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真实“文革”须读第一手史料-高伐林-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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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真实“文革”须读第一手史料	2011-03-24 16:37:32


	“文革”是上一个世纪与纳粹灭绝犹太人、斯大林肃反、波尔布特屠杀国民並列的最大浩劫之一。虽然中国官方至今对“文革”研究和出版限制甚严，但近年来海内外还是出版了大量“文革”史料和研究专著，其中许多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最有价值，就像puzzle拼图一样，帮助后人一点点接近复原历史原貌　　按：读者lesson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留言说：“全面否定文革，实在是害了一大批改革开放后上大学的年轻人。”“中国人需要的自由和民主的实质是什么？……包括经济民主：有工作权；没有失业；政治民主：有权监督人民公仆。就像文革时期那样！当然，文革中的过激行为，属于自由、民主前进中的问题。我么（们）不能因噎废食。” 　　我回答其留言说：我不知lesson是否经历过“文革”，对“文革”了解多少。“文革”是与纳粹对犹太人搞种族灭绝、斯大林搞肃反、波尔布特肆意屠杀本国同胞並列的二十世纪最大浩劫。当局对“文革”口称“彻底否定”，但实际上列为禁区，致使“文革”中许多事件、问题远远没有揭开盖子，许多罪行没有得到清算。这才使许多人还对“文革”有某种正面的想象。　　当然，具体到“文革”中许多人物和事件，不能“非红即黑”，而要具体分析。实际上，江青也好，聂元梓也好，都並不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就是彻头彻尾的野心家；而周恩来、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未必那么值得称颂和同情。　　我感谢lesson向我推荐了一个视频。但我也对他说：关于“文革”真相，虽然中国当局不让讨论，但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全世界出版的史料、回忆录、研究专著浩如烟海。若有时间也给你几个链接，供你了解对“文革”的研究概貌。　　这里我就想向lesson和更多读者推荐一篇周原的论文：《文革史料和史料学概述》。　　从“文革”结束，到我九十年代出国为止，只读到一本国内出版的关于文革史的书，就是严家祺和高皋所著《文革十年史》（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1987年就在国内出版了《大动乱的年代》，但我当时没有读到）。出国以来，则读到了上百本关于“文革”的研究专著和文革史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出版的。　　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文革大字报精选》《内蒙文革风雷》《回首文革》（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以及吴德、陈伯达、吴法宪、王力等，以及聂元梓、鲁礼安、吴焱金等许多群众组织负责人对亲历事件的回忆录。　　虽未正面以“文革”为主题，但是涉及“文革”的书，就更多了，例如《晚年周恩来》《林彪事件全景调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及更多人的回忆录。　　外国左派、右派学者研究“文革”的书，也看了一些，因为我英文不灵光，阅读速度太慢，多半看的是中文译本。　　研究专著良莠不齐。例如，柯云路的《極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過程分析》（明镜出版社）就比较离谱。其内容提要说：“本书论证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守主义力量的一次全面大反动，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在革商品经济的命。而这样一个‘大革命’，又是通过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表现出来的。”他是这样归纳“文革”的本质的！　　我觉得，要了解真实的“文革”，还是要更多地阅读第一手材料，主要是“文革”的史料，以及各色人等的回忆录。看史料，不能光看当时的中央文件、毛泽东等领导人讲话，以及报刊的社论，也不能光看当时的许多群众组织所出版发行的小报，更要看当时的各种文件、简报、内参（现在已经揭秘很多）。史料、回忆录必然有局限性，而要克服其局限性，就是要互相参照着来看。（顺便说一句，我听许家屯回忆其经历，就阅读他在江苏的同事许世友、江渭清、刘顺元等人的几厚本回忆录，作为参照）　　我2006年回国时，国内几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宣传部门三令五申，严控出版关于文革研究（那年正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的书，许多书稿和选题，都压在中宣部的审评组。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还是出版了若干。而海外的“文革”研究，更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下面这篇文章，介绍得比较全面，可惜只介绍到2006年，那年，在纽约举行题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为题的大型研讨会，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欧洲的數十位华洋学者出席演讲、书面提交论文。本文作者周原是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他宣读这篇论文时，我也有幸聆听。　　最近几年，随着电脑、印刷技术的改进和普及，许多普通人也能够自费印行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或者研究专著，很值得来一番巡礼！文革史料和史料学概述周原　　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这是史家共识。现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甚至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　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注1〕文革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中国通史还是断代史研究，也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还是中共党史，史料学的专著专论都早已层出不穷。〔注2〕因而，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学的探讨，决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有前人丰硕的学术成果可以借鉴的。　　当前，研究和促进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刊发，不仅是文革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文革的发动距今已经四十周年，亲历者中当年的少年已是“知天命”者，青年步入耆年，而当年中年以上的亲历者则日见稀少。群体记忆正在逐步淡化，日益模糊。鲜活的个人记忆也被岁月剥蚀，并随著记忆者的离世而消失。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虽然在系统地整理、出版文化遗产、历史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之下，在整理、刊发文革史料、特别是原始资料方面，却是少之又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状况在短期内，恐怕难有改观。然而，文革期间的一些原始资料，特别是那些非正式出版物和印刷品，包括红卫兵小报、内部学习和宣传材料、群众组织印发的传单等等，当年就缺乏系统收集，已收入各级图书馆的，如今又大都尘封日久，乏人整理。这些史料，纸张变黄发脆，墨迹淡化模糊，以至虫蛀发霉。这类史料，急需抢救整理。　　研究文革史料和发展文革史料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史料的调查和对其源流与价值的分析，给研究者提供参考，给有志于文革研究的青年学人指点门径；另一方面也希望籍此引起文革研究的学者、图书馆员、档案工作者及关心文革研究的人们的关注，并一起来参与和分担收集、抢救、整理和发布文革史料的重要使命。要知道，搜集、抢救、校勘、整理及刊发文革史料不仅会推动今天的文革研究，而且也会为文革研究的持续进行和将来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基础。 ◇　文革史料的类型　　一般说来，文革史料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即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包括文革时的实物如红卫兵的袖章、旧军装、旗帜，各种毛泽东像章、纪念章，批斗会上用的高帽子、黑牌子，打人用的铜头武装带、木枪。再如武斗时使用过的各类武器、宣传话筒，死伤人员的血衣，等等。实物史料也包括重要历史场址、遗迹，如大规模武斗的历史遗址，关斗黑帮的牛棚，“五七干校”的旧址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等等。音像史料包括文革时期录制发行的录影、录音资料以及图片画册，诸如记录片、样板戏影片、电视节目、歌曲集、唱片等。文革时期大行于世的招贴画、宣传画以及其他照片、幻灯片等也是珍贵的史料。口碑史料包括所谓口述历史、民间口耳相传的文革故事、往事、传闻等，但这一部分资料势必要记录成文字或经录音、录影后，才能成为史料。最后一类为文字史料，这类史料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记录史实最具体、详细，是文革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如果依时间划分，文革史料又可分为（1）文革期间产生的史料，和（2）文革结束后产生的史料。本文先集中谈一下文革期间的各种资料，而将文革后发布的史料放在第二部分，即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发布与研究部分一并讨论。　　根据发布和制作的方式，文革期间产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为：（1）正式出版物，（2）非正式出版物，（3）非出版印刷品，和（4）非印刷品资料。以下就每一种类，做一简要介绍分析。一、文革期间的正式出版物　　文革期间，特别是1966到1969年间是正式出版物十分凋敝的阶段。各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许多报刊被迫停刊。图书的出版发行则呈畸形状态。一方面，图书出版的种类和数量，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图书出版，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则一版再版，发行量连创纪录。尽管如此，文革期间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基本资料，例如，被视为当权者喉舌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此外，《文汇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等也含有许多重要史料。至于各省市级的报刊虽然连篇累牍地大量转载新华社、中央及上海报刊的内容，甚少新意，但仍然记载了各地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反映出该地文革进展的特点，不失为研究地方文革史的基本的、也是比较易得的史料。在期刊中，文革中期出现于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以及后期的《北京大学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等都收有相关时期的有用文献。至于图书，为配合各个时期运动重点而出版的毛泽东最新或专题指示汇编，各种政治运动的小册子，政治学习辅导材料，大批判文集，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等宣传品，甚或样板戏剧本及少得可怜的文学作品，都可成为研究文革某一阶段或某一专题的有用资料。二、文革期间的非正式出版物　　这类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众组织、红卫兵等印行的各类小报、刊物、海报、传单和小册子等。其特点是虽无正式出版社介入，却是公开出版，旨在发行、广为流通的。这类出版物主要见于文革之初的前三年(1966-1968)。与当时官方出版物一派凋敝的景象形成对比的是此间非官方出版物的空前繁荣。初步估计，仅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类小报一项在全国就有八、九千种之多。小报主要是自办自销，流通则或免费散发，或沿街叫卖。有些影响较大的小报，则可以通过邮局订阅。如此众多的非官方报纸在数年间广为流行，这种状况不仅是中共建国以来所仅见，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报刊史上也是空前的。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著文革带来了出版自由。事实上，文革的领导者们对这些非官方的小报采取不仅容忍而且支持的态度，是由于它们在深入发动和推进文革的许多环节上起到了官方舆论工具所起不到的作用。而一旦有人胆敢利用小报挑战当局或“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定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由遇罗克主笔并参与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因发表挑战中共阶级路线的《出身论》等文章而遭取缔的事例，就是一个明证。　　总体上说，群众组织的小报，特别是铅印发行、质量较高的小报是反映这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系统、某一单位、某一组织文革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最系统、最详尽的文字，也是我们所知的现今保存较全和整理较好的史料。对于文革初期的社会运动，基层情况，特别是地方文革史的研究来说，小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有时甚至是现今仍存的、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　　文革期间的非正式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群众组织出版的刊物，其在种类上大大少于小报。而且，不定期出版的或专辑、专刊性质者居多，定期出版的刊物则比较少见。这恐怕是与文革初期运动发展疾风暴雨、政治气候瞬息万变，出版周期偏长的定期期刊不能满足群众组织在政治宣传、舆论造势以至派性斗争方面的需要所分不开的。三、文革期间的非出版印刷品　　这部分资料专指那种文革期间印制的，限于小范围使用或仅在特定范围内流通，不对公众发行的印刷品。例如，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文件、讲话汇编、各种内部学习资料、大批判文集、大字报选以及斗私批修的心得等等。这部分资料的特点是种类庞杂，数量极多，内容常有重复而发布范围较小，给收集、挑选、鉴别和校勘带来一定困难。尽管此类资料并不都有收藏价值，但其中有重要价值者也很多。如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收集了许多未曾正式发表的毛的文稿、讲话、批示和谈话。又如篇幅不一、版本各异的《中央首长讲话汇编》，以及运动各阶段，如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风的档案、讲话、学习材料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对这部分资料的整理发布，已有一些成果，后文将予介绍。另外，还有一部分数量很大的、属于这一类或上一类(即非正式出版物)的油印资料，包括油印小报、毛、林指示和首长讲话传抄、快讯、传单及大、小字报等。这部分资料内容更杂，纸张、油墨和装订质量最差，已经散佚和正在散佚的数量最多，急需抢救。总体上说，非出版印刷品、特别是油印的资料在收集、挑选、整理和发布工作上，难度最大，目前已有的成果也最少。　　非出版印刷品中，也包括少量官方印刷的、供传达、学习和执行的档案。这类档案常常用来指导运动，反映文革领导人和各级权力机构的意图、政策、计画、和对运动的判断，　对于文革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档案因当年冠以的保密级别和发放的范围不同，收集的难度也不一样。四、文革期间的非印刷品资料　　这类史料中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是各级各类档案。尽管文革期间各级政府部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商学各个单位都没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档案的工作。档案的内容品种很多，包括指示、会议记录、简报、总结、统计、下达的档案和上报的材料等等。除此还有个人挡案，包括所谓专案材料，像本人写的检查、“交待”，他人写的揭发、检举、证言等。档案提供原始资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一些档案已经经过废品回收站，在国内一些地摊上可以买到。当然，开放文革档案，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档案供研究者使用，看来仍是遥遥无期。　　除档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资料还包括大字报、小字报、日记等。大字报、小字报除当时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凤毛麟角了。个人笔记、日记得以留存的机会应比大、小字报大些。这些资料，特别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资料。 ◇　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一、文革期间的工作与成果　　对文革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大陆境外自文革期间就已经开始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和欧洲都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其中比较著名的如香港友联研究所，它在文革发动后不久就开始著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也做了一些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如该所编印的《红卫兵资料目录》(1970)，著录该所收藏的红卫兵小报561种；又如该所编印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　(关于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缩微胶卷型式出版的《中共资料剪辑》(1974)。《中共资料剪辑》共1，447卷，含该所收集的文革期间的各类简报资料，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教育、财政、侨务等。在台湾，搜集比较用力的单位有中央图书馆、国立政治大学及其下属的国际研究中心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军情局等。台湾出版的资料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报》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专题汇编，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1973)等。这些都成为文革期间以至以后海外学者研究文革不可缺少的资料。欧美及日本等地的搜集工作主要是由设有中文馆藏的大学和研究图书馆所进行的。总的说，受资料来源和供货渠道的限制，成果有限。　　在中国大陆，当年对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级图书馆进行的，且通常为被动的收集。但也有少数主动去搜访这些资料，如北京图书馆就曾经在1966年8月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出过<把这些珍贵文献记录下来>的保存史料的号召。3　除图书馆外，大陆还有许多私人收藏，其中也不乏有分量、有特点者。在文革期间，正式出版物以外，大陆对其他文革资料的整理、发布工作，基本上没有进行。二、文革后的工作与成果 1、大陆方面的进展　　尽管文革研究在大陆仍然设有许多禁区，当局对文革研究和文革类书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较紧，不时干预施压，三十年来还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除学人们所熟知的研究文革全程的历史著作，如严家琪、高皋的《中国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等，还有许多类别不同的出版物和资料，以下就每类举其要者，罗列一二，以资说明： A、大事记及编年史性质的史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5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此书以编年体记事，自1949至1999年每年一卷，文革十年亦不例外；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5卷10　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其中第三卷两册为《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再如《共和国史记》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其卷三为“神州板荡”，记述文革十年。这类史料不但是研究者在查证某一时间、事件或史实时所不可少，还有助于研究者较系统地了解某些事件发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以至相关事件在时间上或因果方面的联系。 B、中共有关领导人的著作、文稿　　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周恩来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80)，《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邓小平文选》3卷(人民出版，1983)和《刘少奇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81-85)等。虽然这些出版物收选的著作在时间跨度上涵盖著作人的一生，但都不同程度地收有著作人在文革期间及(或)文革前夜的一些著作和讲话，无疑都是研究文革的重要资料。 C、资料汇编　　最有价值的首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3卷，1988年)。这一大型资料集由文革史专家王年一选编，包括了上千份中共中央文件、报刊社论、重要首长讲话和回忆录，对文革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其他公开出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和团结出版社所出六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1949-1995》(1996)；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49-1992》4卷(红旗出版社，1993)，其中第三卷为1966-1976年，包括总论、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文献选编及文献资料等部分。这些大书除提供一些提纲契领式的述外，最重要的是汇编了一些原始的文献与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D、纪事本末体资料　　如《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7卷　(辽人民出版社，2003)，其中第五卷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其中第三卷“十年风雨”所含为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事件；再如一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亦含有几十条文革期间事件的条目。顾名思义，这类著作以文革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记述对象，撰者力求对所事件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描述，因此在搞清某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变化以至结局等方面尤为下力，是文革研究者应该重视的资料与研究成果。 E、回忆录、亲历记　　这类资料已出版的不算太少，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众人的片断回忆，编汇成集。如者永平、关圣力等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远方出版社，　1998)；又如《无罪流放：66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等。二是个人亲历记式的回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纪希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元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以及汪东兴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等。三是自传体式的回忆录，这种回忆录记述的年代，常常不限于文革十年，而是作者的一生或一个时期但含文革时期，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和江渭清的《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 F、传记、传记文学　　这类资料出版的相对较多，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官方组织力量撰写的，多为身居要职的“正面”人物所撰，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人的传记。二是传主的亲朋或属下写的，如邓榕(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黄峥编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等。第三种是职业作家采访撰写而成的，如叶永烈的王、江、张、姚以及陈伯达的系列传记，权延赤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和《龙困：贺龙与薛明》(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等。第四种是散见于报端杂志的小传，虽篇幅较短但数量颇多；也有编辑成册的，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系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 G、词典、事典、年谱等工具书　　较为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三卷本，1991年初版，2001年增订本。第一卷人物卷收有大量文革时期中共领导人的辞条，第三卷记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包括一些有关文革的条目；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又如金春明等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是一本较早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词典。年谱类如《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修订本1998)等。这类年谱看似以流水账般简记谱主生平，文献价值不高。但其实不然，细读会不时发现一些鲜见的史实或细节，有些史实是首次披露于公众或被官方证实。 H、报刊文章　　介绍、研究文革的文章以及文革事件、人物的回忆录、纪念文章自文革结束以来，就有见诸报端，随政治气候的变化，时多时少。而近年来数量有明显增加。常刊载这类文章的期刊有《中共党史研究》、《炎黄春秋》、《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纵横》、《党史博览》、《党史博采》等等。　　再有，技术革命带来了近年间电子出版物和文献数位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及一些杂志有了光碟版或网路版，虽然电子版在内容上并未增加新的史料，却给研究者查找、利用这些史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综观已有的成果，这些年来，大陆陆续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文革史专著、资料、回忆录、传记、传记文学和工具书，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革的回忆、追述和研究文革的论文也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长。这一方面反映出学者、亲历者对追述、研究这段历史难以压制的兴趣和愿望以及出版社、杂志社一些编辑人员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对文革研究在控制策略上有所变化。从以压制和限制为基本态度的方针，转变为限制性“开放”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官方、半官方性质的大事记、工具书、及撰史活动持相对开放、甚至鼓励态度，另一方面对相对独立的研究者、亲历者的撰史和研究活动则继续采取不鼓励和严格审查的限制态度，以期影响文革研究的话语，制导甚至把握话语权，把文革研究尽可能纳入和控制在官方史学的轨道。还有一点应指出的是，市场的力量对有关文革的图书、传记文学、论文等出版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这类图书、文章有广大的读者群，发行量和利润都比较大，促使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知难而上，找变通办法，打擦边球。 2.香港(台湾)方面的进展　　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环境，在出版文革资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块独特的园地，贡献很大。如前所述，还在文革期间，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出版、发表有关文革的图书、研究成果就已经在香港开展得很活跃。文革结束以来，又出版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和有关图书。这些图书资料有些是大陆学者、亲历者所撰，但不宜或无法在大陆出版，有些则是在海外和香港的学者、研究者所为。这里就重要者，作一简述。与香港相比，台湾的文革出版物实在太少，本文就不再专门设章节研究。但是今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杀劫》(图文集)和《西藏记忆》(口述史)却是意外地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西藏文革。 A、词典、工具书　　如《文化大革命词典》巢峰主编(港龙出版社，1993)，又如赵无眠编著的《文革大年表》(明镜出版社，1996)等。 b、回忆录、追述、亲历记等　　这些重要的回忆录均是涉及上层政治斗争内幕，在大陆无法出版的。如陈伯达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杨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王力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和《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张的《尘劫》(明报出版社，1997)，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开放杂志社，2004)等。 c、资料汇编　　最重要者当属《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宋永毅主编，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它开启了使用当代电脑技术保存、校勘、整理和重印文革史料的先例和风气。这张光碟共分七个部分，分别为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讲话和指示，重要报刊社论文章，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异端思潮重要文献，是由八位海外学者(宋永毅、石之瑜、丁抒、周原、沉志佳、郭建、周泽浩、王友琴)合力汇编而成。文库共收一万多篇文献，近三千万字，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其中中共档案，毛、林讲话、指示和中央首长讲话是研究文革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必不可少的原始文献。而报刊社论、红卫兵运动和异端思潮等重要文献，也是研究者做有关专题研究时，一定要研读的基本资料。与光碟一并发行的还有中英文双语的目录一册，方便使用者流览查阅。光碟自2002年出版后，海内外许多文革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编者们提供了一些未收的资料和好的建议，编委会也陆续搜集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为此，编委会对《文库》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和重新校勘的工作，于2006年年底前推出了第二版。第二版分两种版本，即面向世界各地图书馆和机构用户的互联网网路版和面向个人研究者的光碟版。第二版新增的文献有近千篇，约五百万字。而互联网版在利用文献组织与传播的新技术方面，较之前面的光碟版又进一步，　不仅具备包括全文检索在内的多样化的检索功能，而且对图书馆与研究机构而言，网路版比光碟版少受地域与时间上的限制，为读者、研究者从他们自己的办公室、居住地“全天候”使用提供方便。　　还有一本十分重要的资料是杨克林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初版，2002再版)。这是一套两卷本的文革时期的照片集，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除资料汇编外，香港还出版了一批文革研究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编，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宋永毅、孙大进著，田园书屋，1997)，《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文革大屠杀》(宋永毅主编，开放杂志社，2002)，《晚年周恩来》(高文谦，明镜出版社，2003)，《一九六八：一叶知秋—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谈起》(唐少杰著，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等等，囿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3.海外方面的进展　　近年以来，海外文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热潮，无疑是一个异军突起的领域。因本文意在介绍中文相关资料，这里就不涉及英文及其它外文的资料和成果了。 A、红卫兵资料汇编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周原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部分》二十卷，和宋永毅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二部分》四十卷，分别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于1999年和2002年出版。第一部分收入全国各地红卫兵、群众组织小报近500种，其中30多种为全套，既自创刊号至终刊全部收齐，包括增刊和号外。重要的小报如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出版的《新北大》(全)和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井冈山》(几乎全)。第二部分所收的全部为北京地区出版的小报，共　456种，其中200多种为全套或几近全套。重要的小报包括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及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由宋永毅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三部分》，计画为五十二卷，目前也已基本编讫。第三部分所收为北京地区以外其他省市的群众组织小报，逾一千五百种，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版。　　在此之前，中国研究资料中心还曾出有《红卫兵资料》（20卷，1975），《红卫兵资料续编一》（8卷、1980）和《红卫兵资料续编二》（8卷、1993）。该系列收录内容除小报外还有文革中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种刊物，是国外收集、整理、发布红卫兵及群众组织所出版资料的最早成果。　　以上两个先后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大套系列资料，收录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两千多种，范围涉及全国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对北京地区出版的小报收录尤为齐全，是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群众组织运动十分宝贵而难得的原始资料。在目前大陆各图书馆的同类收藏尚未系统整理发布、不向公众开放的情况下，这两套系列资料对文革研究者的价值，尤显突出。 b、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　　这是一套已经出版了千余册并且还在继续出版的资料汇编，是由位于洛杉矶的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选编、出版。所含资料包括1949年以来中共的各种内部出版物，其中涉及到文革的资料在已出版的部分中占主要比例。由于文献的类别、性质，汇编所含内容略显庞杂，各辑、各分册的史料价值也各有千秋，良莠不齐。但总的说，还是一套很有价值的、研究中共及文革的重要资料。 c、两种重要的工具书　　最后再介绍两种海外出版的、有助于文革史料研究的工具书。　　一是宋永毅、孙大进编著的《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该书著录1996年以前中、英、日文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文章共七千余条，分十四个大类编排，是迄今见到的规模较大、专收文革研究资料的唯一书目索引，是学者、研究者了解1995-96年以前所发表的文革研究成果的便利工具。　　另一种是由日本学者鳟泽彰夫编著的《红卫兵新闻目录》(东京博二出版，2005)。编者为红卫兵小报收藏家，是日本文革研究学会的会长。该目录实际上是一本日本所藏红卫兵小报的调查目录。该书虽以日文出版，但因书的主体是以中文著录各种小报，不懂日文的中文读者仍可借助使用。 4、文革资料的网上发布　　网路的出现，给整个资讯发布和传播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也给文革资料的发布以及文革研究成果的交流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非常有效的途径。随著网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线民的不断增加，通过网路发布文革资料和研究成果不但简便可行，少受时间及地域的限制，而且可获最大范围的读者。在突破官方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发布文革资料或研究成果设置的限制方面，也有独到的优势。因此，会逐步成为文革资料和成果发布最具活力和最富前景的一种方式。现就笔者所知的有关网站，择要简介如下： A、《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　　《华夏文摘》是海外第一个中文电子刊物(1991年)和广为人知的中文网站。其下属的文革博物馆网页建于1996年(华新民主编)，目前分为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史海钩沉、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国际风云、人物追踪、文艺作品等八个“展厅”。已出400多期数百万字。它目前的网址为：Http://www.cnd.org/cr/pref.htm. B、澳洲国立大学的“中国1966-1976电子档案”网站　　该网站目前发布有几百种文革期间各个时期的印刷品，主要为非正式出版物或是非出版印刷品，所收都是原件，扫描后以图像形式发布，原汁原味，别有一番“原始资料”的风味。惟材料组织上缺乏系统，有待进一步改进。其目前的网址为：http://anulib.anu.edu.au/subjects/ap/digilib/chi/cr/china.html. C、中国文革研究网　　该网站是近年间建立的，在观点上明显“左倾”的文革研究网站。目前列有文献、文革研究、文革口述、万象视野、百花齐放、民谣、文艺、美术、论坛等栏目。该网站选取与刊载的文章与评论，对毛泽东及其时代、包括文革，多持维护以至赞扬的观点，对后毛时代多持批评与否定的观点。该网站目前网址为：http://www.wengewang.org/. C、渤海大学文革史网站　　这个网站由位于辽锦州的渤海大学历史系所创建与维护。中国大陆的一所高校敢于创建这样一个以文革研究为主旨的网站，勇气可嘉。所收资料、文章范围较广，但目前数量仍然有限。然从该大学已设立了文革史研究所，建立了文化大革命史展馆，并举办文革史料搜集与整理研讨会等系列举措来看，这个网站的发展值得期待。该网站目前的网址为：http://www.jznu.edu.cn/page/depart/lsx/wenge/index.htm. D、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该网站由旅美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女士创办，专门为纪念文革众多死难者而设。收集与发布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人们的名单、生平，以及受害者的不同故事，致力于“记录每一位元受难者”，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无人知晓的普通人。其网址为：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简短的结语　　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后代学者对于前人研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史料上突破的。尽管有种种不应当有的政治阻力，四十年以来文革史料的搜集、校勘和整理出版，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以海外的中国学者为主体的有计划地保存、征集和大规模地出版文革史料，为文革史料学的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不仅在国内以种种方法坚持出版文革史料，还通过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在海外出版被禁止的回忆录和工具书等等。纵观这四十年来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学的发展，不仅在对编撰史料的原则、角度、内容、类型等方面，就文革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真伪、参照等方面也都在这些大型的文革史料出版项目中　--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和《新编红卫兵资料》--有所涉及和探讨。这些都标志著文革史料学的良好发端。现代化电脑和网路技术的发展，为文革史料的征集出版和整理研究提供了传统的印刷出版所无法提供的绝对优势条件，并对冲破政治阻力、传播文革史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预料：今后几十年的文革史料的整理出版会有更大的起色，网路和多媒体的现代电脑技术所支持的电子出版物也会使它的发展更加“有声有色”。注释：　　1.转引自谢咏《回到傅斯年》，载他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2.这方面出版物众多。在中国通史领域，有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谢国祯的《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断代史方面，有谢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在近现代史方面，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和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史料指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等。　　3.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本文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07年）　　作者：周原，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士，美国伊利诺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硕士、博士。长期从事图书馆学、文献学和文化大革命研究，发表中、英文图书馆学、文献学论文数十篇及《红卫兵资料新编(第一辑)》（20卷，1999），《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大辞典》（英文，2005，合著），《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合编，2002初版，2006增订版），《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合编，2010）等。这套书上下两巨册，收集了大量珍贵图片。　　相关文章：　　你还记得1966年中国的8月18日吗？　　从今别却江南路：战犯之子文贯中的故事　　专访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参与打死校长　　专访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恶是残害生命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上）　　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下）　　有组织的犯罪是可怕的：李乾与何儒非通信摘录　　专访卡玛：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钟的太阳　　北京女学者解析“文革”李乾处决事件　　“北、决、扬”的冤案和鲁礼安的命运　　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造反派自述：武斗杀人凶手是谁？　　造反派自述：参加中央学习班　　造反派回忆：批斗我省最大走资派　　造反派回忆：我见到的毛林周陈吴　　造反派回忆：我们怎样遭到屠杀　　造反派回忆：“文革”是个大舞台　　造反派回忆：一年造反导致终生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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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5 16:48:32

谢谢米笑夸奖！周原这篇文章很有信息量。
也感谢你上次关于三峡水利工程腐败问题的认真回应。你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厘清了我的不少模糊概念，但也有些我还没想通。待有时间了再向你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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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笑

留言时间：2011-03-25 13:21:45

好文！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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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5 12:37:28

谢谢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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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5 11:10:16

lesson质问我：“你这段导读，就定下了调子，还研究什么？”（问号也不必三个吧，帮你省略两个）

如果我只说：“文革”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运动，是“革命”还是“反动”，还需要探讨之后下结论。——是否会被人说不“旗帜鲜明”？
如果我说：“文革”是一场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诉求的正义斗争。——您是否认为，下这样的结论就很好，就不算“定调子”了？

“文革”是上一个世纪与纳粹灭绝犹太人、斯大林肃反、波尔布特屠杀国民並列的最大浩劫之一。我这么说，就阻挡了研究吗？可探讨的课题多了去了！随手给您列举几个：为什么一个号称人民领袖的人，会如此大规模迫害人民？他的动机究竟有哪些？为什么他的同事未能阻止他？他与他的妻子关系的真相究竟如何？他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地抛弃他发动文革的帮手？……

“纳粹灭绝犹太人”该是早在历史上盖棺论定的事件了吧？可是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六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歇，直到现在还年年都有新论新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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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5 11:00:20

谢谢lesson。不过，同样的话，说一遍我就懂您的意思，有必要重复三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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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5 10:59:06

谢谢多思关注。您说得对，在某些重要的关头，确实就是谁掌握第一手史料，谁就掌握他人和自己的命运。江青当年一定要拿到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资料（所谓“黑材料”），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吧。
而历史，更如周原博士所说：首先是史料学。
只可惜，我辈能接触第一手史料的机会还是太难得了——许多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也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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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5 10:58:00

谢谢blee1的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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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思

留言时间：2011-03-25 05:29:07

此文涉及到一个非常严峻的学术课题。假如将文革作为历史来研究，就需要借助大量的历史文献。除了社会上曾经或已经公开流传的出版物和印刷品之外，更重要的文献资料或许就是最高领导层决策时的文件。

前几天饶有兴致地拜读了万维博主范似栋的文章《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http://blog.creaders.net/stonefan/user_blog_diary.php?did=82077

其中非常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四人帮”倒台的经过与缘由。我无法判断文中的记载是否真实与客观。但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深思。汪东兴与江青矛盾的焦点，甚至导致“四人帮”最终倒台的重要因素就是由谁来掌控“毛泽东文件”。

文中有一段这么写到：“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係，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裡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係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裡”。

由此可见，对于这批文件的掌控与解释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假如无法对这类文件有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也就很难解开很多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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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lee1

留言时间：2011-03-24 18:25:21

高先生应再接再力，多写多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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