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苑夢客《“文革”依然活着？》一文，發人深思。不過，其中說“文革”劫難過後，“從未有過刻骨銘心的真正反思，從未有人真心懺悔過”。我不完全同意。我知道一位懺悔者，這就是本文寫到的“文革”殺人犯李乾。李乾在“文革”中殺害兩個中學生，被判20年徒刑，出獄後寫下回憶、懺悔與反思的血淚之作
◆高伐林
40年前的一個寒冷冬夜。武漢市武昌區的一處破舊民房。
“砰！砰砰！”一陣急促的槍聲，隨後是撕心裂肺的哭喊。片刻後，另一處民房，又是一陣槍聲、一陣哭喊……
後來這被稱為“12·5事件”——1967年12月5日，18歲的武昌實驗中學初中學生、剛上任的校革委會委員李乾，策劃和指揮一批學生，深夜來到22中兩名初中學生孔威、傅強的家中，開槍將他們擊斃，孔的母親和姐姐受傷致殘，“行刑隊”中也有兩人中了流彈受傷。
十天之後，李乾等人被拘捕；1976年7月，他被法院判處20年徒刑，同案中二人被判8年、5年徒刑，其他人免於刑事處分。
1985年12月，36歲的李乾因表現好減刑二年出獄。他將自己殺人、坐牢的經歷，寫成了一部30多萬言的書稿《迷失與求索——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紀實》，通過網絡傳播徵求意見，並不斷修改。在這個事件快40年時，他自費印刷一千冊贈送師友。
一個殺人者的心路歷程，震撼了許多人的心。而圍繞這一事件和他的反思，討論的聲浪也一波一波升高、擴散。
中年李乾。他在“文革”中殺害了兩個中學生，被判20年徒刑，出獄後寫下回憶、懺悔與反思的血淚之作。（李乾提供）
“文革”高潮中的一個典型個案
武昌實驗中學是湖北最好的中學之一，校名是毛澤東所書。一牆之隔的22中卻是一所“最末流的學校”，“兩所學校成員的認識、境界、追求，行為方式有太大的差別。對方那群人唯一的行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李乾這麼說。
1967年12月4日，實驗中學革命委員會成立，鑼鼓喧天，同學們突然發現曾放火燒毀該校辦公大樓的22中學生莊洪運混進來，不知要幹什麼，便將他扣押起來，22中學生聞訊趕來“見人就打”，將莊營救了出去。
第二天晚上文藝演出，校門外聚集大批陌生人吵鬧著要進來。與李乾同一派造反組織的22中學生符軍等人來報信說：“莊洪運、孔威、傅強、丁洪寶等一伙人正在22中集結，其中還有武昌區的流氓頭子韓轉運。說要為莊洪運報仇。”
情況看來很危急。負責安全保衛的革委會委員李乾，和校革委會、學生組織其他負責人緊急商議，越來越多同學也集中起來嚴陣以待。
直到夜深演出結束，總算沒有出事。有人報告：孔威、傅強等人也離開22中回家了。這邊摩拳擦掌備戰的同學也鬆了一口氣。正在這時，有人激動提議：“到他們家裡去把他們抓來。”隨後更激烈的主張也一下冒出：“就地打死算了！”
這個提議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但這些毛頭小伙子七嘴八舌地列舉22中“流氓”的劣跡，情緒開始升溫：洗劫我校華僑貯藏室，燒了我們辦公大樓，打傷高三學生；還綁架支持造反派的湖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對北京南下串聯的女生耍流氓，搶劫建設銀行……“什麼樣的壞事沒幹過？打死他們也是為民除害。”有同學引用上海《文匯報》社論說：流氓的挑釁“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要迎頭痛擊”，這樣做符合鬥爭大方向；有同學搬出了革命導師列寧語錄：“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眼下公、檢、法癱瘓，流氓猖獗，只有我們來管了！
李乾後來回憶，當時自己對這件事的“正義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經沒有一點懷疑”，有一種“馬上要去為人民的事業建功立業的驕傲和自豪”，他慷慨激昂地引用毛澤東軍事思想說：“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們的囂張氣焰！”
青年毛澤東曾發出豪言壯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這種英雄氣概主導了會場的氣氛。有高三學生說“不同意打死”，馬上有人用不容質疑的口氣對他說。“這種流氓留著幹什麼？你不干就站到一邊去！”
決定要干，又討論選中四個處決對象：“流氓團伙”為首的孔威，“狗頭軍師”傅強，打手“哼哈二將”莊洪運和丁洪寶。當時很多學生組織都擁有槍支，他們確定了參加行動的人員和各組負責人，落實了當晚行動中誰持槍、誰帶路。
出發前，李乾心中湧起一陣焦慮不安：處決四人，是否太多？他找到比自己大三歲、政治上更成熟的高三同學何儒非、柳英發。何是新成立的校革委會副主任，柳是湖北最大的學生造反組織“鋼二司”勤務組中唯一一個中學生，他們同意他減掉莊洪運。
1967年12月2日，即李乾（前左四）殺人前三天，與同學合影。前左三為柳英發。（李乾提供）
冷血殺手
李乾在書中詳敘了當晚行刑經過：
孔威所住的樓有前後兩個門，李乾下令兵分兩路把口，他在前門帶隊，叫著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帶上下轉軸的木板門”。敲了半天，孔母披著棉襖終於來開門了。
李乾寫道，一個小組成員先朝里開了槍，“我趕緊朝前走了幾步，發現地上坐著一個人，身邊還有一把長長的馬刀，在幽暗中發著寒光，是孔威無疑了。幾乎是抵著他，我連連扣動扳機，也沒有數開了多少槍，只到再扣扳機沒有了反應。心想他肯定完了，轉身走出大門說了聲：撤”。
剛走了幾十米，有同學報告孔威還沒死。“我一聽二話沒說就和他一起轉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開了三槍”。
李乾朝孔威一共開了11槍。
又去傅強家。傅母開門後，李乾來到傅強床前：“你是傅強？”
幾十年後，李乾寫道：“他點點頭。也許是剛被叫醒，還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線下，他一臉的木然……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突然產生了一絲猶豫，握著那隻已經上膛手槍的手有點沉……”
傅強一直沒開口。經過不知多少秒鐘的猶豫，李乾掏出手槍抵著其腦袋就是兩槍，他沒吭一聲就往後倒在床上。
“‘他們殺了我的兒子！’一個驚天動地的喊聲從後面傳來。在冬日的深夜，這聲音十分磣人，讓人心裡發毛，這聲音同時又顯得那麼無奈和淒涼，無助地在夜空裡飄蕩……”多少年了，這個聲音一直迴蕩在李乾耳邊。
本來還應去處決丁洪寶，李乾的腳步卻沉重起來，“人命關天”的古訓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終於，他停住腳，下令解散。
“叢林法則”
在世界主調為和平、民主和人道主義的今天，在中國民眾初步有了法治觀念的今天，會覺得這樣草菅人命，簡直是天方夜譚，對其是非曲直，也會認為一目了然。
然而，這起槍殺案發生在40年前的“文革”高潮中。當時的世界大背景是全球烽火：越南戰爭，印尼屠殺，美國暴力抗爭和鎮壓的槍聲不斷。而中國“文革”一變為武鬥為主，正如一位網友感慨：“那是個瘋狂的年代……那時的中學生們，也就是一群瘋了的娃娃，無論干多瘋狂的事，都是‘正常’的。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才能理解這種現象。”
西方社會學研究揭示過群眾運動將個人裹挾而去的“政治磁場”效應，法國學者勒龐在他那本有名的《烏合之眾》中論述說，構成群體的每個人不管是誰，“變成了一個群體這個事實，使得他們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這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頗為不同”。正如李乾書中所寫，毛澤東給中國青年套上了造反“紅舞鞋”。
在讀者作出判斷之前，我們要提醒注意，這個事件的若干背景。
——那是整個中國大陸“蒼天已死，黃天未立”的時代：黨委和政府的舊權威被沖得稀里嘩啦，而新秩序尚未建立，公安、司法機關內部也成立對立組織，惡鬥經年，社會秩序雖未完全崩潰，但陷於極度混亂之中。
——就在那年夏天，“紅太陽”在視察華中、華南、華北三大區時宣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此前還說過“應該給左派發槍”。一代青年自以為奉了“最高指示”，對於以極刑懲治“危害革命”的社會渣滓責無旁貸；
“7.20”事件後，調來維護社會治安的空降兵部隊對武漢情況基本不了解，在“群眾專政”思想指導下，要求造反派參與。那時漢陽區民兵聯防指揮部設在漢陽公園，由各單位和三中學生組織輪流定期派人值勤。網友“杜良懷”講述：武漢警司在全市組織了紅色民兵連，當時最大的造反組織安排專門隊伍做這項工作——而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了：“群眾專政”是多麼容易濫用武力！
——李乾們還受到先例的誤導：1966年“紅八月”，以高乾子弟為核心的“紅五類”紅衛兵，對地、富、反、 壞、右和資本家大規模迫害，後來官方披露數據，僅在北京就打死一千多人，無一“革命小將”受到法律懲處，黨報還歡呼“好得很”。就在“12·5事件”幾個月前，武漢“百萬雄師”用冷兵器殺死、殺傷數以千計的造反派民眾，也未受追究。李乾書裡寫道：出事之前有同伴議論：“北航紅旗把李井泉的兒子抓起來打死了還不是一點事沒有。”這句話給他的印象太深了。
簡而言之：
如果說應該守法，當時卻沒有法；
如果說應該依靠公安機關，當時公安機關卻已癱瘓；
如果說要尊重權威，當時最權威的“最高指示”，卻是要民眾自己樹立權威！
李乾們所說“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打殘不如打死”，在那個特定情境下，聽來也未必不合“邏輯”：如果不將“流氓”團伙領頭者殺死，對方的報復一定十倍血腥，自己的學校將永無寧日，無法“複課鬧革命”。
彼時彼刻，唯一能阻止他們行刑的，只能是“人命關天”古訓，但是這個由祖祖輩輩傳下的道德律令，正受到導師“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教誨和紅色恐怖中刀光血影的顛覆。李乾和他的同伴真的認為，這就是“光明戰勝黑暗”的“內戰”，自己就是與井岡山、臘子口、孟良崮上的將士一樣跟敵人殊死拼殺——1966年12月26日，一貫不做壽的毛澤東擺了一次壽宴，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歡聚，他的祝酒辭正是“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而網友“向旺明”就指出：如果李乾持槍殺人是發生在國共內戰時期，他“回憶革命鬥爭史”，敘述“為了衛護革命秩序，殺了兩個為害一方的流氓”，我們會如何看待呢？
我們無意為李乾當年暴行開脫。只是想說，這樣的殺人，遠非那麼簡單啊！
當然，理解那個瘋狂的年代，並非容忍那個年代的瘋狂。即使在“文革”非常年代，國人都處在類似環境下，並非都這樣人性泯滅啊。率領人以“私刑”處決兩個青年，實在是太殘忍了。有網友連說“不可理喻”：“是愚昧？是無知？是殘暴的互動？是什麼使人成為劊子手？！屠殺就是犯罪！”
李乾被囚禁多年，凝望外面的世界。從圖中可見，這時顯然被看押得已經不那麼嚴苛。（李乾提供）
鐵窗內的反省
“12·5事件”之後十天，李乾和幾個同伴鋃鐺入獄，從此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涯。
剛入獄時，他以為是武漢警備區和公安局軍管會誤會了，將“為國鋤奸”“為民除害”的革命行動當成了犯罪，給家人寫信說：“列寧說：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沒有不本能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滅害的決心，把盜賊就地槍決的。我的舉動，實際上就是這種本能和表現。”他相信，只要學校的紅色政權、造反組織出面說清楚，將被處決的兩個傢伙的劣跡一一列出，誤會很快會冰釋，自己會揚眉吐氣地走出牢門；
同學確實發起營救，尤其是幾位女生，四處奔波，八方求援，寫了致省市領導的呼籲信，跑遍武漢具有影響力的單位和群眾組織徵集簽名蓋章。李乾後來看到一份“要求釋放革命闖將李乾的嚴正聲明”，署名的除武漢地區主要群眾組織外，還有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駐漢聯絡站等。
營救沒有奏效。慢慢地，在他的意識中，這件事不再是“合法”，但至少“合理”，他轉而寄望當局“法外開恩”。再往後，李乾不再認為這是“英雄行為”，卻湧上不服氣：自己是響應統帥號令的小將，就算帶隊處決“流氓”做法不妥，怎麼就被當成罪犯與牛鬼蛇神關到一起？
李乾書中寫道：從1969年開始，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的殺人案犯一個個被派待遇較好的“外勞”，被陸續釋放；處理造反派則重得多。這讓他無論如何想不通：如果“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將“文革”以來“有命案的不分派別統統綁赴刑場，我不會有任何怨言”。然而，同樣殺人，兩樣對待。
他從獄中見到的各色人等那裡受到啟示，漸漸反省到自己行為的殘忍和荒謬。他用了大量篇幅來記述，同死神暗中爭奪一位執意自殺的“海歸教授”，教授被救後對“生命”和“死亡”的詮釋，如泣如訴；還有一位一生視政治為險惡、躲過無數次運動的“王老頭”，“文革”中運交華蓋，但“行動最受限制的地方，卻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王老頭對政治、對“文革”的剖析，閃爍著睿智的思想火光；李乾對死囚“終極關懷”與零距離觀察，在萬籟俱寂中，這些即將消亡的生命引起他的沉思冥想。
對生命本身的穎悟，對人生常識的體驗，對人類精神文明成果的接納……我們不知道李乾究竟在哪一個時刻發生“質變”，我們只知道了變化的結果：他成為具有人道精神的“超越者”。今天的李乾說：“寫到我最對不起的那三位母親（他槍殺的兩位青年和他自己的母親）時，我無法想象此事給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傷害”，“在一次又一次地叩頭裡，早已淚流滿面”。
將個人經歷化作公眾財富
2005年，他將初步成形的題為“鐵窗十八年”的回憶草稿，發給同學和朋友看，發給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學者看。後來他又一章一章地貼上凱迪社區等網站，在更大範圍傳播，根據各方反饋來修改。2007年9月，他將加上序言、後記和附錄後共38萬字的書稿，自費印出一千冊贈閱。
李乾也惠賜給我一本。開本很大，介乎雜誌和一般圖書之間，封面基調是深灰，灰到深處，近乎伸手不見五指，那大概象徵了夜氣如磐和人心深不可測？右下角一個小小的孩子，在向遠方的幾點星光、一抹曙色走去，孩子的身軀和動作呈現出動感，也呈現不穩定感——他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渾茫暗夜中蹣跚，呼應著最後確定的書名——五個行書大字“迷失與求索”，副標題為：“一個中學生的文革紀實”。
李乾自費印行回憶錄《迷失與求索》，分贈親友和“文革”研究者。
反饋很快到來，回帖，來信，有因胡風事件而當了25年“反革命”的老人，也有“文革”後出生的晚輩，經歷或關注“文革”的學者和廣大讀者，反應曲線不約而同都是“兩震”：乍聞此事，震驚；再讀懺悔，震撼。
“含著眼淚讀完”（春花秋月）；“感到了每一個字沉甸甸的分量”，“在18年的牢獄生活靈魂的自我拷問”（秋麗）；“止不住的眼淚”（畢錦萍）；“用血和淚寫成”（莫安德）；“浸透了人生苦難的回憶文字是李乾留給歷史，留給後代的一份厚重的禮物”（謝保安）；“令人震撼而又傷感的文字”（向旺明）；“初生牛犢的虎氣躍然紙上”（金水橋畔）；“或許會被西方視作中國《古拉格群島》也未可知”（老胡）；“究竟多少人是在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的思想長城的呢？作者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張為）；“迄今為止我看到的寫得最好的一本回憶和反思文革的書”；“有他這樣的經歷的人可能沒有他這樣的境界和才情，有他具有的境界和才情可能沒有他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我贊成他說他自己是‘為了寫這本書才來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夙願）；“折射出一度偏離文明發展軌跡的特殊時代”（謝聲顯）……
網友莫安德說：李乾比遭人陷害的基度山伯爵更加不幸，“向誰去復仇，連復仇的對象都沒有，因為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的是那場浩劫，是那場浩劫的製造者及他們所代表的那個制度”，在這個龐然大物面前，我們實在是太微不足道，太無能為力，既無法剷除給善良人們帶來浩劫的毒瘤，也無法改變生出這個毒瘤的土壤，“這才是這一代人真正的悲哀所在”！
並非沒有批評意見。自稱“永遠的小人物”、當年紅十月宣傳隊的同學朱丁就感到不足：“書稿中好像很難看到觸及一些根本性的、深層次方面的問題……口口聲聲‘革命’、‘路線’、‘造反’等等，感覺得到，為當年的風光，你至今仍很陶醉、很自豪”，“有時是否該跳出來一下？從國家到個人悲劇的根源究竟在哪裡？”
原武漢鋼二司常委、也曾坐過三年牢的謝保安也告誡他：“僅僅歸結於年輕、幼稚、不成熟，這與你多年的痛苦經歷所應該換來的反思似乎還不相稱。對於生命的敬畏和認識應體現出與你今天的智慧和人格相對應的高度。”
一位名叫惲仁祥的老人，很不滿意他對“文革”的否定：“全書基本內容是揭露文革期間人民監獄的陰暗面”；“跳出個人得失看問題，我想您可能就不會這樣寫”。根據資料，惲仁祥“文革”中在國防科委一研究所工作，1974年1月給江青寫信要批林批孔材料，江青回信，“國防科委的批林批孔運動搞不起來，必有原因，得你們自己找”，並送了《林彪與孔孟之道》等材料各100份。
另一些人，從呼喚人性的角度強烈批評李乾。一位叫袁佳的朋友尖銳地說，“非常反感”李乾的書：“帶有極其濃厚的主觀自戀的成分，而對該事件兇殘犯罪的實質缺乏應有的反思”。“難道你為了追求心中的革命理想，為了去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為了表白你對領袖的忠誠，就可以提著槍一夜之間去殺害無辜的生命？你怎麼下得了手啊？……儘管這其中有時代和社會的責任，但你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嗎？犯罪就是犯罪，任何狡辯都顯得蒼白無力。”
另一位網友也斬釘截鐵：任何時候，生命永遠是第一位的。蔑視生命是最大的惡，珍愛生命是最大的善。如果我們是那兩個所謂“小流氓”的親人，請問你如何評價李乾所遭受的苦難？
“文革”研究者如獲至寶
李乾將書贈送給很多“文革”研究者，他們立即作出反應。
“文革”獨立研究者陳益南指出：
對槍殺二人，須將其放到文革造反運動全過程的大背景之下。“同樣是殺人，為什麼對戰場上的軍人，標準是越殺得多越有功，而對正常時候的殺人，卻視為罪不可赦？因為，背景的性質不同。而1967年的武漢，不能認為是正常時期的”，是處在“戰時狀態”。
陳益南強調：這“不是為殺人做辯護，而是實事求是全面展示當年的那種非正常時代”，“不致被人誤列為與北京‘紅八月’紅衛兵打殺暴行、北京大興、湖南道縣屠殺地富的相同性質”。“無論如何，槍殺孔、傅二人，在法理上都是錯的，即便孔、傅有該殺之罪，也不能由你們動手，何況還殃及他們的家人。對此，在今天，書中應加深對此的反思、反省。……你在書中說到了對不起三個母親，但我個人以為，這遠不夠。”
《東湖風雲錄》一書作者徐海亮說：“欣慰的是，我的武漢的夥伴、兄弟，又一個用自己的筆，記下了我們一代人永誌不忘的歷史。”他“讀了法國大革命歷史和19世紀的法國小說。我總覺得，我們應該出中國的巴爾扎克，寫下中國的人間悲喜劇……你從一個特殊角度，反映了時代滄桑。何況，歷史本身已被扭曲、玷污、顛倒”？
著有《文革反思》的白磊說，閱讀本書，想起了另外兩個作者“文革”坐牢的紀實著作：湖南“省無聯”楊曦光（即後來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牛鬼蛇神錄：文革中囚禁的精靈》，和魯禮安《仰天長嘯》。“您的這份記錄彌足珍貴，且有對歷史的自覺反思”。
白磊還將歷史與今天聯繫起來說：我們這個民族缺少常識、缺少寬容、缺少反思，這種缺失，“最終導致的直接後果是暴力、仇恨、自大和非理性。當下社會動輒連殺幾人的案件，不正是這種精神缺陷的反應嗎”？
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連連稱讚：“真是太好了”，“經歷了艱苦的思考，完成了這樣的紀錄，這是歷史的紀錄”，“這是非凡的創造，創造了精神財富，儘管代價太高。你用生命書寫了本書的前半段，你用書本維護了最重要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我對此無上敬佩”。後來，她回武漢策劃拍攝關於“文革”人物的紀錄片，李乾的故事，也成為其中主要段落之一。
想拍紀錄片的還有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她說：“您書中描寫的情景，其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對這一類事情已經擁有的認識，雖然您本人卻始終是那樣心地單純、目光清澈，這是後來的人們難以理解的。”她很想拍攝這個故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經過也許是跨越一年時間的了解、調查和跟蹤拍攝”。得知艾曉明已經拍攝才作罷。
學者何蜀承認：“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說不定也會有同樣的不理智的行動（只是可能程度或方式不同而已）。”“許多年輕人當年都是那樣滿腔熱忱而又莫名其妙地就在本應該好好讀書學習的時候走上了悲劇性的道路。然而時至今日，真正的罪魁卻還未能得到認真的清算”。
著名學者和作家們，像徐友漁、高華、胡發雲、徐海亮等人，都熱心地向研究機構和出版機構推薦此書。在上海學者蕭功秦推薦下，本書由美國的柯捷出版社正式出版。
李乾帶動許多人反思“文革”，不少人讀後都下筆不能自抑。李乾書中說：“越是重點中學，越是優秀學生集中的地方，運動就搞得越轟轟烈烈、越有聲有色。”獨立研究者鍾逸指出，這概括了全國“文革”紅衛兵學生運動的普遍規律，像湖北的大、中學生的造反派領袖全出在著名院校和省市重點中學。
《所謂草民》一書作者、重慶作家謝聲顯，寫下評論《歷史是人類全體的傳記》：“李乾在反思中表現出來的對生命、對自然的敬畏，已升華到真正的悲憫和圓融。時代縱然可以隨意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然而它卻無法抹去哪怕一個犯下殺人罪的青年即使在黑牢中所顯現出的生命的光彩”。他相信，“《迷失與求索》及其許多細節都會進入社會歷史學家的視野”。
一位網名“老胡”的友人的洋洋數千言，則可稱一篇關於“平等”的論文。他全面梳理了這一理念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在毛澤東思想體系和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功能，社會不同階層關於平等的訴求，從這一視角來理解“文革”中的大開大闔，暴起暴落。他認為：“造反派之所以參加造反，其表面原因當然是響應號召或是受到中央文革的蠱惑，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追求‘平等’的潛意識在起作用”；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更重視“人格、人權上的平等”，“無疑是共產黨所不喜歡的”。
老胡分析，毛澤東有著原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也有“平等情結”，但他“只許自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而絕不許別人這樣”，“希望他的子民之間有平等的權利，但他絕不與他的同志們‘平等’，更不能讓知識分子與他平起平坐”，實際上他有很強的帝王思想，實行個人獨裁。所以，他連連出手瓦解造反派隊伍。而鄧小平一面對知識分子平反安撫，一面把“造反派”定成鐵案，把“文革”中壞事都推到“造反派”頭上，“造反派”變成魔鬼的代名詞。
老胡感嘆：什麼時候，誰能還“造反派”一個歷史的真面目？
（未完待續）
李乾當年在獄中所寫的文字。（李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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