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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早就谆谆教导：要集中精力解決“根本问题”，才能纲举目张。但在实践中，人们又不免被迫在眉睫的“紧急问题”死死缠住。“9·11”11年来，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只能扬汤止沸，难以釜底抽薪，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对付“紧急问题”，疲于奔命之余，只能眼睁睁地任“根本问题”日益恶化
老高按：今天是“9·11”十一周年。日子过得真快，“9·11”呀呀学语的孤儿，现在都要上中学了！而“9·11”本身的骇人悲剧，也从自早到晚地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慢慢淡化，逐渐变成一年一度才重现在我们脑海。到如今，若不提醒，恐怕许多人想不起来“9·11”又来临了。
“9·11”那段日子，我们家三口人正巧分隔在三个大陆：妻子在北京，我在新泽西，女儿在德国柏林。骤然发生这样的浩劫，彼此牵挂是可以想见的，当然，因为我离灾难现场最近，她们牵挂我更多一些，而我则着急如何将平安信息传给她们，让她们放心……
十一年了。当年的许多事，宛若昨日。我还记得，我陪从英国过来的一位BBC记者，去探访一位在世贸中心遇难者的父母，听他们讲述儿子在大楼坍塌之前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记得帮助妻子编译关于“9·11”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后来都收入《911人性辉煌》（明镜出版社）一书，我还为那本书写了序言《让世界充满爱》……
十一年来发生了很多事。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开局势如破竹，后来泥足深陷，引起強烈反响；萨达姆、本拉登相继走到其人生尽头；世界格局和游戏规则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9·11”之前难以想象的。我们对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也不断在深化和扩展。就在前几天，我在加拿大旅行期间，读到中国许多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或发言，他们表达了对国际资本的強烈憎恨，坚信那是中国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有人曾说，中国出现如此之多乱象，“右派归咎于权力，左派归咎于资本”，许多左派激进者更认定，中国乱到今天的地步，是国际资本蓄谋已久的阴谋——又回到了数十年前将中国所有的苦难，全部归罪于帝国主义侵略的老调门），这让我常常联想起“9·11”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们也是抱着舍身取义、救国救教的大无畏精神，登上飞机，撞向大楼的吧？
哲人早就告诫，人们面临的问题分“紧急问题”和“根本问题”两类，谆谆教导：要集中精力，抓住、解決“根本问题”，才能纲举目张，扭转被动。但在实践中，人们又不免被迫在眉睫的“紧急问题”死死缠住，无法抽身。“9·11”当时，十一年后的今天，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得不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对付“紧急问题”，疲于奔命之余，只能眼睁睁地任“根本问题”日益恶化——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只能扬汤止沸，难以釜底抽薪。
“9·11”期间，我给朋友写过很多信，但思绪繁乱，没有写文章。手头倒有一篇女儿写的文章，昨天偶然翻了出来，就贴在这里吧。她的许多观察思考，至今看来并未过时。
在德国经历“9·11”
“9·11”那一天，我正在德国柏林。
刚刚在那个初夏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我，自八月初就去了德国。我有两个项目连起来，第一个项目，是和美国和加拿大的15个大学生一起，在柏林参加为时七个星期的德语班；“9·11”事件之后没多久，我从学生转为另一个项目的教师，到柏林郊区的波茨坦大学，教一年英语。在那段日子里，与同伴和学生们交谈、阅读观看德国报刊电视，听德国民众街谈巷议……三句话不离主题：“9·11”。
回想9月11号那一天早上，已经恍若隔世，开始得那样平静。
德国的时区比美国早六小时，我们上午9点钟在柏林的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上德语课时，纽约正是凌晨三点，还在静静的沉睡中。上午的课上完后，因为下午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同学吃完午饭，就乘地铁回到我们在西柏林的宿舍。学校给我们这个项目的成员安排的宿舍是专门给外国留学生的，美国学生不少，但大部分是从东欧来的。
我照例先钻到电脑房里去上网。打开CNN网页，奇怪？一片空白，只在左上角有一张孤零零的照片，上面是一团白雾状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下面一行说明：“恐怖分子袭击世界贸易中心，两座高楼已经倒塌。”
什么？！我连忙叫好友克利斯过来，我俩一起研究这张照片，觉得不可能是真的，倒像是电脑制作的。“也许是骇客（hacker）进入CNN网页恶作剧吧？”我说，“上《纽约时报》网站看看。”
《纽约时报》一向密密麻麻布满文字的主页，现在只有正中央一篇文章，特大号字标题：“恐怖分子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飞机撞入五角大楼！”下面也附了一张照片，是两座大楼的远景，冒着浓烟。
我俩还是半信半疑。太令人不能想象了：在这样一个美丽平静的下午，我们远方的家之所在，竟会遭遇这种天塌地陷的灾难？“去看电视！”骇客总不至于也攻占了电视台吧？
克利斯和我马上向电视室跑去。这里已经坐满了人，同项目的美国学生几乎全体到齐，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如俄国、波兰、法国来的学生。这时，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了事态严重：屋里的人全都沉着脸，呆呆地瞪着屏幕，有几个人已是满脸泪痕。电视上则是一片混乱，正在播放英国BBC新闻节目，屏幕上不时出现拼命奔跑、满头灰尘的人群，一会儿又有人大哭大叫，一会儿又出现了飞机撞入大楼和楼层塌陷的镜头，一向冷静的英国播音员简直是声嘶力竭：“两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第三架撞入五角大楼……第四架在宾州坠毁……还有二十架飞机在天上未降落……约五万多人每天此时在大楼内工作！”我简直喘不过气来——五万多人！就发生在我这么熟悉的地方！
我忽然惊觉，我的天！我爸爸或者男朋友正巧今天去了纽约怎么办？我妈此刻在北京，倒不会有事。可我爸爸住在新泽西州，男朋友在康涅迪格州，都离纽约不远，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万一他们谁今天心血来潮……不敢多想了，我赶快跟着其他几个脸上也焦急万分的美国学生一起跑下楼去，找外边的电话亭。
一向冷清的电话亭外已经排起队，全是脸色苍白、紧握电话卡的美国学生。只见里面的人把话筒一搁出来说：“打不通！哪儿都打不通！”我们一个个进去试，果然，美国新泽西，康州，哪里也打不通——好象全美国都占线。此刻大概有几百万人正在打电话打听亲朋好友是否平安吧？
大家都束手无策，有几个人已泣不成声，我们互相搀扶着，来到电脑房，一个个排队等着用电脑给亲人发e-mail。其他外国学生看到我们这样子，都马上把正用着的电脑让给我们。我给父亲和男朋友分别发了短信：“看到了世贸大楼的情况，你还好吗？请马上回信！”
万幸！爸爸和男朋友都马上回了信，他们都安好！总算松了一口气。其他美国同学也纷纷收到家人的平安信。这时，我真感谢发明互联网的人！
那一夜，我们来自美国的学生们几乎没合眼，大家都焊在电视机前。这场事变让全欧洲震惊，所有电视台，不管是德国的、英国的、还是土耳其的，全都不分日夜地转播美国新闻。凌晨时分，我和同学做了吃的分给大家，谈起对纽约的种种回忆，说到激动处，大家都互相紧紧拥抱。此时此刻，我们就像是在一个陌生国度流离失所的难民。
第二天我们都没去上课。为预防万一，柏林的很多公共场所都关闭了，没关闭的地方也格外冷清，路上的行人脸色都很严肃，整个柏林一片铁青色的静默。
说实在的，欧洲对美国“9.11”事件的强烈反应令我有些出乎意料。
在这之前，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是十分冷淡和不信任的。德国媒体对入主白宫的小布什十分不以为然，一有机会就取笑他。刚认识的几个德国同学对美国人的归纳是：“很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存在，出国旅游时，喜欢大声地在公共场合说英语。”我们项目里确实有几个美国学生不分场合地大声用英语说笑，与他们在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我总感到汗颜，尤其是当地铁里其他乘客都以不耐烦的眼光打量我们时。很多德国青年人对美国的抱怨很多，他们不喜欢美国外交上的专横独断，不与盟国平等商量，不喜欢美国的泛商业化，更痛恨现在德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McDonald's”、“Pizza Hut”那些斗大的招牌。加拿大来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在国外旅行，怕别人以为他们是美国人，总是把加拿大国旗缝在背包上……当然，德国青年人也很自相矛盾，经常是一边喝着可口可乐、听着美国流行乐、看着好莱坞打斗片肥皂剧，一边用英语抱怨美国。
可是，“9.11”奇迹般地使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到处都是支持美国的标语和美国国旗，许多德国学生穿着“我是纽约人”T恤衫走来走去。因为担心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大使馆附近两条街都关闭了，许多人就在戒严线外侧摆上鲜花和蜡烛悼念死者。9月13日我和美国同学在街上走，一位妇人走上来说：“你们是美国人吧？我真为你们骄傲！”
谁说不是呢，我们此刻也为我们是美国人而骄傲。第二天，娇小的黑人卡丽就把美国国旗缝在她的提包上了。
事件第二天，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全部下半旗致哀；那个星期五下午，全欧洲静默三分钟表示哀悼；当晚，许多人家窗口和门前都点上了蜡烛，我们项目里的同学也在宿舍门口放了近百支蜡烛，望去星光点点。不知是谁画了一面美国国旗，把它贴在了宿舍门口……
那个周末，在柏林最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聚集了很多人，哀悼遇难者。人们有的手举“永远不要忘记”，“为什么？”之类标语牌，有的则低头默默祈祷。值得提起的是，也有不少人举了反战标语牌，像“和平！”“不要再流无辜的血！”显然是不赞成美国吼叫向阿富汗动手。反战主义在欧洲，尤其在德国源远流长，相当普遍，而此刻在全民悲愤的气氛里，可能一时不大多见了吧。
此前，我并没有特别觉得我是一个“美国人”，虽然我在这新大陆生活了十余年，三年前入籍成了一个美国公民。可入籍只是一种法律手续，并不保证我对这个国家情感上的认同。我对美国并没有建立太多特殊感情，美国让我不喜欢的地方可以数出一大把。几年前中国大陆很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尽管言辞偏激狂妄，但其中对美国文化的一些抨击，还是让我觉得很痛快淋漓。我的理想是做个国际公民，自由地抛开国籍和出生地，自己选择所喜爱的文化。所以，“9.11”之后，不仅是欧洲的反应，我自己的反应也令我惊讶——我是那么愤怒，那么难过，好像被毁灭的就是我自己的家。我也竖起耳朵听电视里关于美国的一切，听到别人用赞美的语调谈到美国，我就心跳加速；听到别人用鄙薄的口气谈到美国，我就想跟他分辩分辩……我注意到，我们项目中有几个美国来的同学也有类似转变，大家似乎更在意自己是“美国人”了。
“9.11”让我看到，原来我自己的身份认同里，还藏着“美国”这个角落呢。
但我，又并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我们的新“爱国主义”会让我们变得不理智，变得感情用事，动不动就热泪盈眶。我问自己，也问其他美国同学，我们这种立场、这种观点，是因为我们是美国公民，还是因为我们觉得真理在胸、正义在手？我们项目中有四个美国同学是哲学专业的，有一次，大家争论到半夜：爱国主义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美国到底该不该出兵阿富汗？战争有意义吗？是这些争论让我保持相对的理智，也让我重新认识哲学的作用——不断地向自己发问，是保持冷静和理智的最好方法。
我想，欧洲各国民众对美国近乎本能的支持，是因为归根结底他们都属于一种文化。欧洲和美国之间种种不快，有点像是兄弟之间争吵，其实还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理念和利益，这一点在大难当头时就特别明显。而我呢，过去其实也是站在美国文化中批评它，我所十分崇拜的德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和美国文化相似之处也比区别要大得多——是“9.11”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9.11”事件对我的母校耶鲁大学的冲击也很大。耶鲁所在的纽黑文离纽约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学生们在周末没事时经常坐火车去纽约逛一番。很多学生来自纽约，更多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在纽约工作。纽约大概是全世界的城市中耶鲁校友最多的一个了。
“9.11”当天，我还在耶鲁读书的男朋友来信告诉我说，耶鲁简直一片愁云惨雾，一些学生在饭厅里哭泣，当天和第二天的课全部取消，教授们和学监们成了心理医生，专门接待开导不知所措的学生们。当天晚上就有学生们自动发起的烛光祈祷会，有万人参加。大家站在中央校园的草坪上，每人举着一支蜡烛，那场面甚为壮观。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校园里不断举行各种各样的祈祷会、弥撒和静坐活动。学校图书馆门前放着学生们为遇难者送的花圈和鲜花，许多学生在窗口悬挂美国国旗和爱国标语。
耶鲁每一届毕业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电子邮箱地址，给这个地址发信，同一届每个学生就都能收到。“9.11”刚刚发生的几天内，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三百多封邮件，许多是同学们焦急地打听他们在纽约朋友的下落，更多的是向大家报平安，报自己的平安，也报其他一起在纽约的同学们的平安。算一算，在纽约工作的同届耶鲁人还真不少，有几百人吧。一个多星期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和我同在卡洪住宿学院、一起毕业的布莱特，自“9.11”那天起失踪，一直没有下落。布莱特在世贸一号楼第93层工作，看来凶多吉少了！布莱特和我很熟，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丹尼尔同宿舍住了两年，我每次去找丹尼尔都会碰上他，时间长了我们也成为了朋友。真难以想象，一个共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同伴，就这样在大学毕业后四个月突然逝去。他的父母此刻该怎样以泪水洗面？我一想就热泪盈眶。
到了现在（2002年），欧洲民众同情和支持美国的热度早已经降温，反战主义的声音渐渐宏大起来。前一段时间，德国最大的争论是该不该也派兵去阿富汗。要知道，德国在二战后，就一直对军队、武力这类词汇特别敏感，如果这次出兵阿富汗，就是二战以来德国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自然有许多人大声反对。施罗德总理不得不铤而走险，要求国会就对他是否信任进行投票，也就是说，他在威胁国会：如果不同意他派军队去阿富汗，他就辞职。那一段时间里，猜测蜂起，众说纷纭，大家都捏着一把汗，看他们的内阁会不会就因此垮台。最后施罗德以二票之差险胜，使许多人松了口气。但这个问题在德国的争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我和我所教的德国学生谈起这个问题，他们中也有些人是绿党成员，虽然对“9.11”遇难者表示同情，但是仍然认为德国不应该出兵。他们说：“9.11”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一向的外交政策造成的。他们对我引述历史，指出美国当年在阿富汗的种种恶行，把这片土地当成与苏联较量的战场，送去各种各样的先进武器，鼓励当地人自相残杀；冷战结束后又迅速撤出，撇下这个被战火烧成一片废墟的土地不闻不问。学生们还引经据典地告诉我，伊斯兰教中“圣战”这个概念本来早在14世纪就绝迹了，是美国在阿富汗鼓励它重新生根滋长，连本·拉登本人原来也是美国CIA的资助对象，只因为他反苏的立场正中美国的下怀。现在美国正在喝自己专横跋扈的外交政策酿成的苦酒，却又反过去，狂炸这个已经被战乱摧残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这公平吗？
我只能默然。在“9.11”刚刚过去不久这段特定时期，从感情上，我一时对这种论点难以接受；但在理智上，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其道理。这种与历史深处的前因后果纠缠不清的国际政治难题，大概也只有时间才能慢慢把它理清了？
（写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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