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教授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思考问题时，“会从最远的地方开始考虑，从远端思考可能会有新想法。”他指出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关系深受俄、德、英、法等国的亚洲战略影响，由于清政府忌惮俄、德，才提出“联英联日”对策


　　老高按：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兵戎相见”和“准备兵戎相见”这两种状态交错，但中间也掺杂有双方高唱“一衣带水”的蜜月期，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来年，中日甚至协议成立了正式的21世纪中日友好委员会，中方委员绝大部分是实权官员，王震挂名，王兆国牵头；而日方委员都是一些民间团体领袖和学者。
　　更早的，大概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年。令今人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这段蜜月期，竟是在甲午之战中方惨败之后的第三年就开始的，曾经的敌酋伊藤博文，竟然在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礼遇。这是为什么？想必头脑简单者会一言以概之：汉奸作祟！就像前一段在谈到中共党史、文革史上一些问题，当人们要弄清真相、追究原因以作殷鉴时，一些人也就一言以概之：都是魔鬼！既然是魔鬼，自然没有什么好探讨的，也根本无法“以史为鉴”，唯一需要做的，似乎就是：防止魔鬼掌权——但是，魔鬼额头上贴着标签吗？如何认清他是魔鬼？魔鬼上台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般网民可以泄愤骂人，但历史学家就必须在网民止步的地方开始，他吃的就是这碗追究真相和原因的饭。今天读到历史学家茅海建日前在第22届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的发言，他指出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关系深受俄、德、英、法等国的亚洲战略影响，由于清政府忌惮俄、德而提出的“联英联日”政策，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世界外交格局、大国彼此博弈——“把事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才能看到它的复杂性”。文章不长，转载如下。


甲午战后日本如何从敌人成了座上宾

茅海建，澎湃新闻


　　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始终在紧张与缓和中交织轮替，甲午战争是一个关键性的开端。历史学家茅海建日前在第22届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发言，指出甲午之后的中日关系深受俄、德、英、法等国的亚洲战略影响。例如，甲午战败后第三年，战争发动者、曾经的敌人伊藤博文就在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原因即在于清政府忌惮俄、德而提出的“联英联日”政策。
　　在这组以“从战乱到和平的近代东亚道路”为主题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聚焦抗日战争，而茅教授的报告从甲午战后的远东国际关系谈起，为观察中日关系演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部分发言内容与读者分享。


　　今年是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中日关系会走到这一步？今天讲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有特别的研究，我研究的是清朝的历史，而不是1945年以后的历史。我是想说，一个历史学家在思考问题时，会从最远的地方开始考虑，从远端思考可能会有新想法。
　　首先要讲甲午战争。这是一场发生在1894年的战争，最初的原因是朝鲜半岛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王国作为清朝藩属向清朝发出救援请求，清朝派出军队进入朝鲜半岛。这时日本根据与清朝签订的相应条约，也派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很快，东学党起义被打败，清朝政府要求日本共同撤兵；日本则要求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目的就是不撤兵。在这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在亚洲作战的准备，建立陆军海军学校，建立陆军的师团和海军的联合舰队，在朝鲜半岛留下来准备和中国作战。而中国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
　　后面的事情大家很熟悉——清朝军队在朝鲜半岛、黄海、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都被日本军队打败，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中对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就是割地，一是台湾，这个问题遗留至今；二是辽东半岛问题。

　　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紧张。因为那时亚洲已不只是由英国、法国、日本主宰，新国家（势力）已经进来，一是俄国，二是德国。俄国已经通过和清朝签订的条约到达太平洋，但到达太平洋以后发现，港口冬季要封冻，一年有四个月出不去，所以要找一个不冻港——他们选中的是朝鲜釜山。而德国虽然已经在非洲、太平洋找到了殖民地，但这些殖民地的特点都是土人生存的地方，没有经济贸易价值，于是要在亚洲找一个地方。法国已经占领印度支那（即今天的中南半岛），不希望台湾被日本占领。于是俄国挑头，联合德国和法国一起干预日本，要求日本不能割走辽东半岛。日本在放弃辽东半岛时认为是国耻，但不是向清朝让步，而是向三国让步。最后清朝政府赔付了三千万两银子额外赔款。
　　这件事情过去后，又造成了新问题。当时的清朝觉得自己有国际援助，虽然是弱国，但有德国、法国、俄国的帮助，共同对付日本、“以夷制夷”。虽然战败，但并不觉得在国际地位上很困难。

　　历史再往下走，就是尼古拉二世登基，清朝派外交代表李鸿章到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其基本要义就是共同对付日本，最重要的条款就是俄国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可以经过中国东北地区，从满洲里到绥芬河、通向海参崴。这条铁路使得俄国在中国东北有非常强大的势力。
　　三国干涉还辽的另一桩事情和德国有关。德国要进入亚洲、进入中国，当时它的军舰已经可以在香港停泊，而北上则需要一个码头作为加煤站，看中了两个地方，一是福建的三都墺，一是山东胶州湾。

　　再往下的历史，大家也很熟悉。1898年，由于两个德籍传教士被杀，德国占领了胶州湾，而且通过条约谈判获取了租界胶州湾的99年时间，并修建胶济铁路。在“中俄密约”签订的情况下，清朝就想，面对德国这种情况，我们的盟国俄国能不能帮忙？俄国说好啊，但我们的军舰不方便直接去胶州湾，我们是到大连去的。这话是对清朝说的。俄国军舰到大连和旅顺以后不走了，向清朝要求租界旅顺大连，并修建一条铁路，从哈尔滨通过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路支线。

　　这时亚洲发生了什么变化？俄国原来要在釜山获得不冻港，现在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在这里可以避免各种攻击和干扰，从中国内部走，直接到达大连港和旅顺。
　　再看东亚形势。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在朝鲜半岛获得优势。由于日本军的各种行为，包括杀了明成皇后，迫使朝鲜国王逃进俄国驻朝公使馆住了一年零一个月——这就是著名的“俄馆播迁”。这期间朝鲜给了俄国许多特权，包括俄国可以训练朝鲜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俄国达成了第一次日俄协定书，基本内容就是允许日本继续在朝鲜半岛存在。
　　“中俄密约”签订时，日本和俄国又签订第二次协定书，基本特点是让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半岛享有同等权利。等到俄国获得了中东路支线的权利以后，日俄又达成了第三次日俄协定书，基本内容就是满洲和朝鲜半岛交换——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有特殊利益，俄国同意日本在朝鲜半岛有相对的优势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局势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在战败时认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可以对付日本，但事实的结果不是这样。

　　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其间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俄国军队进入东北以后就不走了。日本已经稳固地建立在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我们再回到此前的历史，当俄国占领大连和旅顺时，日本提出了日中修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拆散中俄同盟。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危险，由于德国和俄国的行动，要求调整政策，所以日本很小的日中修好的活动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当时提出的“联英联日”的外交政策。

　　这时正是戊戌变法发生的时候。日本的日中修好活动虽然小，但已经获得了很大支持。清朝的光绪皇帝，重要的大臣刘昆玉、张之洞，湖南的陈宝箴等高级官员都同意联英联日。而且我所研究的那些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他们都同意这个政策。
　　所以，由于清俄政策引起的负面作用，造成俄国和德国在中国扩张，倒过来导致了清政府的“联英联日”政策，使得三年前作为敌人的伊藤博文，此时在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这时离甲午战争仅仅过去三年。很多人，包括清朝一些官员都写奏折给皇帝，要求把伊藤博文留下，作为改革的指导者。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熟悉。日俄战争爆发了，日本的目的达到了。再往下的历史，我想我不用多说。有历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源头在哪里？
　　在东亚国际形势中，不能简单地看中日关系。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撤出去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又是朝鲜半岛、美国军队、中国军队。日本在这些过程中又完成了什么事情呢？1895年战争时日本是敌人，到1898年伊藤博文访问时，日本是朋友。日本不再成为中国的敌人，也不再成为美国的敌人。
　　我今天讲的是一些历史学中的常识，我想提倡的是，考虑现实问题时不要简单地看，把事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才能看到它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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