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新书《邓小平时代》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书中以单列章节“北京：一九八九”三万字，虽比香港出版的完整版少了一万字，却依然详细描述“六四”事件经过，又是外国学者独立视角下的笔触，被视为北京对“六四”禁区的突破。习近平在十八大前阅读了送审书稿，默许出版，在大陆大卖50万册
老高按：今天要转贴一篇香港《亚洲周刊》的深度报导：《突破“六四”禁区，习近平默许傅高义新书出版》。借用美国首次登月宇航员的那句话：一本书的出版，是一小步，对于中国政治禁区的突破，是一大步！
先说点题外话：
昨天兴之所至，贴了些最近一年多在纽约拍的各座桥的照片。见景若有所悟，有感而发，在前面信笔写了几句话：“这个世界，沟壑太多，罅隙太多，对垒太多，需要很多很多桥。”今天有网友转告我，本网有几位博客在他们自家园子对此贴出了读博心得，尊称我“高老师”，又说我是“是一位智者”“是一位仁者”，“大家出手，就是不凡。高老师的原作大作，千呼万唤始出来”；“语重心长”“高老师的心愿表白，为此文灵魂。在灵魂闪耀中结束全文”；“伟大之处在于，平淡中现真情”；“无论谁读了这句，都会被高老师的慈悲心震撼到。”“让读者看到了一位智者的远大胸怀，看到一位大家的博大精深，看到了一位仁者的悲天悯人”。
不管写下这些文字的博客作者是不是自号“游戏”，我都会一笑置之。如果还是用“桥”打比方的话，这位“游戏”者是在“沟壑”上用纸壳板搭了一座“桥”：来呀来呀，仁者智者大家高老师，快踏上来呀！
据称这位“游戏”者说：“我盯着高老师，除了羡慕嫉妒恨之外，还有一个秘密，是想读到高老师的原作大作”，“而不只是转贴啊转贴，按语加转贴。”
谁要是把这些貌似激将法的“游戏”之言当真，就又上了他的纸糊的“桥”了！没错，去年以来我是“按语加转贴”了不少文章，与其写些言不及义、窝里恶斗的文字（鲁迅有言：“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还不如转贴一些有高境界、有大眼光、有新史实的文章，于己有益，于人有益。
何况，说读不到我的“原作”，只能说是其人的“选择性游戏”，白纸黑字俱在，就在“老高的博客”第一页，看看从去年11月底以来一个多月，有多少篇老高“原作”：
《为了革命大业，你重婚吧！》《真实：应追求的，应理解的，更应警惕的》《历史，谁也不能垄断》《回忆大学期间为还债举办的社会实践》《 身边的美国历史：凭吊普林斯顿古战场（组图）》《毕业三十年，归零重迈步》《美国普通人家的圣诞节（组图）》《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把周恩来和林彪都从符号中解脱出来》《林彪周恩来档案若公开很可能具有颠覆性》《登高壮观天地间，回望齐州九点烟（组图）》《专访：薄熙来失掉了他的镇宅之宝》《在首都华盛顿闲逛拍下一鳞半爪（组图）》《 从毛泽东读了17遍《资治通鉴》说起》
可以鄙夷这些“原作”不是“大作”，可以批评这些“原作”毫无原创性、毫无价值，都是“烂文”……但总不能否认：它们並非“按语加转贴”吧！怎么一概视而不见，却对我为一组照片写下的简短附言封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作大作”大做文章？ 写到此，突然想起早有好心的网友提醒我说，老高，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用的，他们明枪暗箭不是来建“桥”的，是来搅局拆“桥”的，你摆事实讲道理答覆了这个，他只当没听见，照样还这么说……你也就只当没听见的就完了。呵呵，說得对呀，网上不是早就流传着这样的段子：
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玩游戏；你跟他玩游戏，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孔子；你跟他讲孔子，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跟你装孙子——你跟他装孙子，他跟你讲道理！
总之，“他”完胜“你”！不服不行！有多少精力消耗在跟他们玩“游戏”？还哪里有时间干正经事？
言归正传，今天接着转贴，贴一篇《亚洲周刊》江迅关于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深度报导。去年我曾经对哈佛大学傅高义做过一次专访（早已刊出在“老高的博客”），他陈述了他在书中何以对邓小平给以高度评价，也预感到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会有些波折。江迅的这篇深度报导，披露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颇堪玩味。
顺便说一句：出版此书的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是我同校同系的校友——这大概又要惹得一些人不快了。呵呵。
突破“六四”禁区，习近平默许傅高义新书出版
江迅，《亚洲周刊》
美国学者傅高义新书《邓小平时代》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保留了“六四”事件的许多部分，被视为北京对“六四”禁区的突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阅读了送审书稿，令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发式前“保密”，没有向传媒送书，可能是担心被保守派“举报”而节外生枝。此书虽将高层派系之争等内容删节，但在大陆得以出版，并大卖五十万册，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作者傅高义，以及中共“四赢”局面。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宋朝诗句今日有了新亮点。踏入新春，一月十八日，距离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尚有四个多月，一部对邓小平一生完整回顾、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作全景式描述的六十五万字简体中文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书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二零一一年出版），在北京公开出版发行，书中以单列章节“北京：一九八九”近三万字，虽与香港出版的未经删节的完整版少了一万字，却依然详细描述“六四”事件经过。此书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二十三年来，“六四”始终是中国内地出版物禁区，以如此规模字数描述这段历史，又是外国学者独立视角下的笔触，这无疑是对“禁区”的重大突破。
据香港版和内地版对照，香港版全书正文约五十九万字（不包括注释和索引），内地版删掉约五万四千字，约占百分之九。内地版注释部分删节超过百分之二十，索引部分则由近四十页删到十余页。内地版全书有关“六四”部分的三章删节最重，占百分之十七左右。“邓时代关键人物”二万字全删，其他章节平均删节百分之三点二左右。
《亚洲周刊》从北京获悉，这部书稿经北京当局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多个部门审稿，反覆删改，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也阅读了送审书稿，令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这部中国内地简体版书，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趣的是，出版方在十八日首发式前，打破常规，没有提前给传媒和有关方面赠送样书，一副“保密”状态。或许是出版方担心样书外流，一旦被中共高层某些保守派人士或社会上反改革阵营人士看了书后，向当局举报而令出版节外生枝，乃至夭折。
内地版《邓小平时代》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举办首发式，全国各大书店同步发售。平装本首版五十万册，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两天内，就由经销商订购四十九万八千册，浙江省新华书店一次就发了十万册，发行重点城市是北京、成都、深圳。《人民日报》十六日在要闻二版刊登《邓小平时代》出中文版消息，六天后，即二十二日，发表记者对傅高义的三千字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一月十八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共的最高喉舌如此报道外国学者一本书，较为少见，不过，中国传媒对这部书的所有报道都未提及“六四”内容。
一月十八日，是纪念邓小平视察深圳南巡讲话二十一周年的日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邓小平的完整传记”，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是对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结束之后的视察地首选深圳，给国人一大惊喜，今天读《邓小平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认为，这部书颇具强烈现实感，著眼点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更把它的重心放在对一个时代的考察和研究上。这部书告诉读者，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傅高义在书中，按年代顺序铺展叙述，以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二年这十四年为重点，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著力描绘作者所强调的、中国大转变关键时期的“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于二零一一年九月问世，二零一二年五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和简体的精装、平装版本，台湾中文版几乎同时由天下文化出版。香港的中文繁体版和简体版销售量差不多，可见香港中文版有一半是来香港的内地游客购买。八十二岁的美国人傅高义有“中国先生”称号，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写作持续了四十年，从哈佛大学教学职位上退休后，他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发展的书，最终他把目标锁定于邓小平。
傅高义对亚洲周刊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原本不是为中国人写的，是为美国人写的，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现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但美国人还不太了解中国。”他倾十年心力完成这部书。
傅高义一再强调其作为独立学者的“客观中立”。《邓小平时代》一书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作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作出阐释。全书史料丰富，大量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独家访谈，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内容涉及中美建交、华国锋历史评价、改革开放幕后、邓小平与陈云关系、胡耀邦赵紫阳等邓时代关键人物、三中全会、“六四”悲剧、香港问题、九二南巡、政改试水、经济特区、权力过渡等重大议题。有评论认为，此书既有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有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的把握。
傅高义最近一次在北京见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楠女儿、女婿都在。邓楠对傅高义说：“我们都看了香港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没想到一个外国人能这样了解爸爸、了解中国，这非常不容易。”邓楠说，这本书把她父亲面临的问题讲得比较详细，很感谢傅高义。邓楠买了二十本书让他签名，要送给朋友。她告诉傅高义，她的兄弟也都看过了。
为写作此书，傅高义去过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及江西瑞金；访问了很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如江泽民、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基辛格、美国数位驻华大使以及多位国务卿、白宫安全顾问，受访者达三百多人。自英文版推出后，此书获奖不断，好评颇多，获《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评为二零一一年度最佳图书。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版权，傅高义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筹措，与中大出版社联系该书版权的大陆出版社前后有三十多家。三联书店成立策划小组，赶写了一万多字的报告，在第一轮竞争中，五家出版社脱颖而出；在二轮竞争中，三联书店再度“入围”，成为进入参与第三轮竞争的两家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上海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一二年一月，三联总编辑李昕和编辑叶彤飞往香港，与傅高义面谈，谈话提纲就写了三页纸。李昕没有想到，谈话气氛融洽，准备的提纲基本没用上。谈话还没结束，傅高义便作出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李昕认为，傅高义作出决定原因有三，三联书店的品牌优势；编辑较为清晰地回答了傅高义关心的问题；三联书店承诺在编辑过程中尊重他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每个具体环节上与他保持沟通。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和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都认为，傅高义是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者。傅高义写完英文第一稿，就翻译成中文，请十位中国的专家和学者阅读，而后提意见，他参考后改正英文版中的错误。英文版修改后，才交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傅高义再将英文版给香港中大，再度翻译成中文。书出版后，他也从未停止修改。
至于中国内地中文版和香港中文版的差异，北京出版方承认，内地中文版还是做了“必要处理”，“按照国内出版管理办法，通过专家审稿。主要处理还是集中在史料方面”，“而由此史料所产生的观点也需要做一些处理”。亚洲周刊以两地中文版作对照，发现删节或修改的主要部分是涉及中共高层党内斗争的内容，不过，内地中文版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保留了香港中文版的六四故事，这二十多年来的禁区，此书无疑具有历史性突破，尽管删节或改动，但事实部分基本保留，论述部分则部分保留。
香港版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门悲剧：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六月四日”，在内地版合并为第二十章“北京：一九八九”。以下文字是书中这一章的两节，黑体字为删除，括弧内文字为增加。
骚动的根源
1989年春天，(在)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之間（中）的政治分歧，加上鄧小平逐漸退出對日常工作的領導，導致了相互衝突的信號和困惑（混亂）。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使得引發社會騷動的嚴重問題在下層進一步發酵和加劇。在1980年代末，大多數學生更加關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如自主擇業和擺脫「政治輔導員」的權利。大學生們通過艱難的高考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勤奮，覺得有資格獲得他們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於重要的產業和政府機關缺少訓練有素的大學畢業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學畢業生服從工作分配。由於每個學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決於同學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輔導員如何在學生的檔案中寫「小報告」，政治輔導員便成為政府監控的象徵。這些給學生寫報告的政治輔導員的教育水平很少趕得上學生，有些輔導員被懷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權影響學生的前程（能影響學生前程的權利）。很多眼界開闊、思想獨立的學生，對於要不斷討好輔導員深惡痛絕。對他們來說，「自由」就是取消這些政治輔導員，使他們能夠自主擇業。學生們其實很少花時間討論選舉制度。
知識分子，不論年輕年長，仍對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运动 耿耿於懷。大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後被保守派封殺），它批判象徵傳統中國的黃河，讚揚給中國帶來國外新思想和現代行為方式的藍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共鳴。
對普通民眾來說，主要的擔憂則是通貨膨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等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其物質財富， 推高市場價格，威脅到工薪階層獲得基本溫飽的能力，這讓他們感到憤怒（不 滿）。這個問題又因腐敗而加劇：鄉鎮企業的從業者從政府和國有企業獲取短缺的原料和資金以自肥，自主經營的企業家賺到的錢至少部分來自鑽政府的空子。「官 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裝進自己腰包，遵紀守法的幹部的收入卻停滯不前。農民工開始紛紛湧入城市，也加劇了通貨膨脹問題。
官方數字儘管低 估了實際變化，仍顯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30%以上，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資、過去30年來一直有著物價穩定預期的家庭感到恐懼。 此前為養老和以後生病而攢錢的節儉家庭，卻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貶值。由於物價持續上漲，政府又聲稱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管制，使憤怒（不滿）變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政府幹部一向受到為社會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們憤怒的是，中國社會中最不道德的人，只為自己幹活的人，和為秩∷嚼鹑」操Y源的 人，如今能夠出入高檔餐館，住好房子，穿著時尚，買得起摩托車甚至是汽車。沒有哪個城市像北京那樣，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資的機關幹部或將在畢業後靠固定工 資過日子的大學生。這些人認為，國營企業應當用它的更多收入給職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甚至一些憤怒的機關幹部也冒險加入了示威，並且打出（他們）自己機關單位的旗號。不過，即使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學生們反通脹、反貪官的口號，也洩放出了他們積蓄已久的憤怒（情緒）。
中國民眾提到「貪官」時，並不是在說犯法的人，因為當時法制的觀念並不強；他們指的是那些利用別人沒有的職務或個人關係秩∷嚼娜恕Α腹俚埂古豢啥舻目棺h學生要求公佈他們的收支、他們擁有的別墅數目以及他們子女的金錢來源。1966年時有很多高幹子女踴躍參加紅衛兵反對「走資派」，但在1989年高幹子女很少加入抗議活動。相反，他們和父母一起因為享有特權而受到抨擊，因為他們把權力地位變成了在新的市場經濟中掷馁Y本。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 企業被迫進入市場後他們可能丟掉「鐵飯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這比通貨膨脹還可怕。政府已經開始向虧損的國企施壓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業甚至獲 准破產，引起了職工的恐慌。這對工人們有極其重大的利害關係，因為中國當時沒有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大的國有企業很像美國的軍事基地， 不但是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它們提供有補貼的住房和醫療，甚至職工子女的教育。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失去工作就等於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場會 把國有企業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很多農民工湧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機械的使用尚不普 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築業。但是1988年底為控制通貨膨脹對經濟採取的緊縮政策，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機會。很多失業後仍留在城裏艱難度日的人， 卻看到「官倒」和大款們在炫耀（自己的）財富。總之，對很多人來說，市場力量帶來的巨變讓他們深感（憤憤）不平。除了這些不滿的來源，還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遷徙之外的更多的權利。他們厭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錯誤」而挨整和受罰的恐懼之中。自由民主的呼聲和對胡耀邦的讚美凝聚成了一種訴求，要擺脫國家的監管，擺脫官方強加的批評會。
從悼念到抗議：4月15?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佈胡耀邦去世幾小時後，北京大學的牆上（一些地方）就貼滿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報。次日，大約800名學生從學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對於從大學前來悼念的人並未進行干預。
隨著廣場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動也開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數百名學生穿過天安門廣場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幾條要求，包 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邉樱品�1986年懲罰抗議者的決定，公開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資產。當晚11點左右，數千名憤怒的抗議者從天安門廣場來到幾百米開外的黨政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新華門前。他們不斷高呼口號，要求進入中南海（讓他們進去）。警察請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人群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點，警察才終於將其驅散。自共產黨1949年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進入中南海。正如李鵬所說，在4月18日這一天，示威的基調從悼念變成了抗議。
中南海裏很容易聽到新華門外人聲鼎沸，這使高層領導很快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後匆忙從日本回國的李鵬，在採取什麼 措施上與趙紫陽發生了分歧。李鵬對趙紫陽說，要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當家人的總書記趙紫陽則認為，最好不要激怒學生，只要不發生打砸搶，採取強硬行動就是 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廣場上的演講者也開始要求更多的民主。為了使學生平息下來，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指示大學幹部維持校園的各項正常活動，對學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個團的兵力，以防學生衝進大門。《人民日報》宣布禁止遊行示威，並警告學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誤以為是軟弱」。但是領導層嚴重錯估了形勢，學生們誇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絕平復下來。4月22 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大約有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通過廣播喇叭仔細聆聽20分鐘的悼詞。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遺體被送往安葬高級幹部的八寶山（八宝山火化）。追悼會過後，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等了大約三小時要求見李鵬。他們後來抱怨說，他們受到慫恿，相信（認為）李鵬或另一名高級幹部會出來見他們，但李鵬和其他官員聲稱李鵬對此並不知情。當時李鵬不同意接見任何非官方的學生團體，因為他擔心這會使這些團體獲得他所不願給予的合法性。李鵬還擔心這樣做會削弱黨所支持並具有更強控制力的官方學生組織。
為平反六四邁進一大步
《鄧小平時代》一書，中國內地版關於「六四」事件部分，對「禁區」作了重大突破。對此，傅高義說：「我很高興有這樣的說法，希望中國讀者有共同感受。一個國家 的百姓應該正確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這麼重要的事件，不應該視為秘密而隱瞞。逐步公開真相，人民對領導人就有自信。這本書最終能在北京出版，北京三聯、香 港中大和我都是贏家。」如果說這是三贏局面，確切說，更是四贏局面，中共當局也是贏家，即透過一個外國人的書，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為平反「六四」邁進 了一大步。（實習生朱嘉逸參與採訪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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