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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教育貫穿在中國幾十年的教育中。在1950～1970年代，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過激發階級仇恨來加強對黨和領袖的愛；近些年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沿用同樣方式，通過激發民族仇恨來喚起愛國情感，對國家的愛往往是通過對其它民族的恨表現出來。有的學者稱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喝狼奶長大的”
老高按：如下集體朗誦詩的詩句，我相信，凡是在中國大陸上過中學、大學的朋友，都不會感到陌生：
大雪，像西方的價值觀，自由的飄灑。
漫天哀愁，一地冰碴!
中國退縮了嗎？
沒有！奧運成功了！我們勝利啦！
地震，像薩科奇的立場，
用猥瑣的伎倆，搖晃着巍巍中華。
中國退縮了嗎？
沒有！神七飛天了！我們勝利啦！
瘦瘦的歐羅巴，擋不住天朝的金戈鐵馬。
地震的餘波也能把法蘭西摧垮！
……
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
不改旗、不易幟、不回頭，
將反華者狠狠的踏在腳下
……
2009，中國加油！
2009，中國最大！
——小學生朗誦《2009，中國加油！》，見YouTube。
最近一段時間，對瀰漫於朝野的這種“中國好聲音”，對中國當局所弘揚的“愛國主義”有分量的剖析文章急劇增多。不少人看到了這種“愛國主義”對中華民族未來前途的嚴重危害性，進行了一系列切中肯綮的論證。這裡我先轉貼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叢日雲的文章《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其實這篇文章，並非最新出品，是六年前，作者2006年春在耶魯大學的一次演講整理而成，只是最近被中國《領導者》雜誌刊登出來。
隨後共識網在轉載時，在首頁上換了一個標題：“愛國主義教育與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興起”，所指更為鮮明。
這篇文章相當長，不過，我覺得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後半段三分之一都是注釋，感到不耐的朋友，不妨略過——但我要提醒：這些註解是很有意思的。
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
叢日雲，《領導者》總第48期
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如果它繼續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國政治的走向，影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
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表現
這種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思潮，其表達形式主要在三個層面：[1]
第一，社會公眾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中常用的詞是“愛國主義”。但是，愛國是一種自然的感情，並不是一種“主義”（ism）。
第二，在全球化對中國影響日益深入的時代維護民族利益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極端的或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其特點在於：（1）以對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關係的歷史和現實的片面認識、虛假信息和由此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見為其判斷、情感和態度的基礎；（2）以過時的、僵化的理論來理解當代國際關係；（3）以排外仇外（主要針對日、美）的方式表達對本民族的忠誠；（4）極端的、非理性的、好鬥的態度和行為方式。[2]
在前述三種表現形式中，前兩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溫和的民族主義，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後者雖然也打着前兩者的旗號，並且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前兩者的內容，但它的特點在於遠遠超出了前兩者的範圍。它屬於好鬥的、排外的、非理性主義的民族主義，即激進的或極端民族主義。[3]它是當代中國社會民族認同加強、民族意識上升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畸變，是民族主義誤入歧途的表現。
從社會分布來看，這三者似乎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結構：第一種民族主義瀰漫滲透於社會公眾中，是龐大的基座；第二種主要存在於有國家意識或國家感的社會公眾中，其主體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體；第三種民族主義者的中堅是青年知識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項。我們這裡所說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指這種激進民族主義的出現。因為它最為活躍，在輿論界占有明顯的支配地位。絕大多數民眾和官員不是激進民族主義者，但他們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進民族主義病毒的傳染，並容易被後者所左右和利用。
從20世紀末起，這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做了許多事情，讓人們感到非常震驚和擔憂。所以，在這裡，我們主要來分析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我們要回答的是，這種新民族主義為什麼會出現？或者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極端或激進的形式？
二、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對幾種解釋的回應
在解釋民族主義興起現象時，人們經常談到幾種一般原因：[4]
其一是說，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為全球化帶來的對中國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威脅。如果這種解釋成立，前提必須是中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處於危急狀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民族主義者經常聳人聽聞地宣傳的所謂“威脅”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有意誇大甚至臆想。當代中國不存在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那樣的民族危機。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安全，如Edward Friedman所說：“中國是一個強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國，沒有人要侵略中國，或挑戰其主權。對這些的恐懼是令人不安的狂想。”[5]實際上，在主動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是主要的受益者，這些年中國迅速的發展就是證明。
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中國，利益驅動的民族主義是比較弱的，而宣傳導向的民族主義是很強的。青年學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礎的群體，但他們卻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堅。而全球化受損最大的群體，其民族主義情緒並不特別強。這是因為，在中國，沒有獨立表達公民利益的公民組織，沒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謂“利益”是主流媒體宣傳中的國家利益，普通民眾並不知道自己在對外關係中的具體、真實的利益所在。而激進民族主義者想象中的國家利益經常是偏離實際的。他們的許多做法實際上是損害民族利益的。[6]
一些學者將其歸結為文化或文明衝突的產物。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沒有宗教信仰的支撐，所以對外來文化的拒斥並不會特別強烈，更不會產生好鬥性的反應。既使中國傳統的宗教，也是具有寬容性特徵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對以其它宗教為母體的文化不會產生很強的敵對情緒。中國人一向對外來文化持比較溫和寬容的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合西方文化比較成功，也較少麻煩。[7]所以，儘管如亨廷頓所指出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衝突，[8]但這種衝突不應該在政治領域產生激進和極端和反應。[9]事實上，單純的文化民族主義不會在政治上採取激進的民族主義立場。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經歷，將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解釋為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長。但是，中國並非典型的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不是按民族邊界建立的國家。[10]中國是多種民族、多種文化和複雜地域的統一體，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華民族”。人們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遼闊的意義上稱其為“帝國”，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國解體後僅存的“帝國”。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美國專家派伊稱，中國是“裝扮成國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11]所以，中國的民族認同並不需要通過釐清民族邊界來增強內聚力，不需要刻意區分“我族”與“他族”，更不應與對其它民族的敵視相伴隨。[12]這種對多民族國家的認同類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樣強烈的追求內在純潔單一性和排外性。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對不同膚色、種族、宗教、文化的區分並不太在意。中國人的民族觀念比較模糊，族群區分的意識很弱。[13]普通中國人，即使那些民族主義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與外國人和平相處，不會因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產生歧視或敵視。
根據一些學者的說法，伴隨着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而出現的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產生了對民族主義的社會需要。在筆者看來，這是將國外民族主義理論機械地套用到中國而產生的對中國現實的誤讀。的確，在歐洲和其它非西方國家，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但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的民族建構並不是要按民族的邊界建立國家，而是建立和鞏固多民族的國家。[14]從長的過程來說，中國遠自秦漢時代就已經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世俗國家，而這個過程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是其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15]從近處來說，中國自1945年起就已經基本完成了國家獨立和統一的過程，而1949年後，又建立起強大的集權型政權，其國家權力的動員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強，在當代世界上也是罕見的。[16]所以，機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構理論對中國是文不對題。目前遺留的台灣問題使民族主義者關於民族國家建構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知道，民族主義者關注的問題和提出的要求遠遠超出台灣問題本身。僅僅台灣問題遠不能解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人們還經常談到歷史的原因。的確，自鴉片戰爭後一百年中，中國受盡了外國的侵略和欺侮，這種歷史經歷給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留下深刻的創傷。但是，如果說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只是在算歷史老賬的話，他們為什麼不痛恨俄羅斯而痛恨美國？[17]俄羅斯對中國的傷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國在這段歷史中，是幫助中國最多的國家。人們都會記得，在1950年代～1970年代，中國人是國際主義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那一代人都高喊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都熟唱《國際歌》，誓言“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也深信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階級沒有祖國”。[18]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國與美國、日本還有過一段蜜月時期。為什麼那個時期人們就忘記了歷史上的仇恨，而1990年代以後怒火又重新燃起呢？[19]
最為常見的，是將民族主義的興起歸咎於日本右翼勢力的行為和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民族主義者也不斷渲染西方的遏制戰略，將中國描繪成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不斷申訴着從歷史延續到今天的所謂“民族悲情”，並把自己打扮成反對西方遏制戰略的鬥士。的確，上述外部因素對刺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卻遠遠超出了應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勢而言，中國在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上所出現的所有衝突和矛盾，都沒有超出和平交往的範圍。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理智、克制、靈活和耐心。那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因為這些麻煩而將日本和美國視為仇敵，不斷想象着一決生死的戰爭，這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反應範圍。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民族主義者整天掛在嘴上的所謂美國的霸權、西方的遏制戰略、日本右翼勢力的表現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另一部分是被誇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編造的。而真實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言行為西方和日本右翼勢力提供了依據，助長或刺激了它們的發展。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日本的右翼勢力、美國的對華鷹派是相互激發的共生關係。
更有人認為，民族主義產生的情感基礎在於伴隨着國家強大而產生的民族自豪感。還有人進一步引申：這一代民族主義者意欲展示中國的富強，將中國推到世界領導者的地位。[20]首先需要指出，這種欲求或感覺與國家的實際地位和影響力是不相稱的，這本身就說明，它的產生不是國家發展實力增強的必然產物，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即便國家真正強大到那個地步，也不一定會產生那樣一種領導世界的欲望和獨步天下的自豪感。[21]
實際上，這種對國家強大的認知、對國家地位和未來使命的認知，都是長期宣傳教育的產物。我們的歷史教育告訴人們，古代的中國如何天下第一，有無數的發明創造都比西方早N百年。人們應該記得，數十年來，中國人從來都充滿着自豪感。[22]從“要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感到“21世紀必然是中國的世紀”的信念，就這點而言，1980～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民族主義者並不比他們1950～1970年代的先輩更強烈。這一代民族主義者還在要求西方平等對待中國，滿足於與美國並列為G2，領導世界只是他們的期待。而他們的父輩紅衛兵那一代，已經陶醉於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認為自己正從事着解放人類的事業。
可以說，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動着中國人民族認同的增長和民族主義情感的復興，但僅僅這些因素，不能解釋激進民族主義的形成。也就是說，上述種種因素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但並不是激進民族主義者形成他們的觀念、情感、態度和行為方式的充分原因。
要理解中國這一代民族主義者，不能機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義理論，對中外歷史上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很少幫助。因為正如許多學者所理解的那樣，這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鄭永年語）。我們需要觀察他們的行為，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觀察到他們的心理或人格特徵，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那樣想、那樣說、那樣做。
三、愛國主義教育與民族主義
我們首先需要考察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受到的是什麼樣的教育，從而了解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立場態度和價值觀念是怎樣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認識和判斷從何而來，他們的悲情或憤怒從何而來。[23]
這種教育主要包括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的宣傳兩個方面。
在1950～1980年代的學校里，無孔不入的強大的意識形態教育和宣傳居於主導地位，愛國主義與之相配合。但進入1990年代以後，宣傳教育的重點轉向愛國主義，以填補官方意識形態失去影響後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24]
1991年9月，一篇名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報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義”傾向的某些思路——該報告的作者分析了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喪失拉響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際環境惡化的警鐘，“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該報告的作者明確提出，要以國家民族主義來填補官方意識形態衰落導致的信仰真空，運用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從而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許多論者認為，這一報告乃中共若干高乾子弟共同創作，是中共面對蘇東共產制度垮台的備用政治綱領。這些“紅色後代”比他們的前輩更實用更加無所顧忌，隨時準備脫去意識形態的外衣，果斷地翻過共產主義這一頁，以維護黨的絕對權力。[25]
1992年，何新在給鄧小平的一份題為“意識形態問題的思考”的上書中，鼓吹：“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着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何新還建議：“我國應開動宣傳機器在中國人民中揭露美國志在滅亡中國的意圖，培養全國人民的敵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26]
上述建議的確成為1990年代以來官方宣傳教育的主導思想。意識形態的教育雖然延續着，但它遠不如愛國主義教育能夠打動人心，從而產生效果。這種教育不僅由學校中從小學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開設的政治教育類的必修課程來承擔，它還廣泛地滲透到歷史、中文、地理、音樂等其它課程中。愛國主義教育還通過其它各種形式的課外活動而得到加強，由學校里的黨和共青團組織以及受他們領導的學生會組織的大量活動，最突出的主題就是愛國主義。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就是在這種教育下成長的。
一個國家對青年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無可厚非，問題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沒有完整、客觀、準確地闡述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和現實，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蘭的極端分子產生於清真寺，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產生於中小學的課堂。[27]
比如，愛國主義教育最好的題材是中國的現代史，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中國受列強侵略的歷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但這種教育給學生的歷史知識是按政治宣傳的目的加工過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學生們從這種教育中形成的歷史畫面非常簡單，就是善良而軟弱的中國人被強大而野蠻殘忍的西方列強所侵略和欺侮。由此產生的是極度的不平衡心理，激發的是憤恨情感和復仇要求。誠然，在這段歷史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蠻橫、欺侮，都是歷史事實。但中國朝廷和統治者也曾：
——非常傲慢，無理拒絕西方國家平等交往的要求；
——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一些國際交往的準則；
——非常自私，完全從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發去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非常不理智，有時無理製造事端，經常擴大爭端，激化與外國的矛盾等。
這些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都被嚴重忽略了甚至從正面去歌頌。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友好交往的積極的一面往往被淡化處理了。在對外關係中，只要是採取激進和強硬態度、簡單化處理糾紛、不計後果的情緒化的作法都受到褒揚，而主張理智、克制、靈活、妥協的作法都被妖魔化和受到撻伐。這樣，百年來的近代歷史在年青人的頭腦中就是片面的、不真實的，對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形成是非顛倒的觀念。無疑，從不完整的歷史或虛假的歷史中，我們得不到真實的教訓。
在沒有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信念也很淡漠的情況下，年輕一代形成的歷史知識、歷史觀念，對於他們認識現實問題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主義者動輒援引歷史，他們的歷史觀決定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判斷。
中國的大眾傳媒對公眾進行的灌輸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另一途徑。
在今天的時代，公眾是通過媒體了解外部世界的，媒體是公眾的耳目，他們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過媒體折射出來的影像。[28]但在我們的媒體上，所有的信息特別是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信息往往經過精心的加工過濾。民眾通過媒體接受了許多失真的信息，這些虛假片面的信息的積累產生了近乎催眠的作用，使他們對外部世界，對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產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
我們的媒體是民眾的主要信息來源，因而來自媒體的信息支配着民眾的判斷和情感。對國內事務，人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經歷和觀察來部分地擺脫媒體的影響，但對歷史和國外事務，普通公眾基本上依賴媒體提供的信息。[29]
這種教育灌輸給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有很大的偏頗。
在這種教育中，不能從歷史經歷中得出積極的教訓，不能從先輩付出的血的代價中升華出對和平的愛，對人類的愛。實際上，我們的教育根本就缺少愛和平愛人類的內容。對國家的愛往往是通過對其它民族的恨表現同來的。
仇恨教育貫穿在我們幾十年的教育中。在1950～1970年代，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過激發階級仇恨來加強對黨和領袖的愛。這種教育非常成功，紅衛兵就是這種教育的產物。近些年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沿用了同樣的方式，它通過激發民族仇恨來喚起愛國情感。這種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內心裡注入了仇恨的毒液。有的學者稱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喝狼奶長大的”。[30]他們動不動就用納粹主義的語言侮罵其他民族，輕鬆地談論戰爭。[31]在對外關係出現麻煩時，他們經常將戰爭甚至核戰爭掛在嘴邊。[32]
這種教育在民族主義者內心植下了對特定民族的厭惡情感。當人們厭惡一個民族時，便很難客觀地、理性地對待這個民族。就不願承認這個民族的優點，當兩國發生矛盾和糾紛時，不願理解和承認對方任何的合理性。
這種教育還使民族主義者形成特定的思維方式。他們似乎還生活在過去的時代裡，與他們的先輩一起承受着由外國帶給他們的苦難與屈辱，而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已經是“站起來”的一代，不能再容忍這種屈辱。
這種教育使他們形成一種不健康的受虐心理，並使他們陷入這種受虐心理中難以自拔，也使他們以一種病態的心理和癔症般的敏感來認識和對待與一些國家的關係。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個別人的行為、個別的事件，都會上升到民族關係的角度去認識；普通的外交糾紛、貿易爭端、文化衝突，都會被政治化。[33]他們以陰暗的心理測度別人的行為，[34]以軍事思維思考國際政治問題和國際關係問題。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總是與他們過不去，到處都是“辱華事件”或“反華事件”。他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世界上盛行的是叢林法則，強大的必然欺負弱小的。“落後就要挨打”是他們經典的口頭禪，“弱國無外交”是他們憤怒中產生的領悟，“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是最能使他們滿足的意淫。所以他們希望國家強大，不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富足和安定的生活，而是為了在世界上不受欺負，揚眉吐氣甚至是復仇。
他們習慣於用今天的道德標準去譴責過去西方國家的行為，而用昨天的理論認識今天全球化時代的問題。在面對當代國際社會的矛盾和衝突時，他們自然想到的仍是殖民主義時代；而當他們想反抗他們心目中的對國家的威脅時，採用的仍是他們從教育中得知的先輩們的方式。[35]
當與西方國家發生矛盾的時候，歷史的景象就會浮現在他們心頭。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心理：“讓外國人踩一下腳，就想起八國聯軍”[36]，你爺爺就欺負過我爺爺，今天你又踩我的腳，所以舊恨新仇就一齊湧上心頭。在他們那裡，外國人不小心踩他一下腳，那就是八國聯軍行為的延續。
四、歷史經歷和集體記憶：天朝臣民的驕傲與殖民地時代的恥辱
我們再來分析中國人的歷史經歷和集體記憶對民族主義者心理特徵的影響。
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是東亞相對封閉的角落裡最強大的國家，最先進的文明。古代中國將自己視為天下中心，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雖然在古代，中原的朝廷也常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欺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在實力明顯強大或自以為強大時，絕不會承認與其它國家平等的交往關係。
實際上，古代中國人長期將中國視為“天下”而不是萬國中之一國。中國的皇帝自居於“天下”的帝王而不是一國之君。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他的“王土”和“王臣”因在與他的權力關係上的差序而分為幾個同心圓：最內一圈是他按郡縣制的方式直接統治的地區；第二圈是納入他的權力範圍的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權的邊疆地區；第三圈是與他有朝貢關係的藩屬國；最外圈是尚沒有朝貢關係的化外“蠻夷”，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他發生交往，他就要將其納入第三圈的範圍。[37]當代西方學者J.弗里德曼按文化上的差序或受華夏文明馴化的程度，將戰國時期的中國人的地界地圖分為由內向外的幾個層次，即：華夏（九州）——熟番——生番（內生——外生）。[38]
在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外國人向中國要平等而被中國拒絕，即使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中國朝廷仍不承認西方列強的平等地位。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所謂“不平等條約”中，有些內容也無非是要中國承認與他們平等的地位。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39]屈尊進入這個體系的經歷，對中國人的感受而言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臣民的傲慢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中產生深刻影響。
近代的屈辱經歷使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國家主權特別敏感，很容易接受國家本位、國家至上的觀念，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對新的主權觀念和全球治理的趨勢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傳統的天朝臣民的傲慢雖然受到嚴重挫折，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我們的教育也在滋養着這種傲慢心理。結果，許多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潛意識裡還不能接受與其它國家的平等，在國家實力有所增強或展現出良好的前景時，自大心理和天朝心態重新抬頭。[40]以這種自大心理回味以往受到的屈辱，也就是他們的歷史教育使他們感受到的屈辱，使他們尤其感到心痛；以這種天朝心態審視自己國家在當代社會中的地位，所受到的對待——當然是媒體告訴他們的他們所受到的對待——尤其感到憤憤不平。
應該指出，這種感受和心理並不完全是歷史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教育造成的。歷史只是為這種歷史教育提供了部分方便的材料。我們的教育不能完整客觀地闡述中國與外國的交往和衝突，使學生對歷史的認知產生很多偏差。它還編造出大量本民族的神話和其他民族的鬼話，來強化民族自豪感和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仇視心理，這些神話和鬼話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確認識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特點、歷史地位以及相互關係。使他們一方面滋長着虛驕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卻難以走出殖民地時代的陰影，不能以自信、開放的健康心態面對外部世界。
殖民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現象，在那個時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或者是殖民主義者，或者是殖民地。但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後，前殖民地國家與宗主國之間並不必然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恨。我們知道，許多前殖民地國家與前宗主國建立了友好的關係，被侵略的國家與原侵略者實現了和解。中國在1980年代，也曾經與前敵對國家（如美、日）化解言和，甚至是經歷了蜜月時期。所以，歷史經歷只是經過人為的利用才會造成一個群體的心理缺陷。
五、民族主義者人格缺陷的形成
我們這種有缺陷的教育真正深遠的影響在於塑造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人格特徵。這裡的教育除上述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外，還包括家庭和社會教育。
一般說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個人意識增長的伴生現象。在個人沒有覺醒的時代，個人只是某種自然共同體的附屬物，沒有民族意識；在個人充分發育成熟的時候，會形成自由民族主義，或公民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與忠誠指向的是以個人為基礎以契約為紐帶的公民共同體。從歷史發展上看，在個人意識初步覺醒後，就開始擺脫對家庭、氏族、地域、等級等自然的小型共同體的依附，形成對較大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將民族視為個人慾求的適當載體。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是個人初步覺醒，但又不夠成熟、不夠堅強的產物。
在毛澤東的時代，領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將每個人都吸收了、淹沒了。那時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是很弱的。改革開放以來，個人意識開始萌發，但在中國的教育中，個人主義沒有獲得其合法性，所以不能得到正常的伸張，只能以曲折的方式或變態的方式表現出來。
所謂曲折的方式表現在，個人的情感聚焦點由領袖轉移到民族和國家。個人依附於民族。民族是一種半自然半人為的共同體，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說的“想象的共同體”。[41]在中國，民族感情更多地訴諸於民族的自然屬性，強調個人與民族的自然紐帶。這是個人的獨立性還不強，性格比較軟弱的表現。需要通過對民族的依附來獲得安全感、力量感、崇高感。也通過民族的集體主義，即民族的利己主義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個人利己主義。
以這種方式獲得認同的民族，並不是由獨立平等的個人構成的公民共同體，而是某種有機共同體。在價值序列上，民族優先於個人，民族利益比個人利益有更多的正當性。沿這個方向發展，可以走上否定個人、強調民族至上的道路。[42]
所謂變態的方式，是指在這種人格形成過程中，被植入了許多不健康的基因。
前面提到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這種不健康基因的來源之一，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注意到，在中國，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教育對兒童是極端壓抑的。家長和老師具有絕對的和任性的權威，孩子得不到應有的尊重。[43]走向社會的時候，政府和官員的權威也是如此。學生的學習任務極其沉重，高考的壓力相當大。虐待孩子和摧殘學生的現象普遍存在。在傳統社會，這種壓抑成功地阻止了獨立人格的形成。但是，在改革開放後，社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開放了，青年一代要求更多的尊重和個性自由。但他們所受到的壓制教育不但沒有根本改變，反而在某些方面更變本加厲了。對於獨生子女的一代，父母對他們非常嬌寵，但卻缺少對他們的尊重。父母可以為孩子做出巨大的犧牲，但孩子卻必須服從父母專斷的權威。這樣，在年青一代的心理上，會產生更強的壓抑感和挫折感。[44]
我們可以看到，由這種教育造成的人格不健全在民族主義者身上有明顯的表現。
人們很容易就能夠觀察到，這些民族主義者不善於克制，以不負責任的方式尋求發泄、轉化和釋放他們的敵意。他們通常是：話揀最有勁的說，事揀最解氣的干。盡情發揮他們的“野蠻優勢”，向文明撒野。但因為他們軟弱的性格，又只能向安全的地方發泄。有人形容他們是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現其最大的勇氣。所以他們敢於在天安門前罵美國總統，敢在北京的大街上砸日本人的玻璃。他們不敢挑戰他們直接面對的權威，只有將在不安全的地方不敢發泄的怒氣發泄到安全的地方，將在國內受到的壓抑轉移到對國外事務上。互聯網這種虛擬空間為他們軟弱的性格提供了幕帳，群體的起鬨行為使他們能夠壯起膽來。扯起愛國的大旗，他們就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使兇殘本能的發泄有了合法的渠道。[45]他們知道，在這面旗幟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安全的。
童年受壓抑和摧殘的經歷，使他們具有暴力傾向。即便在國內事務中，我們也常見到在青少年身上發生的無人性的殘忍的行為。[46]在一個極端是忍受，在一個極端是爆發。一旦不能忍受，則會完全失控，任意發泄。從溫順甚至懦弱，突然變成冷血的魔鬼。從沉默地忍受，到無情地殺人，只一步就輕易地跨過。沒有中間複雜而艱難的過渡環節。對於性格溫和文弱的中國人來說，這表現非常反常。在國際關係問題上，民族主義者盡情使用語言暴力、沉迷於利用輿論暴力、輕易就爆發肢體暴力。他們在思考問題時，往往會從一般的矛盾衝突立即上升到敵對和仇恨，[47]甚至一步就跨到戰爭。想到戰爭，他們也是從開第一槍和局部戰爭，一步就跨向全面戰爭、你死我活，甚至“超限戰”與核大戰。理性和克制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東西。[48]由於缺少愛的教育，由於灌輸了太多的仇恨，尊重人、愛人、愛人類、愛和平這些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價值，在年青一代極端民族主義者那裡不僅是缺失的，乾脆是受蔑視的。
由於受到這種教育的人群的急劇增長，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興起的溫床。[49]1990年代末中國大學大規模擴招，大批青年進入大學，如今，中國在校大學生已經達到2600萬，[50]為世界第一。加上最近十餘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構成了一個大約四五千萬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51]如果這個群體中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另有大量的普通民族主義者與他們相呼應，這就形成一支可觀的勢力。而與此同時，互聯網也在中國普及開來。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是網民的主體，從此，互聯網上便充斥着極端民族主義的喧囂。[52]
簡單地說，激進民族主義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思維方式、語言習慣和行為模式在改革開放特定環境下的延續和變種。極權主義思維方式與一種有缺陷的“愛國主義”結合起來，構成激進民族主義的思想根源。改革開放後，現代的獨立人格在形成和發育的過程中還不成熟，而在這個過程中，又受到特別的壓抑和挫折，這造成了激進民族主義者的人格缺陷。因此，這種民族主義不同於世界上一般的民族主義，也與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各種民族主義有別，它是當代中國社會獨特條件的產物。它不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也不是社會發展的正常需要，而是人為製造的怪胎。如何消解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使民族主義的主流變成溫和的、理性的、建設性的、健康的，這是中國政治發展所面臨的迫切任務。
（相關簡介：叢日雲，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本文根據作者2006年春在耶魯大學的一次演講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內容以《民族主義何以激進？》為題刊載於星野昭吉、劉小林主編：《世界政治縱論》，2008年，第155頁。此次全文發表並對原發表的內容進行了修改和增補。）
注釋：
[1] 學者們出於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觀察角度，將民族主義分為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領土民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民粹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實用主義的民族主義（Pragmatic Nationalism）等。還有的根據其主體的特點將其分為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和民間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由於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興起的民族主義完全不同於歷史上的各種民族主義，有學者稱之為“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4, pp.21-36.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9，p.18. 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19頁。
[2] 參見Cong Riyun,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umber 62, Nov. 2009, p.832.
[3] 人們經常用“狹隘”、“極端”、和“激進”等詞彙來形容它。說它“狹隘”，強調它在認知上的片面性；說它“極端”，指它在價值取向和態度情感上的遠離中道；說它“激進”，強調它的主張和行為方式上魯莽暴烈。
[4] 關於當代民族主義興起原因的分析，可參見任丙強：《90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載樂山主編：《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華東師大出版社，2004年，第10~14頁。陳彥：《民族主義誘惑與認同危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1期，總第92期。
[5] Edward Friedman,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2（34）, p.109.
[6] 民族主義者信誓旦旦地維護民族利益的行為經常讓人啼笑皆非。在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有的民族主義者在網上將其比作袁世凱賣國的“21條”。加入WTO後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和向外擴張，使這種說法不攻自破。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國製造’的商品以低廉的價格摧毀着昔日西方列強的關稅壁壘時，我們的民族主義者仍然保持着對全球化的恐懼和仇外心理。”趙敦華：《為普遍主義辯護——兼評中國文化特殊主義思潮》，載《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頁。
[7]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在1980年代中國剛剛開放時，與西方文化的差距更大，所謂“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更為強烈，但在當時，開放是政府極力推動的，所以在民間也沒有出現劇烈的文化衝突。目前，大多數年輕一代人，包括民族主義者，都喜歡西方文化。而大多數文化民族主義者，在對外關繫上，表現得都比較溫和。
[8] 根據亨廷頓，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一樣是與西方文明“衝突性較重”的文明。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A Touchstone Book,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7, p.245.另見中譯本：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74頁。
[9] 亨廷頓將中華文明與伊斯蘭兩種文明並列視為西方文明的主要敵人，這是對中華文明特點的不了解。中華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敵人，而是競爭者。
[10] 根據學者的們研究，“中國”這一術語在中國傳統語言中從未用來指中華民族或中華文明。它在不同場合分別指“首都”、“領土”、“夏朝的領土”、“中等國家”、“國家的中心”等。“民族”和“中華民族”概念也不見於傳統文獻。前者由梁啓超在20世紀初從歐洲引進，後者源於明治時代日本人的用法，於1895年引進中國，用來指漢民族。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p.45-46.
[11] 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p.44. 中譯本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頁。
[12] 民族主義按其本來意義，是要求族群的（ethnic）邊界與政治共同體邊界的同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族主義對“多民族國家”的認同包含着深刻的內在矛盾。按照蓋爾納的理論，即使它是一個“有效的民族主義”，它也會面對“N種潛在的民族主義”的挑戰。參見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3、59、601頁
[13] 中國人對他人的歧視一般不是根據其族群身份、膚色、宗教信仰，而是根據其實際權力地位的卑下、經濟上的窮困以及某種生活習慣（如懶、髒）等。
[14] 令民族主義者非常尷尬的是，如果像他們那樣模仿西方走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道路，結果必然是中國多民族國家的解體。
[15] 研究發展中國家政治的專家亨廷頓，“權威的合理化”，“即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性的政治權威取代各種傳統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種族的政治權威”，是政治現代化的首要內容。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雲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7頁。
[16] 亨廷頓也把共產主義國家視為“高效率而非虛弱無能的政治體系”。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1頁。
[17] 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整個1970年代，中國將蘇聯視為現實中的頭號敵人，與此同時，媒體和教育中也突出強調俄羅斯對中國犯下累累罪行。不過，當代年青一代的民族主義者對之所知甚少。
[18] 那個時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教育都是以階級鬥爭立場為基點，兩者都包含着階級仇恨的成分。前者是對國內階級敵人的仇恨，後者是對西方國家統治階級的仇恨。所以它與傳統的世界主義和當代的全球主義不同。由此種國際主義轉向後來的民族主義是很自然。由於階級意識的淡化，仇恨的對象由西方的統治階級和政府擴及整個國家民族。
[19] 筆者對學生說，你們的爺爺受過日本人的傷害，有的與日本人戰鬥過，他們的親人可能被日本人殺害，有的人身上還有日本人留下的傷疤，但他們已經與日本人握手言和。而你們的父輩又推進了中日友好。為什麼到你們這一輩——孫子一輩，仇恨的火種重新燃起呢？你們為什麼因為他爺爺對你爺爺所做的事情，就和他孫子算起歷史老帳呢？
[20] 鄭永年認為：“如果近代民族主義的主題表現為‘如何達致富強’的話，那麼‘如何體現富強’能夠更為貼近地表達新民族主義的主題。”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根源、過程和前景》，載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4頁。吳國光指出：“如果說，早期民族主義關注的是如何‘救國’、‘強國’，那麼，中國民族主義今天的使命，已經成為如何消除國際阻力而把崛起中的中國推到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載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第321頁。
[21] 德國和日本在1920、1930年代產生過這種欲望，但到1960、1970年代他們再次強大起來時並沒有產生這種欲望。
[22] 1980年代或許是個例外。所謂1990年代以來中國人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主要是相對1980年代而言。
[23] 在互聯網上，這些民族主義者有一個綽號叫“憤青”或“憤憤”。
[24] 在其它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垮台後，也都出現過民族主義復興的現象，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像中國民族主義這樣激進。
[25] 陳彥：《民族主義誘惑與認同危機》，第二節，作為意識形態替代品的民族主義之出場，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1期，總第92期。
[26] 陳彥：同上書，第四節，戰略型民族主義，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1期，總第92期。
[27] 2008年底，在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上出現的一批小學生朗誦《2009，中國加油！》的場面令許多人感到震撼（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type=&search_query）。這首詩中說：“甲：大雪，像西方的價值觀，自由的飄灑。乙：漫天哀愁，一地冰碴!甲：中國退縮了嗎？全：沒有！奧運成功了！我們勝利啦！……甲：地震，像薩科奇的立場，用猥瑣的伎倆，搖晃着巍巍中華。甲：中國退縮了嗎？全：沒有！神七飛天了！我們勝利啦！甲：瘦瘦的歐羅巴，擋不住天朝的金戈鐵馬。全：地震的餘波也能把法蘭西摧垮！……甲：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乙：不改旗、不易幟、不回頭。全：將反華者狠狠的踏在腳下……甲：2009，全：中國加油！甲：2009，全：中國最大！”人們從中可以看到，新一代極端民族主義者是怎樣從學校中培養出來的。
[28] 在大眾傳播時代，人們是透過電視機的小方格子認識社會，將地球平面化在報紙上進行觀察的。雖然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互聯網這種“小眾傳播”手段，它比大眾傳媒要開放些，但它仍然是受控的媒體。並且，他們中的多數人將互聯網主要用作遊戲和私人交流的手段而不是獲取多元化公共信息的手段。
[29] 比如日本與中國建交後，對中國進行大量援助，占全世界對華援助的約60％以上，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前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些。後來，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他們是通過關於日本停止對華援助的報道知道的。這使他們又增加了憤怒。當媒體報道了日本準備停止對華援助的消息後，互聯網上也出現一片罵聲。所以，通過媒體的巧妙控制，就出現一種戲劇性的效果：援助沒有帶來感謝，停止援助卻帶來了憤怒。對於日本援助中國的150多個重大工程項目，也很少有人了解。當年北京地鐵二號線通車時，北京人興高采烈去坐地鐵。駐華的日本大使館也很高興，但他們採訪了上千市民，沒有人知道這是日本援建的。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殺，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國人對黑龍江以東中國人趕盡殺絕的歷史，也沒見到有人要求他們道歉。順便說一句，即使南京大屠殺，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教科書和媒體也很少宣傳它，只是1990年代起，它才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題材。所有中國人都知道西方人強占了中國的香港澳門，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國人奪走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並將外蒙分裂出去。中國的版圖原是一片楓葉，俄國人將其變成了一隻雞。
[30] 這個術語最初是在對“文革”的反思中運用於紅衛兵的一代，他們是喝階級仇恨的“狼奶”長大的。近些年，人們將其用來分析當代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認為他們是喝民族仇恨的“狼奶”長大的。
[31] 他們都激烈地反對美國這些年所進行的每場戰爭，但他們並不是和平主義者或人道主義者，他們反戰只是因為反美。而在台灣問題上，他們同時又是激烈的主戰者。
[32] 在2012年9月中旬大陸數十座城市發生的“保釣遊行”中，許多人打出了非常激進、好戰的標語，如：“對日宣戰”，“血洗東京”，“核平日本”，“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寧可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核滅日本野狗”，“新仇舊恨，殺光日狗”，“小日本，我操你妹”。
[33] 勒龐指出：“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47頁。
[34] 比如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就被一些人解釋為西方要整垮中國的陰謀。在筆者組織的一場關於“華爾街金融風暴”的講座中，聽眾提的十個問題，有六個是基於“陰謀論”。
[35] 比如他們多年來一直宣傳的抵制日貨的宣傳和行動。2008年抵制家樂福的行動，2012年抵制日貨和大規模的砸、燒日本車的行為。
[36] 這是筆者的朋友孔寒冰教授所使用的比喻。
[37]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國家強盛，就是東亞無可置疑的霸主，這是多數情況；如果國勢衰弱，就受人欺凌，這是少數情況。所以，中國人只知道這兩種情況，如果不甘於淪為第二種，就應該成為第一種。像歐洲那樣保持不穩定的微妙的“均勢”，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是非常陌生的。
[38] J.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SAGE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94, p.64.
[39]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迫使咸豐皇帝出逃，這時咸豐才不情願地第一次下詔承認“英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允許其具有與我們平等的地位”。轉引自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48.
[40] 民族主義者在表達他們因受到美國“霸權”的欺壓而產生的憤懣、強烈籲求平等的同時，面對小國和窮國也會放肆地宣泄其大國沙文主義的傲慢。比如，2007年春，當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批評中國年輕一代民族主義的言論在中國互聯網上轉發後，在網民們一片謾罵聲中，使用最多的是詞彙是“鼻屎大的國家”。他們對一個小國“竟然也敢對我們說三道四”尤其感到怒不可遏。在與菲律賓關於黃岩島的衝突中，國內網民也常公開表現出對作為小國弱國的菲律賓的輕蔑與鄙視。
[4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42] “極權主義偏好流露於宋強們的個人氣質上”。肖雪慧：《評<中國可以說不>的價值倒錯》，載樂山主編：《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第6頁。
[43] 人們早已認識到父權制的家庭是權威主義人格形成的溫床。如奧地利學者威爾海姆·賴希在1946年對法西斯現象的分析中就指出：“家庭是小型的權威主義國家。”兒童在對父親權威的服從中，養成了權威主義人格。威爾海姆·賴希：《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張峰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26頁，第47頁。中國目前社會的特殊情況是，一方面兒童在家庭中已經受到更多關愛，他們的個性開始申張；但另一方面，父權制的家庭關係模式卻沒有相應的改變。這在兒童的心理上，比起以前個性完全被否定的時代會產生更強烈的壓抑感和挫折感。
[44] 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裡沒有進一步具體分析性壓抑對年輕一代民族主義者人格形成的作用。如果不考慮到這一點，對民族主義人格特徵的分析就是不全面的。如威爾海姆·賴希指出的：“人的權威主義結構基本上是由於性禁錮和性畏懼嵌入性衝動的生命本質中而造成的。”威爾海姆·賴希：《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第26頁。我們看到，性方面的侮辱侵害比任何事情都更能刺激民族主義者的神經，如歷史上日本的強姦行為、慰安婦問題，前些年的日本遊客“珠海買春事件”、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色情”表演事件等，都產生了特殊的反應。性方面的發洩慾與報復欲也在反日浪潮中表達出來。在2012年9月一些城市的保釣遊行中，一些人也打出了標語就有：“身背兩支槍，長的打鬼子，短的干姑娘”，“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
[45] 觀察2012年9月各地的保釣遊行就會發現，一些人就是通過這個場合，放肆地發泄自己的破壞欲，反日遊行成了一些平時受壓抑受挫折的懦弱人格的盛大狂歡。
[46] 2008年連續發生中學生殺害教師的案件，特別是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殺害老師的案件令世人震驚。在這些看似偶發的刑事案件後面，特別是互聯網上為兇手叫好的喧囂聲中，我們看到瀰漫於社會的暴戾之氣。
[47] 比如《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在談中美關於最惠國貿易問題上的摩擦時，就恨恨地說：“我號召中國人民要記住仇恨。”宋強等：《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第221頁。
[48] 即使在台灣問題上也是如此。在一次學界朋友的聚會上，談起台灣問題，場面上一片喊打聲。當筆者試探性地提出，即使不得已需要打的話，也可以考慮有不同的打法，結果被一片不屑一顧的否定聲所淹沒。他們不僅很容易過渡到“打”，甚至也不知道理性、克制和有限的“打”。在他們那裡，“打”就意味着萬炮齊轟、一片廢墟、全面占領。“打”就意味着徹底勝利，並為了勝利不顧一切。
[49] 安德森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視為民族意識形成的重要基礎，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第17、33、43頁。蓋爾納將“識字”作為民族主義的三個關鍵特徵之一，認為受到“集中教育的群體”是民族主義產生的社會條件之一。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6、181頁。現在，這些“識字”能讀書報的人成為網民。互聯網對民族主義的激發與凝聚的作用，遠遠超過現代印刷術。
[50] 2007年，官方報道的高等學校招生數為570萬。這幾年大體上維持在這個水平。
[51] 此外還有相當多的生活在城市的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群體，也是互聯網上的活躍分子。
[52] 亨廷頓認為，伊斯蘭社會的人口爆炸造成年輕一代穆斯林數量的急劇增加，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和暴力活動增強的一個原因，並預言“隨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會經濟的發展”，“穆斯林的暴力傾向可能會隨之減弱”。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00頁。中國的情況是青年學生的數量爆炸性增長以及互聯網這種民間表達和傳播工具的出現，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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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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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過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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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2-11-29 21:1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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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此文轉得好！
我知道高博出於善良的願望一直期望中國能再出胡趙一類的人開啟所謂改革，對此我一直持懷疑態度。現在我的態度更加悲觀，中國不僅出不了什麼改革派，而且有可能走向法西斯主義以挽救統治危機。這個走向的意識形態基礎就是極端民族主義。一個專制的充滿危機的政體，一群充斥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群眾，一部份日益流露干政欲望的軍人，無法扼制的軍備增長，歷史受虐的心理想像，還有普遍存在的大國崛起的虛妄，法西斯主義呼之欲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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