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闖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共產黨的首任領袖……陳獨秀在中國現代史的風口浪尖活躍了20年；卻被他親自組建的政黨開除，他領導的中國“托派”與他分道揚鑣。在國民政府監獄裡度過六年以後，他流落武漢、重慶，直至埋骨異鄉。難怪他自嘲為“失敗者”。但是……
老高按：5月27日，是陳獨秀逝世70周年（1942年）。如果說陳獨秀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人物之一，大概不會有多少人反對吧。在中國全面反思辛亥革命以來，尤其是中共成立到建立政權之後所作所為氣氛中，對陳獨秀的遭遇、他的思想，理應有更多關注才對。
然而，奇怪，最近雖然海內外一些報刊發表了一些文章，但不僅數量少，而且多在外圍一些問題打轉。例如，翻炒出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父子三人同當中央委員”啦（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27—1929年間為陳獨秀鳴不平的五位中共黨人”啦（共識網。五位中共黨人是：易禮容、楊明齋、王若飛、鄭超麟和彭湃），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文革”中逃港，晚景淒涼啦（《羊城晚報》），1932年10月陳獨秀“危害民國罪”那場的經典訴訟啦（共識網）……等等。還有的媒體，翻出1919年3月陳獨秀“嫖妓爭風”的醜聞；只有一篇彭勁秀的文章，“淺論”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中的歷史功績。
我幾乎就想自己動筆來寫一篇通俗介紹陳獨秀的悲劇的文章了，幸虧還沒有動筆，就看到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了“特約撰稿人”馬國川的文章《陳獨秀：光榮的“失敗者”》。奇怪，英國，《金融時報》？居然發表了似乎與該媒體的業務範圍八杆子打不着的文章！
“特約撰稿人”馬國川，倒是個在中文傳媒界相當有名的人物。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後一段時間，我讀到他一連採訪了余英時、袁偉時等海內外多位在史學界很有影響的學者。
網上關於他的簡介說：馬國川，《財經》雜誌主筆。1971年出生，河北威縣人，畢業於河北師範學院（現為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曾先後供職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經濟觀察報》。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新華出版社）（這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爭論的作品，被評為“2006年十大好書”之一，我讀過其中部分章節，頗有收益——老高注）《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三聯書店）《共和國部長訪談錄》（三聯書店）《大學名校長訪談錄》（華夏出版社）《我和八十年代》（三聯書店）《沒有皇帝的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等等。
這裡就借轉貼馬國川的文章，提請各位網友，別忘了陳獨秀：他的經歷和思想，對於今天仍然在尋路的中國人，其意義並沒有過時。
 陳獨秀 陳獨秀：光榮的“失敗者”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馬國川
五四一代的風雲人物，晚年大多功成名就，榮光加身，唯有陳獨秀落魄孤獨，貧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當63歲的陳獨秀在四川小城江津寂寞辭世時，身無長物。
從辛亥革命時安徽省都督府的秘書長，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從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到共產黨的創建者，陳獨秀一度活躍在中國現代史的風口浪尖，叱咤風雲。但晚年的陳獨秀卻被他親自組建的政黨開除，他領導的中國“托派”也與他分道揚鑣。在國民政府的監獄裡度過六年以後，他流落武漢、重慶，直至埋骨異鄉。難怪他自己也自嘲為“失敗者”。
然而，七十年過去了，當歷史的粉飾剝落以後，多少所謂偉大人物身上的光環黯然失色，陳獨秀的身影卻如巨石一樣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歷史隧洞的火炬，直抵當下。
陳獨秀一生推崇民主與科學，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雖然五四以後，他誤入列寧主義的思想藩籬，以為無產階級的民主要高於資產階級民主，中國可以經由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真正的民主。可是，在隨後的革命活動中，他認識到共產國際里沒有絲毫民主可言；斯大林的“大清洗”又使他認識到斯大林的本質——殘暴的個人獨裁。
陳獨秀說，任何專制獨裁，都是領袖個人獨裁，“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獨裁”。就像德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盧森堡所描述的那樣：“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
陳獨秀還指出，“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直到蘇聯解體二十年、俄羅斯人早已唾棄斯大林體制之後的今天，中國還有人為斯大林辯護。而七十多年前，陳獨秀就以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斯大林的罪惡並非個人品質所致，而是制度使然。因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許多斯大林在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許多事情都被陳獨秀言中了，斯大林、鐵托、齊奧塞斯庫、霍查、波爾布特……這些獨裁者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不斷產生。
晚年的陳獨秀痛定思痛，回歸五四，並在更高的層次上認同民主的價值。他在深入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他尖銳地說，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
陳獨秀不會想到，在他去世後60多年後，中國一位學者竟然由於發表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轟動。假如不認同民主的價值，當初推翻清王朝的帝制、建立民國有何意義？在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當代，很多中國人還在為民主是不是好東西而爭論，真令人慨嘆不知“今夕何夕”。
陳獨秀悽然離世之時，二戰戰火方熾，他在最後的文章里提醒國人：“即令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落後，又加以歷史傳統，而且在戰爭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時不易達到理想程度；這自然是事實，然而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自由民主，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摘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
重讀陳獨秀七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對着當下的中國說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
假如陳獨秀還活着，他是否會學得“聰明”些呢？不會的，因為他早就宣布：“我只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
一個自認的“失敗者”，他的言論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如暮鼓晨鐘，足以在中國現實的鐵幕前激起巨大的迴響。這是時代的悲哀，卻是陳獨秀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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