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多严重的后果，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如果费四金不是坚持说真话，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的合谋，就有了“铁证”
老高按：前几天我曾写过：“尽管林彪事件在一部分网友中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很久，一般民众虽然也感兴趣，却对逼近真相的许多史料，还是不甚了然。”
这两天，我又遇到两例。上星期去一位朋友的公司，他手下的两位二十刚出头的雇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林彪，一位说：林彪是“四人帮”中间的一个；另一个说：不对，林彪跟“四人帮”不是一伙的，是另一个反党集团的。这且罢了，他们毕竟年轻。但另一位年龄跟我相仿的朋友问我：林彪指挥大小“舰队”内外配合搞政变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小“舰队”内外配合搞反革命政变，是纯属子虚乌有的事——虽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提拔、重用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而最能说明此事虚妄的，就是舒云率先披露的：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在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挂帅的专案组的百般高压、利诱之下，坚持不做伪证，不肯写下1971年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的证词。就因为他坚持说真话，最后特别法庭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了“两谋”这一条。
这个故事在网上已经流传得比较广。用“费四金”检索，google的检索结果是11600条（当然不都是这个故事）。但我在这里还是再转载一遍，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这篇文字，《新史記》第3期刊登，后来在明镜历史网上转载。
这一故事的主人公费四金坚持实事求是，固然值得钦敬，但审他、逼他的专案组人员，倒也让我感到了几分佩服。他们毕竟还是有其做人行事的底线：尽管他们千方百计、软硬兼施，逼着费四金做伪证，但费坚持不做，僵持四年后，专案组最终无可奈何，只好向上级交了白卷。他们既没有越俎代庖亲自动手或者安排高手伪造费四金的笔迹、模仿他的签名，“按需创作”一份严丝合缝的证词；更没有让费四金这么个小人物“躲猫猫死”“呕吐死”“激动死”“盖被死”……永远闭嘴。须知：编造、掩盖、歪曲，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没有权力制衡、更谈不上媒体监督、当局足以一手遮天的年月，该比今天容易得多吧！这就是他们的底线：尽管逼着费四金说谎造假，自己却还不敢亲自说谎造假。
比起今天的许多底线丧失殆尽、可以无所不为的官宦、刑吏，当年这些专案组成员，还很有资格自豪一番呢！“十年浩劫”与“十年盛世”相比，孰亮孰黑？就整体而言，三十多年后，官吏们的人性是提升了，还是沦落了？
抄录几句诗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叶挺《囚歌》）；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不做伪证
舒云，《新史记》第3期，2011年8月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没抱到“大金娃娃”
中央专案组终于“查到”，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要抱个“大金娃娃”，顿时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说真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辞，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最后，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纪登奎使出“杀手锏”，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他们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原来是广州军区41军121师的，跟黄永胜从广州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1968年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先后都走了，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的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账本没接，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也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再也没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结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手了，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把他当成重点。
黄永胜从人民大会堂回到西山，费四金觉得他情绪低落，也知道跑了一架大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没看见吴法宪来。直到进了学习班，才知道黄永胜有问题。逮捕黄永胜时费四金不在，小汤跟着去的人民大会堂。费四金住在城里，临走头一天，黄春光抱著孩子来了，说首长有事走了，我们没有生活费，首长还有没有生活费？费四金说有是有，都在西山。就领他们到西山取，看门上贴着封条，知道事情不好。警卫不让进，后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建飞专门请示中央，才让他进了。进去以后费四金就失去了自由。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道“临时”了四年，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著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9月12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大功”，决不会是这种待遇，但费四金至今不悔。
费四金近影。 相关文章： 7月14日是法国的好日子，7月15日是中国的好日子 海外的历史杂志还剩了几家？ 中共首任领袖陈独秀辞世整整70个春秋了 真有毛泽东指责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密电吗？ 前人的救国梦和今人的强国梦 “九一三”林彪是被劫持上的三叉戟吗？ 简介近十年来海内外关于林彪事件著作 毛泽东是否应对“破四旧”负最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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