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高伐林-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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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	2013-03-07 16:40:55

　　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价值理念上是被彻底摧毁了，而中国的文革是以宫廷政变完结的，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从上到下的基本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各个时间互相交错互相叠加。邓小平坚持的还是毛泽东那一套，是这个执政党若干年的那一套——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

　　老高按：两个多月前，收到中国作家胡发云委托他的美国朋友、长篇小说《如焉》的英译者安居先生寄来的一本厚厚的杂志：《江南》文学丛刊的《长篇小说月报》2012年5期。这一期，是胡发云专号，全文刊发了他35万字的“直面书写‘文革’”的长篇小说《迷冬》，两篇关于《迷冬》的评论：一篇是女学者邢小群的《〈迷冬〉印象》，一篇是前辈学者姜弘的《真诚与虚妄的变奏——初读〈迷冬〉致胡发云》，还有一篇胡发云自己的演讲稿《青春的狂欢与炼狱——2008年武大讲座》，显然，杂志的编者认为，这篇演讲稿能够帮助今天的年轻读者了解胡发云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
　　知道胡发云写这部关于“文革”的长篇小说已经好几年了，从侧面随时得知他创作的进展和困顿、畅快和苦闷。现在我还在仔仔细细地读这部作品，引起我很多思索——作品所写的“湖城”，就是以武汉为原型，我也同样经历过那个岁月，读来相当熟悉，不过尚未读完，先不想说什么。而我手头正有他2008年在武大演讲的录音记录稿，在网上似乎也曾看到过，这里贴出来，供大家进一步反思文革。我看了一下《江南》文学丛刊发表出来的这个演讲稿，只有个別文字做了点处理，大体上还是符合原貌的。让我不禁感到惊讶！不过，文末那样的文字，还是被抹去了。
　　顺便预告，胡发云的这部长篇小说《迷冬》，将在这个春天出版。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在武汉大学讲文革

（2008年5月现场录音记录稿）

胡发云

胡发云（胡发云提供）

　　各位，晚上好。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学生们谈恋爱的时光（笑声），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文革。

　　40多年过去了，确实非常非常漫长，漫长到足以长成两代大学生，但是文革-——这样一件搅动了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个重大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告退，尽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让大家忘掉它们，把它们从我们的历史典籍当中毁掉，从那些过来人的脑子里面把它们挖掉，但是跟数千年以来那些当政者的努力一样，我想文革会呈现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们彻底地对它进行清理、思考，并且让它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时候，它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正常的事情。
　　我想今天给大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文革。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随机地挑选了七首歌（指讲座开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语录歌，造反歌等），还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虽死去》。他还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来看看。胡杰是一个非常棒的电视人，他在电视台上干过多年，是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但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他毅然辞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自费去挖掘历史真相，刚才我们看到的《我虽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反映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记录片。这部影片所以送给了你们学生社团联合会，是因为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众影院或是电视台看到，但是对于一代年轻的学子，我想，你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文革很早就开始了。也一直在强调一点，一直到今天文革并没有结束。那么我想从我们这代的青少年谈起，也就是说，从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经历的文革来谈谈我对文革的一种感受、认识和反思。
　　我是1949年生的，很长时间被人家美誉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小时候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常年是听着这些美丽的充满了壮丽的梦幻的儿歌长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包括像《让我们荡起双桨》。1949年让中国社会的形态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急剧的转变，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它会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充满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鲜感，它的豪情壮志，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全新的社会语言，让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师们，在那一瞬间都糊涂了，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我们很长时间里面是把1949年10月1号当作我们民族国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那么就是说在1949年10月1号以前，我们的祖国是不存在的，她从1949年10月1号才开始诞生了，一个民族国家才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样的一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一种宣传，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陶醉了。在这样的一种陶醉当中，我们这群孩子的父母亲，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们给孩子的教育，都跟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高度的极端的一致。从小我们听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组织的话”，因为组织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的化身。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听老师的话”。那么，这四个方面对于一个混沌未开的、所有的资讯材料全依赖自己的师长父母和国家宣传机器而获得的这一代人，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就必然地打下了这样的时代的烙印。刚才我挑了七首歌，首先是要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第二是热爱领袖，热爱领袖在其后的十几年当中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领袖就是一切。然后呢，要坚决革命，勇于斗争，要把一切敌人消灭干净。那么刚才看到的一个短片的开头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那些平时如此儒雅的女生，她们在实践着多少年以来我们的政治教育、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教给她们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脚踢，在几个小时当中结束了自己一个老师一个校党支部书记的生命，而她们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她们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经地义的、符合革命的道义原则、符合我们多少年教给她们的这样的一种革命伦理事情。

　　我记起来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这一类的东西，刚好他过一座桥，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一个小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确实……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地主是这样的一类人,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边那样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说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受了十七年的这样的教育，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极其成功，通过家长、老师、学校和各级组织，以及到我们全部的宣传媒体（当时没有电视），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通过正常渠道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书刊教给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种最单一的食品，他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种食粮。所以在这一点上，数千万的青少年（我说的是在校的）就顺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
　　当这些人过了十年以后，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回头控诉文革，说文革耽误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弄得我回城无路，那么我想说一声，当初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起码在我的视野里）是反对文革的，是拒绝走进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触的。文革对于这样的一批青少年来说，不管是初中学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迎来了一个自己的节日。我记得当时，在文革前几个月，我写过一首很短的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因为在文革前的17年，我们一方面受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教育，英雄主义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极端的乌托邦的教育，但同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内心做着极其艰苦的挣扎，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的痛苦，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当你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当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以后，当你身上萌生了某种爱意，或者被别人关爱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那么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天生就具备的，你有个人的一种情怀，你有思念，你有去阅读许多和这相关的书刊、去看很多与此相关的电影这样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刚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学乐器，不是用乐器去演奏我刚才放的那样的乐曲，而是能够表达一个个人的内心的情怀的甚至是私密情怀的这样的一种音乐。那么当时的青少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身心分裂极端矛盾痛苦当中，而在当时，可以说后来文革所有受害的领导、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家长，都参与了谋害自己孩子的过程，他们谁都不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在这个世上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甚至大半个世纪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真话。我想，可能是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让所有的中国人，特别让中国的明白人闭上了嘴。

　　我们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级小学生，到了第二年，学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老师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一些老师已经到操场上扫地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更没有人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说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个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对我们隐瞒真相，所以当隐瞒真相的这些老师在九年以后，他们自己在校园里受到冲击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许多右派的干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为走资派拖到舞台上操场上或是大街上游斗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们说话，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时候，恰恰是有劲没地方使，我们当时有很多同学密谋要去越南打仗，要去帮越南和美国佬打仗，因为当时越南已经开始跟美国干起来了。越南的那样一种艰苦卓绝的战争，通过电影，通过歌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优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会拍成的电影，还有一部话剧叫“南方来信”——把整个越南的战争，无限地诗意化了。本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常感慨，我们要早生几十年多好，我们可以去爬雪山过草地啊，我们可以去抗日战争啊，我们可以去打蒋匪啊，我们可以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代。

　　那个时候，我刚才说到，整个社会开始营造一种气氛，一种高度的戏剧化的气氛，一开始的时候是美国打过鸭绿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美蒋特务还潜伏在大陆，经常要办这样的一些展览，哪个地道里边抓住一个老头，胡子已经一米多长了，他在地道里面生活了十几年，天天在底下发电报。然后还有谁家谁家水缸里面躲着个什么人。街头上修皮鞋的是特务头子。这些东西真真假假，但它营造出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气氛。而我们许多儿童读物，它也是在渲染这些东西，我记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让我感到恐惧的连环画，有一个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半夜起来听到父母亲的房间有滴滴哒哒的声音，他出于好奇，他从门缝里偷偷一看，他父亲在那儿发电报！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电影，他就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要自己的父母，还是要革命，所以最后他决定检举揭发自己的父亲。这个晚上他偷看他父亲发电报的这样一个画面情节，让当时五六岁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说，你身边就有一个大坏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亲。所以当时我们这代人就在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情绪当中慢慢长大的，越长大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多，我们面前的危险也越多，我们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围当中，苏联老大哥没有叫几天，然后说苏联变修了，苏联要我们还债，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饿肚子。然后呢，印度在喜玛拉雅山那一边打起来了，然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开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国主义打越南是想通过越南进攻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全世界的邪恶势力的包围当中。每一个处于这样这种戏剧情节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戏剧化了，也都把自己作为戏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这样的角色当中，陶醉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当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变成一个他所羡慕的小英雄一样。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我当时读书的那个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当时穿风衣的在电影里面全是特务。（笑声）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但被我们几个学生看起来，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几个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觉得他是个特务，我们当时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那个时候太小了——我们就处于这种情绪当中。

　　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并且警告大家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起来夺取我们的政权。就睡在我们身边是很可怕的，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睡在身边的到底是谁，但是毛泽东是个语言大师，他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各个地方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人物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苏联的头头，苏联变修了就跟他有关，他是个大坏蛋。
　　整个的这样的局势让我们处在一种极端紧张的兴奋的带有快感的一种斗争状态中，这种斗争状态像斗牛场上关在牛栏里面的牛，像赛马场上关在马厩里的马，那个蹄子在焦躁地刨着，那个眼神是那种焦躁不安的，要等待着冲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刚才念到的那首诗一样——“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他想冲出操场、教室，书桌和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笼。”
　　整个学校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是极其枯燥极其压抑的。不管什么人，他都把青少年作为自己改造、培养、教育的对象，甚至连家长是地主的，他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歌儿唱，没有电影可看，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看，而强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给他的一切。处在当时那个状况下的青年学生，今天如果如实地扪心自问，当听最高统帅一声令下，说可以不上学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岛，你可以去干你想干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干，那么这样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是一个运动群众的大师。

　　我所在的学校是原来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40多年的渊源关系。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武大的教职员工和很多著名学者的子女，我们学校的第一次运动，或者说是由此而发轫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号，这个时候高三的学生已经在填志愿了。各种动荡外部信息不断地通过广播报纸传到学校里面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整个气氛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敌人。这么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知识分子、老的革命文人，他们竟然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这样的一种参与到社会斗争当中去的热情被点燃了。那天的运动非常偶然，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就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了，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
　　从六月一号的这次偶然的革命行动开始，高三的学长们就没有上过课了，一直到十年以后。所以，当这些人以后顺应着某种主流话语，说“四人帮”夺去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我笑着说，是你们自己掺乎到当中去，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出来，王洪文还在上海什么工厂做他的保卫干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还没有“帮”起来。我说你们自己当时愿意这样子，我当时也愿意这样，我们那时不想上学了，认为学校的这种严酷的教育，这种极端无味的与青春欲望冲突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学生愿意再把学上下去了。
　　紧接着一来，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旧了。破四旧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个牌匾是封资修的，把它卸下来一砸。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权力，几个社论一下来，那学生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到哪儿都得听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干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诺诺服服帖帖，你要说到一个工厂去，说你这个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厂长都得出来给你赔不是，说马上放、马上放。所以当时学生的那种感觉，从十多年来被管教的一种角色，突然变成“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非常痛快。
　　然后，可以串联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是没有出去旅游的条件的，当时收入都不高，承担不起交通费用，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计我们班呢，四十几个同学，没出过省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几块钱到北京玩一趟。现在，突然让他放飞，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别是去见他们最神圣的领袖毛泽东。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人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后怕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让数千万的学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体验，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拥挤的火车。
　　我记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点，1966年10月31日晚出发，而当时因为出发的列车站点比较多，我们从武昌走到汉阳火车站，上车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大笑）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后跟儿。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只脚的地方，就那么一二十公分，当你这只脚站累的时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这只脚拔出来，然后另一只脚再放进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车都是这样。卫生间里，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挤了上十个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么窄小的一点地方，人头尾相接一溜排满，那可是最好的卧铺。原来的行李架就是几个钢筋上面拉了几根绳子。然后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两三个人的，但必须蜷着腿。最绝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扁担上面睡觉，它比扁担还要困难，因为扁担还有长度，它的长度不够扁担那么长。但是大伙一点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时站了二天三夜，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没有上厕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车以后鞋脱不下来，裤子脱不下来，下边都肿了。但就是这样，依然前仆后继，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后，见了毛主席，逛了颐和园，看了北大清华，也都满足了。然后有的人就继续往延安，往井冈山，往很多革命的根据地或者不革命的风景区去逛去了。这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能量的散发到了一种极致，再苦再累再饿，大伙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当时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你到哪儿去都是免费的。到了北京，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来了！”非常热情，每人发个乘车证，每人发饭卡，对于有些原来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较好的十几天，早上有两个大馒头，一个咸菜疙瘩，一个煮鸡蛋。中午，你如果回来，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还带一点儿荤。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国转了一圈以后，身上带的5块钱一分钱没花，反倒还多出来10块钱——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钱的。拿个学生证登记一下就行。回去以后再还。于是有些人就带了10块钱回来。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就靠这10块钱过了好几个月。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这一代年轻人，他开始体验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一辈子没有跟女生正眼看过的男生，他的初恋就发生在串连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个车厢的女孩。因为那时候没谁管得了他们，他们是革命小将。这让我想起来老革命们在打下了一个城池之后，特别让部下给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下属，就把她调过来做自己的老婆。那么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这种风采。（笑声）当时，我记得好几个同学回来以后都说，这次令自己最难忘的，第一个是见到了毛主席，第二个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后还留了她的地址，还在通信。当然那些信现在看来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句谈恋爱的话。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跟一个异性写信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所以说，这样的革命谁不喜欢呢？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可以揪斗人。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能够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文革是1966年5月16号开始的，刚才记录片里的5·16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5·16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有一批人举手）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的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6月初被揪出来的，6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三家村”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24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两个地方，一个是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这个概念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要造省委市委的反的争论，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1949年以来的一贯做法，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旧市委的二月兵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搞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稍有不从，他们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份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
　　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13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界定的后来叫作“造反派”的一批学生。
　　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几乎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其中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由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红五类干的，这个组织中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武大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他们原来是没有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

　　革命造反发展到1967年的1月份，上海开始夺权，中央肯定了这一次夺权，武汉也就这样就进入到文革的夺权阶段。夺权的过程各地不一样，上海因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里当后台，夺权非常顺利。武汉因为当时有省市委和他们原来支持下的老红卫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组织，和后起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这个夺权就变得非常复杂，一直到后来发生了武斗。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1949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武大有二个学生在武斗当中死了。一个叫古朝明，一个叫刘什么胜，1967年死于武斗。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被埋在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当时还建了一个碑，这个碑和人民纪念碑一模一样，就是小几号，大概两三个人高，连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死难烈士万岁”。后面是他们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这个碑估计在那儿存在了两三年，后来被挖掉了。这个碑被挖掉也预示着造反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各级政权的秩序基本上恢复。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好，省市委的领导也好，只要是上了一点岁数，50岁往上，你看那个履历，1969年入党，1972年当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干事，1975年干什么，就是这些人在当时是得势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权的，他是整个文革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那么，十年文革，这些人干了什么？这些人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我那本书，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那么我说的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经历，这种心路的历程，让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拿起文革那一套的东西来。你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在文革当中的表现？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这些在位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难言之隐，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三个阶段，1969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九大召开……一直到1976年，这7年当中，主要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斗争，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和初期的两三年当中，老百姓和各个阶层，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自发的或者说在某种旗帜的掩护下，来进行个人利益的诉求——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要把文革研究透，这几个阶段，我们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会张冠李戴。
　　第二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文革的发展不平衡。
　　第三个，同样是一个口号，一个领袖，一个旗帜，这个旗帜下的人呢，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在文革最兴旺的时期，武汉地区估计有几百个组织，还是叫得上名字的。当时有——我刚才说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红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为主体的组织，有那种有工人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问题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还有激进的工人造反组织，同时还有什么组织呢？还有合同工的组织，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很简单，他们把这个挂到走资派头上，他们要求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们因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1965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农村，进行一种惩戒性的劳动。你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是在当初的反右运动当中被打下去的干部，所以当时他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权利，把他发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后来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我不是说邓晓芒，他没参加，“我们要返城”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
　　还有一个组织，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文革史专家都没有注意到，但当时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国一九五七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一批右派自己开始起来为自己甄别平反，并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诉。他们当时的提法就是，毛泽东今天反对的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初打我们为右派的那些领导人，那么，他们如果今天错了，他当初打右派也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党的很多这种思路，他们是潜伏已久的阶级敌人，他们当初打右派，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路线，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一种组织，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对于当时文革当中的种种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起来打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但每一个组织都不能摆脱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这个利益。把这样的历史和这样的人群弄清，也是我们进入理解文革的一个途径。

　　文革结束以后，上面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发明了一个“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尽管这两个集团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甚至有时候还是互相斗争的，互相有些牵扯的，但是一旦形成这样一种话题，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觉得这样说比较方便，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会得罪现任的领导，因为现任的领导为他平了反，给他恢复了工作，你不能说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么很可能还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还要穿小鞋，所以这样一种历史的迷雾，就被这些人一直就这么吞吐的，到今天就越来越浓厚，越来越迷蒙，让后来的人可能永远在他们的叙述语境中走不出来。
　　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是1976年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德国战后，他们为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为他们的纳粹运动，做了极其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中国做不到？我说，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价值理念上是被彻底摧毁了，他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尽管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倾向的群众小团体，但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基本力量。我说，你要搞清楚，中国的文革是以一次宫廷政变完结的，类似于玄武门之变。那么这样的一次政变，他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而从上到下的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的各个时间是互相交错互相叠加的，这样一支队伍，你不可去清理他，况且这样一个队伍在很长的时间里边，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号，要打毛泽东的旗号，就像华国锋，完成了玄武门之变以后，他依然是要执行伟大领袖的遗愿，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一切去做，尽管后来邓小平把他作为凡是派打下去了，邓小平坚持的，从骨子里面，从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还是这个执政党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它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迎来一个真正的我们觉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这么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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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河人

留言时间：2013-03-09 08:42:43

可怜的中国人，自以为普世民主自由平等。傻子猪羊啊！表面上的东西说说而已吧。其实利益控制争斗没有国界、国籍之分，只有团伙之分。由来已久。毛泽东的霸王气是学习前人的，他现在也同样是让后来统治者学习的前人。

胡先生这类好心文人距离统治者太远，呼唤三民主义争些民权民生不要活得太惨有点用，对结束被统治地位没有用。

如果说利益团伙争斗不断，那文革只有方式变化永无结束。

愚人经历文革。但是10年前听到关于为什么搞文革的解释令愚人震惊不已！而每每想起只好摇头一笑。文革系外力发动，目的：搜刮民财(民间黄金白银珠宝古董被再次搜刮)。至于林彪出走，当然是为结束文革。而林未必913没了。

阿牛、老高，你们怎么看？

刚刚接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文革红卫兵的电话。是哥们儿。真Dmd神了。

祝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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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3-08 13:15:34

怎么没有人打倒批斗胡发云啊？怕他，可以揭发批斗俺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的革命觉悟与积极性到哪里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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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3-07 23:51:37

好帖！
从一个亲历红卫兵的角度，从一位现在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回忆思考，在党国的天地下，胡发运其实已经几乎和盘托出了中共整个统治集团的残暴荒谬与文革真相，呼之欲出的是：什么时候“文革”才会结束？中共垮台交由民众与历史审判！
中共从在苏联代表主持下在上海组织成立起，就开始了极为残酷的内斗。到夺取政权之后，这种内斗一天也没有停止，其手段一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请君入瓮，食肉寝皮。这种“同志内斗”也就罢了。最可悲的是，他们掌权之后，党恩外推，“同志”扩大化，在从人格侮辱到残酷打击甚至疯狂杀戮“阶级敌人”的同时，由于“敌人”永远“只有一小撮”，同志们很不过瘾，于是同志们之间就必须同样掏心挖肺食肉寝皮，共产党才活得有滋有味。可悲的是，从刘少奇周恩来到时传祥这样的掏粪工到李达这样的一大代表和公开自动退出共产党的蒋介石时代合法公开并且有声望的马列哲学学者，都是“同志”，都要接受同志式的残酷批斗，被同志们食肉寝皮，烹心煮肝。
文革就是毛泽东在进了京城之后一直开始考虑的鸟尽弓藏，去掉刘少奇这个延安时代首席轿夫的最后一幕。高岗事件，就是利用高岗搞掉刘少奇，可惜高岗斗不过刘少奇，老毛也发现这个陕北土冒不中用，被赐死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刘少奇同苏联的渊源极深，毛当时还不敢公然得罪莫斯科）反右大跃进，刘少奇都屁颠颠亦步亦趋。最后大跃进成就了毛刘造成人相食要上书的无可逃脱的记录。过去一切恩怨情仇不算，但是要谁扛大跃进的屎盆子，毛刘就必须决斗。冲着刘少奇同莫斯科的渊源，毛公开同赫鲁晓夫翻脸，搞起了“反帝反修”。刘少奇比泥鳅还滑，反莫斯科毫不含糊，批修正主义不怕把自己和毛泽东当年说过的吹捧苏联以及各位苏共领导人最肉麻的话都拿出来批得比自己拉的屎还臭。
毛再来一个高招：学蒋介石“隐退”，不当国家主席，让刘少奇当“元首”，不但隔三差五要沐猴而冠去接受阿尔巴尼亚到赞比亚大使的国书，还要统管全国党政军民吃喝拉撒，要恢复生产，为大跃进恶果擦屁股，还要声嘶力竭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思想旗帜，言必颂毛。这边厢，老毛除了到杭州“赏花”到滴水洞滴水，广播龙恩下龙种，还以最高权威“反对派”的身份挑刺找茬，煽风点火继续强调“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四清运动”的前戏。
刘少奇见招拆招，你老毛要搞阶级斗争，好办。无非是把地富反坏右死鬼再往死里整，食肉寝皮之后再熬油。还要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也好办，无非是把新鬼指标翻番再翻番——反正你老毛要把全中国人都整死完毕才能轮到我刘某。
老毛也领教了刘少奇的厉害。这好办，就让你再整死几百几千万，打我老毛的旗号也行，我就不信你刘少奇一定要最后一个死！
于是就有了516通知，有了文革，有了胡发云叙说的历史。老毛发了516通知，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以及整个一伙，绝对明确无误的感觉到了老毛的杀机与凶相毕露。于是乎，他们不需要开会商议，单凭本能，就知道怎样自保：扛起毛的旗号，对“一切阶级敌人”残酷打击，由自己的子女来当仁不让地做党卫队冲锋队，把那些本来就同他们这样的灭绝人性的共产党不同类的一切四类五类九类分子，开刀问斩，甚至开膛剖肚，在所不惜!你老毛不就是要比狠毒残酷吗？我们以及我们的儿女们，拿出来狼心狗肺给你看!
老毛冷笑乐三天，你刘少奇还嫩了点啊。就像当年他把高岗交给刘少奇宰割一样，这次发完516通知，他把文革大权乃至党政一切事务（除了军队），全部交给刘少奇，自己溜出了北京（至今谁也不知毛是去了哪个神仙洞云雨快活）。然后看见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以及子女们表演的狠毒残忍大比武搞的差不多了，离天怒人怨近矣，于是突然回到北京，授命聂元梓抛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再然后抛出他自己的真正第一张马列大字报，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以及他们的公子公主，顿时成为了老毛砧板上的肉，“造反派红卫兵”刀下的肉馅。毛公毛婆包了一顿好饺子，全国人民吃了十多年。这些毛饺子的营养，如今还留在我们的血液里。

不过，让毛在棺材里感到遗憾的是，他这样的壮举，在真正彻底干净痛快的程度上，居然在他成仙几年之后，就被他的学生波尔布特超越了，而且波尔布特之所以能够超越毛大仙，居然还有华国锋邓小平接力助力！

有这样光辉传统不朽业绩的共产党，如果还能继续扛起血红的旗帜，“改过自新”，继续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纳粹党为什么不能在对希特勒”一分为二“的基础上，在德国继续执政？今天的柬埔寨，为什么要永久唾弃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邓小平为什么要接受李光耀同中国建交的条件，让新加坡马来西亚共产党缴械投降？（人家新共马共还真的是抗日有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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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言

留言时间：2013-03-07 17:01:59

"二战以后，纳粹的组织从价值理念上是被彻底摧毁了，而中国的文革是以宫廷政变完结的，没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问题，从上到下的基本干部队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各个时间互相交错互相叠加。邓小平坚持的还是毛泽东那一套，是这个执政党若干年的那一套——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

好帖，大顶！

顺便透露一些，胡老哥做的事情，跟踪貌似特务的事情俺小时候也做过，也是最后跟丢了，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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