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铁幕”一方面是对外，更主要的是对内、对下。当局控制信息只能纵向流动，严防横向传播；纵向也只能单向：即从下往上，而严格控制从上往下；信息“按权分配”，級別高的官员就比级别低的能看到更多的文件、知道更多“精神”；无级别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范对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老高按：昨天我贴上的《中国抗战死者人数至今仍是糊涂账》谈到：在中国统计数字不准，有时候“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有时候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关于权力者把持调查统计的权力，绝不让人染指这个话题，往下想，本来还有许多话可说，读到署名为“落桂闲人”者在“博客中国”上的一篇文章，转载于下，文章中说了的，我就不必再饶舌。
凡在共和国生活过的人，都对“保密”这两个字耳熟能详。但是什么是“机密”，什么该“保密”？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工作中只能一一请示上级：这个能对人说吗？那个能写出去吗？但往往上级也很难说清楚，问多了，上级也烦了，一句话打发回来，最简单又最管用：没让你告诉别人的，就都不能说、不能写！
记得文件、简报左上角，都有黑体字标出密级：“秘密”，“机密”，“绝密”，“极密”；或者明文规定：“此件发至县团级（或厅局级）”，“此件在党内传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不是要“保”的“密”，且不说林彪出逃摔死这种重大丑闻了，就是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月这种全世界都传扬的新闻，在中国都只能登在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张光斗教授在病榻上，还写信告诉中央领导，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当时西方国家称，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封锁为“铁幕”，其实“铁幕”高张，一方面是对外，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内——对下。当局控制信息只能纵向流动，严防横向传播；纵向也只能单向：即从下往上，而严格控制从上往下；“按权分配”的，級別高的就比级别低的能看到更多的文件、知道更多信息和“精神”；无级别的老百姓，就只能是“保密”的防范对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不用说那些戴上各种帽子、被公开监视和“内控”的“敌人”“准敌人”及家属了！
当今之世，中国的各级权力者仍然不时祭起“保密”的传统法宝，但是拜电脑、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之賜，再想垄断信息，只能是“不可能的任务”。民众眼下的难题，倒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分辨真假、优劣。不过，尽管如此，回顾一下“人人保密、处处保密、事事保密”年代不堪回首的的荒唐往事，还是能够起到让我们忆苦思甜的功效的。
关于中国保密制度的一些史实
落桂闲人，博客中国，摘自《百年铁幕》
与对外宣传紧密相关的就是所谓“保密制度”。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另一大“特色”。早在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章程》里，第4章第25条“纪律”就规定，“泄露本党秘密”，开除出党。三大通过的《第一次修正章程》，第1章“党员”第四条又规定党员自请出党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什么是“适当手段”？ 以下例子可作为最生动的说明：1931年4月，大叛徒顾顺章全家八口惨遭灭门，包括其岳父母、妻子、内弟等全部被周恩来等指挥的中共“红队”勒死，深埋于上海法租界其住处内地下八尺。随后据特科被捕人员指认，于租界内两处又掘得39具尸体，大多数为中共动摇变节分子，一时震动中外。
1949年江山易主之际，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或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或出于眷恋故里的心理，或出于对“新中国”的向往，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抢救”，选择了留在大陆与新贵们“合作”。如1948年3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位院士，去世4人，去台湾6人，去美国12人，去加拿大1人，其余58人均选择留在了大陆。在归顺初期，他们在屡受“思想改造”之余，还算受到了“优待”，有的人还受到了“重用”，当上了官，如叶企孙当上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兼理学院院长，汤用彤当上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钱端升也当上了北大法学院院长。
但他们很快就满腹怨言了，除了因为有职无权，党员和积极分子把持一切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保密”问题。叶企孙就曾抱怨说：“共产主义我赞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让看”。在1957年的“鸣放”中，复旦大学教授孙晓楼说，保密的范围非常大，妨碍了法律科学的研究。后来的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在谈到民主党派和政协问题时，也曾说，民主党派苦于不知道情况，得不到资料供研究之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政协的会议上，民主党派的代表对会议所讨论的东西，由于事先不知道它的内容，又由于时间仓促，结果拿不出意见；今后对于重大政策的决定，在共产党内进行讨论的同时，应该让民主党派参加讨论，并且由有关方面提供情况和资料。还说，有些规章制度要变一变，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参加更多的会议，看到更多的文件。在曾昭伦、钱伟长等五教授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文后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也批评“保密制度过死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之一”，“建议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政府主动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九三学社常委、桥梁专家茅以升承认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重要的，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任何公事皆需要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汇，指执政党与党外人士的隔阂）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大大妨碍了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
他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直到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历史学家黎澎还在呼吁，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影响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应当废除。
尤其是发生重大人祸的时候，封锁消息更是成了全党一致的冲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生动地叙述了各地官僚大量骇人听闻的运用专政手段欺上瞒下的事实。如“信阳事件”中，在中共信阳地委的授意下，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下令查处。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被当作“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正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一人一边，分别把守。外流社员被逮住后一律称作“流窜犯”，遭到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不要以为有“保密”冲动的仅限于中低级别的官僚。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回忆，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才放心。
这里，“保密”的对象显然已经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或“敌对势力”，而是这伙政客宣称“全心全意服务”的人民。如果说，在极端严酷的地下时期，“保守党的秘密”还属必要，那么在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了“领导力量”之后，仍“保密”，并将“保密”的内容由党内事务扩大到了国家和社会事务，搞出那么多的“内参”、“内部发行”、“传达到某某级”等等；而且，直到现在，在入党誓词里，仍要求“保守党的秘密”，有“仆人”对主人如此“保密”的吗？有如此向“血肉联系的亲人”如此封锁消息的吗？这只能说明这伙政客是何等的缺乏现代政治理念——仍停留在皇权专制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层次上，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伙政客“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之类的说法是何等的虚伪！
与此相联的还有暗箱操作的人事档案。在党国“体制内”讨饭吃的人们都知道人事档案的重要性，它是“体制内”人们身份，以及与这种身份相联的地位、待遇等的保证，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一个人一生的沉与浮，荣与辱。比如，谁要在学生时代听到一声断喝：“（某事）记到你档案里！”多半会心惊肉跳，并夹起尾巴“重新做人”的。尽管每年年终，人们都要填写表格，写个人鉴定，但领导和“权威部门”在后面如何鉴定自己的，却从来不得与闻。这就意味着不管这种鉴定是否客观公正，都是“终审判决”，当事人永远不会有任何辩驳机会的，这是一种多么霸道、野蛮的做法啊！很多时候，一个人已经被打入另册了，他却浑然不觉，还在“努力追求进步”呢。
1955年，聪明能干、曾出过两本热销书的华东第四步兵学校干部张陇文受命复员，复员证上写的是：“组织观念强，能服从组织分配；工作积极肯干负责”。首长意见栏批语是：“可服预备役”。然而，张在此后30年间，却历尽坎坷，四处碰壁：一同复员的人去了国家机关，张却被安排到乡间做生活无保障的民办教师；大饥荒时期，民办学校被解散，张不得不回乡做了农民；四清运动中又被扣上“富农”、“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被指控有“破坏活动”；文革开始后，又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又因到北京上访受到威胁。直到1986年，南京军区政治部为其平反时，张才知道，原来他的档案里，当时的审干办公室塞入了这么一条与复员证评语完全不同的“审干鉴定”：“根据本人整个历史来看，其在入伍之前未受到任何进步思想影响，亦无进步表现。于1949年4月在敌人控制森严的上海而逃到相距千里之外的浙江省诸暨县乡下参加游击队，我们认为这种举动未免太突然，是不合乎一般思想发展规律的。按其入伍前还在特务机关受训，而入伍又是如此突然，故其入伍来历及动机实属可疑”。据此，该鉴定虽然承认张“入伍后一贯表现较好，工作能力较强，业务技术熟练”，但“从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作出了让其复员的安排。
河南某大学的×教授，当时作为共青团员，在反右初期本与2位党员和3位团员同属于“依靠力量”，成立了小组，开过几次会，但不知何故，这种会议后来就不让他参加了。在此后几年里，即使×具有研究生学历，工作很努力，教学、科研成效也很显著，但一直被“组织”以“讲师指标太少”拒绝晋升讲师，并受到监视。文革开始后，在学校和系领导的操控下，×又被教工“选举”为“阶级敌人”，“定案材料”却一直对他保密。直到1966年11月30日，在最高层已挑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纷纷“造反”的背景下，教研室一位负责人交给×一份“定案材料”，让他发表意见，谜底才彻底揭开：原来反右时×已被归入“中右分子”，被内定为“反革命基础人”（一个非常怪诞的罪名），一直受到“内部控制”。
笔者的一位忘年交，郑州某高校的Ｚ教授，曾给我讲起了1957年“鸣放”时他们班同学因批判这种暗箱操作而罹难的故事。Ｚ教授1959年毕业于北京某著名高校。1956年底1957年初，学习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党委指示各班团支部根据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暗中将全班同学分成进步、中间、落后三类学生，上报党委。5月“鸣放”时，Ｚ教授和他的同学们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况，群情激愤，贴了大字报，斥之为“黑名单式的工作方法”，坚决反对，为此还开会罢免了团支部，选举了包括Ｚ教授在内的新支部三个负责人——老天爷！这不是大逆不道，要造反吗？他们还与奉党委旨意贴大字报反驳的另一个班就此问题展开公开辩论。Ｚ教授说，当时他们的大字报和辩论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全校一百多个班，各班学生纷纷围着他们的团支书责问：你把我分到哪一类了？！结果，这个关于“黑名单”的大辩论，被称为该校九大反党高潮之一，Ｚ教授他们班也因此遭了殃。本来，他们班号称共青团班，全班28人，都是共青团员（这在当时还比较少见），还是先进班集体，由于这事，他们班有7个人被打成右派（占全班的25％，大大高于5％的右派指标）。其中一个，当了几十年右派，等到右派“改正”时却因为档案里没有记载，被告知“无反可平”，几十年的右派算是白当了。
笔者在对×教授访谈时了解到，有一位张某某，当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特务，被“改造”了许多年，最后平反时，也因档案中没有他的“罪行材料”，最后也是“无反可平”。
在那不堪回首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绝非个别。1958年初，在省最高当局策划下，四川省搞了个“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川被划为三（落后）、四类（反社会主义）的学生高达上万人。1958年全省普通中学未被高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共有3200多人（占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大多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对这批人怎么办？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拍板：“到企业去没关系，反正当劳动力嘛”。于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对这批高中毕业生进行了统一分配，去向是冶金、林业、建筑等系统。虽然不能上大学，同学们仍然满腔热情地奔赴工作岗位，想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的同时，他们还背着“政治落后”、“思想反动”等等沉重无形的“帽子”，档案里还记载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各个系统事先都给基层单位下了文件，强调对这批学生的使用原则：分配不要过于集中，应适当分散；不规定试用期，一律叫试用人员，或雇用人员；“绝对不能做党、团、人事工作”，“不宜选送学校培养和培训当技术人员”，“不宜作为国家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干部的对象”，“不能提拔或有意个别培养”，“政治上应随时对他们提高警惕”，应经常列为组织上“清理的对象”……这批人在长达3年以上的“试用期”中，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最低的每月13元，而且，不管他们表现得再好，始终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受到歧视、批判。他们中，有被投进监狱者，有被强奸者，有愤而自尽者、有沿街乞讨者，还有的至今仍穷困潦倒……由于没被“戴帽”，这批未成年人享受了“右派”的种种待遇，而又无权享受那些戴了帽的“右派”所享受的平反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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