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办公桌上有个半米来高的白玉关公半身像，雕得非常漂亮，两眼炯炯有神。薄熙来说：你们知不知道？关公是我们山西人啊！梁安仁说：我还真不知道呢！薄熙来对他说，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做镇宅之宝！——梁安仁的父亲梁敦厚，三次救过薄一波的命，所以薄家非常感谢梁敦厚的后人
◆高伐林
“薄熙来口口声声是‘国家’‘民族’，他对我们说，‘钱有什么用？你能花多少？’最爱讲的是‘咱们一定要做点事啊，这是留名千古的事儿啊’，钱得多花！多花才能多赚，回本才越快！”居住在新泽西中部的郭树伦，对我这样谈起与薄熙来多年打交道的印象。
 董氏集团顾问郭树伦（高伐林摄）
郭树伦递给我的名片上印著“Advisor，Tung's Group”（董氏集团顾问）。这是他从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退休后，十年来公司给他的头衔。名片左上角，是一朵梅花：这既是公司的logo，也是中华民国的国花。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Oriental Oversea's Contaner Line，简写OOCL），是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创办的公司。郭树伦早年受到董浩云青睐，1977年进入OOCL；董浩云过世之后，郭树伦又在他的两个儿子董建华和董建成手下工作，早就被董氏三代人看作“自家人”——用他的话说，算是董家的一个“老家人”。退休后，他反倒更忙，以他多年在海内外航运界、游轮界的广泛人脉和丰富经验，替人排忧解难，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认识郭树伦有十多年了。不过，以前他还在董氏集团任职，即使讲些有关董浩云、董建华、許家屯等人的轶事，或者他所经历的许多趣闻，我也只是听一听、了解一下而已，不能披露。只是最近，他觉得讲出往事已经无妨，于是我跟他约定时间，2012年7月2日和8月18日，两次登门拜访，听他漫忆。郭树伦今年76岁，但绝不显老，讲起董氏三代的家族脉络、性格脾性，如数家珍；又讲起他在半个世纪里打拼的所历所感、亲见亲闻。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先重点摘取他讲述的与薄熙来多次交往的经过，写下初稿后，又登门念给他听，以核正有关人名、地名和事实。此文已经刊登在《新史記》第9期和明镜历史网。
此后我又在几个场合请他长谈并录音，他不仅回忆自己从小在大陆、台湾和美国打拼的早年经历，更披露了与多位中共和台湾高官、阔商和演艺界人士的诸多交往秘辛，实在有趣。这位见多识广的老人所讲述的，是一部浩瀚大书的素材。将抽时间整理这些录音。
董浩云要我到他手下工作
我早年在台湾就有航运的背景：岳父就开了国泰航业公司。到美国来，我就进了一家船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代理董浩云的OOCL在美国的业务，后来被另一家代理行Eckers Agent买去，我还在那儿工作，就继续跟OOCL打交道。董浩云每次到美国来，他是大客户嘛，上司看我是中国人，就要我放下手头别的工作，专门接待照顾他，接飞机、送机场。
在台湾我就知道董浩云，他也认识我岳父，觉得我照顾得不错，后来就向我们公司提出来，把我要到他的OOCL去了。
董浩云的儿子与老爸有许多话不直接讲，我呢，对老先生有什么讲什么。董浩云的性格是这样的：他并不开口要你做到这样、做到那样，但是他的要求比谁都高！就得你自己去悟到他的心思，对他的要求心领神会了，他就很高兴。
我跟他关系密切，在公司就呼风唤雨啊，我讲话，别人都以为是老板的意思嘛。有的时候，老先生对我打著他的旗号自作主张也不是很高兴，但事情本身办对了么，他口里不说，心里还是认可的，只责怪我一声：侬又假传圣旨啦！
那时我与美国移民局打交道多，因为OOCL每个礼拜都有船抵达美国，大批客人要办手续入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船员来到美国后跑掉的很多，这些船员，香港的、台湾的都有，到了美国一失踪，我们就得去移民局报告。跑掉一个船员，移民局要罚我们公司一千美元。我们有条船叫Musician，有一次一停靠纽约港，就跑了19个船员，好家伙，连船都没法开了！只好请台湾再赶快送来11个船员，我特别雇了一辆巴士去飞机场接他们，11人接到，上巴士时，又跑了两个！
我与海关、移民局关系搞得特别好。每次我们的船一到，我就要摆一桌，海关、移民局官员都请到。端上来皮蛋，他们没见过，“咦？这蛋怎么是黑的？”我开玩笑说，你们美国不是有黑人吗？中国有黑鸡，黑鸡生黑蛋嘛！也巧，又端上来一个乌鸡汤，我说，你们看，连鸡爪子都是黑的！（笑）
欠移民局的钱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最后欠了40多万美元，他们天天来催交款，但我们公司又不肯付，我两头受气，只好拖。
后来来了一个机会：我们公司开拓了夏威夷的游船业务。
夏威夷有个日裔州长，当选上任后搞个仪式，请了很多人，也请了董浩云。他就要我陪他去夏威夷。我们俩先到檀香山，逛完了飞另一个岛，逛完了再飞下一个岛。有一天早上赶飞机，竟然赶掉了原订的夏威夷航空公司的飞机，弄得好狼狈！幸好还有另一班阿鲁哈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赶上了。
我对董先生说，在夏威夷坐飞机旅游多不方便，要是搞游船，是多好的商机！一个岛一个岛地游，一个礼拜绕一圈。游船客舱就是旅馆嘛，就用不着天天登记入住呀、退房呀、赶巴士呀、赶飞机呀。游客一定会很多。再说，我们现在正有两条船嘛！那时，我们公司已经买了“宪法号”和“独立号”两条横跨大西洋的轮船，抛锚停泊在佛罗里达一个湿地。停泊费很贵呀，后来我们一打听，那儿的地很便宜，索性就买下那块地做码头。
董先生二话没讲，就开始做这件事。他拍著我的脊背说，这件事做好了也有侬一份！——大概就是要给我股份的意思吧？但他后来去世了，这件事也就一风吹啦。我跟董先生有很多事就是在他拍我肩膀的情况下办的。他要我“不要告诉别人”，我除了我太太，谁也没告诉，我太太白高兴一场！
董浩云最喜欢的就是省钱，我就很会想省钱的招式。我们有了夏威夷的游轮之后，我就跟移民局官员们讲啊，你们哪天去玩，我来张罗。这样安排了一气，四五十万的罚款，最后只付了10％左右就摆平了。
 郭树伦的儿子在新泽西举行婚礼，卸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赶来致贺。（高伐林摄）
阎明复介绍我去找上海一把手
董浩云一过世，董建华接班，我觉得没法干了……
你问为什么没法干？举个例子吧，有个移民官，原来我要他去夏威夷玩，他太忙了，去不了，后来他找我来了：我退休了，有时间了，能不能去夏威夷坐你们游轮？我跟我的上司讲，上司说：哎呀，你怎么学不会呢？他退都退了，还跟他搞什么？！
你听听！这不是我的性格呀，哪能人一走，茶就凉，他退休了，我就不管了？以前我可以“假传圣旨”，现在也不能啦。我就辞了职。
后来董浩云的夫人到纽约来，我没去接她，她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我已经辞职了，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你做得很好呀，怎么就辞职了呢？公司又把我找回去了。
OOCL决定到中国去发展，董建华让我第一站去上海，那时上海还是江泽民当市委书记、朱镕基当市长。那时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市委书记比市长大，看见市长我要仰着头，见到市委书记呢，不觉得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我与江泽民的交往，要从我父亲说起。我父亲年轻时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很熟——阎宝航这个人你知道吧？（阎宝航，1895～1968，辽宁海城人，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高注）阎宝航与蒋宋美龄关系很近，在蒋中正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他是“新生活运动”的总干事。我父亲的姑父周廉，我要叫“姑爷”了，是留德的，后来当张学良手下沈阳兵工厂厂长、东北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我这个姑爷跟阎家也很熟，都是东北人嘛。抗战时，我姐夫到重庆去找姑爷，姑爷在南温泉的房子正巧被日本飞机炸了，他就说我家不能住了，我们都住在阎家呢，我姐夫也就去阎家住了。你看熟不熟？
我到大陆办事，就先找我父亲好友的儿子阎明复，说我们OOCL要到上海设点，开展业务。他说，那你去找江泽民啊。他给江泽民打了招呼，我去上海市委，果然就一切OK开绿灯。江泽民的性格很开朗，所以搞得很熟。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官场腐败，来问我江泽民这样的大人物，会不会贪污？我说，根据我的理解，他不会贪污。不过，他现在吃的西洋参还是我送的呢——我每次去，总给他带一磅最好的西洋参，西洋参不可能一次吃很多嘛，他要慢慢留著吃的话，可以一直吃到现在。（笑）
薄家感谢救命恩人梁敦厚之子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这是历史形成的。明白了这一点，学会搭上关系、运用关系，就会办成很多事。
过去几十年，帮了很多朋友的忙，在中国在海外结交了多少朋友啊。不光是我本人结交的，还有家庭父辈的人脉。除了阎宝航，我们家还跟崔月犁很熟——崔月犁在北平解放前，是协和医院放射科的大夫，是中共地下党，我父亲救过他，国民党抓他没抓著，后来他在北京当到卫生部长。
我退休之后，朋友们都召唤我，你来你来，你有这么多的关系，你不用，就给我们用用吧。有些事对我来讲并不大嘛，帮帮忙、讲讲话，也确实就很快解决了。这种事经常有。
去年到重庆，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跟薄熙来的关系。
是不是第一次见他？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薄熙来，很早了，那时他还没当上大连市长呢，是在纽约见的。他一个人来的，一个人逛，这个就不去细说了。
说起我怎么认识他，要从我的一个叫梁安仁的朋友说起。
梁安仁是梁敦厚的大儿子。梁敦厚在台湾赫赫有名啊，是“太原五百完人”中第一人。1948年，解放军进攻太原，国军守了八个月，太原城里连老鼠都吃光了，最后一批人殉国自杀。梁敦厚当时是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阎锡山离开的时候，指定他留下当山西省代主席，国府后来认定自杀“五百完人”名单，他排在第一位。梁安仁是梁家人中唯一撤到台湾的一个，很受蒋经国的照顾。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梁家的事，我也时常参与。
我们都没想到：薄家认为梁敦厚是他们家的大恩人！原来当年，梁敦厚对薄一波有“三抓三放”之恩——薄一波被阎锡山抓了，被梁敦厚放了；阎锡山又抓了，梁敦厚又放了；阎锡山第三次抓他，这次梁敦厚不能再自己放了，就飞到重庆请示蒋中正，说这个人如何如何重要，如果我们对他不慎重从事，跟共产党就可能闹翻了。这样，就又放了。他放这个薄一波这个山西大共党，是担著很大风险的呀。所以梁敦厚最后不能不自杀，他要不自杀，就证明他确实是共产党的同伙！
有这个生死渊源，薄家上上下下对梁安仁都非常热情。我跟梁安仁多次上北京，多次去过薄家，除了薄熙来的大哥我们没见过之外，见过了薄家所有人，大姐、二姐、三姐、薄熙成……
后来国务院邀请一批华人企业家到中国参观考察、投资合作——是中国驻纽约前总领事张伟超回国之后落实的，要我来带这个团。那次去的人真不少，王琣、李昌钰、莫虎、李厚白……都去了。那一趟去了大连，我就给薄熙来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当了省长，离开大连去了沈阳。我说你们大连建得真漂亮啊，大家都在赞叹！他一听是我，说，我过来我过来。
他马上从沈阳赶过来，请我们大家吃了一顿晚饭——也没去外面豪华酒店，就在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宴请。我很有面子啊！
薄熙来跟我们夫妇合影，我太太站当中，我跟薄熙来站两边。结果照片洗出来一看，我们俩反而站到后边了，原来我们这个团里大家都要挤进来合影，把我们俩倒挤到后面去了！
那次活动的资料，包括照片，后来专门制作了一张光盘，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不知放在哪个角落了，我有时间了慢慢给你找出来吧。
省长从省城赶来接见，第二天我们受到的待遇、市里对我们的态度，就大为升格了：薄省长的客人么！晚宴时我们议论起大连女骑警多威风，第二天市里就安排我们参观女骑警表演，人漂亮，马也漂亮，确实是大连一景。
后来为大连的事，找过薄熙来：我给一家日本公司牵线——也是我在大陆认识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帮一个忙，我说没有问题。我办这种事，光讲情，不讲利，为什么我在中国办事名声不错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沾利益关系。我推想，薄熙来那次也没有获利，因为在他来讲，只是很简单的“可”与“不可”的问题嘛。
摆平禁建高尔夫球场风波
下面就要说到我们的重庆项目了。要赚钱，就得想办法弄项目啊。我们去年去见薄熙来，是为我跟梁安仁等人一起筹划的位于重庆万盛的五千亩山坡地的旅游开发项目，整个项目投资是1千亿人民币，预计需要四年，到2015年完成。
这片地，风景漂亮极了，计划建五个五星级的酒店。五千亩地上有三百多家“农家乐”——农民把房子修整洁漂亮一点，城里人可以将老人送到这里来避暑，因为海拔比较高，比重庆高两千英尺，很凉爽，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这里吃的都是“零污染”的蔬菜，薄熙来还说过，我最喜欢那个“跑路鸡”——这里的鸡都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晚上都栖息在树上。空气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不太懂，说这里的负离子指数比重庆市要好一百倍。你说是不是个宝地啊！这个事要弄成了，将来我去这儿一住，打打球、交交朋友，对我太太的身体很有益处啊！
从重庆到这里的环山公路已经有了，要开一个半小时，现在要修直达公路，由重庆市投资。将来重庆人可以到那里舒舒服服度个周末。这条路因为是山路，得花45个亿。
五个五星级的酒店都已经有主了，全都是美国大的连锁酒店集团，有Marriott、Howard Johnson……在美国，也许不一定都算顶级酒店，但是在中国都是很热门的美国品牌。三百多“农家乐”农户都搬到一起去，也有人投资了，等于给农户盖了别墅么。每套都是五个带卫生间的卧室套房，可以住五家，若房主自住一家，可以出租四家。开初月租800元，现在已经涨到3、4千了！
 山坡上的“农家乐”。
薄熙来给我们找了一个合作伙伴，是从美国回去的，在中国做timeshare（即分时居住，顾客购买度假村单元的部分时间使用权，每年可在某一个时段，拥有该房自住或出租，也可转让。——老高按）的，他在国内做timeshare，生意好得不得了！此人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就认房产证，哪怕买下的是一年两个礼拜的房子产权呢，可他有证！
这块五千亩的地上，还要建可以容纳5千人的会展中心，有展示厅、会议室，等等；还要建体育活动设施。现在那里已经有国家级的羽毛球馆，中国羽毛球队在那里进行重要的集训；蓝图中还包括建造一个网球馆……
这里还建一座基督教堂和一座佛寺。佛光山、少林寺和慈济都看中了这个佛寺项目，竞争很激烈呢。
这些听起来都挺不错，对吧？这些也都没有遇到问题，波折出在五个酒店的高尔夫球场上。中国规定高尔夫球场的审批权收到中央，而且不批了，因为高尔夫球场用地太多。
麻烦就在这里！要是没了高尔夫球场，整个项目就出现最大的问题：去的人就不会多，建设一个休闲的地方，总得有吸引人前来休闲的理由啊，有了球场才可以吸引人前来呀！规划起来也很容易，虽然是山坡，有高有低，但是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是农田。但农田不能变高尔夫球场，这是国家规定。
好在建酒店，并不违反规定。而且中央的规定还有一条：地方上可以批“高尔夫练习场”——也就是说，18个洞的正式高尔夫球场，地方不能批；但9个洞的高尔夫练习场，地方可以批。那好，这块地上每个酒店建一个9洞练习场，五个练习场，不就一共有45个洞了嘛！
当然，我们并没有真正打算做45个洞，目前是打算做36个洞。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把球场规划好，再把五个酒店摆上。这就整个倒过来了：本来是应该先设定酒店位置，再定每个酒店的球场位置。
你看，我们一点都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中央不批高尔夫球场，但中央并不禁止酒店自己造高尔夫练习场。现在几家都造，就找一个管理公司来统一联合管理——这难道不合理吗？
我们策划这个项目，一开始并没有想去麻烦薄熙来，走到后来出现了麻烦，我们一个同伴花了不少钱，找到一家公关公司，负责人是美国一个退休的国会议员，去找了重庆市的领导，也没走通，甚至都想打退堂鼓了，才想到要我去找薄熙来。
薄熙来极为看好这个项目。他对我们说：钱得多花！多花才能多赚，回本才越快！薄熙来还说：“我保证给你卖100个球证！”一个球证多少钱呢？10万美金。我马上对他说，卖了100个球证，先给你。跟整个项目投资1千亿人民币比起来，对他来说当然是小意思，但是也不无小补吧：到底是1000万美金啊！
 薄熙来
薄熙来脑筋转得有多快？
薄熙来这个人，脑筋很灵，转得飞快。我们做商人，脑子必须要转得快，但是我们能想到的事，他更能想到。像这个把五个酒店的高尔夫练习场连成45个洞球场的主意，我都没想起来。我们见他，刚跟他说我们的打算，请求酒店建9个洞的练习场，薄熙来马上接过来说：“不是有五个酒店嘛，五个9洞练习场弄到一起，不就是45个洞了嘛！这是我们本地的权限，我们当然批了！”你看他头脑灵不灵？！
这个问题解决了，项目我们就拿下来了。是我出面的，梁安仁除了第一次没跟我一起去，后来每次我俩都是一起去重庆，现在他在做，我就不大去了。据说现在这块地上分散的农家都已经集中了，腾出了空间。
合同我让什么人出面签的呢？找董建华的女婿签的。他是个洋人，我们这个公司是个美国公司，当然找个洋人出面签合同了。他在中国又是专门做酒店的，Howard Johnson连锁酒店都归他管。他告诉我，他在国内开了这么多家旅馆，还没有一个比这个条件更好的！
这个总项目下的分项目，像那些酒店项目的负责人，比我要著急啊，他们与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关系弄得比我要熟得多。且这个项目显然是大有好处么，几家都来争球场总管理的位置。
我们忙活半天，可以占到一定比例，将来吃吃喝喝玩玩就够了嘛。我太太就说了，将来就不要去别的地方了，就在这里好好休养。
今年春天薄熙来突然出事，好在，我们的项目与他之间，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瓜葛，应该不至于受到影响。我只是口头答应了给他一百个球证，这只是一句话嘛，又没有兑现！
镇宅之宝送人，后果严重
跟薄熙来打过很多交道。去年在重庆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要去他的办公室。第一次去，要通过三道关，在头一道大门口，就有人来接，带我们进去。慢慢就熟了，到后来，进第一道、第二道门都没问题了，我们自己进去，他的一个小女秘书只在第三道门等我们了。
有时我们去了，他手头还有公文没批完，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参观。他办公的地方是过去抗战时期重庆当陪都时蒋中正的官邸。我们看到了蒋宋美龄的梳妆枱——哎呀，那真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梳妆枱！还有蒋中正当年用的办公桌，据说邓小平坐镇西南时，也用这张办公桌办公。我也坐到桌前照了一张相。
薄熙来口口声声是“国家”“民族”，他对我们说，“钱有什么用？你能花多少？”最爱讲的是“咱们一定要做点事啊，这是留名千古的事儿啊”。
开始跟他是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的会客室里谈，到后来更熟了，好像大家都不是外人了，他就领梁安仁和我进他的办公室，里面挂满了他与中共要人像邓小平等等元老的合影，当然也有他父亲薄一波的照片。不过，一次也没去过他重庆的官邸，也从来没见过他的妻子谷开来。
他也没有吃过我们的请。有一次我们想请他吃饭，他当时口头上应承了，但是后来他的秘书来电话对我们说，不太方便，要一起吃饭，还是去他们机关的餐厅吃吧。
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白玉关公半身像，这么高，雕得非常漂亮，两眼炯炯有神。薄熙来说，你们知不知道？关公是我们山西人啊！梁安仁说：我还真不知道呢！薄熙来对他说，你们看这个雕像，多漂亮！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做镇宅之宝！第二天我就安排人去把关公像搬走，运到美国梁家来了。
薄熙来出事之后，我想：是不是薄熙来将自己的镇宅之宝送了人，于是自己就镇不住了？
他给我的一个纪念品，也很有意思。在长江江底打捞沉船时，将沉到底的木头打捞上来了，木头沉到水底，该有多重啊？这是一段千年之木，用这个木头做的镇纸，也沉甸甸的。我对太太说：老婆，这个镇纸你可不要随便送人呀！我们也有了镇桌之宝！（笑）
我们与重庆市还有很多合作项目，像在长江上的游轮，计划很不小。有意思的事、更重大的事还多着呢，以后慢慢再跟你细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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