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留戀的是，在“文革”中他們可以寫大字報，成立組織，自辦媒體，挑戰當權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實，他們留戀的那些東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規範、得到保障、得到實現。“文革”期間所謂“四大自由”和“無產階級大民主”只不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偽劣的山寨版而已
老高新按：1月28日晚，剛看到本網那位“遊戲”發出了一篇新的博客文章：《評高伐林博0127回應網友的留言》。感謝他對我高度關注，仔細記帳。
此位“遊戲”因為我介紹了《亞洲周刊》最新一期江迅關於傅高義新書在中國出版的報導，特地去翻出了2008年【大紀元9月8日訊】《趣談《亞洲週刊》記者江迅之特務身份/張海山》，以為揭穿了江迅的“特務身份”，就可以將推薦江迅文章的高某人，也至少染上“特嫌”——我不知道這算什麼伎倆。
但是，“遊戲”畢竟只是“遊戲”的水平。他只查到了2008年《大紀元》的報導，卻沒有接着往後查。我這裡幫他查到2011年1月24日的報導，出處我就不用寫了，因為這篇報導，海外哪家網站都登過，包括“遊戲”信任的《大紀元》。報導不長，全文如下：
(香港)大同盟解體後沈婷就誹謗江迅發表道歉聲明
2011年1月24日香港《明報》刊載了中國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的「道歉聲明」，就誹謗《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江迅一案，登報對江迅作出賠禮道歉。沈婷1月21日簽發的「聲明」全文如下：
本人沈婷於2008年9月5日在香港召開記者會，對《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江迅先生作了不實指控，江迅先生為此提起民事訴訟。2010年7月21日香港區域法院宣判本人敗訴，構成誹謗。在長達兩年的訴訟中，本人認識到，因本人發表純屬子虛烏有而嚴重失實的誹謗言論，給江迅先生和他家人帶來重大名譽損害和精神傷害。對此，本人深表歉意。特此登報賠禮道歉。
（2011/01/24 發表）
倒要看看，“遊戲”是撤下他那個“遊戲”呢，還是接着玩，或者換什麼新的“遊戲”？“遊戲”對江迅重覆“純屬子虛烏有而嚴重失實”的“特務”指控，對江迅構成傷害，是否也應該學一學沈婷，“賠禮道歉”？ 為“遊戲”不值得單發一篇新的博客，就在本文加上以上這段按語吧。下面言歸正傳，談“文革”死刑犯問題。 老高原按：去年8月，我在博客上，介紹了“文革”死刑犯、坐牢21年的徐正全，在香港的中華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
因為他是武漢的造反派，所敘述的很多人與事我都有印象；他這本書，又是我的髮小、武漢市一中校友鍾逸耗費數年時光幫助其整理的，所以更加牽動我的關注；更因為他的經歷、懺悔、反思和堅持，有一定的深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於是我不僅在我的博客上轉發了其自序和回憶錄的片段，也推薦在《新史記》的“史摘”欄目和明鏡歷史網上轉載，以期得到更多有識之士的思考。果然，我在博客上貼出他的自序之後，魯達智、何岸泉、我們的黨、Next、黑河人、不文無學、BigGlassesusa、秋念11等人紛紛參與討論。
在徐正全先生的書出版了半年之後，我讀到了旅居美國的學者胡平的更有份量的讀後感，集中在分析徐正全的一個觀點上，即“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麼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當了一次自己的家。……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
我得承認，徐正全的這一番話，去年我剛讀到時，內心就受到強烈的觸動。
徐正全緊接着說的一番不無沉痛和辛酸的話，讓我也不禁默然無語：“現如今掌握話語權的人全面否定‘文革’，連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一點意義也要剝奪。當然這也無關緊要，這個意義在我們心裡，與別人的話語權無關。”
正是這一觀點，促使我覺得有必要推薦給更多讀者來思考：原來有這麼一個人（更可能有這麼一批人），在其心目中，“文革”是具有這麼一番意義的！
我們，包括我，充滿義憤地控訴“文革”，對那些懷念“文革”甚至呼喚“文革”的人迎頭痛擊或者尖刻譏諷，那在很多情況下當然是正確的、必要的，但至少對徐正全這樣的人、這樣的想法，對不上茬口。
胡平的文章，讓我被徐正全自序引起的紛亂思緒，有了條理。我當時用的標題是《一個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側重的是“如何”；而胡平文章用的標題是《他為什麼還留戀文革？》，追問的是“為什麼”，顯然就比我深了一層。
胡平這篇文章是隔了幾天，分成上下發出來的，現全文轉載如下，希望得到更多朋友重視。
去年我在轉載徐正全的自序時所加的按語中寫道：
徐正全說：我反思這一生，可以說是毫無意義，一事無成，然而“文革”讓我懂得了過去許多不懂、不關心的事，學會了睜開眼睛看世界，“懂得了人無論處於什麼樣的生存環境，有三樣東西不能失去，一是生命，二是自尊，三是獨立思考”。我們生活在民主法治制度健全的美國，生命，無疑是有保障的；自尊，也是有保障的——除非自己願意匿名或化名在網上詈罵和搗亂，歪曲捏造論敵的觀點，自己不要自尊，這些人另當別論；但是，第三，是否會失去獨立思考？卻並沒有誰來保障，完全靠自己——當以這位文革死刑犯的肺腑之言自警！
他為什麼還留戀文革？ ——讀徐正全《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
胡平，RFA首發
上
一個文革中被判死刑，坐了21年牢的人，到今天仍然表示對文革很留戀。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久前，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革回憶錄，書名叫《雪地足跡》，副標題是“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作者名叫徐正全。
1966年文革爆發時，徐正全是一個剛滿20歲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文革中他一度成為基層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因牽涉一樁命案，他手下的一些人打死了對立派的一名成員，後來追究刑事責任，徐正全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於1968年被捕入獄，1989年才出獄。徐正全在這本書裡，回顧了他參加文革的過程，寫到了他的反思與懺悔。
按理說，徐正全因為文革而被判處死緩，在監獄中消耗了最美好的21年歲月，他似乎應該對文革不堪回首，深惡痛絕，但是他卻說，文革那一段經歷，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點”，表示“雖敗猶榮”，“至今不悔”。這看上去很是令人不可思議。對此，徐正全是這麼解釋的。
徐正全說：“我出身貧寒，初中都未畢業，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像我這樣的中國老百姓，人生平淡無奇，本無任何意義可言。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麼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當了一次自己的家。雖然過程是那樣令人心酸，時間又是那樣短暫，我們付出的代價又是那樣沉重，但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
我們參加‘文革’，一不為當官，二不為發財，是為了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雖敗猶榮，赤誠之心，天地可鑑。這就是‘文革’對我、還有與我類似的人的意義， 這也是我們至今不悔的原因。現如今掌握話語權的人全面否定‘文革’，連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一點意義也要剝奪。當然這也無關緊要，這個意義在我們心裡，與別人的話語權無關。”
其實，對文革抱有這種態度的，並非只有徐正全一個人。
早在1994年，獨立製片人吳文光拍攝過一部紀錄片《革命現場》，採訪了五位前中學紅衛兵：徐友漁，田壯壯，黃玲，劉龍江和胡曉光。這位胡曉光，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北大附中高三學生，是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之一紅旗戰鬥小組的一位創始人。胡曉光講起文革的那段歲月，他說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他緊接着又補充道，這並不等於說那段歷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
和胡曉光類似，徐正全也不認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比如對打死人這件事，雖然不是徐正全自己動手打死的，但是作為頭頭，徐正全承認，他本來是可以制止的，然而卻沒有制止，所以是有責任的。對此，徐正全有過深刻的懺悔。徐正全之所以留戀文革歲月，是因為那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亮點；是因為文革給了他一次機會，使得他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與才華而出人頭地，在政治舞台上一顯身手而受到眾人矚目，從而獲得平時根本不可能獲得的榮耀感和成就感。
我們知道，正常狀態下的極權社會無疑是一個壁壘森嚴、僵硬死板的社會，在那裡，人們，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現自我和發揮創造力的正當機會。人們的進取心和表現欲一概被嚴格地限制在當局所規定的既狹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這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沉悶和壓抑。
文革的爆發，意味着給這種壓抑的青春活力提供了一個渲泄的出口。毛澤東批准了一張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發表了一封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信，還親自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宣稱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都犯下了打擊迫害革命群眾的錯誤，號召群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當權派的反，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國性的巨大騷動。
這場騷動，一方面固然是社會階級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那更是年青人對先前那種缺乏刺激和挑戰的生活而進行的一種反叛。青少年們興奮地發現，他們從此可以擺脫日常生活的瑣碎平凡而進入一種充滿偉大變化的歷史場景，可以不顧各級組織的層層管束而徑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當消極被動的螺絲釘而在複雜的鬥爭中發揮出自己的個性和創造性。
不錯，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必須服從黨中央毛主席的號令，但是，既然在過去他們還必須服從每一級地方組織的控制，那麼，如今的他們可以拒絕服從各級地方組織而僅僅是服從偉大領袖，這首先會使他們獲得一種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壓迫感和束縛感。更何況他們那時還正以服從偉大領袖為原則為光榮呢。
雖然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只持續了兩年多。作為這場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將，很少有人從運動中得到了什麼具體的利益，有不少人還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事後也很少有人對自己往日的觀點行為毫無懺悔毫無反省；但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對之懷抱着一種特殊的興奮感。
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進行了一場萬人矚目的有聲有色的表演；不論是對是錯，他們都贏得了某種承認，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相比起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平淡人生，這段經歷就顯得太精彩了。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有一些當年的革命小將對文革非常留戀的原因。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文革是件好事值得肯定呢？不是，當然不是。關於這一點，容我下次再談。
下
如前所說，徐正全之所以留戀文革，是因為文革給了他一次機會，使得他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與才華而出人頭地，在政治舞台上一顯身手而受到眾人矚目，從而獲得平時根本不可能獲得的榮耀感和成就感。這揭示出一種深刻的人性。
按照黑格爾，人甘冒生命危險，追求純粹的聲名之戰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人類之間的鬥爭絕非只是為了生存。動物之間是生存鬥爭，人類不是。人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戰，更是為了自由，為了榮譽，為了驕傲，為了顯示自己比眾人優越，有的乾脆就是為了稱王稱霸。這種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每每訴諸暴力，常常充滿血腥，並往往導致專制與獨裁。
文革無疑是一場動亂。當我們說文革是動亂，那似乎已經表明我們對文革的否定態度，因為一般人總是不喜歡動亂，反對動亂的。一部中國古代史，充滿了治世與亂世的相互交替。乍一看去，人們都是追求治世厭惡亂世的，所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離人”就表達了這一願望。
但其實也不盡然。有時候，人們——至少是有些人——倒寧肯生於亂世，“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亂世有什麼好？“亂世出英雄”。所謂治世，倒常常是壓制人才，束縛個性的。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文明的輝煌基礎，但是別忘了，那可是個相當動亂不安的時代。這些年來，反映中國古代歷史的電視電影一直很受歡迎，其中大多數講的都是亂世的故事。恰恰是亂世，才有人才輩出；恰恰是亂世，人生才精彩紛呈。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那本《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裡，以黑格爾主義的立場，對自由民主制度提出了另外一種哲學解釋。
福山認為，黑格爾對自由民主的理解，要比洛克一派更崇高更準確。福山說，按照黑格爾，人類的歷史，是建立在“為了人性的尊嚴而鬥爭”的原則之上的。人類首要的追求是把人當人看。也就是說，要求別人把自己作為一個人來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生存的勇氣，甘願冒風險去實現自己。
這樣，在歷史的開端，人與他人的遭逢就導致了暴力的衝突。由於人的驕傲，由於每個人都期望得到他人的重視或曰出人頭地，所以在一開始，人們並未建成一種和平的公民社會，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後來人們才學會訂立契約，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承認。這就產生了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首先還不在於它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造就豐裕的物質生活；而在於它能保障人的尊嚴，保障人的自由與人權。
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越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台。它利用制度設計，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它只限制專制獨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於給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負的人保留機會。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每個人才可能發展自我，實現自我，通過和平的競爭去贏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
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象徐正全這類人留戀文革，他們到底留戀的是什麼呢？
是留戀當時的隨便抄家捆綁打人殺人嗎？當然不是。
是留戀當時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噴氣式的的批鬥會嗎？當然也不是。
其實，他們留戀的是，在當時，他們可以寫大字報，成立組織，自辦媒體，挑戰當權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實，他們留戀的那些東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規範得到保障得到實現。文革期間的所謂“四大自由”和“無產階級大民主”只不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偽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當年的革命小將在經過深刻的反思之後，最終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繼續學習和思考下去，也會走上自由民主主義。
徐正全在1968年被捕，直到1989年年底才出獄。我發現，不少文革中的風雲人物，至今仍留戀文革的，很多都和徐正全一樣，後來曾遭受過長期的政治迫害，出獄後仍然受到嚴重的歧視。不錯，他們在文革中犯下錯誤，甚至犯下罪過，但是他們後來遭到的懲罰卻遠遠超出了他們的罪錯。就此而言，他們也是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對於徐正全這類人而言，因為文革中那一段風光歲月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乃至唯一的亮點，因此不管是好是壞，他們都難免會對那一段人生格外留戀。
又因為在後來，當局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名義下，對他們實行了往往是罰不當罪的懲處，因此他們對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文革後又復出掌權的老革命們總是耿耿於懷。
再加上後八九的中國是如此的畸形怪異，一方面是貌似資本主義的復辟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共產黨的高官們儼然新階級，打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實行寡頭專政。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在相比之下最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徐正全們還在坐牢，與世隔絕，錯過了當時的思想衝擊震盪和理念的推陳出新，升級換代；他們總還在用毛澤東那套理論思考，只因為那是他們唯一熟悉的理論。
以上幾點，或許就是像徐正全一類人至今還留戀文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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