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民權利的角度審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結論不言自明：以當權者的主觀意志，對幾千萬人的青春肆意揮霍，對幾千萬人的一生產生深遠的不可逆轉的影響，是這場運動難以迴避的實質。他們荒廢了此生僅有且一去不復還的青春歲月


　　老高按：身為一個前“知識青年”，那段歲月刻骨銘心——儘管我插隊的地點，是當年中國農村中相當富裕的地區：湖北黃梅縣和天門縣，也離大城市（武漢）、中城市（九江和沙市）、小城鎮，都路途較近、交通方便（我們生產小隊離小板區5里、離天門縣城9里）；而且插隊日子相對較短，只有兩個春秋，就在湖北省的招工熱潮中回城當了冶金工人……
　　我對自己的插隊生活本身，無可抱怨——以前我也寫過，不再囉嗦，與眾多知青同齡人相比，我相當幸運，得到當地鄉親們，包括大、小隊幹部們太多的理解和照顧。我的插隊生涯，當然充滿一般意義上的勞累、艱辛、很多時候也得咬牙堅持，但絕沒有受到過特別的超乎體力和精神的折磨，絕沒有需要搬出古今中外各種勵志的警句格言來做心靈支撐。
　　但是，我感到與知青這個群體的成員心靈相通，我讀過無數知青回憶自己的經歷，包括大量噩夢般的經歷，後人或許覺得難以置信，但我相信其真實性；我關心他們各種類型各種範圍的紀念活動；關心他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段經歷的體悟、覺醒；關心這個年代、這個群體所獲得的歷史評價；更關心這段經歷在他們後來的人生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
　　讀到郭偉時在共識網上發表的《黃土地——我的“受苦人”再教育》，引起我深深的共鳴。我希望他的感悟能成為我們這個群體的共識，也能成為下一代人理解我們的契機。　
　　郭偉時說：知青運動以“上面”的主觀意志，對幾千萬人的一生產生持久的深遠的不可逆轉的影響。在我看來，何止於此？知青運動不僅對“幾千萬人的一生”產生影響，影響還禍及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郭偉時本人的女兒（以及我的女兒）都算幸運地獲得了自我選擇的權利，但是比例大得多的知青的後代，都嘗到了父母上山下鄉、荒廢青春的苦果，從此在社會競爭中處於劣勢。


　　黃土地——我的“受苦人”再教育

　　郭偉時，共識網

　　陝北延安余家溝坡地－王克明攝影


　　四十年後的余家溝知青


　　奔赴延安聖地的余家溝知青


　　一、選擇

　　1974年底，我十九歲多，即將高中畢業，未來何去何從，面臨選擇。
　　我女兒十九歲的時候是2006年，當時她正在北美上大學二年級，也面臨選擇，一是考慮未來的專業方向，是學生物科學呢還是學生態科學？二是考慮未來的工作方向，是去公司工作呢還是去政府機構？三是考慮未來的生活方式，是留在國外呢還是回到中國？等等，等等。總之，選擇是當代人的“天賦人權”。
　　而我們那一代就沒有這麼幸運。我十九歲時中國尚處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年畢業時只有一個選擇或者說不是個人選擇的選擇——就是插隊，去農村當農民。那時北京市規定除了少數符合留城規定的人，絕大多數應屆高中畢業生都要去郊區農村插隊落戶，遵循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插隊被賦予崇高的意義，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十九歲的我，血氣方剛，年輕氣盛，對書本宣傳的革命風雲一往情深，對獻身于波瀾壯闊的革命事業充滿渴望。那時最喜歡讀的是魯迅文集和蘇聯文學。作家高爾基《丹柯的故事》幾乎是我的座右銘。丹柯在幽暗的森林中不畏艱險帶領族人前行，在迷路、瀕臨死亡、遭受眾人責難之時，他毅然剖開自己的胸膛，高高捧起燃燒的心，點亮黑暗，最終引領族人走出森林，然後在陽光燦爛的草原上含笑死去。這個故事裡的英雄情結和革命情懷非常形象而真實地描繪了我當時的心境：渴望不畏艱難，不畏流言，為了遠大目標甘願付出。
　　1974年，距離林彪事件剛剛過去三年，距離張鐵生考試交白卷、黃帥批判師道尊嚴僅僅過去一年，整體的社會氛圍封閉而極左，那時在一個年輕人心中最神聖的信念就是“獻身革命”，就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拋頭顱，灑熱血”。今天聽起來是天方夜譚，不可思議，但當整個民族的思想被禁錮被封殺的時候，期待一個普通年輕人能夠有超越當時的執政黨和其領袖的深邃目光與遠見，實在也是奢望。
　　臨近畢業時我聽了一場報告，當時景山學校的唐若昕在京做巡迴演講，他的演講主題就是“在鄉村繼續革命”。唐若昕是作家唐弢的兒子，1974年時十九歲，已經在北京平谷縣山區插隊一年並且擔任村黨支部副書記。他的報告使命感極強，結合農村情況談下鄉是認識中國革命未來前途的最佳道路；他口才極好，語調深沉飽含感染力，說到在艱苦環境中甘願奉獻青春令人激情滿懷。尤有特色的是他避開了當時流行的政治語言，基本採用文學的清高孤傲的類似於小說《牛虻》的口吻描述了他在農村的曲折經歷和感悟，形象而浪漫地再現了一個年輕人走上革命道路並且披荊斬棘的“輝煌歷程”，按照今天的話說就是很“酷”，當時聽他的報告猶如醍醐灌頂，令我熱血沸騰。
　　人生就是這樣，你年輕時的某一個可能是荒謬的無厘頭的選擇或者轉折，也許就是因為一個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機遇的影響。唐若昕無疑是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改革開放後他上大學並出國留學，海歸後官至河北省計委副主任、中信保黨委書記兼總經理，可惜2010年因受賄被判刑，曇花一現，此是後話。
　　非但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為什麼我們那時會選擇“革命”作為人生理想，即使當時的同齡人也有很多持懷疑和反感態度，我的不少高中畢業班同學也是如此。一個原因是那時假大空盛行，很少有人真地願意投身到艱苦的環境中去“革命”，很多人只是為了投機而沽名釣譽，所以任何的熱血青年都自然遭到周圍的人對其出發點的質疑；二是林彪事件後，人們已經開始厭倦或者疏離政治，對“革命”已經沒有那麼熱心，社會趨向於實際，而我依然傾心於政治難免不讓人覺得過激。
　　其實站在今天看就不難理解，一個年輕人對未來方向的選擇，主要受閱讀，周圍事件和親身經歷的影響。我當時的閱讀主要是蘇聯文學和魯迅，腦子裡充滿了十月革命和衛國戰爭的熱血畫面，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也是我的座右銘。我的成長也很坎坷，雖然只有十九歲，但是十一歲文革被抄家，十二歲學校停課鬧革命，十三歲失學被父母送到天津農村務農，十四歲隨父親去河南“五七”幹校放牛放馬，十七歲父親癌症早逝，我的生活動盪不安且充滿變數，所受文化和思想教育支離破碎，文革伴隨着我少年時代的生猛，耳濡目染的只有政治鬥爭，未來是模糊的，唯一能夠動員的只有青春的激情。
　　雖然插隊是規定的選擇，不過我並不甘心，還是渴望表達“選擇”的努力。既然同學們都去北京郊區，我就想遠走高飛，到更偏遠的地方去，到更艱苦的地方去。這源於兩個動機，一來是遠離家庭，藉此再也不受母親管束；二來是遠離京城，能夠體驗最惡劣的生存環境，切切實實經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考驗。最初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要求去西藏，後來援藏辦公室回復當年沒有中學畢業生赴藏安排，我們的目光只好投到別的地方。有一天在市知青辦恰好遇到陝北延安余家溝村的老知青王克明回京座談，他生動地描述了陝北鄉村的知青生活，鼓勵我們到那裡去與老知青和鄉親們一同改變余家溝的落後面貌，他的介紹激發了我們的夢想，雙方一拍即合，於是插隊陝北延安農村的目標就形成了。
　　那時父親剛剛病逝兩年，母親一個人拉扯着三個孩子，我是老大，下面還有弟弟妹妹。聽到我想去陝北插隊母親堅決反對，親友們也極不贊成。那時老三屆北京知青赴陝北插隊已經持續五年多，反映出來的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母親一邊在學校教書一邊持家本來已經力不從心，想到我從此變為偏遠鄉村的農民，既不能照顧她和弟弟妹妹，又要給家裡增添經濟負擔，她憂心如焚。而且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孩子正在農村插隊的艱苦境況也讓她為我和整個家庭的未來擔憂。她最清楚，所謂插隊，就是註銷了北京城市戶口，徹底變成一個遙遠鄉村的農民身份，而這意味着毫無歸期、毫無希望的痛苦別離。母親性格倔強，每天找學校和市知青辦交涉，力圖阻止我的衝動。
　　可是我去意已定，“舍小家顧大家”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我開始和母親捉迷藏，整天不着家，讓她沒有機會找我說教。那時我不懂母親的心，只把她作為保守勢力的代表，視她為阻礙青年進步的絆腳石。我們幾個志願去延安的同學聯合起來一起和家長談理想，輪流說服家長同意我們的想法。那時我們的聚集往往是秘密的，記得我曾經用窗台上擺放花盆作為聚會暗號。我也動員弟弟妹妹幫助說服母親。雖然家長們極力阻撓，無奈大勢所趨，政府的知青辦鼓勵我們的做法並且樹立我們為先進青年的典型，大會小會表揚。家長們在政治的高壓下勢單力薄，只能孤軍奮戰。最後的結果是，我偷了家裡的戶口本悄悄把戶口轉到了陝西延安余家溝，有的警惕性高的家長聽說此事後把自家戶口本藏起來，導致兩個同學不得不作為“黑戶”插隊，即使其他同意轉戶口的家長也是無奈之舉，因為孩子們心意已定。
　　列車駛離北京站的時候我沒有看到母親的身影，後來才得知，她去知青辦申訴，因為悲傷過度頭暈目眩，被知青辦人員送回家。而我，像壯士奔赴戰場，堅定而決絕。有誰能阻止一個以保爾。柯察金為楷模的熱血充盈頭腦的年輕人投奔革命的大熔爐呢！
　　就這樣，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們十幾個知青一同來到陝西省延安市余家溝小山村，開始了插隊生活。那時我剛好二十歲。

　　余家溝村後莊－王克明攝影

　　二、鄉村

　　從延安城到余家溝要走二十公里路，先走十公里平川路，順着延河畔的公路走到河莊坪鎮（那時叫公社）。然後就進入山溝口，沿着曲曲彎彎的山間溪流邊的碎石小道溯源而上十公里就來到余家溝村。送我們插隊的汽車到了河莊坪就沒有公路了，村里來的驢車馱行李，人只能步行。以後我們再下延安城就都是靠兩條腿往返，不僅如此，往往還是肩扛繩子，手拽車把，拉着木架子車去城裡送糧食往回運化肥拉機器，成了家常便飯。
　　那時余家溝村叫大隊，整個村莊分為三個自然村，前莊，後莊，賀家山三個小隊。前莊和後莊靠近主溝，各有約二十戶人家。賀家山位於支溝的山上，約十戶人家，全大隊二百多口人。大部分知青住在後莊，男女知青各住一個土窯洞。
　　來到偏遠寂靜的小山村，一切都回歸實際。來之前在京城轟轟烈烈的誓師大會，表決心，報告會，座談會，與家長的抗爭與博弈，同學好友的惜別與囑託，理論學習的“提升”與交流，一切都煙消雲散，四周只有偶爾的雞鳴與犬吠，耳畔是村里老鄉的陝北土話與婆姨女子的嘁嘁喳喳。走出窯洞，面前是光禿禿的黃土高坡，窯下面的溝底有一條小溪流，吃水要到溪邊的水井挑擔。走上窯背後的山峁，極目遠眺，形似雞爪狀的光禿禿山巒層層疊疊一望無際，視野中除了孤零零的幾棵樹就是黃土地別無其他，黃土高原像黃河的波浪滔滔不絕湧向天際線。此時此刻，只感到自己像是一葉扁舟，在無邊無際的黃色海洋中孤獨漂流。
　　最實際的就是吃不飽。沒有油，沒有肉，主食只有洋芋（土豆）和小米，玉米和白面很稀有。副食只有蘿蔔鹹菜，有時老鄉給一些青菜接濟。口糧靠工分掙，由於產量低，畝產不足五十公斤，一年下來全村每人也就分得二百公斤毛糧，去掉糠麩不到一百五十公斤精糧。所以每天三頓飯按照“早稠（粥），午干（饃），晚稀（粥），就鹹菜”的習俗，天天如此。
　　睡不夠也是大問題。春天犁地，撒糞，播種，打土疙瘩整地；夏天漫山鋤草兩遍；秋天收割打捆，背莊稼下山；冬天場院打連枷脫穀粒，積土肥，送公糧；此外還有農田基本建設，打壩造地，開山鑿石，修水庫，挖渠道。一年到頭，從穀物的播種到收穫，從農田設施的建設到完工，所有過程都憑人力在山上山下勞作。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風吹日曬雨淋。那時候政治學習也多如牛毛，收工後往往還要點着油燈開會，貫徹“上面”的精神。高強度的勞動低質量的飯食加上頻繁的政治學習，令人疲勞不堪，日日如此，年年如此。
　　知青們還好，畢竟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老鄉們才苦，要生兒育女養家糊口。那時很多莊戶人家不得不在飯菜里摻些麩子或米糠勉強果腹，零花錢基本沒有，日子稍好的人家偷偷趕集賣點雞蛋或者蘋果換些零錢扯布製衣，日子拮据的人家不得不靠賣血換零錢度日。遇到家裡有黑戶（逃荒過來定居），那才倒霉，不能分到正式口糧，只能靠偷偷開些自留地種點東西湊合，還要時時提防“上面”派人下來抓黑戶和抓黑地，苟且偷生。
　　二十歲的我，腦子裡裝滿革命的口號和理念，心中燃燒革命的激情，從文化大革命的聖地北京，來到執政黨取得政權前的聖地延安，從高遠而神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壯烈情懷，一下子跌落到“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歸，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黃土高坡，過起平常而實際的鄉村生活，反差之大，衝擊之大，震撼之大前所未有。特別是這種變化是不可逆的，我已經變成一個戶口落在余家溝山村裡的農民，未來一輩子要在這個小山溝里生活勞作，衣不裹體，食不果腹，身無分文，貧家瘠戶，前途未卜，而且這種狀況遙遙無期，看不到改變的可能。
　　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走上了“被革命”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非但如此，在那樣艱苦的生存環境下，我依然苦苦尋求“革什麼命”的問題，因為既然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革誰的命，怎麼革”就變成了“革命者”的遠大目標，苦和累只是革命者作為苦行僧的必由之路，是鋼鐵被煉成的必然熔爐，沒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和吃苦耐勞的付出，怎能實現高尚的革命理想？那時的座右銘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三、革命

　　就當時的理論來說，所謂“革命”，就是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內搞階級鬥爭，防止“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開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具體到農村，就是農業學大寨，“革資本主義的尾巴”。
　　帶着這樣的理念和眼光，在每日艱難勞作和求生之時，我時刻思考和審視余家溝，對全隊的階級狀況做深入分析。雖然投身革命的熱血沸騰，但是我所住的村子並沒有地主富農，下中農倒是有幾戶，卻都是極本份人家，幾戶下中農當家的男人都被村民公認為干農活的好把式，他們窯里的女人也是理家的好婆姨。他們的窯洞寬大明亮，窗明几淨，院落乾淨整齊，豬肥雞多。我們知青都知道，好把式莊戶人家做的蒸饃最好吃，涼粉最可口。
　　我們知青最喜歡走鄉串戶，常常去別的村知青點玩耍聊天，藉此也了解到各鄉各村的狀況其實差不多。我也常常參加市里召開的知青大會，知青們互相通報各自村裡的情況，大家的困惑都差不多，哪裡有什麼階級敵人，有的只是陝北“受苦人”。
　　但是公社還是布置了很多抓階級鬥爭的任務，包括：收自留地，抓黑戶，抓包工種田，抓破壞農業學大寨的壞分子，抓瞞報公購糧數量等，總之，抓一切“資本主義復辟”的苗頭。為此，大會小會不斷，夜晚村民們不得不聚集在村里小學的窯洞裡，熬着油燈，打着鼾聲，聽着無精打采的“上級指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記得當時學列寧的著名論斷：“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仍然存在，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起了變化。存在着三種基本力量，這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和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地主資本家階級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的生產資料基本上已被剝奪，但他們還有一定的力量。已被打倒但還沒有被消滅的剝削者必然進行拚死反抗。至於農民，象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處於中間的地位：一方面，他們作為勞動者，為了擺脫地主資本家的壓迫，要求勞動大眾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單獨活動的小私有者。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動搖不定。因此，對於這個階級，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領導他們，設法影響他們。”
　　我是知青組長，常常擔任學習文件宣講者的角色，一般的情形是，宣講未完，窯內已是鼾聲一片，個別醒着的鄉親吸着土煙，黑暗中一明一滅，考問其聽到了啥，答曰：“逑！”
　　既然投身鄉村革命，我就認真思考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看看革命的具體內容都是什麼，應該怎樣參加這場革命。於是，“上面”布置的階級鬥爭任務就成為了生動的實踐教材。我全神貫注投入到這場“鬥爭”中。
　　由於陝北高原水土流失嚴重，產量極低，公社規定的自留地不夠老鄉自給自足，所以村民們常在地頭私開自留地。記得剛去村里不久收繳過鄉親們的自留地，我曾領頭要求幾家下中農戶不得私種“資本主義的田”，那些當家的囁嚅着說“沒了菜地娃娃吃什麼……？”我義正辭嚴地說：“你們這是小農意識，是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堅決割掉！”那時的概念是：凡是私有的都是壞的，只有公有的才是好的。
　　有一天，我感冒發燒難受得出不了工，不得不留在窯洞裡給知青們做飯，當時渾身無力，正四下張望，發愁無米下鍋，看着難以下咽的咸蘿蔔發楞，忽然，一家下中農戶的婆姨抱着簸箕來到窯內，掀開上面蓋着的屜布，黃澄澄的玉米蒸饃和綠盈盈的酸菜赫然露出來，“你們北京娃這麼遠到咱這圪墶受苦，吃吧，有力氣好上山！”我當時真是羞愧難當，捧着鄉親的盛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今天的農業政策已經把七十年代規定農民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耕地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承認了農民要求擴大自留地的基本訴求，可是那個時代農民永遠是錯的，“上面”的政策不容質疑。
　　當時榆林地區比我們那裡還窮，所以常常有從“上面”（榆林位於延安以北）“下來”逃荒要飯定居到村裡的“黑戶”，非但不能分糧，還要被公社派來的抓黑戶人帶走，去公社辦學習班後遣送回原籍地。有個黑戶女子已經嫁給了本村的後生並生兒育女，但是常常村人一聲吼叫“公社來人了！”就逃命般躲到後山峁子去。每每看到這樣的情景，我都迷惑不解，究竟誰的錯呢？黑戶在家鄉難以糊口生存，不得不流落四鄉逃荒要飯，到頭來反而落得“破壞人口政策和計劃生育”的罪名，何罪之有？那時雖然感情上同情黑戶村民，但是理念上還是相信“黨的政策”絕對正確。
　　今天人人皆知“自由遷徙權”是現代公民社會一項基本的人權，但是在當時卻是一項罪過，流浪的黑戶作為罪人東躲西藏，毫無生存保障。
　　後莊算上知青合計二十戶人家，人口112人，全是山地，坡陡土瘠，好年景畝產不足五十公斤，差年景減半。可是農業稅重，上面強制村民無償上交公糧；加上低價強制收購的糧食（稱為購糧），公購糧兩項合計每年上交國家的糧食占全隊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五（豐年）到百分之三十（災年）。那時收購價也低，五十公斤穀子也就十元錢，也就是余家溝村民辛辛苦苦在山上耕種一年每畝地的回報，這還是指豐年，災年就更慘。村民自己尚不夠吃，哪裡有那麼多糧食上交呢！所以鄉親們對上繳公購糧非常牴觸，每年秋收後公社都要派人來催繳公購糧，這是村民和村幹部最揪心的季節。可是那個時候政治掛帥，不繳或者瞞繳公購糧是資本主義，上繳才是社會主義。
　　直至2006年中國才取消了農業稅，糧食收購價也回歸市場主導，農民的利益方才得到伸張和保障，這個過程中國走了50年，農民飽受“工農剪刀差”之苦，付出了50年的犧牲。而我當時對此一無所知，只知道農民是“小私有者，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領導他們”。雖然理論上跟着“上面”走，可是每年目睹這樣的場景，我的內心還是苦辣酸甜，百味交陳。對政治的信仰使我不敢懷疑“上面”的對錯，但是對“受苦人”疾苦的切身體驗使我對余家溝農民的命運深感同情和擔憂。
　　人民公社制度追求“一大二公”，大集體，大公共。土地國家所有，打下的糧食上交公購糧後集體所有，生產隊是基本的生產單位，生產資料屬於集體，生產方式統一集中管理。社員一起上山勞動，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干同一個活。這種不分勞力差別不分能力差別的大鍋飯生產方式使得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社員勞動積極性不高。
　　生產隊長是莊稼漢好把式，他心裡有譜，有時為了刺激一下社員，就把一片山地的活包出去，包工的人幹完了活可以先回家。能幹的莊稼人喜歡這個方式，幾個合得來的後生女子搭夥，早幹完早回家好料理自家的活計。這樣的方式被稱為“小包幹”，但是被“上面”認為是私有制的苗頭，鼓勵了小生產的落後方式，屬於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生產小隊只能悄悄的干，大隊幹部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不知道。公社卻是大會小會抓這類“資本主義典型”。
　　1980年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制度才被上面的政策正式認可，並且成為改革開放的里程碑。但是在這之前農民的任何提高生產積極性的嘗試都要冒着被批判的風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時時壓在農民頭上的大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毫不誇張。
　　當時這種“上面”政策和“下面”對策嚴重背離的現象也促使我時時思考，雖然理論之劍高懸在天上，但是腳下畢竟踩着大地，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觀察和實踐也在檢驗着真理，無論信仰怎樣高尚，最終還是要落到現實中。
　　“農業學大寨”是當時非常時髦的口號，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改天換地，移山造田”。陝北地區當時很流行的是農田基本建設，一是在延河主河道修河築堤建水庫，二是在山溝主溝溪流上建水墜壩。從今天的現代農業規劃上講，水庫和水墜壩建設都是可行性方案之一，但須因地制宜，有的地方條件適建有的地方條件不適建。但是在當時並不考慮可行性和利益補償，興修水利工程是重大政治任務，任何村子任何人都不得反對。延河上修堤築壩是公社從各個村子（生產隊）無償抽調人力物力大會戰，受益的只是水利工程發揮直接效益的村落，出工出力的其他村子卻得不到任何經濟補償。這個一大二公的做法剝奪了其他不受益村的農民利益，他們的付出是巨大的，我們知青也都曾被輪流抽調到公社參加水利大會戰。
　　我們村也在主溝建設了水墜大壩，長一百米，高二十米。這個大壩的建成全村男女老幼付出巨大，知青也傾盡全力。當年我們認為這是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是改變余家溝落後面貌的壯舉。
　　由於建壩是余家溝大隊領導，但三個小隊需出工參與，開始遭到很多村民的反對，主要原因是大壩蓄水會淹沒主溝多處最平緩最肥沃的良田，損害了部分村民的利益。此外，大壩建成後生產的管理和莊稼收穫均歸大隊，小隊的出工和受益分配比例沒有得到保護。還有就是大壩未來的運行維護的人力和物力支出缺乏遠期落實。也就是說，從今天可行性研究的角度講，需要很多論證才可決定是否可行。
　　我們知青當時並不管那麼多，既然是社會主義事業就大力支持和促進。為了上馬這個項目，老知青遊說上級政府撥款資助，新知青大會小會鼓動宣傳，為此我們還編演了陝西地方眉戶劇給鄉親們看，劇中針對水墜壩上馬和建設展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方是貧下中農的支持，另一方是階級敵人的反對，其中還有雨夜貧下中農與破壞大壩的階級敵人展開的殊死搏鬥，劇情驚險刺激。
　　今天回看當年余家溝的水墜壩，應該說是利弊參半。好處是建壩十年後淤地百畝，穩定高產，綜合受益；壞處是炸掉了半座山，淹沒了部分鄉親的良田，淹沒了原生態水源地，而且壩地沖蝕嚴重，設施維護艱難。若與今日當地貫徹實施的農業新政策“退耕還林，包產到戶”相比，開山造地大集體種田也許得不償失，總之是有相當大的再論證餘地。
　　但是無論怎樣，有一點很清楚，就是農業的開發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社會經濟技術考量，當年我們腦子裡只有政治目標的宏偉，不了解鄉親們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也不了解農業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一味地鍾情於改天換地氣吞山河的偉業，鍾情於“上面”的號召，忽視了農民的基本訴求和各方利益的權衡。所謂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實際上成為束縛農村生產力的絆腳石。

　　四、轉變

　　從1975年初到1978年初，我從二十歲長大到二十三歲，實實在在地在余家溝村生活勞動了三年，期間只有一個春節回過一趟家。之所以只探過一次親，一是沒有路費，按照我的工分，一年才能分到二十元左右，除去買點用品就身無分文；二是母親始終對我擅自逃到陝北農村棄家人不顧耿耿於懷，她認為我被政策欺騙了還蒙在鼓裡，所以我回家也是心理負擔重重。但是這種完全踏下心來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山村的生活卻又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益處，就是現實呈現了最好的書本，使得一個懵懂不知世界的年輕人通過一點一滴的切身體驗開始學會腳踏實地觀察和思考世界。
　　雖然當時“上面”的理論依舊強悍而威嚴，然而在“下面”與陝北鄉親們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日子像水滴穿石一樣緩慢地義無反顧地改造着我的內心。我對主義的信仰是真誠而忘我的，然而現實的反差又是強烈而冷酷的。我的眼睛，頭腦，心靈，身體，感情時時刻刻都在經歷着巨大的衝擊和震盪，這種信仰與現實嚴重扭曲的內心煎熬和思想衝突伴隨我插隊的整個過程，也就是說，通過我的身體力行，通過我自己的眼睛觀察和自己大腦的思考，逐漸地在不知不覺中一天天地撥開了理論的迷霧，憑着直覺和感悟逐漸獲知事物的本來面目。
　　換句話說，歲月像一把刻刀，每天，每件事，每個人，每個觀察，每個思考，每個活動，每個鄉親的言行，每個知青的感悟，都像一筆筆刻痕，不聲不響地雕刻着一個年輕人的思想，悄無聲息地塑造着一個年輕人的成長，以至於逐漸地，原先腦子裡矗立的神聖的偉人們，思想里信仰的本本們，心中羨慕的英雄們，慢慢地變成了普普通通的陝北“受苦人”，書本變成了余家溝村的“聖經”；聖人馬恩列斯毛變成了余家溝的後生、女子、老漢、婆姨、娃兒；文學形象保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江姐（紅岩）、許雲峰（紅岩）、王成（英雄兒女）變成了丑子、美玲、羅兒、老支書、生產隊長等普通人。三年的鄉村生活，潛移默化地促成了我的思想轉變，這種轉變不是從頭到腳，而是從腳到頭，因為站立在堅實的陝北土地上，腳下首先發生了變化，懂得了站在陝北受苦人泥腿子的立場看問題，站在維護受苦人利益的角度看問題，進而促成大腦的轉變，從過去習慣從“上面”看“下面”到現在從“下面”看“上面”的這種立場的轉變，最終完成了我的“再教育”。就像是深窖釀出的老酒，時間成為最好的老師。
　　之所以囉囉嗦嗦敘述了這麼多當年經歷的“階級鬥爭”，只是想說明當時的我年輕衝動，懷揣革命理論，懷抱革命激情，義無反顧地投身到艱苦環境的第一線摸爬滾打，通過三年的親身經歷、觀察、思考逐漸地發現：原本並不存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也不存在“階級鬥爭”條件下的鄉村革命。農村所需要的其實就是正常的農業發展規劃和正確的農業政策實施。所謂農民的“小私有者劣根性”，後來的農村改革都深刻證明是農民長期被剝奪的正當權益和權利的伸張和訴求，本該早就平反和回歸。由此舉一反三，在工業、農業、商業、學校、軍隊各個領域其實也都是如此，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執政黨領袖的一意孤行，至於深層次的動因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我當時在村里。記得和很多村民一同步行到延安市參加追悼毛澤東大會，我帶着黑袖標，站在萬人肅穆的廣場上，淚水像決堤的江河止不住。我雖然是為毛澤東的逝去哭泣，但我內心裡已經有了覺醒的萌芽，我隱約意識到是和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理論告別的時候了，是和一個時代告別的時候了，這種訣別是痛苦的，然而又是堅定的，因為有我親歷的鄉村實踐作為堅實基礎。
　　同時我內心也極為傷感，我為自己花費了這麼多年為了一個虛幻的偉大理想付出了青春的代價。記得我走到延河邊的時候仍然止不住淚水，望着迅速流向下游的河面痛心不已。丹柯的形象在這瞬間轟然倒塌，因為雖然我剖開了自己的胸膛，捧着鮮紅的心摸索了幾年終於走出黑暗的森林，但是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我要走進這片理論的黑暗並且苦苦追尋？我預感到自己有生以來的政治激情從此將一去不復返，雖然我告別了荒謬的政治童話，認清了政治的偽善和虛幻，獲得了自己真正的立場和思想，但是畢竟荒廢了此生僅有且一去不復還的青春歲月，畢竟耗盡了難以重生的青春熱血。
　　本來我以為可以超越父輩，但是此時此刻我非常失落。父親十八歲入黨，因為才華顯露當年就被學校從大學生提拔為講師並擔任系黨支部書記，但是那年剛好趕上鎮壓反革命運動，一個學生屈打成招供認我父親是台灣特務，他立刻被關押審訊，撤銷黨內外職務。後來雖然被甄別放出來並恢復工作，可是他的神經受到極大刺激，不得不被送進精神病院。經過數年治療雖然好轉，但是歷經大躍進、四清下鄉、文革抄家，親人被斗、單位批判、五七幹校等運動，精神與身體遭受嚴重摧殘，三十六歲就英年早逝。即使這樣，他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仍舊緊緊握着我的手囑咐：“好好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那時林彪事件已經公布，但是因為他已病入膏肓，家人沒敢告訴他，以至於他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仍舊對文化大革命的神聖性沒有懷疑。我曾發誓走一條和父親絕不一樣的不盲從的道路，但是最終發現自己仍舊沒有擺脫專政機器的巨大裹挾。
　　很多知青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回憶都局限於對自己燦爛青春年華的留戀和追憶，或者是沉湎於自身艱苦生活的歷練和艱難困境的掙扎，雖然他們也不否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導致幾千萬人背井離鄉貽誤青春，是人類歷史上不可思議的一場政治浩劫。但是很多人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傷害，就是一場長達十年或者可以追溯更長時期的政治運動，對一代年輕人心理造成的負面影響和對一代人的青春——生命中最美好最燦爛的時光的肆意摧毀和揮霍，這是難以補償的對一代公民的精神傷害。雖然知青們後來的命運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別：有的上了大學，出國深造，學有所成，仕有所就，甚至成為國家領導人；有的下崗待業，傷病纏身，生活窘迫，平民布衣，甚至死亡或傷殘。但是不能因為知青中出了精英就得出“多難興邦”的結論。此外，這種傷害比二戰中迫害猶太人更隱蔽，它是以革命的名義，使被傷害者心甘情願為之犧牲，甚至終生為之糾結。幾千萬人的青春在最鮮活最燦爛最美好的年華被“上面”的意志任意的揮霍，這種個人意志對公民權利的傷害是難以無視的。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一切可以重來，我相信知青每個人的成長發展歷史一定會完全改觀。有誰能否認，如果在自己知青的年代，可以像現在的年輕人做出自由的多元的非政治化的選擇，自己的命運絕對會是另一個結局。
　　所以，從公民權利的角度審視這場上山下鄉運動，結論不言自明。以“上面”的主觀意志，對幾千萬人的青春肆意揮霍，對幾千萬人的精神肆意擺布，對幾千萬人的一生產生持久的深遠的不可逆轉的影響，是這場運動難以迴避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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