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強了，對外投資和開闢市場，從全世界賺錢，卻被別人扣上“經濟侵略”“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帽子。中國人很不習慣、哭笑不得之餘，回過頭來反思我們一百多年來對外國資本，對中國資本的抨擊，在理嗎？


　　老高按：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見仁見智。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互相勾結、聯手壓迫中國人民，這種深重的壓迫必然導致革命——光資產階級革命，還“不徹底”，必須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而且更還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
　　幾十年過去，造反者變成執政者。拜改革開放路線之賜，中國確實富強了，開始對外投資和開闢市場，從全世界賺錢。卻發現，過去抨擊揭露英、法等列強欺負中國的那些帽子，有朝一日也落到中國頭上，中國竟然會被許多中國投資對象國的民情輿論，指責為“經濟侵略”“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
　　中國人很不習慣被別人扣上“經濟侵略”“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哭笑不得之餘，促使我們回過頭來再來看中國近代史，再來反思我們一百多年來對外國資本，以及中國資本的許多抨擊，在理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馬勇就認為：中國自己在當代的遭遇，啟示了我們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發現外國資本和中國資產階級，並不是過去所批判的那樣邪惡。外國資本為中國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他們只是拿走了他們應得到的（或許比應得的多！）剩餘價值或利潤；至於中國資產階級，他們在夾縫中成長，在艱難中引領中國社會前行，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至少可以說是中堅之一。
　　馬勇的這一系列觀點，從根上顛覆了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勢必成為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話題。轉載他的文章如下，供各位參考。
　　最近許多網友在我推薦的文章之下跟帖評論，我非常感謝。但是其中有些人，鬥爭哲學學得好，批判旗幟舉得高，根本沒看我推薦的文章說的是什麼，就立即“拿起筆做刀槍”。例如……算了，我不舉例了。任何文章都是可以批判的，沒有思想禁區，但是拜託各位，批判之前，看看你批判的對象是怎麼說的、瞄準靶子如何？我想起一位學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清末有些軍隊其實武器裝備並不差，槍不錯，子彈也足，但是遇到外敵，卻還是一敗塗地。原來，他們不是瞄準射擊，而是在對方攻來時，在戰壕里對空放槍！槍聲震天，十分熱鬧，但是那子彈不知飛往何處了！


　　重新認識近代中國兩大主題

　　——外國資本和中國資產階級

　　馬勇，馬勇公眾號mayonghistory


　　傳統史家認為，近代中國的外國資本是西方攜其炮艦之威進入的，嚴重束縛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因其本身受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雙重壓迫，具有革命與妥協多重性格，由此也就沒有領導中國完成現代化的資格、能力。其實，如果放到現代化背景去考察，外國資本的資本之外的訴求，我們過去的估計或許過高；至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從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看，他們或許不是政治上最合適的領導階級，但在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資產階級一直是中外溝通的橋梁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引領者。

　　一、近代中國的外國資本

　　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歷史時，一直借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以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就是資本輸出，就是用資本對後發展國家進行瘋狂掠奪。於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批判性最強的題目，只要探討這個問題，無不將注意力放在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剝削和超額剩餘價值榨取上。一部豐富多彩的近代中國變革史被簡約為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學者在進行這些探討時，無論如何想不到中國有朝一日也會被指責為“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這是歷史的進步。表明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年超常規發展後，至少在經濟上已具備了資本輸出、用資本說話的能力。
　　中國在非洲或其他較中國更落後國家的資本輸出，按照我們一般理解，當然有利潤的衝動，有資本本身的運行規律，但中國資本絕對沒有去控制該國政治，或者壟斷該國經濟等“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的政治訴求。中國對這些地區的投資，純粹是商業性的，有資源的因素，有利潤的衝動，但絕對沒有政治訴求，其效果追求是雙贏，是有助於該國經濟自主發展的。
　　如果熟悉我們的近代中國歷史表達，不難發現這些對今天中國的指責，其實就在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歷史教材中。時過境遷，我們今天確實有必要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這樣的問題，為中國的未來發展，為中國資本在全球經濟中健康增長提供一個合乎情理的理由。
　　資本確實像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具有榨取超額利潤的衝突，這是資本的本性；資本也確實具有列寧所分析的那些特點，一旦在國內經濟增長中過剩，必須向外輸出時，總是與一國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相關聯。只是資本輸出給被輸出國所帶來的後果，在列寧的分析和我們過去幾十年的表述中可能太表層化，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過資本輸出的經歷，沒有對資本輸出需要保護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也曾敏感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鄭觀應就呼籲朝野注意這些國家的“商戰”謀略，這些國家非常注意從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等層面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然而，那時的中國並沒有對外國資本開放，中國雖說在那個時代引進了一些外國技術、人才，但外國資本對中國並不構成巨大壓力，也不是中國增長的動力。
　　過去很多年，我們在解讀鐵路為什麼在《馬關條約》前不能在中國獲得發展時，總是以為鐵路理念與中國人傳統價值觀和風俗習慣相背離，總是說鐵路所經地方破壞了中國的風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絕。其實，這個說法是不真實的。鐵路在《馬關條約》前無法在中國獲得充分發展，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而那時中國之所以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是因為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而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主要的也不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而是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開發資本，中國憑藉自己的資本去開發礦產資源，去修築鐵路，那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困難。
　　《馬關條約》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這個條約同意“日本臣民”有權在中國投資辦廠，享受進出口政策優惠。根據條約體制，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人獲得的這個權利一體共享。於是，在1895年之後短短幾年時間，外國資本像錢塘江大潮一樣湧進中國，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無法夢想的增長迅即實現，貫通南北的兩條鐵路幹線迅速分段動工，開平煤礦、漢冶萍公司等礦產資源很快獲得開發。至1903年，鐵路已成長為一個具有巨大贏利空間的新興產業，以致中國民間資本強烈要求政府將這些產業向他們開放。如果沒有外國資本的介入，中國不可能在1895年之後獲得迅速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不可能在那個時刻發生。
　　外國資本對中國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就像今天的中國資本在非洲一樣，迅速帶動了那兒的產業升級和資源開發。我們不能說這就是經濟侵略，這只是資本憑着本性尋找利潤空間和價格窪地。
　　對於資本來說，不僅需要利潤，更需要安全，因此東西洋各國在向中國投入巨大資本的同時，也在想辦法為其資本營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國加強與中國的聯繫，相繼調整和擴大了駐華外交官。在軍事上，各國都向中國沿海派遣了海軍艦隊，他們除了沿途擔負各國遠洋貨運及人員來往安全，其實還對在中國境內的各國資產、人員負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動時，在1900年京津地區政治動盪時，各國海軍陸戰隊能夠迅速向北京調兵遣將，拯救外交官和僑民，其實都是這些軍事存在發揮作用。
　　用軍事手段保護資本安全，是各國“商戰”一個重要經驗。連帶着，還有軍事或商業基地構建。在近代早期中國開發過程中，由於外國資本分量巨大，外國資本總是希望能在中國沿海尋找一個比較優良港口碼頭，建設一個基地。一方面用來外國遠洋巨輪抵達後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軍基地性質。對於這些基地，清政府當時遵從商業原則去處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決，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種“永久割讓”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這些國家只是擁有一定年份（一般為九十九年）使用權。在這個期限內，租借者有權投資、有權維護，到期歸還。這種純商業租借方式並不涉及主權和領土完整，因而儘管當年有不少反對聲音，但清政府並沒有因此而卻步。
　　事實上，當中國資本已成為全球資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中國在全球租借港口碼頭，保護中國資本和人員順理成章。從現實反觀歷史，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應該以一種理性精神重新檢討近代中國發展史，公平看待各國資本在中國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問題。

　　二、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

　　在過往幾十年，我們習慣於蔑視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歷史書和領袖們一再告訴我們，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但在發展生產賺取利潤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所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妥協。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話語。
　　其實，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或者說近代中國所走過的全部道路，我們應該承認，正是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每每引領中國社會往上走，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逐步從社會的邊緣階級逐漸成為社會重心，引領社會、穩定社會，並為社會指明發展方向，方才使中國社會在過去兩百年的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折，減少了震動。
　　所謂資產階級，其前身就是傳統中國的商人。在傳統中國“四民社會”構成中，“士農工商”，商人被劃為社會結構中的最末層，但如果我們熟悉中國的商業史，就會發現中國商人自古以來就具有非凡的本領，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機會就發財。讀《史記》的《貨殖列傳》，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擁有許多重要的商業中心，商人成為那時社會的中心，引領時尚。更重要的是，中國商人似乎自古以來就有“大商人”的氣質，並不斤斤於小生意，不斤斤於蠅頭小利，他們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類似於呂不韋那樣的政治投資，投資一個國家，投資一個國家的未來。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商人對政治的干預太強大了，所以當秦始皇構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後，真正威脅中國集權體制的並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的商人們，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經商，中央集權必將瓦解，中國社會必將解體，這對於以農業立國的傳統中國來說，當然是一件比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秦亡之後，看到西漢王朝重建大一統政治體制之後，在經濟體制上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鹽鐵專營，將涉及國家基本經濟，或者能夠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礎產業交給“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業資本的增長，遏制商人勢力。這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超穩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西方產能高度過剩，需要外部市場，“發現東方”，其實就是要進入東方，開闢這個巨大的市場。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所以當中國不得不與西方接頭，不得不開放市場的時候，中國的商人終於從“士農工商”傳統社會構成中脫穎而出，並漸漸地從純粹的商人演化成一個新的階級，即“紳商”。所謂“紳商”，其實就是除了擁有商業資本外，還擁有智慧，擁有對未來對政治的判斷力，擁有知識。自然，紳商在近代中國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階級，中堅力量。
　　許多研究者後來以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商人形成於甲午戰爭之後，其實這個認識可能並不準確。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中國的商人，近代中國商人就是從傳統中國商人轉化而來的，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麼新因素的話，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或者與外國商業資本有生意往來，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資本接軌或相關聯。
　　與國際商業資本密切接觸，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中國儘管在政治上從1860年代開始洋務新政之後一再強調“中體西用”，強調中國只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不意味着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全盤西化。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卻在那樣艱難的政治氛圍中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治者不要這樣，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並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體制、文化作為依託。在這批我們過去稱之為“洋務思想家”的群體中，王韜、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經歷，或與商人有着密切關聯，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鄭觀應就是紅頂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們在全社會近乎一致擁護“中體西用”、中國特色的時候，大膽向社會傳遞正確的聲音，指引中國社會朝着正確方向發展，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最值得誇耀的東西，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重新認識的東西。
　　鄭觀應的名著是《盛世危言》，這部書的最初構成就是他在工作之餘寫作的一篇一篇小論文，談教育，談學校，談商務，談商戰，談海防，都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問題，但都具有西方知識背景，都是中國傳統知識所沒有的。這些東西最初在1880年代就發表了，在知識界和官場中的開明者那裡獲得了回應，但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高層的重視，所以等到甲午戰敗，當人們重新閱讀這部著作時，真是極其後悔，人們都在想，假如當年注意到這些問題，按照鄭觀應的這些建議去做，還會有甲午之戰嗎？如果有，中國還會戰敗嗎？這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面的引領作用。
　　至於說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引領，我們還可以舉出張謇的例子。張謇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他是堅守改革，不到最後時候絕不輕言放棄，但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也絕不螳臂擋車為舊制度殉葬。
　　張謇是晚清君主立憲運動的先驅，早在甲午戰爭結束不久，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制，就期待將這個體制引進中國。當日俄戰爭開打之後，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惟一出路就在君主立憲，重構中國政治架構。為此，張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動晚清的政治變動，促使清廷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變。直至武昌起義，張謇依然相信君主立憲是中國的正確道路，依然運動各方儘量達成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只是到了後來，滿洲貴族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妥協，共和不得不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時，張謇毅然放棄先前的理想，毅然勸說清廷接受妥協，放棄權力，達成共和。
　　從張謇身上，我們看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最完美的結合，正是這樣的結合促使近代中國不斷向上，逐步拉近與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覺不自覺的過程中，中國終於在二戰結束後重回世界中心，成為世界主流社會的重要力量。
　　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就是重新認識近代中國，就是要為未來中國提供一個正當的歷史啟示、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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