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逝世。儘管“洪憲”帝制極大地削弱了他的形象,但人們仍以崇敬心情來悼念這位帶領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他在臨終時做了什麼?說了什麼?從他的遺言中可以窺視他的心態
老高按:袁世凱逝世百年忌辰臨近,這個20世紀初中國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不是“之一”),從判為“永世不得翻身”的“歷史的另冊”中,被“解放”了出來,迎來了遲到一百年的重新評價。 自從中國大陸眼下最大的思想文化網站——共識網,舉辦袁世凱逝世百年徵文以來,我看到各報刊發表了不少文章,例如: 共識網發表《袁世凱研究中的幾個疑難問題論綱》,《洪憲王朝:袁世凱的“自毀遊戲”》、《袁世凱臨終做了什麼?》; 騰訊發表《袁世凱改制並非為圓“皇帝夢”》; 《文史天地》發表《袁世凱“竊國”誤解一百年 沒他就沒有中華民國》; 《南方周末》發表《袁世凱殺省級大員:民國初年反貪廉政為何特別嚴格》…… (以上恐怕有些並不是最近剛發表的,不過,卻在最近重新引起人們關注。)
想起一段往事,二十多年前剛來美國,一度擔心十來歲的女兒中文用進廢退,但她四處找中文書刊來讀,有一次她拿來一首詩,於是全家狂笑不已: 八十三天皇帝癮,(當年我們看到的版本是“八十三天皇帝夢”) “洪憲”給歷史添臭糞, 逆水行舟翻了船, 龍袍里空包個大野心! 此詩作者是誰?是號稱“中國著名詩人”、曾任中國大陸近三十年唯一一份詩歌雜誌的主編的臧克家!此詩之拙劣,着實讓我們大開眼界,成為我們家這麼多年來的“開心果”之一,什麼時候想起來就什麼時候捧腹。 詩固然連當時不懂事的女兒也嘖嘖稱奇:這居然是詩?!但卻可以看成那個年代對袁世凱的蓋棺論定。撫今追昔,到底時代有了變化!
袁世凱臨終做了什麼?
吉一,共識網
1916年6月6日,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逝世。民國政府以最隆重的國葬來為這位共和的創始人送行,儘管“洪憲”帝制極大地削弱了袁世凱的形象,但人們仍然以最崇敬的心情來悼念這位帶領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 袁世凱長辭於世,後人的評價各有不同,作為一個讓中國社會由傳統的封建向嶄新的共和和平轉型的人,一個被讚譽到頂峰又被貶低到谷底的人,在那段社會極度自由的環境裡飽受爭議的人,他在臨終時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應該是對他一生最好的詮釋。下面實錄他臨終前的四則遺言。
第一則遺言
6月5日早晨,身患尿毒症袁世凱開始大量咳血,病情加重,中西醫均無緩解,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囑咐袁克定請在外室候護的徐世昌、段祺瑞和王世珍進入內室,對三人做了兩點交代:
“一、予除利國外,毫無其他野心,以後國事惟諸君是賴。二、願諸君訓誡拱衛軍將校,予死後萬弗擾亂治安,破壞秩序。對於繼任大總統須忠誠服從”(1)。
袁世凱言中的“野心”指的就是“稱帝”。從1915年12月13日頒布《改行君憲國體告國民令》到1916年3月22日頒布《撤銷承認帝位案停止籌備事宜令》為止,“弘憲”預備案在沸沸揚揚中告一段落。當蔡鍔起兵雲南,親信避之不及時,袁世凱知道自己錯了,立即懸崖勒馬,主動向國人認錯,他沒有歸罪楊度等“籌安會六君子”,而是自己承擔了所有責任並向全國公告,避免了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分化。對於一個國家最高統治者,在社會實踐出現問題時能夠承擔責任是難能可貴的,他沒有推諉、沒有藉口、沒有敷衍,而是極其誠懇地坦誠問題,以此化解紛爭歧義,維護社會和國家的團結穩定,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關於帝制的問題,學術界有頗多爭議,雖然對帝制都持否定態度,但在袁世凱為什麼要帝制這個問題卻又有不同看法。2014年在共識網讀書會上,楊度之孫、北京大學教授楊念群認為,民國初年的“君主立憲”是對中國社會形態的一種探索,是中國走“君憲”特色道路的一個實踐,就像今天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道理。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天宏的文章《袁世凱改制未必為圓“皇帝夢”》也從中國當時的國情、政情、民情等方面闡述了他的觀點。 “予除利國外,毫無其他野心”,時至今日可能大多人不會太相信袁世凱的這種表述,但如果回溯1912初年袁世凱說服滿清遜位,使中國社會和平轉型,努力維護民主、憲政的共和體制,並引導經濟快速發展,各民族團結穩定,維護國家主權等方面你又不能不承認他“利國”盡心的事實。如果袁世凱有王莽的野心,借辛亥革命之機他可輕鬆“黃袍加身”,使中國歷史上再出現一個趙匡胤。他的部下曾建議他藉此機會推翻滿清,建立袁氏天下,但都被袁世凱毫不猶豫地否決,從這一點說明,袁世凱沒有稱帝“野心”。但從幾千年封建專制進入共和的中國,是當時亞洲的第一個共和體制國家,在經歷了數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歷史,人們特別是普通的民眾對什麼是共和認識不清,即便是那些留洋的學者也對共和一知半解。尤其是在一個轉型的社會中,動盪的社會、外強的窺視,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難以駕馭的。 袁世凱的第二點交代是至關重要的。關於拱衛軍,袁世凱的擔心使他不得不再次叮囑三人。總統府拱衛軍是一支非常效忠總統的軍隊,除人員精幹外,其裝備也當是最精良的,還有自己親任團長的模範團的年輕軍官。自袁世凱小站練兵以來,袁世凱素有愛兵如子的習慣,軍隊也非常忠誠,當年小站官兵只知“姓袁”不知皇帝,而這支拱衛軍就更是如此了。 軍隊國家化是袁世凱對軍隊改造的出發點,民國初建,關於軍隊的問題是困擾當時整個政局的重中之重,軍隊的整編和遣散一直困擾着民國的政局。當時孫中山請求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袁世凱雖然婉拒,但卻把他內閣的其他人員包括國務總理趙秉鈞都推薦進了國民黨,而段祺瑞作為軍人不允許加入任何政黨。軍隊國家化中立於政治,是袁世凱治軍的根本,但他到死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在這個時候,袁世凱必須對“軍頭”段祺瑞說清楚,否則,黎元洪這個總統是難做的。
第二則遺言
6月5日上午9時許,袁世凱病危,復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至病床前,這是的袁世凱言語已非常微弱,但他還是撐起身子對三人說:
“苟予不幸死後,總統問題,可依《約法》解決。予之葬事,可任袁家自行辦事。 予病已重,不能躬閱公文書類,願君等協力執政,維護地面治安。”(2)
說完幾句便力不能支,昏睡過去。等他稍微甦醒時,雙眼落淚,哽咽着對徐世昌說:
“余自受國民付託之重,總攬大權,本無帝制之思想,乃一時昏聵,竟為僉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惡劇。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此誠余畢生之遺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禍,便屬萬幸矣。”(3)
關於帝制,徐世昌開始就是反對的。這個袁世凱一生最親近、最至誠的朋友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則國弱;志在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則國亂。” 他給袁世凱的辭職信更表明了兩人的友誼:“舉大事不可不稍留迴旋餘地。若使親厚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將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以為轉圜。此時求去,非為自身計矣。”果真,徐世昌成了帝制後事的調旋者,也是袁家後事的處理者。而袁世凱在臨終時對他哀嘆及託付的家事完全反映了他懊悔的真實心跡。 接下來他又請國務卿段祺瑞來到身邊,取出大總統印璽交給段祺瑞,囑咐他轉呈副總統黎元洪,按照《中華民國約法》代理大總統職務。並叮囑段祺瑞,以後民國的事務一定要依照憲法處理。
第三則遺言
6月5日下午,袁世凱病情更加惡化,數次吐血不止,他讓人把執掌北京治安大權的江朝宗、京師警察廳廳長吳炳湘等人召入病室,懇切地囑託:
“予已病勢沉重,若不幸時,汝等務擔負維護地面之責任。”(4)
北京的治安是國家穩定的關鍵,如果北京出現騷亂,不但邊疆地區會出現分裂,俄國和日本窺視中國已久的狼子野心必將膨脹,列強乘虛而入、乘亂而生,剛剛5歲的共和國則危在旦夕。即使北洋內部袁世凱也非常擔心,他在,北洋的部下還能團結,還能以他馬首是瞻。但一旦他不在了,北洋兄弟肩膀頭一般高,誰還能聽誰的?他的確不擔心自己的存亡,他真的擔心沒有他以後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因此,他必須告誡各方勢力,都要以國家利益為重,維護國家的團結和安定。
第四則遺言
1916年6月6日晨,袁世凱在病榻中發出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5年來的最後一道總統令《以黎元洪代行大總統職權令》,至此,袁世凱對他身後的所有應該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完畢,總統令如下:
“民國成立,五載於茲。本大總統忝膺國民付託之重,徒以德薄能鮮,心餘力拙,於救國救民之素願愧未能發攄萬一。朔自就任以來,蚤作夜思,殫勤擘畫,雖國基未固,民困未蘇,應革應興,萬端待理。而賴我官吏將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寧,列強邦交克臻輯洽。扶衷稍慰,懷疚仍多。方期及時引退,得以休養林泉,遂吾初服。不意感疾,寢至彌留。顧念國事至重,寄託必須得人。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恭厚仁明,必能宏濟時艱,奠安大局,以補本大總統之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兵,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力保治安,專以國家為重。昔人有言:唯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為不死。本大總統猶此志也。此令。”(5)
按照《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國務卿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外交總長兼交通總長曹汝霖、內政總長王揖唐、財政總長周自濟、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兼農工總長章宗祥、教育總長張國淦等副署了《大總統令》,並通電全國。 6月6日下午,國務卿段祺瑞帶領教育總長張國淦親自把《大總統令》送到副總統黎元洪在北京的駐地東廠胡同,轉達袁大總統的遺指,表示“余等必竭力贊助總統”,並目睹黎元洪在自己官邸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 自1916年6月5日至6日,在一天多的時間裡,袁世凱這位“非袁莫屬”的“中國第一華盛頓”把他身後的國事、家事做了細緻、全面的安排,從這些遺言中可以窺視出這位曾經的中國強人的家國心態,而從這些遺言的字面中可以讀出一顆拳拳的愛國之心。
(1)(2)(3)(4)、《袁世凱全集》第35卷,536頁 (5)、《袁世凱全集》第35卷,537頁
作者系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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