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下《常識》，反抗那時候的政治傳統；他寫下《人權論》，反抗社會傳統；他寫下《土地正義論》，反抗經濟傳統；最後還寫下《理性時代》，反抗宗教傳統。這樣一來，這位世界公民就把那個年頭能得罪的人類權勢力量都得罪完了！


　　老高按：我聽說托馬斯·潘恩這個名字和他的最膾炙人口的名著《常識》很早，但是真正讀到《常識》這本小冊子很晚——名副其實的小冊子，我讀到的是華夏出版社的中譯本，前後附加了很多零碎，包括介紹他的生平，也才區區139頁。
　　由於他所闡述的思想早已經擴散，真正成為整個世界的“常識”，所以當時我讀此書，沒有兩百多年前的讀者那樣如醍醐灌頂、恍然大悟般的暢快驚喜，更多地卻是為他的悲劇一生所嘆惋：他推動了美、英、法三個國家的革命，卻被這三個國家的執政者所拋棄，竟然活得身無分文、死無葬身之地，最後別說樹碑立傳，甚至屍骨無存！
　　讀到上海大學歷史系朱學勤教授的長文《兩個世界的英雄——托馬斯·潘恩》，讓我對潘恩的悲劇性命運、他的歷史貢獻和不見容於三個國家執政者的原因，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在潘恩已經去世206年的今天，他的許多主張和預言，有了更多的史實來驗證，其中自然有被證明並不適當的片面之辭，但是更有穿過長夜、歷久彌新的真知灼見。他在人類歷史，尤其是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偉大貢獻，我們作為受惠者，理應更深深牢記。
　　讀到朱學勤下面的文字，我不禁熱淚盈眶：
　　1809年6月8日早晨8點鐘，世界公民托馬斯·潘恩在孤苦無告中含憤死去。紐約只有一家報紙注意到這個人的離去。一個記者在6月10日的《紐約郵報》上草草報道了這條消息。其筆調之輕薄令人難以置信：“昨天，他葬於西切斯特縣新羅歇兒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莊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齡，不過他活的也夠長了。他做過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壞事。”
　　送葬隊伍只有六人，其中還有兩名黑人。據他的法國房東波納弗爾太太回憶，下葬時的蕭條場面讓人揪心：“當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時，我站在墓穴的東端，讓我的小兒子站在西端。環顧周圍寥寥的旁觀者，我說：‘啊，潘恩先生；我的兒子站在那兒，代表美國向您致謝。而我，則代表全體法蘭西人民！’”莽莽曠野，只有一婦一孺在代表美法兩國向這位合眾國的取名人和《人權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後想起，美法兩國必定覺得這是它們百年難洗的共同恥辱。
　　朱學勤這段總結，也引起我深深的共鳴：
　　他有《常識》，反抗那時候的政治傳統；他有《人權論》，反抗社會傳統；他有《土地正義論》，反抗的是經濟傳統；最後有《理性時代》，反抗的是宗教傳統。這樣一來，他就把那個年頭能得罪的人類權勢力量都得罪完了。他從地上打到天上，橫掃俗界國王之後，又向靈界國王宣戰，最後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個遺骨飄零，死無葬身之地的悲慘下場。其實，他既然死無葬身之地，生亦不該享有國籍，他是世界公民，屬於新舊大陸上一切愛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為他那個時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該讓他歸屬於歷史。他來到這個世界時，是個貧民；離去時還是一貧如洗；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穴墓地，真可謂“赤條條來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筆使自己成為百萬富翁，因為在他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的作品獲得象他那樣廣泛的銷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給英、美、法三國的民主事業。這樣一個無畏無私的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兩個世界的英雄”。
　　我想起普希金的那首著名的《紀念碑》的詩句。潘恩也可以說：“我為自己豎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兩個世界的英雄——托馬斯·潘恩

朱學勤，《河南大學學報》


　　人們常說，十八世紀末的拉法耶特是“兩個世界的英雄”，卻遺忘了那個時代更有資格獲得這一稱號的民主戰士——托馬斯·潘恩。拉法耶特執劍，潘恩執筆。前者之劍只能聯接美國革命、法國革命新舊大陸兩個戰場，卻不能揭示那兩場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繫。後者之筆不僅揭示了它們之間的聯繫，而且對那兩場革命據以進行的近代政治學說作出了重大貢獻。潘恩之筆走在了拉法耶特之劍的前面。但是，潘恩的命運——無論是個人生涯還是歷史地位——卻遠不能和拉法耶特等人相比。拉法耶特生前就贏得極高聲譽，遍受歐洲各國首都的歡迎。潘恩生前卻飽受磨難。他被柏克誣衊，受庇特審判，又為羅伯斯庇爾逮捕入獄。最後，還飽受華盛頓忘恩負義見死不救之害。他遭舊封建宮廷追捕，並不奇怪，可悲的是，他還被新執政黨人打擊，而那些新執政黨人不久前都還是他的同志。他以世界公民自命，在英、法、美三國鼓動革命，結果卻顛沛流離，不得其所——其遭遇之慘，只有盧梭才能與之相匹。即使如此，盧梭尚有死後哀榮，遠勝於他。沒有一個人在他那個時代參預了那麼多的重大事件，沒有一個人的作品在他那個時代贏得過那麼多的讀者，但也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被同時代人遺忘得那樣快，以至連遺骸都下落不明，至今無人知曉。

　　1737年1月29日，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出生於英國諾福克郡塞特福德一個窮苦的胸衣匠人家庭。他幼年失學，曾相繼當過店員、胸衣匠、教員和稅吏，屢遭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他兩度結婚，結局都很悲慘：一次悼亡，一次離異。在《常識》發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寫成“Pain”（“痛苦”），以示對英國社會的抗議。
　　1774年他組織了一次下級稅吏要求增加工資的請願。在倫敦向議會請願時期，他與北美殖民地駐倫敦代表富蘭克林結識。後者讚賞他是個“有獨創精神的高尚青年”。請願失敗後，潘恩被英王政府解僱。這年10月，他帶着“富人的財產就是另一些人的災難”這一結論，離開了日益仇恨的英國，流亡北美。抵美後，他憑藉富蘭克林的推薦信，很快找到了職業。
　　1774年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費城任《賓夕法尼亞》雜誌編輯。1775年3月8日，他發表《在美洲的非洲奴隸》一文，抨擊對黑人的奴役是“謀殺、搶劫、淫惡和野蠻”的行為，呼籲北美人“以沉痛和憎惡的心情立即停止並廢除這一制度”。歷史學家們考定，這是北美土地上反對奴隸制的最早也是最傑出的文獻之一。賓州的廢奴主義者為他的文章所鼓舞，幾個星期後，組成《美洲廢奴協會》——北美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廢奴組織。潘恩成為其當然成員。
　　潘恩抵美後，北美事件逐步走向武裝抗英的高潮。但是，當時的北美人並未下決心獨立。“國王仁慈，議會暴虐”的看法不僅在民間，甚至在軍隊中都很普遍。1774年9月第一屆大陸會議的宣言猶在宣稱完全忠於王室，依附大不列顛：“有人告訴你們，說我們是好亂的，不滿政府和希望獨立的。請相信，這些都不是事實”，“只要我們再回到上次戰爭（指英法七年戰爭）結束時所處的地位，我們之間的和諧就能恢復如初”。遲至1776年1月，在華盛頓坐首席的軍官餐廳里，每天晚上都要為英王的健康乾杯。對大多數北美人來說，這時從母國獨立出去，建立共和國，無異於讓歷史上那些混亂、滅亡的慘劇在北美重演——遠如古羅馬，近如波蘭，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少數先進分子如本傑明·羅什、約翰·亞當斯等人看到了戰爭的前景是獨立，獨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們為種種現實利益所限，又不敢公開呼籲。可是戰爭卻在每天每夜、每時每刻地進行着，因此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局面：戰爭在持續，但戰爭的前景卻模糊不清。可以這樣說，這時的北美大陸只有戰爭，沒有革命。戰爭是在潘恩的《常識》發表以後，才獲得近代意義的公民內容和劃時代的歷史地位的。
　　1776年1月10日，潘恩在羅什等人的鼓動下，匿名發表他那篇驚駭世俗的小冊子。在這本不過50頁的小冊子中，他宣稱這些真理如常識一樣自然可信：
　　1．“喬治三世只不過是大不列顛皇家畜牲”，他是北美事件的首惡之源。英國王室並不神聖，因為據英倫三島征服史記載，英王的“始祖是某一夥不逞之徒中的作惡多端的魁首”。
　　2．“和解與毀滅密切相關”，獨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英國屬於歐洲，北美屬於它本身”，“現在是分手的時候了”。
　　3．獨立之後，實行共和政體，而不是恢復英國留下的制度。“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推翻國王這一稱號，把它分散給有權享受這種稱號的人民”。“只要我們能夠把一個國家的政權形式，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的政體留給後代，花任何代價來換取都是便宜的”。

　　《常識》一出，震聾發聵，猶如劃破黑夜的槍聲。不出三個月，發行12萬冊。總銷售量達50萬冊以上。當時200萬北美居民中幾乎每一個成年男子都讀過或者聽過別人談這本小冊子。《常識》流傳之廣，今天的讀者難以想象。當時在許多鄉村茅舍，如有幸擁有一本藏書，那自然是《聖經》，可是如果擁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識》。在許多大陸軍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讀得皺巴巴的《常識》。一家英國報紙驚嘆：“《常識》無人不讀。凡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改變了態度，哪怕是一小時之前，他還是一個強烈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華盛頓曾承認這本書在“很多人心裡，包括他自己在內，引起了一種巨大的變化”；《常識》一書還為《獨立宣言》鋪平了道路。歷史學家們發現，在《獨立宣言》中強調的那些民主原則早已為《常識》以更酣暢淋漓的語調闡述過。《獨立宣言》的那位作者也曾坦率承認，他引用過《常識》，並對此“引以為榮”。
　　《常識》一書推動北美人民走上公開獨立道路的歷史意義不可估量，無庸置疑。時過200多年，歷史學家仍在稱讚這本書：“1776年《常識》一書把國王和議會的權威撕成了碎片，……從那以來，除《湯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國，再也沒有一個出版物曾發生那樣巨大的反響”。

　　但是，《常識》贏得的評價大都集中在它鼓吹獨立的作用上，這就掩蓋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它在北美大陸首倡共和的重大意義。而忽視了這一方面，就違背了作者的本意。
　　人們應該體會《常識》一書為什麼以那樣的形式開頭，它並不是具體評論北美與母國的關係，而是分析人類組建政府的各項原則，攻擊包括英國制度在內的各種君權制、世襲制。潘恩一再強調：《常識》中有關共和政體的觀點要比呼籲獨立的那些論述更有價值。他後來寫道：“美國的獨立如果不曾伴隨一場對政府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單從它脫離英國這一點來考慮，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對它就不會有這樣經久不息的熱情。獨立之後，繼續前進，建立具有示範意義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寫作時考慮的首要原則”。

　　北美鬥爭波峰相逐，內在邏輯經歷有經濟鬥爭、民族鬥爭和民主革命三個階段。糾紛初起，北美人的口號僅是：“無代表不能徵稅！”他們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顛內的參政權，以保護殖民地的經濟利益。
　　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發出“不自由，勿寧死”的誓言，北美人民才意識到經濟衝突之外，還有更難調和的民族矛盾。不久，萊剋星屯槍聲打響，北美人民以“不自由，勿寧死”的口號，進入爭取民族解放的第二階段。
　　但是，第二階段並不是最高階段。這時，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識剛剛覺醒，尚搖擺不定，近代意義的民主革命要求則更加淡薄。如果北美鬥爭停留在這一階段，儘管最終還會取勝，但結局很可能是：趕走了英國總督，民族獨立，卻恢復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就在這時，1776年1月，潘恩《常識》出版。他不僅呼籲獨立，而且還喊出了共和的新口號：“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以這一口號為標誌，獨立戰爭的內含獲得了嶄新的含義。北美人民從此意識到肩負的歷史使命：他們不僅僅是為十三州本土而戰，而是為開創近代民主制——共和政體而戰，為開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時代而戰。這樣，長期糾纏不清的獨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論爭就此結束，戰爭的前景迅速廓清，北美鬥爭上升到第三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最高階段。
　　潘恩把獨立和共和聯繫在一起，把一個區域性的民族戰爭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時代聯繫在一起，把北美鬥爭推上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為後來的法國革命奠定了實踐典範——這才是他發表《常識》一書所獲得的最重要的歷史功績。這一功績是同時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難以比擬的。

　　《常識》出版後，潘恩投筆從戎，加入格林將軍的志願部隊，上前線作戰。1776年8月，英軍在長島登陸，繼而占領紐約。美軍一退再退，士氣低落，紀律潰壞，幾至瓦解。戰局危急，民族垂危，潘恩應華盛頓請求，又一次拿起了他的利筆。他在行軍旅次中，以《美國危機》為題，連續寫作多篇戰鬥檄文，鼓舞士氣。以下這些激動人心的詞句，就是他屈着膝蓋在一面行軍鼓上寫就的：

　　這是磨鍊人的靈魂的時候，能共享安樂，而不可共患難的人，在這場危機中將在為國服務中退縮，可是現在能夠抗住的人，應該受到男男女女的熱愛和感謝。暴政同地獄一樣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們可以此安慰自己：鬥爭越艱苦，得來的勝利越光榮；得來的勝利越便宜，贏得的尊敬就越小。

　　華盛頓命令：集合全體官兵，向他們宣讀這篇文章。1776年聖誕之夜，在潘恩檄文的激勵下，美軍一鼓作氣，連夜渡河作戰，取得了特侖屯戰役的輝煌勝利（特侖屯，Trenton，現在新澤西州的首府。華盛頓將軍渡河之戰，成為許多歷史學家研究的課題，有一本專著還獲得普利策獎。在新澤西州的德拉瓦河畔，有華盛頓渡河公園　Washington Crossing Park——老高注）。

　　1777年，潘恩被任命為大陸會議外交事務委員會秘書。在那裡，他與美國駐法商務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發生衝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國援助假公營私的行徑。1778年12月4日，他在報上公開揭露迪安謀取10萬里佛爾私利的醜聞，引起軒然大波。大陸會議的某些當權者公開表示對潘恩的不滿。保守派首腦古爾諾·摩里斯在大陸會議上說，外交委員會秘書一職根本不應掌握在“從英國來的一個純粹的冒險家，一個既沒有財產，又沒有家庭和親戚，甚至連語法都不懂的人手裡”。次年2月，法國駐北美使節向大陸會議遞交抗議書，抗議潘恩暴露了法國軍援的秘密，要求大陸會議“對目前的狀況採取合適的措施”。國會為此辯論不息，風波持續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辭呈。在辭呈中，他悲憤地說：“我並未辜負信任，因為我所從事的一切都是忠誠於公眾利益。我並未泄密，因為我並未說出什麼我認為稱得上是秘密的東西。我確信迪安犯有罪惡，我唯願自己克盡職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國命運的轉折點。在這之後，他的信譽遭到極大打擊，總是處在謠言包圍之中，再也難以恢復《常識》出版時所獲得的崇高地位。美國上層社會譏笑說：“他升起象一支火箭，墜落如一根拐杖”。

　　北美戰爭結束後，出身低微的潘恩更受排擠。他為這個國家預言了足夠它幾代人實踐並為之感激的真理：從共和政體到外交中立，從中央銀行到邦權至上，直至美國國名：“United　 States”，這時卻成了一個可憐巴巴的失業遊民。1783年11月，他投書紐約州議會說：“我不諳經商，亦無地產。我從另一個國家流亡出來後，並未置辦另一份家業。有時我不禁自問，我比一個難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這個難民曾為這個國家竭忠盡智，卻得不到一絲好報”；經他抗議，國會才同意給他一筆補貼，又經過兩年多反覆辯論，國會才確定補貼金額為3000美元。潘恩以此款在紐約市郊的新羅歇爾購買了一座莊園。
　　象啟蒙時代的其他優秀人物一樣，潘恩既有民主獻身的熱情，又有沉迷於科學實驗的奢好。因為他們都認為若要拯救人類擺脫愚昧，民主和科學缺一不可。潘恩曾發明、設計過一連串東西，從刨床、輕型起重機到車廂輪子、無煙蠟燭。有一次富蘭克林對他說：“對於閒暇者，有書籍；對於偉人，有大廈；對於教士，有教堂；對於普通老百姓，卻沒有人為他們建築橋梁”。於是潘恩發奮製作鐵橋，以取代不能經受冰凌衝擊的木橋，解決凌汛期間民間的舟揖之困。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的短暫間隙里，他設計了一座鐵橋模型，先在富蘭克林家的花園展出，後拿到巴黎、倫敦展覽。他對這座鐵橋充滿柔情，稱它為“《常識》之子”；十三根彎梁撐起一座單拱橋身，他說，這是對十三州組建合眾國的紀念。
　　在英國，他的鐵橋模型和建橋計劃曾一度受到輝格黨領袖柏克的歡迎。在法國，他自豪地寫信給華盛頓說：“我已建造了一座跨距110英尺的單拱鐵橋，拱頂離水面5英尺高。”為了留在歐洲建造他那心愛的鐵橋，他不惜放棄了一個可以回美洲大陸大出風頭的機會：受拉法耶特之託，橫渡大西洋，把法國公民的聖物——打開巴士底獄的鑰匙轉交給華盛頓。

　　但是，當柏克起而攻擊法國革命時，潘恩卻毫不猶豫地放棄了鐵橋和友誼，重回政壇，奮起迎戰。1791年3月，他在倫敦出版《人權論》，激烈抨擊柏克的《法國革命感言錄》，引起海峽兩岸輿論界的轟動。
　　《人權論》一書是潘恩對法國大革命的最大貢獻，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人權論》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並沒有局限於逐條批駁柏克的論點，而是把英國十七世紀革命和美國、法國的十八世紀革命相比，強調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先進性，以及這兩場革命之間的內在的血緣聯繫，鞭斥英國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榮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讀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兩個人的論爭，而是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的對話，是人權與君權的對話，是生者與死者的對話，是十八世紀與十七世紀的對話。他不是一般地闡述法國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個比柏克視野遠為廣闊的背景上，突出勾勒法國革命的劃時代意義。
　　《人權論》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衝破了當時籠罩於整個西方先進思想界對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這一政體，給當時還處於摸索狀態的法國革命指明了共和主義的嶄新方向。在這之前，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伏爾泰、孟德斯塢、狄德羅等一直在教誨人民追隨英國榜樣。盧梭雖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於他片面否定代議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結果，卻把這一理想封閉在小國寡民的範圍內，封死了在大國範圍內加以實現的可能。《人權論》一書超越了他們的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國政體之後，向法國人民詳細解釋了美國共和政體試驗成功的經驗，即拋棄盧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議制同民主制結合起來，獲得一種能容納和聯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領土與不同數量的人口的政府體制"——近代共和政體。潘恩說，這一政體已在比英國本土大十倍的美國試驗成功，法國人沒有必要繼續猶豫觀望了。他們既不必迷信英國政體，也不必為盧梭式的難題所困惑，應該起而仿效美國，建立大國共和政體。
　　《人權論》一書在法國激起的反響一如當年《常識》在美國激起的反響。各種政治性俱樂部以自己的經費在窮人中散發了3000餘冊。羅伯斯庇爾在他自己創辦的政治刊物《憲章捍衛者》1792年6月號摘要轉載了《人權論》，熱情稱讚潘恩“是一個人類權力最雄辯的辯護者”。1792年8月26日，法國議會授予潘恩榮譽國籍。緊接着，加萊、索姆、多姆和瓦茲四郡不約而同都選舉潘恩為他們在國民公會中的代表。加萊還特意派了一位官員去英國通知這位外籍議員已光榮當選，並寫信相邀，熱烈呼喚這個“人民之友”去和他們一起共圖大舉。後來的史實證明，《人權論》對法國革命轉變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權論》出版，對英國思想界的意義難以估量。一位西方學者認為：“發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間的這場大辯論，可能是英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意識形態論戰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場論戰”。到1793年底，《人權論》已銷售或免費散發了大約20萬份。以持論嚴謹著稱的英國《年鑑》雜誌也承認：“對這本書的熱情是無法形容的。它被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閱讀，特別是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無論是英格蘭還是蘇格蘭都是如此”。在設菲爾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詞填進國歌，走街串巷吟唱：

　　上帝保佑偉大的托馬斯·潘恩，他的《人權論》照亮了每一個人的靈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運。他給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人權論》及其影響激怒了庇特內閣。英國紳士百年來視若圭臬的改良主義政治體制和歷史傳統受到一個來自底層社會的思想家公然挑戰，庇特不能坐視，他說：“若放縱潘恩的主張，我們必將有一場流血的革命”。1792年6月8日，英國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動叛亂罪，不久，英倫三島出現官方煽起的反潘恩狂潮，街上開始燒毀潘恩的模擬像。潘恩臨危不懼，凡有暴徒集會，他都免費寄去幾百本《人權論》，附一份書面發言。法國9月3日大屠殺消息傳來，英國托利黨人的反應越見猖狂。9月13日，友人獲悉警方的密謀，勸說潘恩立即逃亡，否則便有殺身之禍。潘恩初意不走，經從法國加萊來的那位官員懇勸，方同意連夜流亡法國。在倫敦。他逃脫迫捕，只差幾個小時。在多佛爾海關，只差20分鐘。
　　英法兩國判若兩個世界。9月13日，當潘恩乘坐的郵船進入法國加萊港口時，軍艦上禮炮齊鳴，沿岸爆發一片歡呼聲。當加萊的這位議員踏上法國土地時，士兵夾道歡迎，淑女上前獻詞，官員和他擁抱，市民則冒雨迎立在街道兩側，高呼：“潘恩萬歲”。9月19日，潘恩抵達巴黎。20日晚，進入法國議會。所到之處，那種法國式的親吻和擁抱總是如潮湧來，把這個年過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憊不堪。10月11日，國民公會選舉組成起草新憲法的九人小組，潘恩得票第二，光榮入選。從此，他捲入了法國革命的政治中心。

　　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遠超出法國人之意料，亦為潘恩本人始料所不及。在革命初期，潘恩尚發生過很大影響。他上一次在巴黎旅居時就曾參預起草了《人權宣言》。經他修改，《人權宣言》增加了美國公民為之奮鬥的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的思想入與《獨立宣言》遙相呼應。這一次起草1793年憲法，他至少提供有45頁用英文寫就的材料。他對丹敦說，採納這些方案後，法國應該成為歐洲的代言人，“她應該為所有民族講話，而不僅僅是為了自己”。
　　然而，隨着革命愈演愈烈，潘恩與雅各賓派之間出現了隔閡。潘恩不諳法語，很難走出上層去和法國百姓直接交往。革命上層中能說英語的法國人大多是吉倫特派，這些人早年往往參加過北美獨立戰爭，在那個戰場上就與潘恩結有情誼，而雅各賓派則多是一些土氣十足的外省人，既不會說英語，又不關心世界革命，自然不易與潘恩交結。這樣，潘恩在法國的朋友大多為布里索、佩蒂翁、羅蘭夫婦這些吉倫特派領袖。潘恩之所以與他們親密，不僅僅是因為口語相通，還因為他們在世界革命、博愛主義、共和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方面有一系列政治上的共同語言。而對這些，雅各賓派不是冷眼旁觀，就是持反對態度。
　　潘恩對國王審判案的態度，尤使雅各賓派難堪。他以美國人的身份不忘前情，繼續感激路易十六對北美戰爭的慷慨援助。他反駁柏克時，就頌揚過法國革命的高尚之處不在於與一個國王作對，而是與產生國王的那種制度作戰。所以，他希望法國革命能象美國革命那樣，原則儘管徹底，行動卻保持溫和，少給歐洲眾王室留下報復的藉口。潘恩認為國王早該廢黜，昏君通敵亦必須懲辦，但只宜流放，不宜處死，他擔心處死國王一要傷害美國盟友的感情，二要激起歐洲王室的聯合干涉。1793年1月15日，他在國民公會中公開投票反對處死國王。
　　潘恩執意認為法國革命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他堅信“正是美國的理想打開了巴士底獄之門”。這一獨特的認識角度，使他能超脫法國革命中激烈的競爭偏見，富有旁觀之明。反過來，卻也使他難以理解產生雅各賓專政的法國特殊國情，更不能同情羅伯斯庇爾那一派人在大風大浪中掌權的艱難處境，繼國王問題之後，他在法制潰壞、限價風潮等問題上，又和雅各賓派發生爭執。他提出了很多穩健觀點，在後世歷史學家看來十分可取，但在當時政治家看來卻斷難實行，故而都被拒絕了。羅伯斯庇爾那端最初對潘恩也有誤解。他為《人權論》傾倒，以為能寫出這樣激烈的小冊子的作者理所當然地是自己的同道。可是不出兩年，他就發現《人權論》的作者原來並不是一個無套褲漢，結果大失所望，掉頭而去。雅各賓派素不以寬容精神著稱，那時在這一派人中流傳的口號是：“要麼是我的兄弟，要麼就死去。”對他們來說，從歡迎一個人到猜忌這個人，然後再激變為打擊、迫害這個人，並不需要多長時間，更何況潘恩作為理想主義者，輕易不願放棄自己的見解。如此兩相抵角，形勢急轉直下。
　　1793年春相繼發生馬拉受審案和米蘭達誣陷案，潘恩都出庭作證。他在後一案中為米蘭達洗冤，與吉倫特派相合；在前一案中當眾抖落馬拉的隱私，深深激惱雅各賓派。6月，雅各賓派正式執政。潘恩當年的朋友非逃即亡，他本人在1793年憲法中的思想主張被無情刪除，他悲嘆：“共和國死了。”同年10月，潘恩的名字上了黑名單。11月25日，羅伯斯庇爾公布取締外籍議員的法令，潘恩被逐出國民公會。12月28日深夜，潘恩鋃鐺入獄。
　　羅伯斯庇爾死後，入們在他的文件中發現有一份親筆短簡：“為了美國的利益，同樣也為了法國的利益，要求通過一項對托馬斯·潘恩起訴的法令”。
　　潘恩在這個他所頌揚的革命聖地系獄達10個月之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時在海峽彼岸，英國政府正在對他和《人權論》進行缺席審判。與雅各賓黨人的猜度相反，潘恩被英國保守黨用歌曲謾罵，罵他是個“雅各賓黨人”。有人編排了一個歷史上最可惡者的名單，從凱撒開始，以潘恩結束。缺席審判的結果是：潘恩為非法之人，從此不受法律保護；《人權論》被全部查禁。潘恩為了法國，永遠失去了回歸故土的權利。
　　在獄中，他歷盡磨難，九死一生。由於意外的奇緣，他才逃脫了斷頭台，卻又差點死於病魔之手。即使如此，他還是堅持寫作《理性時代》(第二部分)——有關宗教問題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因為其中的激進觀點，他後來在美國吃盡苦頭。1794年1月27日，他在該書扉頁上赫然寫道：“我一向極力主張人人有保持他的意見的權利，不管他的意見如何與我不同。凡是否認別人有這種權利的人，會使他自己成為現有意見的奴隸，因為他自己排除了改變意見的權利”。美國公使莫里斯寫信給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說：“他在獄中以著書反對耶穌自娛。我傾向於認為，他在獄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許能有幸被人遺忘。他若引入過多注意，那把早就懸在他頭上的利斧就會落下來了”。

　　如果不是莫里斯作梗，潘恩本來是可以出獄的。當時潘恩曾向美國求援，要求證實他有美國國籍。否則，雅各賓黨既可以他的出身把他說成英國敵僑，亦可憑他曾被授予法國榮譽國籍一事，把他當成國內敵黨。無論是敵僑，還是敵黨，都難逃一死。莫里斯因前述迪安事件與潘恩失和，這時乘機報復，拒絕證明他有美國國籍。華盛頓正暗中與英國商談傑伊條約，不想因為潘恩開罪英國，竟也袖手旁觀，故作沉默。這時的潘恩真成了“法外之人”。他的朋友見死不救，他的敵人幸災樂禍。美國曾授予他國籍，拒絕證明；英國取消了他的國籍，卻巴不得他被認為是個英國人而被處死；法國僅授予過他榮譽國籍，卻正好藉此羅織罪名。他參加過或鼓動過三個國家的革命，三個國家同時拋棄了他。
　　1794年8月，門羅取代莫里斯，出使法國。這位後來以“門羅主義”出名的大使比他的前任多一副俠義心腸。他驚訝地獲悉潘恩還在獄中，於是四處奔走，火速營救，1794年11月7日，在門羅多方斡旋之後，潘恩終於獲釋出獄。他在門羅夫婦悉心護理下，經過兩個多月的休養，才恢復了健康。
　　潘恩死裡逃生，對法國人卻從未口出惡言。但他永遠不能原諒華盛頓。華盛頓逝世後，潘恩聽說要為他樹立雕像，曾給受命雕塑的藝術家寫道：

　　把最冷最硬的石頭采出礦坑，
　　無須加工：它就是華盛頓，
　　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
　　在他心窩鋸刻——一忘義負恩。

　　潘恩出獄後，拿破崙曾訪問過他。1797年秋天，拿破崙告訴潘恩：在他的枕下總有一本《人權論》，每晚睡前必讀。他也曾宴請過潘恩。席間，他說：“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應為潘恩樹立起一座金質雕像”。但在拿破崙執政後，他與潘恩的關係迅速冷卻下來，因為潘恩厭棄一切類型的個人獨裁和殘忍行為，拒絕與他合作。
　　從督政府到執政府，潘恩曾多次表露出一個世界公民的超脫本色。他本不是一個吉倫特黨，更不是一個雅各賓派，這時，也不是一個熱月黨人。他只是個不討任何執政黨喜歡的理想主義者。1795年7月7日，他出獄後第一次出席國民公會，就單槍匹馬地向1795年憲法挑戰，他斥責這部憲法放棄普選權，規定對選擇權的財產資格限制，是背叛了革命的初衷。他還在議會外散發小冊子，鼓動法國人抵制這部憲法。為此，他又一次丟掉了議員職位。而雅各賓派的殘餘勢力這時對這部憲法只不過作了些模糊軟弱的反抗。
　　1795年憲法公布後，潘恩和巴貝夫幾乎同時產生了這一感覺：只要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還占統治地位，就談不上什麼政治平等。從這一點出發，巴貝夫走向武裝起義，潘恩則抓起筆書寫他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土地正義論》。他在書中呼籲實行土地改革。他的土改計劃，簡略地說，就是凡有土地者都把土地捐贈給一個基金會，然後再從這一基金會領取少許現金補貼，作為他捐地義舉的報償。潘恩設想，社會藉此能逐步廢除土地私有制以及一切建立其上的經濟、政治不平等現象，同時，還能避免巴貝夫式暴力剝奪帶來的流血和動亂。這一計劃今天看來不免淺稚，但在當時卻是一切社會主義者都傾心嚮往的改革設想。它足以說明這位年過六旬的老人，晚年思想並未失去活力，還在苦苦探索理想的社會藍圖。為此，不惜向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滑動。
　　1801年，傑弗遜就任美國總統。潘恩害起了“思鄉病”，日甚一日地盼望返回美國。他對來訪者說，他已重操舊業，搞起了科學實驗。新近發明有一種新式車輪，準備將它和當年的鐵橋模型一起帶回美國。
　　1802年9月，他應傑弗遜之邀，回到他精神上的故鄉——美國。從他登陸那天起，他就發現回來的不是時候。他正碰在美國革命後宗教復興的勢頭上，他那本《理性時代》給他帶來了嚴重後果。聯邦黨人群起反對他的到來，說他是個“無神論者”，還把他和傑弗遜並稱為一對“湯姆”。薩繆爾·亞當斯以新英格蘭全體人民的名義懇求他不要再擾亂人心。他彬彬有禮地致書潘恩：“值此敦促聯合維持和平之際，閣下是否還有意於重煽爭辯之惡火？”邀他回國的傑弗遜這時正為競選總統苦苦奮鬥，為了避嫌，不得不開始迴避潘恩，甚至拒絕他在政府中擔任公職的請求。最使他寒心的是費城的本傑明·羅什。這位當年《常識》的取名人這時寫道：“他在《理性時代》中所宣揚的原則，我覺得討厭，我都不願意和他再來往。”
　　潘恩這時一定覺得，相比現在，北美戰爭結束後那段“特殊的流亡者”的生活真算不得什麼。如今，在他下榻的旅館周圍，入夜就有噓聲。鄰居圍攻他，連馬車也不讓他坐。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是來往車輛又故意濺他一身臭泥。人們總不相信他這個鰓夫能耐住寂寞，於是誣告他與女房東有暖昧關係。甚至只差一點兒，他就被第三次取消國籍：在他臨死前三年，有個地方官剝奪他的選舉權，說他是個外國人。他最後幾年成了美國社會裡現成的攻擊靶子。教士們以潘恩的遭遇嚇唬會眾，收攏人心；母親使淘氣的孩子就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說一句：“魔鬼和湯姆·潘恩來了！”1804年聖誕節之夜，有人乾脆向他開了一槍，槍口離他10英尺。臨終前一年，他的頭髮長得象鳥的羽毛，卻沒有人到城裡為他請一個理髮師來，雖然離城不過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點鐘，世界公民托馬斯·潘恩在孤苦無告中含憤死去。紐約只有一家報紙注意到這個人的離去。一個記者在6月10日的《紐約郵報》上草草報道了這條消息。其筆調之輕薄令人難以置信：“昨天，他葬於西切斯特縣新羅歇兒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莊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齡，不過他活的也夠長了。他做過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壞事。”
　　送葬隊伍只有六人，其中還有兩名黑人。據他的法國房東波納弗爾太太回憶，下葬時的蕭條場面讓人揪心：“當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時，我站在墓穴的東端，讓我的小兒子站在西端。環顧周圍寥寥的旁觀者，我說：‘啊，潘恩先生；我的兒子站在那兒，代表美國向您致謝。而我，則代表全體法蘭西人民！’”莽莽曠野，只有一婦一孺在代表美法兩國向這位合眾國的取名人和《人權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後想起，美法兩國必定覺得這是它們百年難洗的共同恥辱。
　　1819年10月的一個夜晚，有個被他的精神所感動的英國記者柯貝特偷偷起出潘恩的遺骨，運回英國。他本想發動募捐為潘恩建造聖祠。結果除招來一片謾罵，一事無成。英國官方對潘恩耿耿於懷，生不寬容，死不接納。一個巡街念公告的人，因為宣布潘恩遺骨到達，被官方收監九個星期。柯貝特保留那堆遺骸直到他本人於1835年去世。他兒子繼承了那些聖骨。1836年柯貝特兒子破產，聖骨作為他的財產也被沒收。可是政府又不承認那是貴重物品，於是便由一個打散工的老頭保管，直至1844年。接下來又轉到一個叫B·蒂利的家具商人手裡。到了1854年，潘恩的遺骸只剩下顱骨和右手骨了。一位牧師這時突然宣稱，他擁有這兩塊骨頭。但後來人們追問時，他卻閃爍其詞，避而不答。到現在，連這點遺骨也無影無蹤了。

　　潘恩剛死，即有人向他的一個密友約稿，請他撰寫潘恩傳記。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說：“現在還不是撰寫潘恩傳記的時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讀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他的作品：他有《常識》，反抗那時候的政治傳統；他有《人權論》，反抗社會傳統；他有《土地正義論》，反抗的是經濟傳統；最後有《理性時代》，反抗的是宗教傳統。這樣一來，他就把那個年頭能得罪的人類權勢力量都得罪完了。他從地上打到天上，橫掃俗界國王之後，又向靈界國王宣戰，最後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個遺骨飄零，死無葬身之地的悲慘下場。其實，他既然死無葬身之地，生亦不該享有國籍，他是世界公民，屬於新舊大陸上一切愛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為他那個時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該讓他歸屬於歷史。他來到這個世界時，是個貧民；離去時還是一貧如洗；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穴墓地，真可謂“赤條條來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筆使自己成為百萬富翁，因為在他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的作品獲得象他那樣廣泛的銷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給英、美、法三國的民主事業。這樣一個無畏無私的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兩個世界的英雄”。
　　潘恩的可悲之處恐怕在於他躋身政界，卻不是一個圓熟的政治家。嚴格說來，他只是個帶着書生意氣的革命家。他盡情潑灑理想主義者的熱血，從不知謀略、心計為何物。他既不給自己留後路，當然也不允許別人走些曲徑。他與羅伯斯庇爾、華盛頓等人發生的那種同道之爭，後人不妨看得輕鬆一點，就象一根直線在通過幾個同向螺旋圈時發生的內摩擦。他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熱愛人權，但也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不諳人情。如果兩者兼備，他或許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糾紛。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向來不動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樣下場，也不禁感嘆一聲：“一個人即使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讚揚”。可是羅曼·羅蘭卻正好相反。他看中的卻正是潘恩至死都天真未鑿的好鬥性格。這位常灑英雄之淚的法國作家為潘恩的悲劇打抱不平，曾預告要給“勇敢的空想主義者托馬斯·潘恩”作傳，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長廊，與貝多芬、托爾斯泰等人作伴。至於與潘恩同時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卻一個也沒放在眼裡。

    習近平對外宣稱，他也讀過《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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