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革並沒有真正結束-高伐林-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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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文革並沒有真正結束	2013-03-07 16:40:55

　　二戰以後，納粹的組織從價值理念上是被徹底摧毀了，而中國的文革是以宮廷政變完結的，沒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問題，從上到下的基本幹部隊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歷史各個時間互相交錯互相疊加。鄧小平堅持的還是毛澤東那一套，是這個執政黨若干年的那一套——中國的文革並沒有結束

　　老高按：兩個多月前，收到中國作家胡發雲委託他的美國朋友、長篇小說《如焉》的英譯者安居先生寄來的一本厚厚的雜誌：《江南》文學叢刊的《長篇小說月報》2012年5期。這一期，是胡發雲專號，全文刊發了他35萬字的“直面書寫‘文革’”的長篇小說《迷冬》，兩篇關於《迷冬》的評論：一篇是女學者邢小群的《〈迷冬〉印象》，一篇是前輩學者姜弘的《真誠與虛妄的變奏——初讀〈迷冬〉致胡發雲》，還有一篇胡發雲自己的演講稿《青春的狂歡與煉獄——2008年武大講座》，顯然，雜誌的編者認為，這篇演講稿能夠幫助今天的年輕讀者了解胡發雲長篇小說的歷史背景。
　　知道胡發雲寫這部關於“文革”的長篇小說已經好幾年了，從側面隨時得知他創作的進展和困頓、暢快和苦悶。現在我還在仔仔細細地讀這部作品，引起我很多思索——作品所寫的“湖城”，就是以武漢為原型，我也同樣經歷過那個歲月，讀來相當熟悉，不過尚未讀完，先不想說什麼。而我手頭正有他2008年在武大演講的錄音記錄稿，在網上似乎也曾看到過，這裡貼出來，供大家進一步反思文革。我看了一下《江南》文學叢刊發表出來的這個演講稿，只有個別文字做了點處理，大體上還是符合原貌的。讓我不禁感到驚訝！不過，文末那樣的文字，還是被抹去了。
　　順便預告，胡發雲的這部長篇小說《迷冬》，將在這個春天出版。

青春的狂歡與煉獄——在武漢大學講文革

（2008年5月現場錄音記錄稿）

胡發雲

胡發雲（胡發雲提供）

　　各位，晚上好。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學的時候，這個時候是學生們談戀愛的時光（笑聲），但是今天我們要在這兒講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文革。

　　40多年過去了，確實非常非常漫長，漫長到足以長成兩代大學生，但是文革-——這樣一件攪動了上下三千年縱橫幾萬里的一個重大社會運動，並沒有從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告退，儘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讓大家忘掉它們，把它們從我們的歷史典籍當中毀掉，從那些過來人的腦子裡面把它們挖掉，但是跟數千年以來那些當政者的努力一樣，我想文革會呈現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們徹底地對它進行清理、思考，並且讓它從一個歷史事件轉化為我們民族的思想資源的時候，它才會成為我們歷史上的一個正常的事情。
　　我想今天給大夥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一下文革。

　　來之前我從電腦上隨機地挑選了七首歌（指講座開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語錄歌，造反歌等），還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雖死去》。他還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來看看。胡杰是一個非常棒的電視人，他在電視台上幹過多年，是一個非常棒的攝影師，但是為了追尋歷史的真相，他毅然辭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羨慕的工作，自費去挖掘歷史真相，剛才我們看到的《我雖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反映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人——北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的記錄片。這部影片所以送給了你們學生社團聯合會，是因為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眾影院或是電視台看到，但是對於一代年輕的學子，我想，你們最好能夠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強調一點，文革很早就開始了。也一直在強調一點，一直到今天文革並沒有結束。那麼我想從我們這代的青少年談起，也就是說，從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經歷的文革來談談我對文革的一種感受、認識和反思。
　　我是1949年生的，很長時間被人家美譽為共和國的同齡人，我們的小時候被稱作是祖國的花朵。我們常年是聽着這些美麗的充滿了壯麗的夢幻的兒歌長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傳到了你們這一代，包括像《讓我們盪起雙槳》。1949年讓中國社會的形態進入了一個夢幻般的急劇的轉變，所有的中國人都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時代是如何開始的，它會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點，就是它充滿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鮮感，它的豪情壯志，它的全新的社會結構和全新的社會語言，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師們，在那一瞬間都糊塗了，因為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告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我們很長時間裡面是把1949年10月1號當作我們民族國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那麼就是說在1949年10月1號以前，我們的祖國是不存在的，她從1949年10月1號才開始誕生了，一個民族國家才開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樣的一個極具烏托邦色彩的一種宣傳，它讓所有的中國人陶醉了。在這樣的一種陶醉當中，我們這群孩子的父母親，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們給孩子的教育，都跟黨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高度的極端的一致。從小我們聽到的話就是“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組織的話”，因為組織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我們身邊的化身。最後還要加上一句“聽老師的話”。那麼，這四個方面對於一個混沌未開的、所有的資訊材料全依賴自己的師長父母和國家宣傳機器而獲得的這一代人，他們的整個成長經歷就必然地打下了這樣的時代的烙印。剛才我挑了七首歌，首先是要我們熱愛黨，熱愛祖國，第二是熱愛領袖，熱愛領袖在其後的十幾年當中就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領袖就是一切。然後呢，要堅決革命，勇於鬥爭，要把一切敵人消滅乾淨。那麼剛才看到的一個短片的開頭實際上就是北師大女附中那些平時如此儒雅的女生，她們在實踐着多少年以來我們的政治教育、我們的社會教育、我們的家庭教育、我們的文學藝術的審美教育教給她們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腳踢，在幾個小時當中結束了自己一個老師一個校黨支部書記的生命，而她們沒有任何的犯罪感，她們認為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經地義的、符合革命的道義原則、符合我們多少年教給她們的這樣的一種革命倫理事情。

　　我記起來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時候看見有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拖着一輛板車，板車上是非常重的東西，我現在記不起來是什麼東西，好象是柜子和書這一類的東西，剛好他過一座橋，一座小橋，就在我們現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來叫雲架橋，一個小橋。我就上去幫他推，因為我們同時也受了另外一種教育，就是雷鋒式的教育。當我推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他是個地主，你幫他推？這個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還剩一點他就要上到橋頂了，我如果幫他一直推上去，我等於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況下，我還在幫忙，我就失去了階級立場。我如果是不幫他推，他很快就會滑下來，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在依賴我後面的推動力了。但是我確實……我當時還是停了下來，因為我當時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壞人，地主是黃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們所有的教育都告訴我們，這個地主是這樣的一類人,儘管這個瘦弱的老人在我看來一點不像在電影、動畫片或者是雕塑、小人書裡邊那樣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麼說了，我就只能說我要跟這個地主劃清界限。那麼，當時的青少年，他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他受了十七年的這樣的教育，這個十七年的教育極其成功，通過家長、老師、學校和各級組織，以及到我們全部的宣傳媒體（當時沒有電視），而我們能夠接觸到的，通過正常渠道能接觸到的絕大部分書刊教給我們的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那些。就像一個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種最單一的食品，他永遠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訴他，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種食糧。所以在這一點上，數千萬的青少年（我說的是在校的）就順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
　　當這些人過了十年以後，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恢復高考，很多人回頭控訴文革，說文革耽誤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剝奪了我上大學的權利，文革弄得我回城無路，那麼我想說一聲，當初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起碼在我的視野里）是反對文革的，是拒絕走進文革的，或者是內心有很大的牴觸的。文革對於這樣的一批青少年來說，不管是初中學生還是在校的大學生，他們迎來了一個自己的節日。我記得當時，在文革前幾個月，我寫過一首很短的詩：“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它想衝出操場、教室，書桌和課本，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籠……”因為在文革前的17年，我們一方面受着嚴格的禁欲主義的教育，英雄主義的教育，理想主義的教育，極端的烏托邦的教育，但同時，我們在和我們的內心做着極其艱苦的掙扎，起碼對於我個人來說是這樣的。我想，像我這樣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臨着一種價值選擇的痛苦，那就是，當你作為一個自然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個男青年，一個女青年，當你到了十二三歲以後，當你進入青春期以後，當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識以後，當你身上萌生了某種愛意，或者被別人關愛這樣的一種情境的時候，那麼有許多東西是人類天生就具備的，你有個人的一種情懷，你有思念，你有去閱讀許多和這相關的書刊、去看很多與此相關的電影這樣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剛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學樂器，不是用樂器去演奏我剛才放的那樣的樂曲，而是能夠表達一個個人的內心的情懷的甚至是私密情懷的這樣的一種音樂。那麼當時的青少年，就是處在這樣一種身心分裂極端矛盾痛苦當中，而在當時，可以說後來文革所有受害的領導、老師或者是自己的家長，都參與了謀害自己孩子的過程，他們誰都不讓孩子說出自己想說的真話，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在這個世上生活了數十年之久，甚至大半個世紀的家長都不跟孩子說真話。我想，可能是49年以後的歷次運動讓所有的中國人，特別讓中國的明白人閉上了嘴。

　　我們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級小學生，到了第二年，學校的很多老師，特別是我們喜歡的一些老師不見了，後來發現，有一些老師已經到操場上掃地了。但是沒有人跟我們說為什麼，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更沒有人說這個人實際上是個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說他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那個時候社會就已經開始對我們隱瞞真相，所以當隱瞞真相的這些老師在九年以後，他們自己在校園裡受到衝擊的時候，沒有人會為他們說話，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許多右派的幹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為走資派拖到舞台上操場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時候，也沒有人幫他們說話，我們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時候，恰恰是有勁沒地方使，我們當時有很多同學密謀要去越南打仗，要去幫越南和美國佬打仗，因為當時越南已經開始跟美國幹起來了。越南的那樣一種艱苦卓絕的戰爭，通過電影，通過歌舞——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優美，非常淒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會拍成的電影，還有一部話劇叫“南方來信”——把整個越南的戰爭，無限地詩意化了。本來我們這一代人就經常感慨，我們要早生幾十年多好，我們可以去爬雪山過草地啊，我們可以去抗日戰爭啊，我們可以去打蔣匪啊，我們可以跨過鴨綠江同美國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個比較長的和平時代。

　　那個時候，我剛才說到，整個社會開始營造一種氣氛，一種高度的戲劇化的氣氛，一開始的時候是美國打過鴨綠江，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然後就是很多很多美蔣特務還潛伏在大陸，經常要辦這樣的一些展覽，哪個地道裡邊抓住一個老頭，鬍子已經一米多長了，他在地道裡面生活了十幾年，天天在底下發電報。然後還有誰家誰家水缸裡面躲着個什麼人。街頭上修皮鞋的是特務頭子。這些東西真真假假，但它營造出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氣氛。而我們許多兒童讀物，它也是在渲染這些東西，我記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讓我感到恐懼的連環畫，有一個孩子，七八歲的孩子，半夜起來聽到父母親的房間有滴滴噠噠的聲音，他出於好奇，他從門縫裡偷偷一看，他父親在那兒發電報！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電影，他就開始做思想鬥爭，是要自己的父母，還是要革命，所以最後他決定檢舉揭發自己的父親。這個晚上他偷看他父親發電報的這樣一個畫面情節，讓當時五六歲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說，你身邊就有一個大壞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親。所以當時我們這代人就在這樣的一種戲劇化的情緒當中慢慢長大的，越長大發現我們面臨的問題越多，我們面前的危險也越多，我們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圍當中，蘇聯老大哥沒有叫幾天，然後說蘇聯變修了，蘇聯要我們還債，要我們全中國人民餓肚子。然後呢，印度在喜瑪拉雅山那一邊打起來了，然後國民黨蔣介石在東南沿海也開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國主義打越南是想通過越南進攻我們中國，所以我們處在一個全世界的邪惡勢力的包圍當中。每一個處於這樣這種戲劇情節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戲劇化了，也都把自己作為戲劇當中的一個角色，當然是一個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於這樣的角色當中，陶醉於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懷當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現實生活當中真的變成一個他所羨慕的小英雄一樣。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在我當時讀書的那個學校附近突然發現一個穿風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風衣的非常少，為什麼呢？當時穿風衣的在電影裡面全是特務。（笑聲）所以有風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為什麼穿着風衣，但被我們幾個學生看起來，我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個特務。然後我們幾個開始跟蹤他，大街小巷跟蹤了好半天，越覺得他是個特務，我們當時差不多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一直跟蹤到天都黑了，結果還是給跟丟了，我們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說我們還是沒有經驗，那個時候太小了——我們就處於這種情緒當中。

　　1962年，毛澤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並且警告大家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睡在我們的身邊，一旦時機成熟他就要起來奪取我們的政權。就睡在我們身邊是很可怕的，我們當時沒有想到睡在身邊的到底是誰，但是毛澤東是個語言大師，他讓你有無限的想象空間，所以當時我們就認為各個地方都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赫魯曉夫是個什麼人物我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蘇聯的頭頭，蘇聯變修了就跟他有關，他是個大壞蛋。
　　整個的這樣的局勢讓我們處在一種極端緊張的興奮的帶有快感的一種鬥爭狀態中，這種鬥爭狀態像鬥牛場上關在牛欄裡面的牛，像賽馬場上關在馬廄里的馬，那個蹄子在焦躁地刨着，那個眼神是那種焦躁不安的，要等待着衝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剛才念到的那首詩一樣——“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他想衝出操場、教室，書桌和課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籠。”
　　整個學校的生活、社會的生活對於當時的青少年來說是極其枯燥極其壓抑的。不管什麼人，他都把青少年作為自己改造、培養、教育的對象，甚至連家長是地主的，他都會對自己的孩子說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歌兒唱，沒有電影可看，沒有自己喜歡的書看，而強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給他的一切。處在當時那個狀況下的青年學生，今天如果如實地捫心自問，當聽最高統帥一聲令下，說可以不上學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島，你可以去干你想干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對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麼這樣的一種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也是一個運動群眾的大師。

　　我所在的學校是原來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40多年的淵源關係。我們學校里有很多武大的教職員工和很多著名學者的子女，我們學校的第一次運動，或者說是由此而發軔的文化革命運動，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號，這個時候高三的學生已經在填志願了。各種動盪外部信息不斷地通過廣播報紙傳到學校裡面來，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話》，整個氣氛依然是我們生活當中充滿了敵人。這麼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知識分子、老的革命文人，他們竟然都是壞蛋，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這樣的一種參與到社會鬥爭當中去的熱情被點燃了。那天的運動非常偶然，有同學到儲藏室去拿東西，突然間發現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種開大會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就放在那個體育器械室的一個角落裡面，可能有一段時間沒用了，上面有一點灰塵，一個同學馬上大叫起來了，說我們學校的領導是修正主義分子，他把我們偉大領袖放在這樣陰暗骯髒的地方，渾身蒙滿了灰塵。他這一呼一鬧，很多同學也都跟着動感情了，你不動感情還不行，就說明你對毛主席沒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來，一邊抬着一邊高呼口號，一邊遊行，圍着操場打轉轉，就那麼開始把矛頭對準校長、校黨支部。
　　從六月一號的這次偶然的革命行動開始，高三的學長們就沒有上過課了，一直到十年以後。所以，當這些人以後順應着某種主流話語，說“四人幫”奪去了我們受教育的權利，我笑着說，是你們自己摻乎到當中去，那時候“四人幫”還沒有出來，王洪文還在上海什麼工廠做他的保衛幹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張春橋還沒有“幫”起來。我說你們自己當時願意這樣子，我當時也願意這樣，我們那時不想上學了，認為學校的這種嚴酷的教育，這種極端無味的與青春欲望衝突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少學生願意再把學上下去了。
　　緊接着一來，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舊了。破四舊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個牌匾是封資修的，把它卸下來一砸。而且那個時候，黨中央和最高領袖給予了學生前所未有的權力，幾個社論一下來，那學生就是像——打個比方，就像希特勒的衝鋒隊，到哪兒都得聽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幹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諾諾服服帖帖，你要說到一個工廠去，說你這個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廠長都得出來給你賠不是，說馬上放、馬上放。所以當時學生的那種感覺，從十多年來被管教的一種角色，突然變成“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這樣的一種感覺確實非常痛快。
　　然後，可以串聯了。那個時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級幹部的孩子，是沒有出去旅遊的條件的，當時收入都不高，承擔不起交通費用，沒有幾個人可以說，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計我們班呢，四十幾個同學，沒出過省的，不會超過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絕對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幾塊錢到北京玩一趟。現在，突然讓他放飛，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別是去見他們最神聖的領袖毛澤東。當時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後來人是無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後怕是永遠不會再發生了。讓數千萬的學生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體驗，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擁擠的火車。
　　我記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點，1966年10月31日晚出發，而當時因為出發的列車站點比較多，我們從武昌走到漢陽火車站，上車以後我發現，我的一隻腳沒有地方放。（大笑）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腳背或腳後跟兒。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隻腳的地方，就那麼一二十公分，當你這隻腳站累的時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這隻腳拔出來，然後另一隻腳再放進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車都是這樣。衛生間裡，有一次我數了一下，擠了上十個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麼窄小的一點地方，人頭尾相接一溜排滿，那可是最好的臥鋪。原來的行李架就是幾個鋼筋上面拉了幾根繩子。然後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兩三個人的，但必須蜷着腿。最絕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個人，我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說一個人在扁擔上面睡覺，它比扁擔還要困難，因為扁擔還有長度，它的長度不夠扁擔那麼長。但是大夥一點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時站了二天三夜，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沒有上廁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車以後鞋脫不下來，褲子脫不下來，下邊都腫了。但就是這樣，依然前仆後繼，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後，見了毛主席，逛了頤和園，看了北大清華，也都滿足了。然後有的人就繼續往延安，往井岡山，往很多革命的根據地或者不革命的風景區去逛去了。這個時候，青春的這種能量的散發到了一種極致，再苦再累再餓，大夥都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當時還有最大的好處，就是出了門就可以一分錢不花，你到哪兒去都是免費的。到了北京，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來了！”非常熱情，每人發個乘車證，每人發飯卡，對於有些原來家境比較困難的人，在北京的時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較好的十幾天，早上有兩個大饅頭，一個鹹菜疙瘩，一個煮雞蛋。中午，你如果回來，有一碗麵，晚上也是一碗麵，還帶一點兒葷。這樣的生活確實是一種烏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國轉了一圈以後，身上帶的5塊錢一分錢沒花，反倒還多出來10塊錢——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錢的。拿個學生證登記一下就行。回去以後再還。於是有些人就帶了10塊錢回來。有的家庭比較困難的學生，就靠這10塊錢過了好幾個月。
　　這樣的一種狀況下，這一代年輕人，他開始體驗很多新的東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義教育下一輩子沒有跟女生正眼看過的男生，他的初戀就發生在串連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個車廂的女孩。因為那時候沒誰管得了他們，他們是革命小將。這讓我想起來老革命們在打下了一個城池之後，特別讓部下給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個女下屬，就把她調過來做自己的老婆。那麼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將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輩的這種風采。（笑聲）當時，我記得好幾個同學回來以後都說，這次令自己最難忘的，第一個是見到了毛主席，第二個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後還留了她的地址，還在通信。當然那些信現在看來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語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然後是怎麼樣怎麼樣，沒有一句談戀愛的話。在那個時候對於年輕人來說，能夠跟一個異性寫信已經是石破天驚了。所以說，這樣的革命誰不喜歡呢？

　　這樣的革命發展到什麼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奪權了。按照黨中央社論的說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闖將，他們在大風大浪中接受了鍛煉，成了我們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後給了他們極大的權力——你們可以揪斗人。我從北京串連回來碰到我們班的一個同學，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說幹嗎？他說，我們到廣州去揪陶鑄。陶鑄是誰？是當時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說這話就像去抓一個小偷一樣：“我到廣州去揪陶鑄去了。”確實還揪到了。
　　這樣的一種氣概，這樣的一種權力，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都能夠從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根據地的年輕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找到一些對應。在這一點上，我想所有經過文革的年輕人，所有做過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的錯事壞事甚至惡事的人，每個人都不能夠用一種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諒自己。但是我們如果往深處追究，這樣的一批人，它是國家機器造就的。
　　沒有人能夠逃得開一個發生過的歷史，除非這個歷史被我們已經整理得非常乾淨，被我們認識得非常深刻，已經被我們解決了它所有的問題，要不然，這個歷史會永遠跟着我們一直到多少代以後，還會跟着我們。

　　文革是1966年5月16號開始的，剛才記錄片裡的5·16通知，透露了一個信息，只是這個信息在當時沒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這句話實際上是毛澤東主席說的，當時在報上沒有點明，但是會讀報的人從那樣的語言、氣勢，很快就讀出它背後的人物。（朗讀）“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是5·16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通知發出以後，我們省，最先拋出來的幾個人，其中重量級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長李達。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聽說過這個名字，聽說過的舉手給我看看，（有一批人舉手）不錯不錯。最近的《時代周報》上有一篇關於他的報道，對於李達的經歷，對於李達最後的死，我不知道大夥知道多少，對於造成李達這樣悲劇的具體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文革以後，因為許多難於啟齒的原因，因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們把當初自己的做過的壞事打一個包，都扔到“四人幫”那去了，這些人就永遠躲在“四人幫”那個大包袱的背後。當時可以說，從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到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黨政工人員和教職員工包括李達的秘書，都參與了對李達的迫害。李達是6月初被揪出來的，6月初就是我們學校開始鬧騰起來的時候。當時聽說李達被揪出來了，就我的觀察和記憶，沒有一個人為李達說話。因為當時認為，凡是被我們黨揪出來的沒有好人，因為我們黨數十年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我們建國以來的歷次重大的反黨集團事件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解放初期的高饒反黨集團到彭德懷反黨集團，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四清下台幹部，我們所有的整過的幹部，都是英明的，正確的，所以李達和副校長朱劭天，黨委書記何定華三個人被揪出來，湊成一個武大“三家村”的時候，他們三個人的最悲慘的命運就開始了。
　　當時到武大來看李達大字報比現在每年看櫻花要熱鬧得多，而且是成群結隊地敲鑼打鼓地聲援武大的革命師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師生，現場做講解，有的時候還動員工人農民來。我看過上個星期的時代周報上一篇採訪關於李達最後的日子報道上說，有個農民來了以後，拿個鋤頭就要砍死李達，就說李達這個傢伙反對毛主席（笑），這是當時的一種階級感情。還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訓他，罵他，學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頂上，一天24小時，一個多月之後，李達就被折騰死了。
　　這個是文革初期，由各級政府精心策劃，拋出來的一批他們定的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包括我們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曾淳，他的女兒也在我們學校。還包括一些我們熟悉的當時的一些文藝界的領導。這段時間，是一次有組織的政府行為，或是權力體系內部的一次行為。剛才的那個片子我想糾正兩個地方，一個是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說“當時造反派進來”——這個概念錯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冤枉一大批人，也會開脫一大批人。當時揪出李達的，不是造反派——那個時候，武漢還沒有誕生造反派——而是執掌大權的當權派，數月之後，因要造省委市委的反的爭論，才產生了文革中著名的兩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隨執政當局的各級幹部和群眾，大多數都成為保守派。你們看，光是這兩三個月之間的事情，就是如此複雜，漫長的十多年，幾乎是千絲萬縷一團亂麻，不面對，不清理，就會永遠是一筆糊塗賬——這也許正是有些人樂於見到的。但是，歷史常常是此一時，彼一時，會不會在某個時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幾次翻燒餅，昨天還在台上，今天就進牛棚，上台的人也強加之罪不讓申辯，這樣的苦果，許多人其實是嘗過的。

　　文革一開始就沿用了1949年以來的一貫做法，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這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一種鎮壓，一種權勢的暴力，因為文革開始的幾個月裡，迫害或屠殺的都是毫無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剛才那個卞仲耘，就是說她出身大地主家庭，還有一個就是她參加過什麼北京舊市委的二月兵變，這些都是一些莫須有的事情，一個中學的老師，她哪兒搞兵變去？但是，因為我們黨的一批幹部，包括劉少奇在內，他們在對待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和毛澤東是沒有什麼兩樣，稍有不從，他們非常習慣派一個工作組，抓學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蟲。當時抓了很多這樣的人，引起了學生的不滿，而學生當中有一批人，也開始分化出來了：文革說是對準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你劉少奇、王光美到北大清華來，怎麼抓我們學生作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這個時候學生當中積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的子弟在八月份掀起了一場紅色恐怖的浪潮。當時出現了一幅很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強制性地貼到了每一間教室門口，把當時所有非紅五類的人都趕到了一個另類的立場上。而這場聲勢浩大、傷人極深的一個所謂“紅色恐怖”運動，除了對準老師以外，馬上又對準學生。學生受到的苦難，受到的壓抑，是他們前所未有的。如果說以前僅僅是政治上的一種歧視，還可以忍受，後來他們面臨的是肉體上和人格上的污辱。當時已經有學生自殺，特別有女生自殺，因為女生更脆弱，有的時候她受到的污辱超過了她的底線，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
　　而這一切毛澤東都知道，他讓這場鬧劇再往前演進了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當中，毛澤東一言不發，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後，提出了一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十月份的《紅旗》雜誌13期刊登出來，第一次明明確確地提出來“我們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是整那些現在依然大權在握的人”，這些人在近幾個月以來把矛頭引向廣大的學生廣大的老師廣大的群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麼，毛澤東這麼一手，立即把三五個月以來積聚起來的群眾的矛盾給點燃了，群眾所有的壓迫感都被這樣的一句話釋放出來，連我們都覺得，一輩子沒這麼熱愛過毛主席，聽過這麼好聽的話，說是要整黨內的，不是整學生，不是整知識分子了，所以當時對這樣的一場運動誕生了文革史上界定的後來叫作“造反派”的一批學生。
　　這些人和前面的紅衛兵有什麼不一樣呢？前面的紅衛兵，賀龍的兒子，陳毅的兒子，鄧小平的女兒，劉少奇的兒子，幾乎所有中國元老的孩子們都是其中的骨幹。那麼，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由師大女附中幹部子弟紅五類干的，這個組織中就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還有那個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許多高級領導的孩子，他們當時成立了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相當於納粹的衝鋒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每個人可以隨意地打死人，沒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們。甚至是支持他們。當時——剛才王老先生說了，他們說是江青說的，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反正是有一套話。當時我們聽到的卻是最高當局說的。這樣一來，把整個年輕學生的隊伍分裂成了兩個部分。
　　當時我們學校是一個知識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從你們武大老教務長到中文系主任，到各個系的骨幹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測等院校的教職員工的孩子，非常多，他們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他們想革命而不得的這樣一種痛苦，被毛澤東的一句話解放出來了。我們要讓那些革命群眾起來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那麼，同樣是一個領袖，這個時候成為了這一批一直沒有勇氣去套近乎，把毛澤東叫作“自己的主席”、“紅司令”的孩子們，他們成了毛澤東最忠實的信徒。我本來今天想請幾個武大原來的老校友一塊來，讓他們在和我的對話中談談他們當時的經歷，他們都特別忙，博導在忙答辯的事情。當時幾乎所有知識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覺地甚至是發自內心地去歡呼這樣一場真正的革命的到來。這個革命他們原來是沒有資格的，現在毛主席恩准了他們有這樣的資格。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也叫紅衛兵，但是有前綴，比如說，武漢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新華工紅衛兵”，就是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有“新湖大紅衛兵”，有“新華農紅衛兵”……這樣的一批紅衛兵成為了向當時的省委、市委、軍區發起挑戰的一支動力，他們開始完成毛澤東關於文革黨內鬥爭的一個布署。

　　革命造反發展到1967年的1月份，上海開始奪權，中央肯定了這一次奪權，武漢也就這樣就進入到文革的奪權階段。奪權的過程各地不一樣，上海因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裡當後台，奪權非常順利。武漢因為當時有省市委和他們原來支持下的老紅衛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組織，和後起的造反派發生了衝突，這個奪權就變得非常複雜，一直到後來發生了武鬥。這個武鬥也是空前絕後的，是1949年這個國家建立以來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人民之間用大刀、棍棒，鐵矛以及其他種種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現代的火兵器進行的一場非常酷烈的戰爭。武大有二個學生在武鬥當中死了。一個叫古朝明，一個叫劉什麼勝，1967年死於武鬥。他們兩個人的遺體被埋在體育館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裡，當時還建了一個碑，這個碑和人民紀念碑一模一樣，就是小几號，大概兩三個人高，連那幾個字都是一樣的，“死難烈士萬歲”。後面是他們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這個碑估計在那兒存在了兩三年，後來被挖掉了。這個碑被挖掉也預示着造反派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劇性的命運。
　　1969年，黨的九大召開，各級政權的秩序基本上恢復。現在中央的領導也好，省市委的領導也好，只要是上了一點歲數，50歲往上，你看那個履歷，1969年入黨，1972年當縣革命委員會宣傳幹事，1975年幹什麼，就是這些人在當時是得勢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權的，他是整個文革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那麼，十年文革，這些人幹了什麼？這些人在當時的觀念是什麼樣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關於歷史問題，關於我那本書，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問題的時候，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歷史的當代人是可疑的。那麼我說的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這樣一些經歷，這種心路的歷程，讓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個位置上，我們是不放心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還會拿起文革那一套的東西來。你為什麼不反思你們在文革當中的表現？你們為什麼不反思你們當時做了些什麼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這些在位的領導，多多少少都有些難言之隱，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這個是第三個階段，1969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級革命委員會建立、九大召開……一直到1976年，這7年當中，主要的鬥爭只是黨內的鬥爭，黨內的意識形態鬥爭，黨內的權力鬥爭。這個和初期的兩三年當中，老百姓和各個階層，因為自己的利益而自發的或者說在某種旗幟的掩護下，來進行個人利益的訴求——經濟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訴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想，我們要把文革研究透，這幾個階段，我們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遠是一鍋粥，永遠會張冠李戴。
　　第二個，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文革的發展不平衡。
　　第三個，同樣是一個口號，一個領袖，一個旗幟，這個旗幟下的人呢，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在文革最興旺的時期，武漢地區估計有幾百個組織，還是叫得上名字的。當時有——我剛才說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紅的出身於高幹家庭的老紅衛兵為主體的組織，有那種有工人有普通知識分子沒有太多問題的人組成的造反派組織，還有激進的工人造反組織，同時還有什麼組織呢？還有合同工的組織，他們當時提出來的口號是“我們都是工人階級，我們為什麼拿的錢比正式工要少？”很簡單，他們把這個掛到走資派頭上，他們要求是個人的經濟利益。還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們因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1965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農村，進行一種懲戒性的勞動。你們學校的鄧曉芒教授就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個人，他初中畢業以後，因為父親是在當初的反右運動當中被打下去的幹部，所以當時他沒有繼續讀高中的權利，把他發配到湖南一個偏遠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後來成為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因為去那裡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說“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麼，這樣的一批人，他們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我不是說鄧曉芒，他沒參加，“我們要返城”是他們一個重要的利益訴求。
　　還有一個組織，一直到今天，我們很多文革史專家都沒有注意到，但當時我注意到了，有一個“中國一九五七右派甄別平反委員會”，一批右派自己開始起來為自己甄別平反，並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訴。他們當時的提法就是，毛澤東今天反對的這些走資派就是當初打我們為右派的那些領導人，那麼，他們如果今天錯了，他當初打右派也是錯的，因為按照我們黨的很多這種思路，他們是潛伏已久的階級敵人，他們當初打右派，是因為我們堅持了革命路線，他們是修正主義分子。這樣的一種組織，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對於當時文革當中的種種色色的社會力量，都起來打着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幟，但每一個組織都不能擺脫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這個利益。把這樣的歷史和這樣的人群弄清，也是我們進入理解文革的一個途徑。

　　文革結束以後，上面有些非常聰明的人發明了一個“林彪和四人幫反黨集團”，儘管這兩個集團之間風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有時候還是互相鬥爭的，互相有些牽扯的，但是一旦形成這樣一種話題，所有的人都這樣說，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覺得這樣說比較方便，因為他如果不這樣說的話，他會得罪現任的領導，因為現任的領導為他平了反，給他恢復了工作，你不能說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麼很可能還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還要穿小鞋，所以這樣一種歷史的迷霧，就被這些人一直就這麼吞吐的，到今天就越來越濃厚，越來越迷濛，讓後來的人可能永遠在他們的敘述語境中走不出來。
　　最後一個階段，我想是1976年一直到現在。很多人問我，德國戰後，他們為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為他們的納粹運動，做了極其深刻的反省，為什麼中國做不到？我說，二戰以後，納粹的組織從價值理念上是被徹底摧毀了，他的法西斯主義也沒有任何實施的可能，儘管在以後的歲月當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傾向的群眾小團體，但他不代表這個國家的基本力量。我說，你要搞清楚，中國的文革是以一次宮廷政變完結的，類似於玄武門之變。那麼這樣的一次政變，他沒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問題，而從上到下的我們的基本的幹部隊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歷史的各個時間是互相交錯互相疊加的，這樣一支隊伍，你不可去清理他，況且這樣一個隊伍在很長的時間裡邊，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號，要打毛澤東的旗號，就像華國鋒，完成了玄武門之變以後，他依然是要執行偉大領袖的遺願，要按照毛主席說的一切去做，儘管後來鄧小平把他作為凡是派打下去了，鄧小平堅持的，從骨子裡面，從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還是這個執政黨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說在這一點上，我說中國的文革並沒有結束，它什麼時候結束了，我們才能夠迎來一個真正的新的時代，迎來一個真正的我們覺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這麼一段歲月。


			文章評論

作者：黑河人

留言時間：2013-03-09 08:42:43

可憐的中國人，自以為普世民主自由平等。傻子豬羊啊！表面上的東西說說而已吧。其實利益控制爭鬥沒有國界、國籍之分，只有團伙之分。由來已久。毛澤東的霸王氣是學習前人的，他現在也同樣是讓後來統治者學習的前人。

胡先生這類好心文人距離統治者太遠，呼喚三民主義爭些民權民生不要活得太慘有點用，對結束被統治地位沒有用。

如果說利益團伙爭鬥不斷，那文革只有方式變化永無結束。

愚人經歷文革。但是10年前聽到關於為什麼搞文革的解釋令愚人震驚不已！而每每想起只好搖頭一笑。文革系外力發動，目的：搜刮民財(民間黃金白銀珠寶古董被再次搜刮)。至於林彪出走，當然是為結束文革。而林未必913沒了。

阿牛、老高，你們怎麼看？

剛剛接到一個非常著名的文革紅衛兵的電話。是哥們兒。真Dmd神了。

祝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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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時間：2013-03-08 13:15:34

怎麼沒有人打倒批鬥胡發雲啊？怕他，可以揭發批鬥俺呀。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的革命覺悟與積極性到哪裡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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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時間：2013-03-07 23:51:37

好帖！
從一個親歷紅衛兵的角度，從一位現在的真正知識分子的回憶思考，在黨國的天地下，胡發運其實已經幾乎和盤托出了中共整個統治集團的殘暴荒謬與文革真相，呼之欲出的是：什麼時候“文革”才會結束？中共垮台交由民眾與歷史審判！
中共從在蘇聯代表主持下在上海組織成立起，就開始了極為殘酷的內鬥。到奪取政權之後，這種內鬥一天也沒有停止，其手段一直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請君入甕，食肉寢皮。這種“同志內鬥”也就罷了。最可悲的是，他們掌權之後，黨恩外推，“同志”擴大化，在從人格侮辱到殘酷打擊甚至瘋狂殺戮“階級敵人”的同時，由於“敵人”永遠“只有一小撮”，同志們很不過癮，於是同志們之間就必須同樣掏心挖肺食肉寢皮，共產黨才活得有滋有味。可悲的是，從劉少奇周恩來到時傳祥這樣的掏糞工到李達這樣的一大代表和公開自動退出共產黨的蔣介石時代合法公開並且有聲望的馬列哲學學者，都是“同志”，都要接受同志式的殘酷批鬥，被同志們食肉寢皮，烹心煮肝。
文革就是毛澤東在進了京城之後一直開始考慮的鳥盡弓藏，去掉劉少奇這個延安時代首席轎夫的最後一幕。高崗事件，就是利用高崗搞掉劉少奇，可惜高崗鬥不過劉少奇，老毛也發現這個陝北土冒不中用，被賜死了。（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劉少奇同蘇聯的淵源極深，毛當時還不敢公然得罪莫斯科）反右大躍進，劉少奇都屁顛顛亦步亦趨。最後大躍進成就了毛劉造成人相食要上書的無可逃脫的記錄。過去一切恩怨情仇不算，但是要誰扛大躍進的屎盆子，毛劉就必須決鬥。衝着劉少奇同莫斯科的淵源，毛公開同赫魯曉夫翻臉，搞起了“反帝反修”。劉少奇比泥鰍還滑，反莫斯科毫不含糊，批修正主義不怕把自己和毛澤東當年說過的吹捧蘇聯以及各位蘇共領導人最肉麻的話都拿出來批得比自己拉的屎還臭。
毛再來一個高招：學蔣介石“隱退”，不當國家主席，讓劉少奇當“元首”，不但隔三差五要沐猴而冠去接受阿爾巴尼亞到贊比亞大使的國書，還要統管全國黨政軍民吃喝拉撒，要恢復生產，為大躍進惡果擦屁股，還要聲嘶力竭繼續高舉三面紅旗和毛澤東思想旗幟，言必頌毛。這邊廂，老毛除了到杭州“賞花”到滴水洞滴水，廣播龍恩下龍種，還以最高權威“反對派”的身份挑刺找茬，煽風點火繼續強調“階級鬥爭”，搞出了一個“四清運動”的前戲。
劉少奇見招拆招，你老毛要搞階級鬥爭，好辦。無非是把地富反壞右死鬼再往死里整，食肉寢皮之後再熬油。還要抓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也好辦，無非是把新鬼指標翻番再翻番——反正你老毛要把全中國人都整死完畢才能輪到我劉某。
老毛也領教了劉少奇的厲害。這好辦，就讓你再整死幾百幾千萬，打我老毛的旗號也行，我就不信你劉少奇一定要最後一個死！
於是就有了516通知，有了文革，有了胡發雲敘說的歷史。老毛髮了516通知，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以及整個一夥，絕對明確無誤的感覺到了老毛的殺機與凶相畢露。於是乎，他們不需要開會商議，單憑本能，就知道怎樣自保：扛起毛的旗號，對“一切階級敵人”殘酷打擊，由自己的子女來當仁不讓地做黨衛隊衝鋒隊，把那些本來就同他們這樣的滅絕人性的共產黨不同類的一切四類五類九類分子，開刀問斬，甚至開膛剖肚，在所不惜!你老毛不就是要比狠毒殘酷嗎？我們以及我們的兒女們，拿出來狼心狗肺給你看!
老毛冷笑樂三天，你劉少奇還嫩了點啊。就像當年他把高崗交給劉少奇宰割一樣，這次發完516通知，他把文革大權乃至黨政一切事務（除了軍隊），全部交給劉少奇，自己溜出了北京（至今誰也不知毛是去了哪個神仙洞雲雨快活）。然後看見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以及子女們表演的狠毒殘忍大比武搞的差不多了，離天怒人怨近矣，於是突然回到北京，授命聶元梓拋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再然後拋出他自己的真正第一張馬列大字報，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以及他們的公子公主，頓時成為了老毛砧板上的肉，“造反派紅衛兵”刀下的肉餡。毛公毛婆包了一頓好餃子，全國人民吃了十多年。這些毛餃子的營養，如今還留在我們的血液里。

不過，讓毛在棺材裡感到遺憾的是，他這樣的壯舉，在真正徹底乾淨痛快的程度上，居然在他成仙幾年之後，就被他的學生波爾布特超越了，而且波爾布特之所以能夠超越毛大仙，居然還有華國鋒鄧小平接力助力！

有這樣光輝傳統不朽業績的共產黨，如果還能繼續扛起血紅的旗幟，“改過自新”，繼續成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納粹黨為什麼不能在對希特勒”一分為二“的基礎上，在德國繼續執政？今天的柬埔寨，為什麼要永久唾棄紅色高棉柬埔寨共產黨？鄧小平為什麼要接受李光耀同中國建交的條件，讓新加坡馬來西亞共產黨繳械投降？（人家新共馬共還真的是抗日有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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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言

留言時間：2013-03-07 17:01:59

"二戰以後，納粹的組織從價值理念上是被徹底摧毀了，而中國的文革是以宮廷政變完結的，沒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問題，從上到下的基本幹部隊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歷史各個時間互相交錯互相疊加。鄧小平堅持的還是毛澤東那一套，是這個執政黨若干年的那一套——中國的文革並沒有結束"

好帖，大頂！

順便透露一些，胡老哥做的事情，跟蹤貌似特務的事情俺小時候也做過，也是最後跟丟了，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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