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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台灣報刊派出記者，不辭勞苦，到中共新領導人當年插隊的地方尋訪，梳過去篦過來，精神可嘉。但看最近幾天發出的關於這些新貴當年知青往事的報導，要麼是炒冷飯，要麼純屬空話甚至假話。我想起讀過國務院科技部長萬鋼寫的《返鄉隨想》，倒是篇情真意切的好文章
中共十八大閉幕，無數媒體、無數人猜測了無數次、寫下無數文字的中央新領導班子，終於亮相了。海內外媒體紛紛轉向對這些新領導人家世、經歷的挖掘，尤其熱衷對幾位當過知青的高官的知青生涯進行報導，尤其是幾家香港和台灣報刊，派出記者，不辭勞苦，到這些高官當年插隊的地方尋訪知情人，梳過去篦過來。精神可嘉！但是看最近幾天發出來的大量關於這些新貴們當年知青往事的報導，要麼是炒冷飯，要麼純屬空話，甚至假話。
例如像一家香港左派報紙這樣的報導：
習近平早年曾在延安市梁家河村插隊，並在這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昨日延安市委書記姚引良的專場記者招待會，吸引了大量對習近平早年生活充滿好奇的國際媒體。姚引良表示，當年，包括習近平在內的28000多名北京知青到延安下鄉插隊，是繼毛澤東到延安後，當地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觀念上，受到的又一次極大的衝擊和提升。他回憶說，自己去過習近平插隊時的村子和住過的窯洞，“那是個很艱苦的小山溝，而他在那裡一住就是7年。”
這樣的記者招待會，根本無法向記者和讀者提供任何實在、新鮮的信息。而且將習近平等知青到延安與毛澤東到延安相提並論，阿諛之狀，讓人啼笑皆非！
因為工作關係，我接觸過不少有過知青經歷的中共高官回憶自己青春歲月的文字。其中雖然多數脫不了官話，但其中有血有肉的文字也還有一些。
習近平本人在主政福建時，接受《中華兒女》雜誌採訪和接受電視記者採訪時講述的情況，詳細回顧自己思想變化的過程，就比較實在、可信；
被認為是“團派”的海南省長羅保銘曾經是天津下放到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我讀過他寫的一篇短文《做人的力量》，曾被許多知青網站轉載，很是情真意切。羅保銘接受鳳凰衛視吳小莉的專訪，回顧在兵團當拖拉機手的艱苦、危險情景，也讓人為之動容。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我讀過的高官所寫與知青有關的文章，寫得最好的是國務院科技部長萬鋼寫的《返鄉隨想》——恰恰他還是一位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擔任的高官，他是德國博士，有發明專利，海歸後，被安排擔任致公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算是“國家領導人級別”了。
洋博士國家領導人萬鋼的文章其實是一組，共五則，寫的是他與其他知青同伴一起返回插隊村莊的所見所聞、所憶所思。我轉載在下面。
不過文章讓我生出一點疑云：從最後一則文章看，他當年是填寫了“入黨志願書”的。凡是在中共體制下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種統一印發的“入黨志願書”，不同於“要求進步者”自己寫的入黨申請書，支部讓誰填寫這張表格式的“入黨志願書”，就意味着支部（甚至上級黨委）已經內部認可此人入黨，下一步，就是挑選一個吉日良辰，舉行支部大會，正式履行通過其入黨的手續。那麼，萬鋼何以是“非中共人士”身份的高官？
這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當時雖然填表，卻沒有被支部大會通過或被支部大會通過了之後，未被上級黨委批准；另一種，是他當時加入了中共，但後來出國留學、任職時間較久，於是原來的黨籍不予保留，他便由中共黨員，回復到非黨人士。是哪種情況？還望知情者指點。
萬鋼的官當得怎樣，政績如何？我都不知道。不管怎樣，一位洋博士高官寫出這樣真摯的文章，對插隊的知青夥伴、對鄉親們葆有這樣一片感情，他沒有忘掉根本，沒有扭曲人性，讓我驚異，也感動。
返鄉隨想
萬鋼，延吉信息港
又見東溝
30多年前，我們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在縣城延吉縣龍井鎮居民家住了一夜。清晨，睡意蒙蒙地登上卡車就出發了。一路上我默默地數著路過的村莊，磚房沒了，瓦頂沒了，電線也沒了，路邊只有一排細細的木杆，掛著兩根鐵絲線。“我們去的地方或許還有電話，兩根電線掛著我們聯繫家鄉的一絲希望。”
30多年以後的道路依舊，仍然還是沙石路面，冬天依然結“冰湖坡”，春天依然會翻漿，夏天雨後依然要封路禁行。只是對面駛來的拉木車上裝的已經不再是大原木了。路邊的電線杆已經換上水泥杆。記得我們當年拉電線進村時，立的黃花松電線杆，砍樹，抬來，豎起來，架電線，然後總算有了電——我們自己拉來的電。路邊的電話線也不再是鐵絲線，或許已經換上了適用遠距離信號傳輸的銅絞線，還有閉路電視線。電氣化、信息化的步伐超過了公路交通化。
車到南大地，同學們坐不住了，話音明顯地響起來。“都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怎麼還那麼激動？”隨行的年輕人或許會這麼想。一里多長的壟溝，春天鏟地，頭上包著紗布還被咬得滿頭是包；夏天薅穀子，蹲著跪著爬著，一頭汗，滿臉泥。1974年我當隊長，上頭要求密植，20厘米一株，都知道那是胡扯，要餓死人的。我們把靠道邊的6趟密密地種下，然後該怎麼種怎麼種，那是意會，不必言語。領導來檢查，不會深入6條壟。結果得了個小豐收，也被說是“密植”的成果。
隱約傳來鑼鼓聲，多像30多年前，也是上午。記得那天汽車進村，地上正在翻漿，豬、狗滿地跑。穿的是低幫跑鞋，一腳踩得里外泥漿。老鄉們拿來柴火樺子鋪路，同學們才下了車。那天晚上，男同學打撲克，說瞎話；女同學屋裡沒聲音，默默地哭。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東溝第一天。
歡迎會
在鑼鼓、秧歌和鞭炮聲中我第一個下車。記得1974年春節允許扭秧歌。當年圍著被面被單，塗著紅胭脂扭秧歌的青年也許已經扭不動了。今天扭秧歌的青年卻還是那麼熱情。握著一雙雙熱情的手，我極力地搜尋著記憶，努力地從那些似曾相識的面相中辨別姓名。鶴立雞群的王樹清是我第一個叫出的名字。
王大個曾經在龍井體工隊打籃球，1962年挨餓，體工隊解散就回到東溝老家。王大個有點文化，又見過世面，但遇事也愛提出意見，說點怪話，隊裡就安排他開手扶拖拉機。那年我當保管員，王大個常在倉庫門口修拖拉機，沒事我就跟他學。按照維修圖紙，一步一步地把發動機拆開、清洗、研磨、安裝。差不多每星期維修一次。然後就跟他學開拖拉機，先在村里拉土送肥，後來也給糧站送糧，去供銷社拉貨。王大個常常以“師傅”的身份訓斥我、幫助我、保護我。記得1975年離開東溝那天清晨，王大個請我和蘇衡去他家吃早飯，黏豆包加雞蛋，那是當年最奢侈的早飯了。
相繼又認出了朴永連、薛占嶺、王治昌、鞠忠山、李廣林、汪勝軍、鞠連香、楊玉容、趙玉霞……離開東溝的那天早晨，這些青年朋友送我和蘇衡上路，依依惜別。記得我和蘇衡曾經發誓一定要回到這裡。今天終於又相見了。朋友們老了、瘦了、黑了，相隔30多年，當年在一起早出晚歸、嬉戲玩耍的青年朋友，今天都已經是村中一代老人。“歡迎老知青返回第二故鄉”，醒目的橫幅提醒我們，我們也老了。老友相見，期望的眼光，期待的問話：“還認得我嗎？”“認得！”說出名字，換來由衷的欣慰，這就是淳樸的鄉村朋友。
周書記已經是周家第三代，當年他還在小學念書，王愛蘭曾經是他的老師。記得離開東溝時，大隊有140多戶，1100多人。周支書介紹說，現在只有100戶，480多人，人口減少了一半。這100戶中的青年人，多數還在外地打工。幾天前廣播老知青返鄉的消息，許多要外出的推遲了行期，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們趕回了村莊，村公所里擠得滿滿登登。歡笑中延吉市委、三道灣鎮、東溝村的領導們表示了熱烈歡迎。我在發言中儘可能輕輕地介紹了老薛、眼鏡、卡車、呼隆隆（當年老鄉給我們取的外號）我們這些老知青們離開東溝後的奮鬥經歷和現狀。老薛代表老知青回憶了往年，當他回憶到當年集體戶住房失火、鄉親們救火捐款的往事時，有些哽塞了，會場寂靜無聲，然後報以熱烈的掌聲。老知青集體向村里贈送了兩台筆記本電腦，希望藉此加強東溝與外界的聯繫。
村中行
午飯前，我執意要到村中看看。村公所後面是我們當年的住房，知青離開後就賣了。房子被拆掉了一半，剩下那一半過去是男生住的通炕，後面有一間小庫房，有段時間還兼作為大隊廣播室。年輕的我們曾經也幹些淘氣的事，比如半夜裡用大喇叭播放唱片裡雞叫的一段，引得村中半夜雞鳴，第二天老鄉們紛紛議論鬧鬼了。
當年熟悉的供銷社幾經修改，門臉變了。吳秀明——這位當年心靈手巧，但因為“家庭問題”備受歧視的青年承包了供銷社，當上了經理。他熱情地拿出上等煙和瓶裝酒招待我們。我卻忘不了當年我死乞白賴地和徐明鬧騰，為集體戶打上一瓶只有“非農戶”才能購買的豆油的情景，為此獲得了“萬大賴”的尊稱。
記得村中主道邊曾有兩排草房，簡陋但也整齊。現在變得鬆散凌亂，路南是梁家的磚房，路北被遺棄的草房已經破落，貧富差別映人眼帘。李廣林老師熱情地把我們領進他家，他媳婦王漢英是當年的供銷員，和她爸爸一樣，曾經悄沒聲息地幫助過我們。王漢英熱情地招呼我們。院子十分整潔，柴火樺子碼得整整齊齊。進屋看也十分整潔，明顯的變化有裝上了電話、接通有線電視、門邊多了個自來水龍頭。
“電話、電視、自來水是三大變化。”我讚賞道。“但是每家每年要支付168元的有線電視費，負擔太重。”王大個還是愛提意見。路過王大個的家，我習慣地往裡走，他攔住了我。三個孩子都在龍井市工作，嫂子前年去世了，老王神色黯然，但三個孩子都有出息，他又覺得滿足：“我用不著他們照顧，他們好就行。”——可憐天下父母心，但願孩子們也常回家看看。
村東頭是後蓋的小學校，磚瓦結構，但前年已經關門。當年村裡有100多個孩子上學，到前年就剩不到20個，實在無法開學，就併到三道小學，有車每天接送。往回走，當年我管理過的大隊倉庫的位置上，建起了一趟磚瓦房，外牆馬賽克貼面，我問那是誰家。“趙木匠家。你們不認識，他們搬來沒到30年。”周支書肯定地說。
從村後邊繞到公路，路邊立著一塊廣告牌。大意是：東溝綠色種植基地，有獼猴桃、野蘑菇、沙參、蕨菜、木耳等。我問效益如何，答曰不好，一是運輸問題，獼猴桃、蕨菜等熟期短，採下來運不出去就爛了；沙參、木耳尚可，但賣不出好價錢——質量不如別人的好。買來的木耳菌，第一年還可以，第二年就硬了，白給都沒人要。我問農業稅是否免掉，周支書說免了，去年起還給一些補助，日子好過一些。村里急需產業結構升級，但又沒有資金，難以改變目前面貌。年輕人都到城裡打工，勞力也不足。一是道路和運輸，二是知識和技術，這兩條是農村發展的瓶頸。陪同的市委李書記告訴我三道灣是延吉市的水源地，人口不宜聚集，也不應發展更多產業。我特別到河邊看了一下，水還清澈，但岸邊的生活垃圾和白色污染（塑料袋等）很扎眼。
午飯
學大寨的年代裡，東溝曾經是三道公社第一個實行大隊核算制的“先進模範”。那時候領導來視察，大隊出錢招待，又吃又喝。說實話我還真擔心我們十幾個人回來，不要給村里找麻煩，添負擔。
鄉親們熱情招呼我們吃午飯，飯菜十分豐盛。村長告訴我，現在村里幾乎沒有財政了，今天的飯菜，包括啤酒、白酒和飲料都是大夥從家裡拿來的。蕨菜、生菜、豆芽、干豆腐、大碗的蛤蟆、大塊的牛肉、豬肉可以買到，不像以前，只有隊裡殺豬時才能吃上肉。那時候隊裡只有過年過節才殺豬，常常幾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記得那天在南大地鏟地，廣播喇叭播新聞，周總理設國宴，宴請西哈努克親王，大家猜想國宴有什麼菜，你一句我一言爭個不休，老郎書記作總結斬釘截鐵：大夥都別說了，國宴啊，一色的豬肉燉粉條，管夠！
小三端來了黏豆包，飯豆餡的；鞠連香拿來了苞米麵切糕，摻豆面的小朴非叫我吃幾口雞蛋，那是他們家的“跑雞，不是圈養的，好吃”。那年我打石頭給砸暈了，抬回家，也是小朴給我拿來雞蛋，那時候還沒有圈養的雞。
1998年我從德國奧迪公司乘公務專機去長春出差，晚上主人們問我想吃什麼？我說關東菜，他們吃了一驚。那天晚飯剩了一塊切糕，也是摻豆面的，我把它包回賓館。夜裡浮想連翩，不能入睡。最後起來把那塊切糕吃了才睡著。
告別
午飯後，還有兩個地方我執意要去看看，第一個是我當年採石頭被石頭砸傷的水田大壩。大壩原是用臘條子垛的，目的是為了抬高水位。引水入田，我們就吃上了大米。1975年為了固化大壩，隊裡決定採石壓壩。人說採石頭最怕啞炮，其實最危險的是爆炸後去撬石頭：繩子拴在腰間，從山上吊下去，用鋼棍把那些鬆動的石頭撬下來。我就是在撬石頭時被旁邊落下的石頭砸在右側腰部，當時我昏過去了，醒過來時躺在河邊，後來被抬回家。疼了好幾天，好在沒有落下後遺症。我們在壩上照了幾張照片，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個小青年開著手扶拖拉機過來。王大個說現在的手扶比咱們以前的強多了，省油，也不容易壞。老王、我和那位年輕的拖拉機手拍了張照片，當年我也像他那麼年輕。
我們坐車去了陽溝子，跨過獨木橋到了陽溝口。據說當年我們開挖的大草甸子已經填掉，大部分農田也已經退耕還林。遠遠見陽溝南坡上的落葉松林鬱鬱蔥蔥。
陽溝子離村5里多地，去耕作早出晚歸，中午啃一個大餅子，然後鋪一塊塑料布，在壟溝里眯一覺。有一天睡覺起來，掀起塑料布發現下邊有一條蛇，大家一哄而上，用鋤鈎子打死，扒了皮攏一堆火烤著吃了。
快要到離別的時間了，村公所前廣場人多了起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薛家、徐家、王家、李家……個人照，團體照，集體照……要上車了，朋友們一次次緊緊地握手，千言萬語的叮囑……多像當年的告別，多像當年的囑託。
還有一些人我們永遠也見不著了，老郎書記、薛戶長、趙大媽、徐明、孫喜彥、梁歪脖子……那些曾經幫助、照顧、關懷我們的好人，我深深地懷念着他們。1973年黨支部讓我填寫入黨志願書，我問郎書記：“我爸我媽都是反革命，鐵案，黑五類的子女，你知道嗎？”“我早就知道，支部也都知道。”“那你們這麼培養我，重用我，不怕犯錯誤挨整嗎？”“你好幾千里來這都不怕，我們怕啥？再整也不能開除我黨籍。說什麼來着，幹得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小伙子，別耷拉腦袋，不定哪天，你媽你爸都成了好人，功臣。”樸實的語言，善意的人情，伴隨著我30多年奮鬥自強。
別了，東溝；別了，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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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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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資料說萬鋼填寫了申請表，姑且視之為事實。
不過，你的推理並不正確。
因為你看到的文章只是說讓他填寫，沒說他填寫了。
所以，就理論而言，還有“沒填寫”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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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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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2-11-15 22:0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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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3cha提供資料！萬鋼的入黨問題，這樣就大致能明白了，看來他是填了入黨志願書，甚至可能也開了支部黨員大會，但是“上面不敢批”，所以並沒有加入中共。
一般來講，公社黨委就有權審批了，但是萬鋼講：“公社黨委想要發展我入黨，就因為我是‘黑五類’分子子女，上面不敢批”。可能是他的家庭歷史問題相當“嚴重”，公社都不敢作主，而公社的上級——區委或者縣委也不敢表態。
查潛江萬家是個大家族，百年來出了很多政、經、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萬鋼和中國戲劇大師曹禺（本名萬家寶）的高祖父是親兄弟，他們倆可算堂兄弟。只是不知道萬鋼的父親萬德浩夫婦的具體情況，何以被時年21歲的兒子萬鋼都認定“我爸我媽都是反革命，鐵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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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c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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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2-11-15 18:4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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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能否談談你插隊下鄉的故事？
萬鋼：這個經歷太長了（笑）。那是1969年初，我剛剛過了16歲生日，本來我很想去黑龍江，後來因為家庭原因，不能去，說那是邊疆（笑）。
後來就去了吉林，當時我思想上背着一個包袱，到了這麼一個艱苦的地方，但是，我一直在感悟着那些老鄉對我的真誠。在生產隊，我從鋤地、扶犁、趕馬車，後來到倉庫保管員、出納員、會計，都幹過，還當過團支部書記、生產隊隊長，他們給我很多機會。
1973年的時候，公社黨委想要發展我入黨，就因為我是“黑五類”分子子女，上面不敢批（笑）……
人物周刊：那段經歷給你留下什麼印象？萬鋼：那種淳樸、單純的人際關係給我印象很深，淳樸是一個方面，往深了說，就是“人心換人心”。
在德國10多年，我覺得說德國人排外也是一種偏見。在奧迪公司當車間主任的時候，遇到工人生日，哪怕在生產線工作，我也會拿兩瓶啤酒去和他碰一杯，這樣他也就會對你好……世界上就那麼一句話，“人心換人心”（大笑）。
人物周刊：後來，你就從生產隊長被保送上東北林業大學了。
萬鋼：我被保送到東北林業大學，是當時我們全省（吉林）的唯一可以教育好的知青，所以比我考大學要難得多啦（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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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c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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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2-11-15 18: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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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青年萬鋼：1973年的時候，公社黨委想要發展我入黨，就因為我是“黑五類”分子子女，上面不敢批（笑）……其實我最高興的是，17歲下鄉插隊，半個月沒吃到肉，後來有一天生產隊裡的老母豬死了，大家出去幹活的時候，就開始想晚上燉肉怎麼香。吃到肉是那時最高興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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