血腥的殺戮，所有的理想都會在血腥的暴力里化為灰燼。古今中外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其中就包括戴着各式各樣光環的“革命”。如果禮平先生的認識能抽絲剝繭，一步步走到這裡，我不相信他那還有部分理性直覺的靈魂，還會沉浸在當年血腥的“豐功偉績”里。
我們是年齡已進60奔70的一代人，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在付出了那樣慘重的代價後，我們留下的認識和記憶，會不會讓我們的後人再一次感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淺薄、偏執和不可救藥？
如果時至今日，我們還不能對暴力大聲說一個“不”字，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就一定不會被下一輪血泊所淹沒。
三、邪惡的理論與美妙的藍圖
這篇訪談的主要內容，是圍繞着北京四中的一批高乾子弟，述說他們在那一段時間及後來的一些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應該說，禮平先生所敘述的內容及相關細節基本上是可信的。然而這又是一種只說二四六、不說一三五的真實，這種局部細節的真實，最後給人的感覺卻是一種整體上的面目全非。這是不是禮平先生想又一次“忽悠”和“俘虜”現在的讀者？這當然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我大抵可以判定，即令真是忽悠，那也不是禮平先生的故意，因為他只有那點見木不見林的能耐，他只能用某些局部的真實拼出一個面目全非的全局來。
1966年“紅八月”的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實質是什麼？當我們離那段歷史有了一定的距離，不至於因距離太近而難見廬山真面目時，已有足夠的事實拼接出這樣一幅圖案：“紅八月”的紅衛兵運動，就是一批自認為血統高貴的高乾子女，在已經擁有了相當的特權後仍不滿足，有意無意地企圖用暴力來獨占和壟斷整個社會資源的一次血腥路演。這個結論已被太多的事實所證實。而禮平先生在這個訪談錄里又再一次用殘酷的事實告訴了人們這個結論。
禮平先生告訴我們：“那時在共產黨的幹部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感到他們的子女在學習上是如此的不及‘資產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們。那麼將來誰‘接班’呢？這就是在六十年代成為重大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那個‘接班人’問題。”
禮平先生想把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的人群界定為共產黨的幹部，禮平先生又不得不承認，他們是有這種危機感的人中感受最強烈，最焦慮和躁動不安的一群。禮平先生說“到了高二，……我的成績一落千丈，……喪氣透了。……我在這裡和人家根本就沒法比。……這純粹是一個天份問題，而不是一個努力問題。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超過他們”。
不得不承認天份沒人家高，學習怎麼樣也比不過人家。怎麼辦？最簡單且最有效的辦法就在北京四中產生了：取消高考。為保證大學的大門只能對自己開，以革命的名義，強烈要求取消高考，還冠冕堂皇地說是“造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的反”。這是在1966年的6月，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兩位高乾子弟在一封信中提出來的。這封信被北京四中初二學生劉源悄悄擱在其父：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案頭，幾天后，就刊載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同時發表的，還有一篇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這速度和效率高得不可思議，看來，這種強烈的危機感也同樣籠罩着我們日理萬機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先生。
不能不佩服北京四中高乾子弟們的革命首創精神和高超的鬥爭藝術。他們揚長避短，壓根就不同你們這些知識分子的子弟比學習，你們學得再好也沒用。比什麼呢？比出生！出生既可以做鎧甲，又可以當利器，血統讓他們自認為會天下無敵。
“血統論”是針對誰的？禮平先生告訴我們：根本不是針對有反動老子的混蛋兒的，“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學習再好也考不上大學，學問再大也發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強也擔任不了重要職務”，談到權利就完全沒他們的事，不構成對高乾子女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威脅。“這個口號是衝着國旗上的兩顆星星去的”。這兩顆星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們的子女在學習上天份高、有優勢，而以往的政策又沒有剝奪這些人上大學的權利，這對特權階層的威脅實在是太大了，必須要有一個新的舉措、新的政策來剝奪這些人上大學的權利，從而獨占這個社會資源。“血統論”向世人宣告，老子是英雄兒才能是好漢，那些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子女不被罵作狗崽子，就算是很運氣了，如果來和好漢爭上大學的機會，那不是找死！
那麼國旗上另外兩顆星星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呢？他們是不是就真的被“血統論”者看作是自己人，享有同樣的權利呢？禮平先生根本沒提及這一點。不過常識告訴我們，工農子女占了學生中大多數，由於基數龐大，他們中的佼佼者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在這些出類拔萃者面前，高乾子女中的大多數肯定也會感到有威脅的，如果享有同樣的權利，相當多的高乾子女肯定不同意。可惜北京沒來得及搞這樣的“教育革命”，要不然一個北京四中版的“教育革命”一定會異常“精彩”。
筆者三生有幸，親歷了這個“教育革命”，說出自己的這個經歷，算是對這個“教育革命”的注釋，也是對歷史的一個交待。
當時我在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上初中，畢業班，這是武漢一所著名的重點中學，自然也是一所幹部子女雲集的學校。班上的學生中有省委第一書記、市委第二書記、大學黨委書記等的兒子，有省軍區政委、副政委等的女兒，有省級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小孩，也有父母親都被打成右派的同學（他們被稱為雙料右派的子女），還有生父和養父都被鎮壓了的這樣很少見的極端情況，當然還有不少工人子女和高知、職員的子女。所以“教育革命”在這個班的演繹，是能夠讓人見識其廬山真面目的。
在北京四中高乾子弟的那封強烈要求取消高考的信登出不久，1966年7月的一天，學校初中畢業班的學生集合大禮堂，開教育革命的動員大會，接着教育革命工作組下到了班上。
筆者所在班的學生成份，大略是這樣一個比例：幹部子女（包括地方的和軍隊的）、工農子女、高知及普通職員子女、出生有問題（如右派、舊官吏、直系親屬中有“殺（被鎮壓）、關（被判刑坐牢）、管（被戴‘帽’交單位或街道上管制）”情況的）子女等四種情況，各占1/4。當時“血統論”的風頭正勁，幹部子女理直氣壯地宣告：他們就是要當仁不讓地進高中、上大學。各班的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成員幾乎清一色是幹部子女，誰的父母官大誰就是負責人。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工作組的成員在這些學生面前好像沒有什麼底氣，很多時候讓人看不明白：究竟是工作組在領導這個小組，還是在被這個小組領導？
反正誰上重點高中深造，誰去技校當工人出勞力，誰下農村臉朝黃土背朝天，就由他們幾個人說了算。記得學校有這樣一幅大標語：“將門出虎子，從小立壯志；接過革命班，我管天下事。”天下事都歸他們管，何況你們幾人的命運！
這一場“教育革命”的過程，對於班上的大多數人來說，就是在那恐怖而神秘的氛圍里進行的一次仿佛看不到頭的心靈摧殘和肉體折磨。具體過程就不在這裡詳說了，詳說需要有足夠堅強的神經。只在這裡說一下最後的結果。
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讓教育革命工作組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如鳥獸散。心靈受盡煎熬的筆者非常想知道這個教育革命的最後結果，於是費盡周折弄到了他們圈定的《推薦選拔名單》並保存至今。之所以一直保存着這份名單，因為它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震撼了。
為了便於說明情況，先把隱去了名字的名單抄錄如下（有關出身的說明是筆者加注的）：
實驗中學：王××（革干），梁××（革干），何××（軍干），張×（軍干），張××（工人），張××（工人），葛××（軍干），楊××（革干），周××（軍干），李××（軍干），李×（革干），白××（革干），孫××（軍干）。
普通高中；張××（革干），汪××（工人），任××（革干）。
半工半讀（機密專業）；孫××（工人），尹×（工人），王××（工人）。
半工半讀（非機密專業）：譚×（工人），劉×（工人）。
半農半讀：李乾（工人），劉××（職員）。
推而不拔（即推薦而不選拔，下有說明——高注），若必拔，則半農半讀：王××（職員），李××（職員），沈××（職員），劉××（職員），張××（高知），李×（高知）。
其他出身不好的、出身職員或高知但被認為表現不好的同學都沒有上這個推薦選拔名單，他們全入了另冊，只有一條路——上山下鄉，有的還被發配邊陲地區。
班上一共53人，推薦上省重點實驗中學高中的13人，其中幹部子弟11人，工人子弟2人。這兩個工人子弟的學習成績中等，其父親都是工廠里車間主任或科長一級的基層幹部，可以稱為“准幹部子弟”。非常弔詭的地方還在於：在“教育革命”進行的過程中，僅有的被推薦上重點高中的這兩名工人子弟都當兵去了部隊，也就是說上重點高中的實際上清一色的是幹部子弟。這是個偶然的巧合還是一個精心的安排？對我來說至今還是個未解之謎。
上普通高中3人，其中幹部子女2人，工人子女1人。這兩名幹部子女之所以只能上普通高中，是因為她倆在“教育革命”初期，參加了我組織的學習毛選小組，而這個小組居然被認為有與教育革命領導小組對着幹的嚴重政治問題，故而儘管她們出生於幹部家庭，並對自己的“錯誤”作了深刻的檢查和認識，但仍要被逐出重點高中，不能列入重點培養的行列。這名工人子女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是為了表明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而進入班上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的，她是這個小組中唯一的工人子女，但也只有一個上普通高中的機會。顯然，她不過是個花瓶。
簡而言之，幹部子弟全部上高中，並且絕大多數是上重點高中，而這13名幹部子弟的學習成績整體處於班上的下游，少數幾個為中等，沒有一個拔尖的。政治表現的情況，按當時的標準看，少數幾個確實不錯，多數也一般，有幾個則很不像樣。下面的一件事可以說明一點這方面的問題。
1966年初，班上的幹部子女以貫徹階級路線為由，想強行讓幾個表現確實不怎麼樣的幹部子弟戴上團微，此舉遭到其他出身的團員的強烈抵制，前兩次團員表決時都沒能通過，直到在第三次團員大會上，這幾個幹部子弟對自己存在的問題作了一定程度的檢查和認識後，才勉強通過，說實在話，很多人舉手都是違心的——因為事前班主任做了工作。
對比一下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那兩位高乾子弟在信中的那些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話語，什麼“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只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在聽了這些漂亮的革命辭藻之後，再看看筆者所在班級的“教育革命”實際，我想套用一句話說：革命，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在北京四中的這封信中，是把工農子女放在革命幹部子女前面的，似乎他們首先不是為了自己。然而這個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的“教育革命”的成果說明，最好資源首先是要全部滿足他們幹部子女的，有多餘的才輪得上工農子女。然而各地的重點高中、大學的資源是有限的，全部給他們也是不夠他們分的。這個“教育革命”的最後結果，肯定是所有的重點高中都要改名為幹部子女中學，所有的大學都要改名為幹部子女大學。
這個“教育革命”的成果也再一次證明：“血統論”從來都是特權階層的護身符，是為了強化自己的利益才提出的，強化“血統論”絕對不是為了維護工農的利益，不管他們是不是經常把工農的利益掛在嘴上。
那麼，哪裡是工農子女的位置呢？這個“教育革命”的成果告訴人們，工農子女的位置在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勞動力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其中表現好的才能進軍工一類的機密企業。一般的還只能在普通企業里當勞力。
國旗上那四顆星中的職員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和高知的子女呢？他們被歸於了“推而不拔”的一類。什麼叫做“推而不撥”呢？就是表面上推薦他們中表現好的去半工半讀或半農半讀學校，但實際上是不準備選拔錄取他們的，實在要錄取，他們也只能去半農半讀。
這樣做僅只是為了體現黨的階級政策，體現他們與表現不好的高知和職員的子女、與“黑五類”子女是有區別的，區別就是還要裝模作樣地給這些人製造一點幻想，用一點欺騙作為安慰。“黑五類”子女連欺騙都用不着，不管表現如何，都要直截了當地統統趕到農村去，這就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平心而論，筆者這個班的“教育革命”還不算是最出格的，因為班上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還算是一個有點頭腦的人，多少還有一點殘存的人性。筆者因搞了一個學毛選小組，因此被認為是同班上的教育革命領導小組對着幹，上綱就是同工作組對着幹（再上綱就順理成章是同黨對着幹了），因此被認定已滑向了反革命的邊緣。儘管如此，此負責人還能念在我工人出身的份上，給了一個半農半讀的名額，雖然只能到田間地頭去度過一生，但好歹也算是一個技術人員，和直接當農民還是不同的。隔壁班上的負責人是因為其父的官大，直接從混混升上來的，就像當年鬧農會時從“痞子”到“革命先鋒”一樣，他在這個“教育革命”過程中的快意恩仇，那可真是恣意妄為。我還算是很幸運的啊！
這就是四十四年前發生的那個真實的“教育革命”，這就是通過“造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的反”來實現的目標。如此邪惡的教育革命，其內核是什麼？難道還能說不是按血統來分配教育資源？當高乾子女們高喊“自來紅們站起來”，當他們理直氣壯地說“大學就該我們上”時，就已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們一定要獨占教育資源。獨占了教育資源，就是獨占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全部的社會資源，也就獨占了中國的未來。多麼如意的算盤，多麼美妙的藍圖！
四、文革的迷霧與詭譎的歷史
禮平先生說：“‘造反’，‘破四舊’，‘抄家’，‘打流氓’這四件事，就構成了紅衛兵運動高潮期的四個主要事件。貫穿始終的則是‘鼓吹血統論’和‘死保劉少奇’這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主題。”
不知道“紅八月”的紅衛兵在“死保劉少奇”方面到底有些什麼作為（那時還沒有人提出打倒劉少奇，何需“死保”？），也不知道“鼓吹血統論”與“死保劉少奇”到底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們知道，如果劉少奇能主宰大局，那麼，文化革命就用不了十年。如1966年的夏天已經實實在在發生的那樣，在學校，他們在“血統論”的基礎上，再以對工作組（一個工作組不行，再換一個，工作組的名義不行，再換成其它的名義，總之一定會有具體工作人員來代表黨）的態度劃線，搞一個更大規模的反右，把一切有一點自己思想的異已分子一網打盡。北京師大一附中、北京師大女附中就是這樣布置的。然後在教育革命的鑼鼓聲中，以革命的名義，讓幹部子女獨占教育資源，並用法律和政策加以固化，進而獨占中國的全部社會資源。這一切大概在一年之內就可以大功告成。只是劉少奇先生在他們的政治藍圖實現之前，就在權力鬥爭中失勢，而這權力鬥爭的失勢和其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又讓劉少奇先生身上抹上一層受害者的色彩。這受害者的色彩，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忽略掉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章節。於是，歷史就就變得光怪陸離，真相好像和我們漸行漸遠。
然而歷史卻真的很詭譎，它並不總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它那神奇的手常常在不經意間，讓人志得意滿地去欲蓋彌彰，讓精心繪製的彩球上再添上一二敗筆——想洗白老紅衛兵的禮平先生，不經意地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被人們忽略了的，然而非常重要的歷史段落。這是不是證明，作為一種客觀規律，歷史會越來真實、越來越全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至於他說的“就純粹的學術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對我的思想的判斷一直都是不及格。……在文革中，儘管所有的人都捲入進那場衝突中去了，但反省自己的，也許只有我一個”，這樣的自白，唯一的價值就是用來再一次證明：狂妄總是以無知為前提，並且總是適得其反。
2010年9月10日完稿
作者簡介：
李乾，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66屆初中學生，文革中武漢“鋼二司”中學部初期負責人。1967年12月因開槍殺人一案被拘留，1976年7月被判刑20年，18年後出獄。著有對這段經歷的回憶和反思的《迷失與求索——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紀實》，陳小雅作序，紐約柯捷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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