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蔑視一切規則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清政府、保皇黨和革命黨三方勢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體現。這加劇了中國社會的霍布斯式“叢林狀態”，拉高了建立社會公信和民族共識的成本，是中國轉型百年來貽禍至今、無法忽視的負資產


　　老高按：雪珥，原名蔣文勝，浙江人，幹過公務員、記者、律師，後來下海經商，做房地產開發。1999年，憑藉50萬字的財經專欄，技術移民澳大利亞。澳大利亞華人。他是職業商人，業餘歷史拾荒者——但這個業餘拾荒者，已經有了一大批著作，從2008年至今的七年間，就出版了《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國運1909：清帝國的改革突圍》《大國海盜：浪尖上的中華先鋒》《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與民聲》《天子腳下：1860—1890晚清經改始末》《帝國政改——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大國作手：清末政改與革命中的40人》（薩蘇、雪珥合作）《李鴻章政改筆記》《改革都有紅利嗎？一台國家機器的頂層設計與技術操盤》……稱他是個奇人，毫不為過。
　　最近讀到他的一篇文章《風暴中的投機者：辛亥革命帶來的負資產》，對他所敘述的晚清朝廷、保皇黨和革命黨競相淪為機會主義信徒，深以為然——只是標題上和文章首段將機會主義這項“負資產”冠為“辛亥革命帶來的”，我感覺說服力不強。
　　文中以大量出處確鑿的史實，揭示了機會主義原則怎樣浸透了所有各派政治勢力，讀之怵目驚心。可惜許多史料是文言文，今天我這樣的讀者多少讀來不是那麼痛快，就仿佛不能在95號高速公路上暢意疾行，而只能在滿是淤泥亂石的山路跋涉。但撥開這層文字障礙，收穫在於得知許多以前懵然不知或者不曾留意的史實。例如文中引用馮自由《革命逸史》資料說：在庚子之亂中，孫文爭取賭王劉學詢的巨額贊助，條件是可以擁戴劉學詢當老大，“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孫中山當時為了讓賭王劉學詢掏錢資助自己的大業，寧可奉劉當總統也行，當帝王也行，什麼頭銜您自個兒定！
　　不過，雪珥文末卻有個實在明顯的硬傷，他說“革命元勛蔡濟民曾作詩一首，至今值得整個民族反思”，抄出八句，既非七律，也非七古，尤其是第二聯，非常精彩沉痛，卻既無對仗，又與全詩不押韻。以清末民初人士的人文修養，斷不可能如此“新潮”，這些詩句，我也有些印象，於是一查，原來作者寫了六首詩（總稱《書懷六律》），雪珥列出的八句，並非完整的一首，而是以其中第二首為主，混入了另一首的句子。
　　蔡濟民（1886～1919年），湖北黃陂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入湖北新軍，任營司務長、排長等職，加入中國同盟會湖北分會，任參議部長。1917年被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鄂軍總司令。1919年1月28日在利川被川軍方化南殺害。1922年黎元洪總統特追贈其為陸軍上將。（據“世界蔡氏大宗譜”）
　　蔡的六首詩，寫得很精彩，我都附錄在雪珥的文後。尤其是“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堪稱血淚交迸！他1919年辭世，對世事留下如此沉痛感慨，又過了96年，到2015年，我竟然感到，百年前的他，說出的是我今天的感受！


　　風暴中的投機者：辛亥革命帶來的負資產

　　雪珥，中國經營報


　　對於中國現代化轉型，辛亥革命中所帶來的一個無法忽視的負資產，就是機會主義的盛行，這加劇了中國社會的霍布斯式“叢林狀態”，拉高了建立社會公信和民族共識的成本。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蔑視一切規則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清政府、保皇黨和革命黨三方主要勢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體現。

　　信用破產的政府

　　澳洲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等提出的“國家機會主義”，始終伴隨着晚清的改革開放全過程。由於憲政制衡機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無限強大的公權力剝奪社會利益為代價，造成嚴重的腐敗和普遍的尋租行為，並導致社會大眾不再相信遊戲規則，全民奉行機會主義，罔顧社會道德準則，不擇手段。
　　楊小凱其實是用一套經濟學話語，闡述了日本著名間諜學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論斷。甲午戰爭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戰略情報《中國大勢之傾向》，鮮明地提出，中國的腐敗源自官場但不限於官場，而是全民腐敗。
　　晚清公權力的無信與濫用，突出地體現在官督商辦的企業上。為解決投入資金不足的問題，清政府向民間資本開放部分產業和企業，卻又通過衙門化的管理方式，將出資人的話語權縮小到近似於無。這直接導致投資者對政府融資項目採取兩種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級市場中拒絕與躲避，在二級市場中炒作與投機。
　　一級市場的冷遇，在1887年李鴻章發行“中國鐵路公司”股票時最為顯著。100萬兩的融資計劃只完成了10.85萬兩，上海英文報《北華捷報》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之前的輪船招商局等招股後，卻在重大事宜上從不尊重投資者意願，導致投資者喪失信心。而晚清的幾次災難性股災，則與投資者瘋狂炒作二級市場極有關係。凡是能公開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們“趨之若鶩，一公司出，不問好歹，不察底蘊，股票早已滿額，亦麾之不去”，“其實十之八九皆非真欲買股之人也”（《申報》）“市里奸儈特開售賣股票之風，以致舉國狂歡，納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銀，乃市肆流通之寶，而害遂不可勝言矣。”（《字林滬報》）甚至，連官方的對外戰爭賠款、鐵路建設專款等巨額資金，也都大規模違規入市，支撐起官員們的“老鼠倉”（雪珥著作《辛亥計劃外革命》）。

　　涉及數千萬投資散戶的鐵路基建，則是“國家機會主義”的另一個“重災區”。從1898年在《礦務鐵路章程》中旗幟鮮明地鼓勵民營資本投資路礦開始，政府並非真正相信弱小的民營資本能夠支撐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的鐵路投資，而更多的只是一種實業救國、商業救國、官民一體的姿態。隨着“利權回收”運動，外資鐵路項目被基本收回，由各省自組民營公司接辦。為了解決民營資本嚴重不足的問題，官方最後依然是通過“給政策”的辦法扶持，允許民營鐵路公司向民眾收取“租股”，強行集資攤派。
　　這種變異的“民資”與“商辦”，成為少數人掠奪社會財富的工具，政權與民眾兩方都受到巨大的傷害，且造成嚴重的腐敗和效率低下，最後迫使官方推出“救市”性質的鐵路國有政策。而此時，以鐵路公司高管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坐大，“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川漢鐵路公司高層就借國有之際，要挾中央政府為其違規炒股虧損的300萬兩巨額虧損埋單，遭拒後裹挾民意發動了“保路運動”，導致全局失控。而在博弈過程中，政府基於維穩的顧慮，採取機會主義手段，立場波動不已，導致官僚機器的反應機制完全失效，進一步刺激了各種勢力對利益的攫取欲望（《辛亥計劃外革命》）。
　　以改革之名、行掠奪之實，基本成為宣統年間的主流，各種強勢群體趕“搭便車”。從設計初衷看堪稱“仁政”、“善政”的各項改革措施，經過官僚機器的運作後，幾乎無一例外地異化成為“苛政”甚至“暴政”。1909年江西宜春發生近萬農民抬着土槍土炮，武裝圍攻縣城的特大群體性事件，起因就是為了興辦新學而多收“學米捐”，面對農民上訪時當地政府又輕率動用警力。
　　在政治上，“國家機會主義”的典型體現，就是官方在確定了立憲政改的總目標及步驟之後，缺乏貫徹的信心、決心和恆心，不斷搖擺，短期行為嚴重，釋放出大量混亂無序的信號，導致權威資源被不可再生地浪費。
　　在機會主義的思路指導下，官方的行政行為無原則可循、無規律可摸，令不行、禁不止，難以預測，其駕馭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的削弱，並給各級官僚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操作並進行尋租的空間。

　　謊言製造者

　　保皇黨方面，康有為從戊戌政變後就一直以機會主義者的面貌亮相。其在戊戌變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其流亡海外之後進行政治包裝的產物。協助其流亡出逃的英日外交官員，都曾經向本國發出情報，指出此人言過其實。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康梁將戊戌變法的過程進行了精心的包裝，主旨就是通過貶低慈禧、抬高光緒，偽造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偽造光緒皇帝的衣帶詔，來塑造康有為的“類帝師”形象。梁本人日後也承認：“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中國歷史研究法》）
　　在動聽漂亮的“勤王”口號下，康黨在海外發展了一個靠口號牟利的利益集團。庚子事變後，康黨開始全黨經商，從“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中國商務公司”，從地產投資到酒樓飯店，辦了無數實業，但因為黨政不分、黨企不分，導致內部腐敗橫行，虧損嚴重。康本人更是將這些“黨營企業”當做個人提款機，大肆揮霍，從不公布賬目，以致黨內同志痛責他“妄自驕貴”，生活奢侈“擬於歐美帝王”，“並公款私圖生意”。
　　更甚者，為確保控制，康黨聯絡黑道，對華僑社區實行高壓管制，凡未經過他們認可並分享乾股，任何人不得回國投資，否則就是“叛逆”、“入寇”。而內地公司到海外招股，也必須先由他們抽頭，“未入黨不准招股”，“視美洲之地為其國土，美洲華僑為其人民，華僑身家為其私產”（葉恩公開信）。
　　為了殺一儆百，康黨甚至派人亂刀砍死了前來美洲為廣西振華公司（一家大型銀礦）招商的補用道劉士驥，毒死振華公司的創始股東劉義仁。其實早在1900年，康有為的戰友畢永年在報章上披露，康在戊戌年的確策划過“圍園（圓明園）殺後（慈禧太后）”的陰謀，康惱怒之下，曾懸賞5000元招募刺客，讓畢永年永遠閉嘴。
　　康的暗殺令，激怒了不顧阻撓入股振華的保皇黨元老葉恩、歐榘甲等，他們向清政府正式舉報，要求追究康梁“謀財害命”的刑責。廣西巡撫張鳴歧為此發布通緝令，並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協助緝拿。老同志們還在報刊上抨擊康有為“喪心忘本，貪侈驕盈……其貪暴奇橫，真古今所未聞也……全美華僑，囊之為康、梁所愚者，今已窺破其行徑，久思脫者”。
　　嶺南學堂監督（校長）鍾榮光痛斥：“觀彼輩所為文，固居然宗孔師孟，為國為民也，乃名實相背若此。”甲午戰爭中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與康斷交，並留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名言。康有為隨後兩次進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驅逐。1911年6 月，橫濱華商集體上書日本政府，抗議其允許康有為入境。
　　機會主義的操盤手法，令保皇黨在海內外幾乎喪盡人心。

　　革命的“黑道血統”

　　機會主義對革命黨來說，也有着巨大的誘惑。
　　在暗殺年代，革命黨的暗殺對象，並非體制內的獨夫民賊或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員，因為，這些能夠推進改革、修復體制的人，將大大減少革命成功的幾率。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諱：“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滿人“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制漢之術愈狡”，因此“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
　　徐錫麟刺殺恩銘一案，這不僅引起了朝野對革命黨蔑視倫常的震驚——恩銘對徐一直提攜有加；徐的暗殺名單更是激發了保守派對改革派的反彈：恩銘之外，徐錫麟還計劃刺殺端方、鐵良和良弼，都是體制內的改革派。而1905年吳樾用炸彈襲擊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正是對體制內改革勢力的定點清除。
　　在辛亥風暴中，死於革命黨之手的政府高官並不多，其中就有端方、趙爾豐這樣相當有人望的改革者或實幹者。端方之死，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公開表示：“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湖南名士左全孝說得更是透徹：“謂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無恙，而持公理、重民權，首倡憲政如我公者，獨罔善其終！”而端方因其相對卓越的才能和遠見，早被革命黨列入黑名單。端方曾提出：立憲與專制有優劣之分，而君主與共和則只有形式之分，如果憲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規則下的遊戲參與者，而如果憲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的破壞者。這種見解，在革命黨聽來比政府內的保守派還要刺耳。

　　為了爭取資源，革命的機會主義幾乎無所不用其極。
　　在庚子之亂中，孫文爭取賭王劉學詢的巨額贊助，條件是可以擁戴劉學詢當老大，“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革命逸史》）
　　四川革命黨提出的“離間官民”，生動地概括了發動革命的基本手段。在同盟會看來，對策動保路運動的立憲派們“日與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是很愚蠢的，“不如激揚民氣，導以革命”。在保路運動剛剛興起時，同盟會在成都秘密會議，決定要“以保路為推倒滿清的工具”，“鼓動股東大會，組織革命軍”，明確提出將“離間官民”作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領導民眾，暴動於省城之中”，外圍則“割據州縣，或進攻成都，包圍於省城之外”。成都會議後，同盟會先後召集四川哥老會各個香堂的“大爺”，舉行新津會議和羅泉井會議，明確提出要與“會黨”加強聯合，伺機奪取並鞏固同盟會在聯合戰線中的領導地位。
　　革命黨對新軍的滲透，最有效的手段並非基於共同的意識形態追求，而是哥老會的同袍義氣。辛亥革命中湧現出來的不少都督，原先在新軍的軍階軍銜多不高，卻往往有着深厚的“會黨”背景。
　　對於辛亥革命中的黑道成分，毛澤東曾經大不以為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吶喊，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毛澤東早期文稿》）張太雷也說：“辛亥革命時的軍隊，完全烏合之眾，都是些隨聲附和的土匪及舊式軍隊。這樣軍隊，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與袁世凱的軍隊相敵亦還差的遠。”（《張太雷文集》）

　　機會主義的爭奪

　　一場奉行機會主義的革命，註定了其高舉的意識形態大旗只是幌子而已。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評價說：“參加革命的識時務者，今日多已踞顯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願以償。”（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復紀要》）更為重要的是，在革命黨迅速腐化的同時，爭權奪利也令同志成為仇敵。
　　上海的同盟會和光復會，在辛亥革命後幾乎立即開戰。同盟會的陳其美自稱上海都督，光復會的李燮和就自稱吳淞都督。當光復會的陶成章將司令部設到上海後，爭奪人馬餉銀，陳其美乾脆派蔣介石將其刺殺。這成為蔣介石在黨內鵲起的重要資本。
　　革命黨內部的爭權奪利，搞到兄弟靠不住、組織靠不住，成為辛亥革命的一大景觀。孫文也承認：“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致鄧澤如統一事權與統一籌款》）
　　黃興多年前就擔心，良莠不齊的同志們會“襲取漢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將來群雄爭長，互相殘殺，貽害匪淺。”（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劉道一傳》抄件）果然不幸而言中。民國前期各地的軍閥混戰，除了袁世凱的北洋系之外，大多就是打着革命旗號的同志們在互相清理門戶。
　　而即使在革命黨的高層，機會主義的傾向也導致理念與行為的嚴重分裂。在究竟實行集權的總統制還是分權的內閣制時，孫文表現了巨大的革命靈活性。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孫在革命黨內部會議上，痛斥主張內閣制的宋教仁，認為內閣制下大總統成了“神聖贅疣”，他是“絕不肯徇諸人之意見”，去當這樣的“贅疣”（《胡漢民自傳》）。胡漢民在自傳中說：“鈍初（宋教仁）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黃興）為重，外亦與趙（鳳昌）、張（謇）、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立憲派人因樂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鈍初始欲戴為總統，己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
　　在孫的強勢堅持下，黨內只好統一意見，實行總統制。並不服氣的宋教仁在之後的不同場合繼續推銷他的內閣制，馬君武為此指摘宋是“自謀總理”，還劈了宋一個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親歷記》）。如此堅定地奉行總統制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當了大總統後，就徹底大轉彎，堅定地推行內閣制，以確保袁只能當個“贅疣”。
　　革命黨內的爭權奪利，宗派鬥爭，不僅是其意識形態空洞化的表現，而且也是機會主義價值觀的必然結果。魯迅對這一時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認識：“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
　　美國學者Meribeth Cameron說：“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其實質是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動亂之一。在人們所說的共和主義和議會的背後，引發這場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樣，仍是人口過剩、天災、官員的橫徵暴斂和王朝的衰敗。”（《中國的維新運動1898-1912》）問題在於，這樣一場“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動亂”，卻因為高舉着“共和主義和議會”的大旗，反而令這面大旗成了“狼來了”的虛假呼喊，這奠定了民國期間口號與行為相背、旗幟與方向相左的沃土。
　　對這種“共和”極度失望的魯迅，在《集外集·雜語》中寫道：“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在《吶喊自序》中，他說：“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這位敏感的思想者，捕捉到了革命風暴中的投機主流。在各種動聽的“主義”背後，其實只有一個“主義”成為各方奉行並實踐卻都心照不宣的：不擇手段、不講規則的機會主義。
　　革命元勛蔡濟民曾作詩一首，至今值得整個民族反思：
　　風雲變幻感滄桑，拒虎誰知又進狼；
　　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錢魅，異日誰憐種族亡？
　　回憶滿清漸愧死，我從何處學佯狂！


附：蔡濟民的《書懷六律》

為除虜政挽神州，翻不如前更可羞。
貯看吹牛都致富，但憑拍馬博封侯。
無分上下皆平等，莫辨公私是自由。
借問一般名利客，胸中可有國家否？

風雲變幻感滄桑，拒虎誰知又進狼。
鐵血鑄成真大錯，頭顱拚卻反無光。
同仇或被金錢魅，異日誰憐種族亡？
回憶滿清慚愧死，我從何處學佯狂。

境遇雖遷不失真，幾人宗旨是單純。
自慚建設無能力，誰惜閭閻墮劫塵？
屠狗不如烹狗貴，解鈴還是系鈴人。
早知結束如斯苦，翻悔當年種惡因。

唾壺擊碎起悲歌，怎奈群魔跋扈何。
漫說推翻清政制，將無覬覦漢山河。
是非顛倒含冤苦，黑白揉淆抱恨多。
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哀鴻遍地呼庚癸，卻是吾儕手造成。
滿目瘡痍猶未復，傷心黨派又相爭。
澄清寰宇知何日？擔負憂愁累此生。
滿腹牢騷無處泄，借詩聊作不平鳴。

無端平地風波起，惹得蒼生抱恨頻。
世事有常亦有變，人情宜假不宜真。
勞心勞力原無限，招怨招尤是我身。
浩劫茫茫何日了，自慚無策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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